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词化和词汇化

一位西方语言学家曾说过，一个词就是一部历史。如果这话是就一个词形成的历程而言的，大体是不错的。不少词汇单位都曾经历过词汇化的过程；不少词汇单位也曾有过词化的经历。词汇化、词化并非同一概念。词汇化，指的是一个语言成分由非词汇成分衍化成为词汇成分的过程，如在古代某历史时期一个语言成分由语法要素后来逐渐衍化成为词汇要素的过程。词化，指的是由松散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字逐渐衍化成紧密结合的一个结构体——词的过程。跟词汇单位关系密切的是词化的问题。词化是一个造词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的简单，有的并不简单。如“皇帝”这个词的造出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秦统一六国后，嬴政觉得自己“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不足以表现他巨大的历史功绩，便令臣下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诸大臣博士商议结果认为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嬴政仍不满意，单取一“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汉语中，它代替“王”而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嬴政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这就是“皇”“帝”词化为“皇帝”的过程。

本来松散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字，最初可能只是短语，只不过在日后逐渐凝固为词，完成其词化的过程。如“国家”在上古不是词而是短语，中古开始逐渐固化为词；“有种”，出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在当时未必就是一个词。既然语言发展史上存在非词衍化成词的例子，当然也就存在着非词而终竟未能衍化成词的情况。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从”，纵也；“定从”，定合纵之约。然而“定从”并没有作为词流传下来。再如《庄子·齐物论》：“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只有“天籁”在后世得以词化，“人籁、地籁”均未词化。一个单位，未必在各个时代皆可作为词而存在，它很可能在某些时代被人们频繁地使用，为当时的人视为词，而在某些时代未被人们频繁地使用，不为当时的人视为词。这在语言史上是常见的事，且不说远古、上古、中古等时代的汉语中有大量在当时使用而在后世亡佚了的词，就是刚刚过去的近代，亦有被当代人弃而不用甚或彻底忘却的单位，它们已很难再为当今的人视为词，如“文革”中曾经常用的“老保、特嫌”。

词化，在一些专有名词的形成上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如高等学校中按学科所分的教学行政单位称为“系”，系的行政负责人称为“主任”，但是常常听到人们在介绍时说：“这位是中文系的系主任。”这其实是赘疣式的说法，因为前边已说“某某系”，后面便无需再说“系主任”，只说“主任”即可。可是人们不但照旧这样说，而且这种说法似有愈来愈被接受的趋势，“系主任”也渐有词化的趋向。之所以会如此，在于系这一级教学行政单位里还有教研室、研究室，而室的行政负责人也都是“主任”。为区别此“系”主任不同于彼“室”主任，遂将“系”与“主任”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词 “系主任”。试将“系主任”与“办公室主任”等加以比较，不难看出“系主任”远比“办公室主任”词化的程度高——生活中并没有“他是党委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的说法。这就是“系主任”的词化过程。类似的例子还有词语“国家主席”。本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最好是唯一的，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委员长”一样。但是我国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不是“总统”是“主席”，而全国上到国家最高机关下到最基层的车间班组工会，各级部门都有“主席”，这就不但不能凸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也容易造成称谓上的混淆。有鉴于此，港澳地区称呼胡锦涛这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时，常常不称“胡锦涛主席”，而称“胡锦涛国家主席”。试将“国家主席”与“工会主席、基金会主席、组委会主席”等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国家主席”远比“工会主席”等词化的程度高——生活中没有“他是我厂工会的工会主席”的说法。跟“国家主席”类似的还有“国务委员、名誉主席、荣誉主席、主任委员、讲习教授”等，它们均可置于姓名后，可见其词化程度之高。而“工会主席”却难置于姓名之后，可见它词化程度较低。

词化的说法，不能狭隘地理解成仅仅是在词这一级单位上的变化过程，而应理解成是在各级词汇单位上的变化过程。熟语性的单位是否能成为词汇单位，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唇亡齿寒”作为成语被后世继承下来，而“辅车相依”却被不少人遗忘。再如宋代苏麟《献范仲淹诗》里的诗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成语，甚至进一步浓缩为四字成语“近水楼台”，而“向阳花木易为春”却遭到了“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