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语言是大海，词汇是海洋中鲜活的生命 导论

一 万山拜其下，孤云卧此中——从小孩学话到词汇的重要性

婴孩最初牙牙学语，所学的是单字和单词（如汉族婴孩嘴里发出的“妈”“爸爸”），而不是语法。直到孩童所掌握的词汇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她）需要用这为数众多的词语组织成句子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如“妈妈来”“宝宝要”），语法才派上用场。学习一门外语，首先接触到的也是该语言的词汇。譬如先学了一个英文词good，明白它的意思跟汉语的“好”大致相当，又学了一个morning，明白它的意思跟汉语的“早上”大体一样。这学的就是词汇。只有当词汇丰富起来了，我们才能用它们组织成句子，如good morning，才能探究为什么表达类似汉语“早上好”的意思时要说成good morning，而不能说成morning good。不妨作一假设，如果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词汇，那么语法大概也就不会产生；如果一种语言的词汇消亡了，语法的意义和作用便顿然丧失，即使该语法的条条框框可以从语法书中了解到，但那失去生命的条条框框已无从唤起人们的任何反应。

若问构成语言的几大要素哪个最重要，似乎不太好回答。语法说，它是语言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没有语法，词汇就仿佛一盘散沙，无从结构和组织。语音说，它才是语言中的重要因素，因为没有语音，词汇所表达的内容就无法为人所感知。词汇说，它才是语言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是语法赖以存在的实体，没有词汇，语法就成了干巴巴的规则，失去了存在的任何意义；语音不与词汇的意义挂钩，它本身也就失去了语言的意义。这听起来有点儿像马季的相声《五官争功》，但这却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五官争功，争了半天，实际上大家彼此关系密切，谁也离不开谁。词汇既然与语法、语音并称为语言的三大要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它与语义、文字乃至文化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一）语法因素

词内字（语素）间的组合关系与句法关系十分复杂，有时对应得上，呈现出一致性，有时对应不上，表现得并不一致。复合词中的一些单位，其构成成分间的组合关系很难说与句法毫不相干。例如，“V+N”双字词多是述宾结构的，但也有相当的部分是偏正结构的。偏正式的“V+N”双字词的构成须有一定的条件，比如V大多由非自主动词性成分充当，所构成的双字词就是偏正结构的。像“病”是非自主动词性成分，由“病”结合一个名词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双字词，无一例外都为名词，例如：

病案 病程 病床 病毒 病房 病夫 病根 病号

病候 病家 病假 病句 病菌 病况 病理 病历

病例 病魔 病情 病区 病人 病容 病史 病势

病榻 病态 病体 病象 病因 病友 病员 病原

病源 病院 病灶 病征 病症 病株 病状 病包儿

（二）语音因素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细究起来，语音并非整个语言的物质外壳，而只是语言的某个构成要素的某一成员的物质外壳。语言中，能够以语音为外壳，以语义为内瓤的，就是字、词、句这些语法单位。因此，语音与词汇的关系，比起其他成分与词汇的关系尤为密切。语音因素对于双字词的创造有很大影响。学者们倾向一致的看法是，中古汉语之后汉语词汇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由单字词发展为双字词，这其中，语音的作用绝不可低估。语音因素对于双字词的影响暂且不谈，对大于词的单位的创造亦有不小的影响。如成语“蝇营狗苟”的构成，其实是语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利用“蝇”与“营”、“狗”与“苟”的谐音关系造出这样一个成语。

（三）语义因素

每一个词语必在一定的语义基础上构造而来，必由有意义的成分构成或将本无意义的成分移来表达一定的意义。构成词语的成分本身的语义自不必说，成分上隐含的语义信息也能表明词汇与语义的密切关系。例如“失”这个字条，《现代汉语词典》有七个义项：

失shī ❶失掉；丢掉（跟“得”相对）：遗～∣丧～∣～血∣坐～良机∣不要～了信心。❷没有把握住：～手∣～足∣～于检点∣百无一～。❸找不着：迷～方向∣～群之雁。❹没有达到目的：～望∣～意。❺改变（常态）：～声∣～色∣～神。❻违背；背弃：～信∣～约。❼错误；过失：～误∣唯恐有～。

虽然词典的分类很细致，但上述诸义项中都隐含着的一个重要语义信息却未被词典挑明注出：不该失去而失去。正因为有此一语义信息，“失血”才不同于“流血、出血”，“失火”才有别于“着火”；也正因此，“失身”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失和、失脚、失足、失传、失察、失节”等词语才会透露出令人扼腕叹息的语义信息。

（四）文字因素

众所周知，文字并非语言的要素，它只是记录语言某类要素的要素。尽管如此，文字对词汇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联绵词中有相当的一部分用以构成的文字符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部首相同，如“唢呐、苜蓿、橄榄、琵琶”。而这样靠同样部首的字结构成的联绵词，历史上却未必有着相同的部首，例如“玻璃”曾经有过很多种不同的写法。这或可说明，文字的因素在词最初的构成、词形最初的确立、词形的固化发展中曾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五）文化因素

词汇兴替中有词汇类型的转变，而词汇类型的转变却非词语个例的变迁，它涉及整个词汇架构的调整和词汇关系的重组。汉语史上的一个事实是，词汇由中古向近代的变化中，经历了一个由雅趋俗的过程。这种由雅趋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字格词汇单位和歇后语的大量产生上。

事实上，早在先秦时代就已有大量的三字词产生，例如“百官府、兵革使、朝大夫、饬材事”。但先秦的三字词多为专有名词，到秦汉三字词才一方面在专有名词的量上得到较大的扩充（如“始皇帝、太上皇”），一方面突破了专有名词的樊篱，产生了不少普通词语（如“图宅术、魍魉鬼”）。魏晋以后，三字词汇单位更成规模地涌现。三字词汇中常被人称作“惯用语”的单位大约在唐代或之前即已出现，唐代李义山《杂纂》裒辑的异引同注的歇后语中有用作注释语的三字单位，如“爱便宜、奴婢相”；宋代无名氏《释常谈》所收的三字单位，如“登徒子、上巳日”，即是其例。到了明清，学者们纂辑的俗语类的工具书中更收入了大量如“穿小鞋”类的三字单位，如清代翟灏《通俗编》所收的5 558条词语中就有“守钱虏、传衣钵”这样的三字单位696条。明清两代三字词汇单位不但数量上呈迅猛增长之势，而且绝大多数是俚俗的成分，典雅的成分极为罕见。清代易本烺纂辑的《常谭搜》首次将词汇分为雅、俗两类。三字格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大量滋生，如“逍遥派、捞世界”，也表明文化的俗化发展倾向。改革开放后，音步平稳的四字格（如“虚拟空间、和谐社会、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又大量滋生。唐代郑綮的“郑五歇后体”，也成为这种俗而不雅的词汇单位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