第一节 战前两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属马来亚分为三个殖民统治体系: ①海峡殖民地: 由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组成，是英国皇家殖民地，由英国殖民大臣指定的英国人总督在行政和立法两个委员会的协助下进行管理; ②马来联邦: 由霹雳、彭亨、雪兰莪和森美兰等四个马来土邦于 1896 年组成，又称 “四州府”，各邦设驻扎官和土邦会议，协助马来土邦苏丹进行管理，联邦设总驻扎官和联邦参议会，各级驻扎官均由英国人出任; ③马来属邦: 由柔佛、吉打、丁加奴、吉兰丹和玻璃市等五个马来土邦自 1909 年后逐步形成，殖民政府向各属邦派出英国人顾问，协助马来人苏丹进行管理。7

马来亚华侨社会的移民流动性质，以及马来亚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使华人与马来人两大族群长期隔离，双方接触不多，矛盾和冲突也比较少;“二战”爆发，日军占领马来亚后，两族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接触日益增多，各种族群矛盾才逐渐激化。

一、战前马来社会

资料显示，在殖民者侵入前，马来半岛人烟稀少，18 世纪前的全部人口估计不到 25 万，人们沿着海岸和河边建立村落，过着渔耕并重的生活。8英国殖民者侵入马来半岛后，为了取得马来封建贵族合作，巩固殖民统治，曾与马来各个土邦苏丹签订协定，承认马来人是当地的主人，承诺维护马来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英国政府只对各土邦实施间接统治。9

政治上: 殖民政府于 1874 年建立驻扎官制度，规定除了宗教和风俗，土邦苏丹在所有问题上，包括税收和行政，都要接受英国驻扎官的意见。10土邦、联邦的各级会议成员、各级政府公务员和警察主要由马来人出任，各马来土邦苏丹宫廷和苏丹统治制度得以继续保留，马来苏丹通过大臣、地区头人、头人(村长)继续统治各自的臣民——马来农民。11

文教上: 最早的马来人教育，只有一些农民或乡村自设的宗教学校，由宗教教师教导孩子们诵读 《古兰经》，学习简单的阿拉伯文。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开始设立世俗学校，教导学生学习简单的马来语文、算术、地理和自然，程度大约为小学四年级，到 1922 年，这类马来语学校共有 600 所，得到殖民政府拨款资助，目的是培养新一代识字的农民，以掌握一些新的农耕法，提高农业生产。为了解决马来语学校的师资，马来亚殖民政府设立了培养马来小学师资的师训学院，同时大力发展英语学校，并先后设立江沙马来学院、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等英文学院。12一般马来人子弟到马来小学念书，毕业后继续沿袭父辈的农渔职业;马来贵族的子女则接受英文教育，毕业后到特别为马来人设立的马来行政服务(Malay Administrative Service)系统工作。13

经济上: 除了进入殖民行政系统任职外，马来人主要从事传统的稻耕农业，并得到殖民政府的保护。因为英国人不喜欢干扰马来人的农业社会，担心传统社会的改变会引起马来人的忧虑和不安，进而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14为了维持马来人的农耕传统，殖民政府从 1913 年起逐步在各个马来土邦实施马来人保留地政策，限制和禁止其他族群，特别是华侨购买土地从事农业经济。15这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马来人在农业经济的传统地位，但也将马来农民局限于封闭的农村，以种稻为生，与外界基本隔绝，没能及时参与马来亚其他经济活动，这成为马来人经济落后的根源，并对 “二战”后马来人和华人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前，也有一些马来人采锡、种橡胶、销售农产品，但所占的经济比重微乎其微。

二、战前华侨社会

马来亚华侨社会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形成，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且日趋稳定。首先是土生华侨越来越多，从 1921 年的 258 189 人增加到 1931 年的533 205人，占新马华侨总数的比例从 22% 升到 31. 2% 。16其次是男女比例的逐渐拉平，男女比例从 1911 年的 1 000∶250 提高到 1931 年的 1 000∶51317，华侨已可以在当地建立比较稳定的家庭生活。不过，当时马华社会的侨民性质仍非常明显，人口流动仍比较大，1931—1941 年每年出入境的中国移民数量均超过 10万，1937 年入境多达 40 万，出境也有 22 万。18

与马来人居住农村，自然是当地土邦苏丹的臣民不同，华侨主要居住城市，特别是聚居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和吉隆坡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居住农村的华侨很少。除了少数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拥有英国国籍，绝大多数华侨被视为外国人。殖民政府早期通过华侨甲必丹(头人)治理华侨，后来则在华侨聚居的主要城市，如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吉隆坡等地设立华民护卫司，在参与各级立法会议参事会议的华侨侨领协助下管理华侨事务。马来土邦的少数华侨，直到 “二战”前都一直由类似甲必丹的侨领治理。19

经济上，与马来人绝大部分在农村从事种稻不同，主要聚居城市的华侨，充当商人、公司职员、店员、小贩、佣工、三轮车夫，以及矿工和橡胶园工人等。当时大多数华侨把马来亚作为打工赚钱的临时居留点，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不断汇款回国，养家糊口和投资置产。

“二战”前，华侨子弟接受的也是典型的侨民教育。马来亚华侨教育自19 世纪初逐渐发展，到 1937 年已有学校 1 180 所，学生 9 万多人，教员 4 000 多，且增设中学部和女校。20虽然大多数华侨学校接受政府管理和津贴，但其授课语文是中文，教师、教材均来自中国，语文、历史和地理课本的内容也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内容。

三、战前两族关系

早期，某些华侨矿场主因锡矿的利益，卷入马来土邦统治者之间的权力纠纷与斗争，吉兰丹的布赖华侨村落，就曾因此而被在权力斗争中占上风的马来统治者报复。21但大多数的情况，马来头人只管收取锡的出口税，没兴趣管华侨社会的内部事务22，后来在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影响下，马华两族基本是在两个世界中各自发展，由于行政和经济上的接触不多，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非常有限。

客居心理很强的华侨，关心中国多于马来亚。20 世纪初，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同盟会和保皇党的论战，声援辛亥革命; 之后，致力建立华校和声援中国抗日;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马来亚更是成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领导中心。战前，只有极少数的海峡侨生富商对马华两族的区分表示忧虑，他们抨击殖民政府的亲马政策，要求和马来人一样，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参政权。231932 年，时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的马六甲富商陈祯禄，向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殖民政府的极端亲马政策，如只分发土地给马来人，雇用马来人从事行政工作，各级委员会的会员以马来人为主等，将会导致马华两族的明显裂痕和各族不和的危险，要求公平对待两族人民。24

相比之下，享受亲马政策的马来人，反应略大一点。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亲马政策，不仅弱化了马来人的反殖情绪，还使广大马来人，尤其是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一直认为自己是马来亚理所当然的主人，应该拥有比其他族群更多的特权，并把本族经济的落后归咎于其他移民，这种思想不仅对当时，甚至对马来西亚后来族群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新加坡是华侨集中聚居的城市，马来人占少数，且经济比华侨落后，一些马来人还受雇为华侨的司机、佣工或工人，因此特别能感受经济和社会落后的压力。照马来西亚华人的形容，20世纪 20 年代起，马来人争取权利之呼声，特别是在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和联邦议会里，日益高涨。251926 年，新加坡马来人议员伊乌诺斯发起成立了新加坡马来人协会，要求殖民政府和立法会议关注马来人权利和社会福利。261931 年全马(包括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马来人占总数的 44. 7% ，华侨和印度人合起来却占 53. 2%，在马来联邦，马来人更是只占人口总数的 34. 7%，比华印人所占的63. 7% 比重小得多。27马来人发现在自己的国家里，自己有可能给非马来人淹没，这在马来人中引起震惊，他们强烈地要求维护自己作为土地儿子的权利，要求限制华侨等移民，并主张享有各种权利。28到 1937 年，马来半岛各地都成立了以抵制外来移民影响、保护马来人政治和经济特权为目标的马来人协会，并先后召开了两次泛马代表大会。

尽管马来民族运动已从新加坡扩展到全马，但在战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马来人当时甚至还没有产生一个有号召力的领袖，他们寄希望于将来的子孙后代能完成保护本族利益的任务。1938 年东姑·伊斯迈在雪兰莪马来人协会的就职典礼上说，我们缺乏领袖以领导我们拯救民族，今天建立协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将来的领导人，协会将派马来人到埃及和欧洲深造，当他们完成学业回马来亚，他们将是我们孩子和孙子的领导人，然后我们才会从外族的压迫和压榨下解放出来。29

而且，各种族共同屈服于英殖民地政府权力之下，主要关注与殖民政府的关系，彼此接触不频繁; 各族之间没有严重的利害冲突，特别是较少经济冲突; 各族之政治趋向及宗旨不同，即关注当地与关注中国政治的不同。30种种因素，都有效地避免了两族的正面冲突。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虽然种族间偶然有些摩擦或冲突，但大体上种族关系堪称和谐，种族仇视并不常见。31马华两族只有少数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族群意识和关注本族的权益。他们大多数是英国人主持的各级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的成员，他们关注族群关系的方式，还停留在向殖民政府诉求的低级阶段。广大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意识普遍不高，对族群矛盾没有太大的感触，两族很少发生直接的冲突。直到 “二战”爆发，日军入侵，把马华两族推向相互对抗的风口浪尖，才终于激化了两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