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剧变中的晚清社会

一、创巨痛深：战争阴霾下的危机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19世纪初叶，已从“康乾盛世”的顶端跌落下来。人口、财政、国防、集权、外交、思想等各方面积聚的难题成为晚清社会无处不在的危机。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历史上任何一个衰败王朝都会经历的困顿局面。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这个大帝国带来了致命一击，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之下，中国社会被迫改变原有轨迹，步履艰难地迈向了近代化的过程。

（一）炮火震撼与天朝崩溃

对近代中国而言，鸦片战争的深远影响决不仅仅止于一场战争。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以一个史学家的敏锐眼光揭示出这场战争对于东方与西方的影响：

这场战争，自西方人1514年到中国起，是他们积325年窥探之后的一逞。炮声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亚洲。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对亚洲来说，战争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在此以前，中国是东方的庞然巨物，亚洲最大一个封建制度的堡垒。但是，英国兵轮鼓浪而来，由沿海入长江，撞倒了堡垒的一壁。结果是“秋风戒寒合议成，庙谟柔远思休兵，华夷抗礼静海寺，俨然白犬丹鸡盟”，随后，“夷人中流鼓掌去，三月长江断行旅”。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最后胜利。[1]

早在道光初年，英帝国主义就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 000箱。19世纪30年代鸦片输入数量激增，到1839年已达到将近40 000箱。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的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超变为出超。

鸦片泛滥所带来的恶果简而言之，一方面使中英贸易得以逆转，白银大量外流，各省拖欠的赋税日益增多，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吸食鸦片的人数不断增多，鸦片烟毒不断地腐蚀着国人的身体健康，并瓦解着天朝的官僚吏治，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在鸦片的熏染之下，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

熏天毒雾白昼黑，鹄面鸠形奔络绎。长生无术乞神仙，速死有方求鬼国。鬼国淫凶鬼技多，海程万里难窥测。忽闻鬼舰到羊城，道有金丹堪服食。此丹别号阿芙蓉，能起精神委惫夕。黑甜乡远睡魔降，昼夜狂喜无不得，百粤愚民好肆淫，黄金白镪争交易。势豪横据十三行，法网森森佯未识。荼毒先深五岭人，遍传亦不分疆域。楼阁沈沈日暮寒，牙床锦幔龙须席。一灯中置透微光，二客同来称莫逆。手挚筠筒尺五长，灯前自借吹嘘力。口中忽忽吐青烟，各有清风通两腋。今夕分携明夕来，今年未甚明年逼。裙屐翩翩王谢郎，轻肥转眼成寒瘠。屠沽博得千金资，迩来也有餐霞癖。渐传秽德到书窗，更送腥风入巾帼。名士吟余乌帽欹，美人绣倦金钗侧。伏枕才将仙气吹，一时神爽登仙籍。神仙杳杳隔仙山，鬼形幢幢来破宅。故鬼常携新鬼行，后车不鉴前车迹。[2]

（李光昭《阿芙蓉歌》）

这是时人李光昭在《阿芙蓉歌》中描绘的烟雾熏罩之下的社会众生相。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200万。最初鸦片作为一种奢靡的风尚，仅在士绅官僚阶层的小范围内流行，成为少数纨绔子弟填补精神空虚的手段。但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不断增加，这种风气逐渐浸染到整个社会，鸦片成为那些挣扎在死亡、饥饿、贫困线上的人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如此庞大的毒物，如此众多的烟民，使衰败的近代中国社会更加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3]

（二）华夷之辨与人心丕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没有“世界”的概念，认为中国之外的地方都是蛮荒蒙昧的“夷狄”。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之人也。”[5]宋人石介在《中国论》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6]这些都是华夏人自我中心意识的明确阐释。在儒家看来，中国既为世界之中心，也代表了最高级的文明，而中国之外的种族处于边缘地区，野蛮并且落后，所以《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国人的华夷观念发展到清朝已经成为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甚至是一道抵御异族入侵的心理长城。

然而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之下，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夷观念逐渐瓦解，中国人不得不在传统观念的变迁之下，重新睁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津沽失陷，京师被劫，皇室北窜，“天朝大国”已失去昔日的威风。震惊之余，中国人的观念也在转变。1858 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8]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承认外国人的地位，也是中国从传统的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格局的第一步。然而，这一切对于亲历华夷变化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精神的剧痛。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特地在奏疏中申说当地“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9]。

随着对世界局势了解的不断深入，国人逐渐意识到欧洲列强已构成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居于列强并恃之中的中国，不仅称不上万邦宗主，甚至远远无法与列强相抗衡。在世变的大局之下，人心开始思变。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那些近代化了的侵略者。

19 世纪 60 年代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谈论洋务。重要的是，“洋务”的内蕴已不再是单指外交的“夷务”，而是加上了“采西学”、“制洋器”等内容，并被视为“自强”的出路。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强调“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他主张向西方学习乃中国自强之途，“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0]。

恭亲王奕在给咸丰帝的《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强”的口号：“探原之策，在于自强。”[11]后来王韬概括性地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12]在晚清开明知识分子这里，洋务与自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甲午之败在事实上宣告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路的不可行。堂堂大清帝国竟然败给蕞尔小国日本，这促使国内知识分子再次反思民族的出路。于是有了之后康、梁积极倡导的“戊戌变法”，有了成为20世纪主流的激进的革命浪潮以及辛亥革命最后的胜利。

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革，经历了一个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渐进过程，也就是从所谓“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三个阶段。这正是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概括的“三不足”，即“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3]

二、新旧嬗变：士风与世风的转变

在接连不断的外力冲击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急遽近代化的过程。在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里，西方的器物和文化逐渐渗透到古老中国的每一寸肌肤里，缓慢而坚韧地冲刷着传统文化心理。人心在变，士风和世风也在变。

（一）西学东渐：新文明的涌入

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学熏染的正是那些被迫向列强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在这里，人们在接受西方新事物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新思想，社会上逐渐形成一股趋新的时代风气。

1842年，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允许英国在上海设立租界，上海成为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开埠后的近代上海成为远东最繁华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早浸染的地区。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在日记中描述了近代上海繁庶的景象。

1866年，张德彝赴欧洲游历途经上海时看到一派繁华景象：“至未刻，抵上海县口内住船，见两岸修饰整齐，楼房高耸，鳞比卓立……往来种作，熙熙攘攘。本地小轿，洋人马车，络绎不绝。”[14]1871 年的一位游客说，上海“华番咸集此地，有高楼大厦，煤灯电线，又有洋泾激湍环绕左右，倩以为桥梁水阁，寓目之际，岂无丝竹管弦之盛”[15]。1897 年，一位来自江苏的士大夫写道：“出城乘东洋人力车，游洋场。宝善街一带车声轰然，往来雷动，泰西十七国货物，麇集鳞聚，惊心眩目，应接不暇。晚则煤气火灯千百万盏，如列星。洋楼有高三层者、四层者、五层者，金碧迷离，境各异态；珠宫贝阙，谅不是过。”[16]

1876年，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淞沪铁路在上海诞生，当年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通车。试车当日，“或谓光绪元年二月某日，举行上海、江湾间试车，人民空巷往观，当时人民已感觉火车之便利，故乘者极多，票价由上海至吴淞头等一元，二等五角，三等二百文，并规定制钱一千二百文作银一元，公司中每星期恒获利二十七镑”[17]。虽然淞沪铁路运营的时间不长，但其在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却不容忽视。在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铁路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80年代，南北方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差异逐步缩小。“因为石印金属的发展，南北大城市出现了一些书局，印书的成本有所下降，能够买书的人自然增加了。报纸的数量也多了起来，仅外国传教士所办的各种中外文报刊总数就达76家，比1860年增加了一倍。”[18]

于是，本来潜心于骈四俪六之文的人们也渐渐张目四顾，为种种新学与时论所吸引。这个变化直接与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形。谭嗣同曾作《上欧阳中鹄书》自述在经历忧患刺激下思想转轨的艰难和苦痛。

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19]

此时，知识分子所读的书目和广告也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翻阅1898年《申报》刊登的书籍广告，人们可以发现以西学和新学为主的书籍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包括《西政丛书》、《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中西算学丛书》、《博物新编图说》、《洋务经济通考》、《西学富强丛书》、《洋务时事汇编》、《大东合邦新义》、《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南海先生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旧目志》、《春秋中国夷狄辨》、《中西学门径》等。

孙宝瑄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他的《忘山庐日记》可以看作是考察士人知识结构转变的典型个案。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前后，孙宝瑄维持的还是传统文人的阅读习惯，如他在十一月初二日的记载：“晨，阴。日中，晴。昼晷极短，倏忽已昏暮。晏起，读《左传》。晡，阅《明纪》。夕，读谢希逸《月赋》，观郭景纯《游仙诗》、左太冲《招隐诗》及谢康乐诸纪游诗。”[20]而十年之后的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情势已然改变：“八月十四日，出街，购各种新书。自东国游学途辟，东学之输入我国者不少，新书新报年出无穷，几于目不暇给，支那人脑界于是不能复闭矣。”[21]越来越多的西学新书出现在孙氏的书目中，其中包括日本人井上圆了的《哲学要领》、韦理森的《群学肆言》、斯宾塞尔的《群学》，以及《爱国精神谈》、《家政学》、《心理教育学》、《泰西学案》等，其内容涉及政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审美哲学、太阳黑子、病理学、西方地理学、心理教育学等各种驳杂纷繁的西学知识。

即使是远离沿海地区的首都北京，也逐渐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浸润。1903年《大公报》在第三版的“中外近事”中谈到文明输入问题时说：“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以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

20世纪初，大城市的中小学生所接受的知识已经是全新的自然科学文化，他们了解的世界比他们的父母更广阔而真实。从新学堂的课程设置来看，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地质、世界历史、生物、音乐、体操、外语都是最普通的课程，只是这样就已经与旧学有天壤之别了。以这样的知识背景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必然得出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的认识，必然开一代新风。

近代中国外患频仍，社会若不从新，民族几乎就没有生路。有人说，庚子“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22]。在晚清社会从新之社会风尚的带动下，新的观念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观念。但同时，旧的保守势力和观念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顽固的历史惰性。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始终表现出新旧共存、华洋杂处的奇特景观。

（二）废除科举：士与商的流动

对于经历着新旧嬗变的传统文人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科举制被废止的时代，不仅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转折点，“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23]。对个人而言，则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本的丧失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断裂。

刘大鹏（1857—1942）是晚清一位普通的士人，他在《退想斋日记》中真实记录了1905年前后科举制度废除对乡村读书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带给读书人的深重的幻灭感。

1905年9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如此，殊可畏惧。”逾一日，刘大鹏“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以后连续几天的日记都是记乡间士人的种种议论，“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科举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他们的谋生之路，除此之外，“又无他业可托”，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下，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代的列车轰轰驶过，那些被抛弃的旧式读书人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发出一些激愤之辞：“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谓固而不通，党谓若辈众多不能舍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24]

刘大鹏的愤懑代表了一代旧式文人的心态。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踏上仕途的指望，同时他们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无法进入新学堂，因而产生群体性对现实的不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还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但废除科举也让朝廷失去了那些士子们的忠心，在随后的革命浪潮中，他们大多袖手旁观，甚至反戈一击，这一顺一逆之间，大概也是清廷所没有想到的。

正如萧功秦先生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指出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价值之间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25]这种制度资源的丧失，同时也为清廷的覆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重大作用。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造成了“士农工商”这一传统中国社会核心结构的错落与流动，在近代中国社会，士阶层与商人阶层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在“重农抑商”的农业社会中，商人阶层历来是被边缘化，并被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取士之路接近中央政权，因此士阶层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但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商”的经济和社会内涵得以渐次更新，“士”的地位却不断衰落。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讲到读书人地位的动摇：“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26]而商人地位的不断提高几乎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了，“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世，国以商为本”[27]。

商人地位在近代社会的提高还可以从近代地区方志的记载中得到诸多印证。旧的方志传人物一般只重乡贤、耆旧、牧守、义民、列女等，对于工商人物每多忽视；即使有少量记载，也多颂扬其“义举”和“德行”，而不看重其商业作为与成就。然而，在近代商品经济最为繁盛的上海，商人的身影却常常出现在地区方志之中。其中既有夏瑞芳、沈毓庆等产业资本家，又有孙时杰、苏升、高庆芝等商业资本家，还有朱其昂、徐润、郑嘉荣等官僚买办资本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本”思想遭遇挑战，从沿海到内地，人们不再以言“商”为耻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商本”思潮风行于世，“绅商”成为当时最时髦的称谓。1905年，在江苏省抵制美货的运动中，商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具为国民之一分子，所重者不独士也。方今拒约事起，不买美货，不定美货之议，虽由学界提倡之，主持之，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28]在这里，传统的“士农工商”变成“士商农工”，商人被寄予了厚望。

此后，士大夫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甚至出现了易位与流动：甲午战争之前，盛宣怀等一批洋务官绅经营近代企业，是由绅向商流动的开始，而在1895—1913年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热潮中，官、绅向商人（企业主）的流动已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这些向商人阶层流动的士人一方面丰富了商阶层的内涵，另一方面则增加了近代商阶层的政治能量。传统商人的政治参与之路，长期以来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然而，延至近代，由现代化进程所唤醒和造就的“商”，作为政治上新觉醒的力量之一，成为积极参政的众多现代化群体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观念的发展，商人参与政治越来越名正言顺了。

三、欧风美雨：社会风俗的变迁

所谓“人事之变迁不一，而气必先至”[29]。新旧嬗变时期，社会变迁的征兆往往是从社会风气的变化开始的。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其社会风气的渐次改变与人心世风的新旧消长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按照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被开辟为商埠，此后，在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之下，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其影响不仅辐射周边，甚至及于全国。清末的方志中曾经记录下当时上海的盛况：“上海介四通八达之交，海禁大开，轮轨辐辏，竟成中国第一繁盛商埠。迩来，世变迭起，重以沧桑，由同治视嘉庆时，其见闻异矣。由今日视同治时，其见闻尤异矣。更阅数十年，人心风俗之变幻必且倍甚于今日。”[30]就世变的内容来说，日常生活物品的变化甚至比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从西方传入的商品不分贵贱地进入晚清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人们的日行起居，最终变更了整个社会风尚的走向。

其一，这种变化表现在农业社会的手工业产品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挤压，直至走向灭亡。

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铜锡制者，有婚丧事，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嫁妆内所备多用朱漆，余则用广漆；光宣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31]

进化论的观点在18世纪已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但一直要到戊戌年间，严复用儒雅的文字翻译《天演论》之后，进化论才日益盛行起来，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时人已经使用严复《天演论》中的“优胜劣汰”学说来解释工业产品对手工业制品的淘汰，这不能不说是求新社会思潮的一个方面。

优生（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者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吾为此言，人必谓我顽固守旧，对于陈腐之物质大有误认国粹，亟思保存之意，实则非也。特惧夫自知拙劣而不能就原有者改进之、就未有者仿造之耳。[32]

其二，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生产内容也渐次发生了变化。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受到破坏，与近代都市发展相适应，人们的谋生手段也日益多样化了：“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33]

和土布相比，洋布质量更好，幅度更宽，最重要的是价钱便宜而产量翻番，因此，土布在洋布的挤压之下，很快就没有了市场。那些曾经以织布为生的妇女由农业经济的小生产者转而为商品经济的雇佣劳动者。

本邑妇女，向称朴素，纺织而外，亦助农作。自通商而后，土布滞销，乡妇不能得利，往往有因此改业者。近来丝厂广开，各招女工以缫丝。此外，精于铁车者，可制各种衣服及鞋袜；精于针黹者，可制各种顾绣；精于手工者，可制各种绒线之物。苟擅一长，即能借以生活。惟获利虽易，而勤俭之风不古若，是可叹也。[34]

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人们不得不开始到农村之外的城市去谋生活，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即使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也舍弃了棉、稻等传统农业而改种蔬菜，如土豆、洋葱等经济作物：“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功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都如是，而西北部农民以交通上之关系，不能享此权利，然有改植洋葱头者（每亩收获多至二十余担，价格视产量及需要之多寡为转移），为西餐之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亦溥。”[35]

其三，近代社会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富人的生活愈益奢华，而在趋利之风的影响下，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的社会风气必然产生。

晚清多个地方县志记载了上海地区世风由淳朴到奢华的变化：“吾邑向安朴素，士庶之家，疏（蔬）食布衣，婚丧惟称家有无，绝不妄费。自道光以来，渐即奢潜，衣则鲜华时样，食则腴隽精烹，遇庆吊事，必用信炮仪从，夸耀排场。即无力者，且勉强为之，而商贾、胥隶之家，亦无不越分伤财。”[36]

清人笔记中还提到河厅“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即席间之柳木牙签，一钱可购十余枝者，亦开报至数百千，海参鱼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厨中煤炉数十具，一人专司一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进，则飘然出而狎游矣”。[37]

在奢侈趋利的社会风气之下，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礼教不断受到僭越，但客观上也起到一种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乡里。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之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38]

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了礼法秩序的松弛，普通百姓不再顾虑什么服饰制度、身份限制，而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衣着打扮。城市居民吃机器磨制的面粉、大米，饮用自来水，有的城市还逐渐发展起西式餐饮业。

在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的社会环境下，人人不再以言利为耻，妇女的职业选择亦受到影响：“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39]“农家最劳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矣。”[40]

总之，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涌入，奢侈趋利的社会风气盛行，其结果必然带来政治、军队的腐败，上下交相逐利，鸦片流毒，赌博盛行等社会痼疾的产生。一时间，“人心不古，世道日下而争妍门楣，颓风败俗，使少年子弟逾闲荡检，倾赀丧家者，莫盛于平康之里，此中钜观，以沪上为最”[41]。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饮食、衣冠、住所、交通、婚丧等社会风俗的变迁不过是中国社会全面近代化历程的映射。社会风俗的变迁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较之帝国主义战争更为温和，却更容易被国人接纳和吸收，其影响力也愈益深入和持久。

这一时期，为数甚多的竹枝词咏叹了电线、西式马车、洒水车、马路、照相馆、跑马场、高大洋房、彩票、梨园、西餐厅等西方物质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影响。

兰陵忧患生的《京华百二竹枝词》描绘了《辛丑条约》之后帝京的社会风貌，其内容涉及银行、纸烟、饭店、马路等。

但于国计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储蓄、交通均有益，巍然开设几银行。

一平马路真如砥，信步行来趣更奢。眼底耳根两清净，从今不见破骡车。

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中央”、“大同”报馆，于八月初三日封禁）

贫富人人抽纸烟，每天至少几铜元。兰花潮味香无比，冷落当年万宝全。[42]

（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帝国主义霸权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洞开，“欧风美雨驰而东”，西方的物质、文化、思想席卷中国。无论是通商口岸上海、广州，还是首善之区北京、天津，抑或是内陆腹地武汉、长沙，西方的文明或浅或深，或急或缓地渗透到整个古老中国的每一寸肌肤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中国近代社会在承受转型之痛的同时，也被强势的资本主义文明裹挟着步入了近代化的变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