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叙事、不自然叙事：当代叙事学研究的两大前沿课题（代前言）

每次编校完《叙事》（中国版），作为主编的我都会感慨万千，本辑亦不例外。如果一定要为本辑《叙事》（中国版）写个传记的话，我的记忆首先要回到2007年11月，当时我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天，该大学的杰出教授，也就是美国《叙事》（Narrative）杂志的主编詹姆斯·费伦教授交给我厚厚的一叠材料，问我是否对非虚构叙事感兴趣。说实话，虽然对“非虚构”一词并不陌生，但当时我还没有认真关注过这一文类。我接过他的材料，表示自己愿意先看看。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一刻开始，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正在我眼前展开。2007年至今，我一直关注着这个领域的发展，在大量阅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将目光转向国内，突然发现，不仅在国外，非虚构叙事（尤其是传记/自传）研究在国内也非常热闹，成果也相当丰硕。2008年，我以当代美国传记为研究内容，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并顺利获得了立项；2010年，我在参加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时获悉，研究会下一届研讨会的主题也是当代美国传记；2010年，我所在的学校——南方医科大学还承办了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进入这个领域后，我的学术生活中猛然间充满了有关非虚构的内容，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让我联想起一个以前没有怎么注意到的事实：在我经常出入的几个美国社区图书馆里，“非虚构”书架上的书在数量上与“虚构”书架上的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慢慢体会到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是传记的世纪。出现这句话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非虚构叙事的兴起，可能与民主思想解放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关联最大。我们每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权益，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更关注别人的真实生活，因此我们不再满足于阅读那些所谓精英作家们的虚构作品，我们也希望拿起笔，写下一段自己记忆中的经历，或者捧起书，去了解一下周围似你似我的普通人的生活。于是，书店里就有了疾病传记、教育传记、家庭传记、成长传记等，学校里就有了传记的课程，书斋里就有了传记理论的著作，而学术期刊上也就有了发表传记研究的专栏。

我就这个想法与费伦教授[他也是《叙事》（中国版）的国外顾问之一]进行了交流，他非常同意我的判断。于是，我为本辑《叙事》（中国版）选定的焦点话题之一就是“非虚构叙事研究”。为这个专题，我选择翻译的两篇论文分别是多里特·科恩（Dorrit Cohn）早在1990年就发表的经典论文《论虚构性的标记：一种叙事学的角度》以及保罗·约翰·依金（Paul John Eakin）2004年的论文《阅读自传时我们在读什么》。这当然不是非虚构研究的最新成果，甚至也不是代表性成果[若要全面展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少需要《叙事》（中国版）出一个专辑]，但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成果：前者提供了一个基础，后者则为我们指点了未来。科恩的《透明的心》（Transparent Minds）想必很多人都读过，她凭借自己深厚的叙事学功底，利用叙事学范畴从三个方面对虚构性作品和非虚构作品进行了区分。首先，在“分析的层次”方面，科恩拓展了叙事学的“故事/话语”两分法，她认为“两分法”仅适用于虚构叙事，对非虚构叙事而言，必须增加一个新的层次，即“参照”层次（reference level）。也就是说，虚构中的“故事”无迹可寻，而非虚构中的“故事”则必须来自于一个外部的参照，因此是受限制的。我认为，增加这个“参照”层次其实是非虚构作品要求“真实”的必然结果。其次，在“叙事情景”方面，虚构叙事可以使用虚构人物的眼光，因此有较大的自由度，而非虚构叙事则“只能借助永远处于回顾视角的历史学家—叙事者的眼光”。最后，在“叙事者—作者”层面，非虚构叙事只能有一个“稳定的单声道来源”，其叙事者就是作者，而虚构叙事则不然。诚然，古往今来很多标榜为“非虚构”的叙事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这些区分，但科恩并不像海登·怀特那样完全否认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而是在承认这些界限的基础上去分析具体作品中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依金教授是国际上很有名气的传记理论家，他的几本著作，如《我们的生命怎么变成故事》（How Our Lives Become Stories，1999），《生命书写的伦理》（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2004）等都是该领域的必读书籍。依金教授关注的课题主要是我们在书写自己的经历时如何建构自我，以及这个建构过程中的种种伦理问题，也就是叙事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我们选译的这篇论文《阅读自传时我们在读什么》仍然考察叙事和自我的关系，但依金教授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一般认为，“自我”产生于社会交往中，或者产生于语言使用中，但依金教授借鉴大脑研究的最新成果试图证明：“自我”还根植于我们的大脑神经结构。当我们写作自传或者阅读自传时，我们就在经历一种自我身份的脉冲节奏，从而产生自我的感觉。作为“非虚构”的主要形式之一，自传叙事脱胎于宗教忏悔，文类成型于18世纪晚期，主要用于表现个人的成长经历，19世纪开始流行用自传来表达自己的身份，20世纪自传中出现碎片化倾向，普遍开始模糊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否认自传叙事可以建构出连贯和统一的身份。传统观点认为，自传反映了自足统一的“自我”，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没有预先存在的“自我”，“自我”的形象只有通过叙述来建构[1]。依金教授这里则更进一步，认为“自我”不仅不是一种本质存在，而且只能通过叙事才能体验。

除了非虚构叙事，近年来活跃在美国叙事研究领域的还有对不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的关注[2]，其代表人物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甚至提出要建立“不自然叙事学”。按照理查森的定义，所谓“不自然叙事”就是“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模仿文本，或者是超越自然叙事规约的反模仿文本”，也就是破坏读者“模仿”感觉的文本。本辑《叙事》（中国版）选译了三篇新近发表的与“不自然叙事”相关的论文，以便读者能把握这一最新研究动向。这三篇论文分别是理查森教授和其他几位作者合作的《不自然叙事，不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德国学者鲁迪格·海因策的《论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对模仿认知的违背》、H.波特·阿博特的《反阐释的认知升华》。理查森教授的论文可被看成“不自然叙事学”的纲领性文件。论文首先定义了“不自然叙事”，然后分三小节讨论了“不自然叙事”的三种表现形式，包括逻辑上和物理上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不自然的叙述心理、不自然的叙述行为。海因策的论文是对理查森论文的一个奇妙回应，他讨论的问题正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叙事者如何违背模仿逻辑，讲述他（她）本不应该知道的内容，这种被热奈特称为“多叙”（paralepsis）的叙述行为显然是“不自然的”。海因策重点讨论了他所谓的“局部多叙”（local paralepsis）和整体多叙（global paralepsis），前者指在一个整体上很自然的世界中出现的多叙现象，后者指整个虚构世界都是多叙的现象。很明显，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读者愿意暂时悬置自己的怀疑，就可以将多叙自然化，而前者的自然化则要困难得多。《反阐释的认知升华》一文以马尔克斯和贝克特的两篇“不自然的”小说为蓝本，讨论这样的小说如何拒绝读者的阐释。

事实上，我们很难说“不自然叙事”是一个新话题[3]，虽然之前的讨论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系统化。从广义上说，多数现代主义文本和后现代主义文本都是“不自然叙事”，因为这两者都以打破现实主义模仿幻觉、嘲弄“自然”文本规约为艺术旨归。现在的问题是，读者如何认知这些“不自然叙事”，或者说，读者如何将这些“不自然叙事”自然化，从而取得对文本的阐释？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早在其1980年的《叙事话语》一书中论及视角越界时作出了如下论断：“视角越界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读者的认知策略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地排除这些越界可能带来的阅读困难。”[4]但读者究竟采用哪些认知策略来排除阅读困难，热奈特语焉不详。“不自然叙事学”则在全面总结“不自然叙事”形式规律的基础上，还试图提出阐释这些叙事的方法，如理查森提出的“丰富认知框架”（frame enrichment），海因策援用塔玛尔·雅克比（T. Yacobi）提出的“功能设计”（functional design），阿博特则建议我们“向后退”，放弃阐释，直接沉浸在那种不可知的谜团中去体验。这些论调令笔者感到似曾相识：“丰富认知框架”让我想起G.库克（Cook）1994年提出的“图式的调用、破裂与纠正”[5]以及C.埃默特（Emmott）1997年提出的“框架转换”[6]，“功能设计”让我想起J.费伦（Phelan）的“修辞意图”[7]和D.雷克特（Richter）的“元阐释”（meta-interpretation）[8]；“向后退”则让我想起苏珊·桑塔格的反阐释立场。如此众多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可以预见，“不自然叙事学”一旦建立，它必然会综合经典叙事理论、修辞叙事理论、认知叙事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等理论资源，这个课题的巨大潜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本辑《叙事》（中国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增加了国内学者论坛的篇幅，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为国内叙事学者进行高端交流提供平台。《叙事》（中国版）的专业性是其他综合类文学刊物无法比拟的，其价值不仅在“专”，还在其“新”。我们每次翻译出来的论文都是近3年发表在Narrative 上最优秀、最能代表学术前沿的论文。与此相匹配，我们期待《叙事》（中国版）刊登的中国学者论文也能代表中国叙事学者的最高水准。第二辑中，我们刊登了国内知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的《广义叙事学：一个建议》，受到了读者的好评；本辑中，我们有幸刊登了国内著名叙事学者、云南大学博导谭君强教授的新作《学术史视阈下的比较叙事学》。在这篇论文中，谭教授提出了建立比较叙事学的构想，包括“对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对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谭教授旁征博引，纵横古今，论证精密，对中外比较叙事学进行了细密梳理，可以说是“比较叙事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

为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叙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叙事》（中国版）从第三辑起，将加大介绍叙事相关专著的力度。本辑“书评”栏目共评介了五本最新的叙事学专著：Brian Richardson的《叙事开端：理论与实践》，申丹、王丽亚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ichael Toolan的《短篇小说叙事进程：语料库文体学方法》，Peter Hühn等的《叙事学手册》，Monica Fludernik的《叙事学导论》。《叙事》（中国版）欢迎读者分享自己读到的优秀叙事学专著。

叙事学历经近50年的发展，早已洗尽了初期的铅华与稚嫩，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今，虽然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不可靠”，“隐含读者”，“聚焦”、“多叙”这些经典概念以及它们在当代文学实践中的适应性，但我们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师生交流、医患沟通、理解自我与社会、争取权益等。叙事学应该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基本思维方法，而不是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叙事》（中国版）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行，为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本辑《叙事》（中国版）顺利付梓，凝结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心血。首先，我要感谢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詹姆斯·费伦教授，他帮我们选定了论文篇目，并在翻译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具体指导。其次，我还要感谢这些论文的译者，他们既有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的同仁，也有来自国内其他大学的老师。翻译之难，众所周知，翻译不算学术成果，也众所周知，但他们都以为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不辞辛劳地逐字逐句翻译，那份认真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在这里我尤其要感谢浙江工商大学的尚必武老师，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戚宗海老师和杨晓霖老师，他们不仅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工作，还在为稻粱和未来奔波，但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翻译或校对了本辑中的很多译文。北京语言大学的刘丹老师身在美国，工作繁忙，但她也抽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翻译任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我还要衷心感谢南方医科大学各位领导对《叙事》（中国版）的支持，我们相信：《叙事》（中国版）的编辑出版将为把南方医科大学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多科性大学”的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如前所说，编辑出版《叙事》（中国版）的最大初衷是为国内叙事研究同行打开一扇窗户，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国外研究动态和水平，以便我们能够真正加入与国际同行的对话，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从而在国际论坛上发出中国叙事学者的声音。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标，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无论是所选篇目，还是译校功夫，都可能出现遗漏或偏误，请方家不吝指正。

唐伟胜

2011年3月

[1]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 Marie-Laure Ryan（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

[2]国内学者中，申丹将unnatural narratology译为“非理性叙事学”，尚必武译为“非自然叙事学”，笔者认为译为“不自然叙事学”更能体现该术语的原意，且更具内涵：unnatural narratology的研究对象要么反现实逻辑，要么反叙事规约，读者因此而难以自然化的叙事，也就是“不自然”的叙事。

[3]《叙事》（中国版）第二辑刊登的查特曼的《逆向叙述》讨论的话题就是“不自然叙事”的一种。

[4]G.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Jane E.Lewin（trans.）.Oxford：Blackwell，1980.

[5]G. Cook.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The Interplay of Form and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Catherine Emmott.Narrative Comprehension：A Discourse Perspectiv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

[7]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8]大卫·雷克特.圣经叙事中的难题与顽症：“士师记”19至20章及“约伯记”42章.陈历明，唐伟胜译. 外国语文，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