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20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人们欣喜地发现，经由一批海内外学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厚的学术成果，新的学术亮点不断呈现。其中现当代学人对以诗词为代表的清代女性文学的研究着力尤多。
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共收录了古代女诗人作品名录二十一卷，其中，清代占十五卷，收录了历代有著作成集的妇女4 200余人，其中明末之前的为361人，而清代一朝的女诗人竟有3 800人之多。
清代女作家绝大多数是以闺阁诗人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品集大都以“闺秀”、“闺阁”命名，如恽珠编的《国朝闺秀正始集》，黄秩模编的《国朝闺秀诗柳絮集》，苕溪生的《闺秀词话》，梁章钜撰写的《闽川闺秀诗话》，蔡殿齐编的一百种一百卷《国朝闺阁诗钞》，施淑仪编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和《闺秀词钞》，雷瑨、雷瑊辑录的《闺秀词话》和《闺秀诗话》，单士厘编的《清闺秀艺文略》和《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等等。可以说，有清一代，以才女为主体的闺阁诗人已经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主流。
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女性文学在“五四”运动之后重新焕发出光彩。冰心、庐隐、白采、冯沅君、凌叔华等一大批女作家在“人的觉醒”和“女性觉醒”相互契合的背景下积极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创作。人们的目光转而被吸引到了这一批“五四”女作家身上。
事实上，“五四”女作家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主张与文学实践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中国古代和现代女性创作中横亘着一个短暂而不容忽视的近代女性作家群体。她们的个人经历都深深地浸染着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印记，她们的文学创作既上承古代闺秀文学传统，又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呈现出鲜明的现代化特征，她们的声音与现代女性解放的呼声在历史的空间中彼此呼应。
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相对于“记录”，历史更多的是在“忘却”。艰难蜕变中的近代文学还没来得及被读者发现和体会，就迅速地被“五四”的浪潮掩盖过去，同样被弃置的还有那些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近代女性诗词。
王德威认为：“晚清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果，远不如晚明时期热络。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末文学一向就不受重视，一方面也因为已被仔细考证研究的女作家人数，尚少于晚明。但从大的文学史流变脉络来看，此一时期堪称古典转换至现代的关键。西方定义下的妇权观念可于此时找到萌芽来证明，而作家借用传统文学中各类女性角色原型来定义‘新女性’的尝试，尤其不容忽视。”[1]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近代女诗人，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主要指的是出生于1840年至1900年之间的女诗人。她们身处的时代正是古老中国迈出近代化步伐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近代女性意识启蒙的发轫期。那些历史大变迁中的震惊、迷茫、苦痛、挣扎、蜕变，近代女诗人都曾亲历与体验过，她们先于“五四”女作家体验着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迁。
从文化心理上来说，近代女诗人指的是那些深深根植于闺阁文学传统中，始终坚持旧体诗词创作的女性作家。因此，即使徐蕴华、张默君、汤国梨等人的卒年已经跨越了1949年，但她们从未涉足过白话新诗的创作，终其一生都以旧体诗词作为文学书写的方式，所以她们理应归入近代女诗人的行列。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传统中国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女权意识的觉醒是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而迸发的时代音符。19世纪晚期的西学东渐、维新运动的兴起以及维新派对启民智、开女禁、倡女学的鼓吹与推行，造就了中国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也成就了一批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的创作第一次从闺阁走向公共视野。
近代女诗人的创作既有闺阁诗人的传统特征，又有着近代女性启蒙的时代气息，她们的文学创作是研究近代政治历史背景下女性文学与人生选择的最佳标本。正因为有了她们的性别自觉和文学实践，才会有“五四”以后，陈衡哲、冰心、冯沅君、苏雪林、庐隐、石评梅、丁玲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的涌现。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近代文学的历史很短暂，但是其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意义却不容忽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样，没有近代女性的觉醒又何来现代女性文学的灿烂？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她承上启下的过渡性和独树一帜的开创性。女诗人群体是一个窗口，从性别视角出发，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传统诗人与旧体诗词创作所经历的时代思潮和艰难蜕变。因此，本文将在选取薛绍徽、单士厘、吕碧城、秋瑾、张默君、徐自华、徐蕴华等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女诗人为个案的基础上，兼及整个近代女诗人群体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剖析传统妇女文学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新变与困境。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探讨
作为近代文学和女性文学交集的近代女性文学，在百年的学术研究发展史中，经历了一个艰难成长的过程。按照历史分期，以旧体诗词为主的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近代女诗人研究的开创期（1900—1949）
对近代女诗人的研究，最初是与近现代社会的女子教育萌发、晚清女权意识的高涨和近代女性报刊媒介的兴起密切相关的。
1898年，中国女学会在上海成立，其校刊《女学报》随即创刊，该刊以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宗旨。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和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同任主编。1904年，上海又创办了《女子世界》月刊，该刊在创刊词中指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女子；无可疑也。”提倡女权、主张大力改变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女子世界》的宗旨。据《中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统计，中国近现代创办的女性期刊不少于150种。
近代报刊不仅是宣传女权思想的主流阵地，同时也是近现代女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吕碧城于1903年至1904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提倡女学的文章，秋瑾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呈现出的鲜明的女性启蒙意识，江纫兰、陆绮霞以及众多匿名女诗人在《妇女时报》上发表的女性革命诗歌都历史性地终结了“内言不出”的传统女性的书写命运。
20世纪30 年代以后，在对“五四”女性作家研究的启示和刺激下，“古代妇女作家尤其是女诗人的创作身影进而在整理国故与拷问传统两种思潮的冲刷下浮现在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地平线上”[2]。这一时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诗词合集。
1.女性诗词总集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909年小檀栾室刊本由徐乃昌辑录。全书分为十集，共辑录闺秀词一百家。该书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清代重要女词人的作品，非其他仅收录几首诗词的选集可比。1909年，徐乃昌又补录了《闺秀词钞》十六卷、补遗一卷、续补遗四卷，为其后清代女性词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闺秀词话》四卷，雷瑨、雷瑊辑录，有1916年扫叶山房石印本。该书共收录由宋代至清代（主要是清代）150多位女性创作的196条词话，是研究清代女性词的重要参考资料。
《闺秀诗话》十六卷，雷瑨、雷瑊辑录，有1922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和1928年扫叶山房重校本。该书为辑录与品评女性诗歌作品、记载女性诗人生平事迹与诗学活动之作。该书主要以清代闺秀诗歌为主，兼及元、明两朝，共“得闺秀一千三百余人”[3]。
事实上，雷瑨本身是《申报》的编辑，他除了从各家诗集、诗话、笔记等文献材料中收集女性诗歌外，还保存了当时报纸杂志中所见的闺秀诗作，为研究近代女性诗歌留存了诸多宝贵资料。但该书也存在缺陷，如在编排时既没有标注作者的生卒年，也没有按顺序排列，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困难，削弱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然脂余韵》六卷，王蕴章著，有191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此书以诗为主，诗余、杂文间采。另外，王西樵的《然脂集》为集部之宏编；而《然脂余韵》则为诗话之别录，除采集女诗人诗词断句之外，略有评点。
2.女子艺文志的撰写
目录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学科之一，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学术价值。中国古代最早记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目录的是《汉书·艺文志》，但内容颇为简略。20世纪初，一批有影响的女子艺文志纷纷出现，不仅见出社会对女性作家的承认与尊重，也显示出对妇女文学的研究逐渐开始在正统学术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恽珠辑录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及其“续集”一卷、“补遗”一卷在收录1 500余名女性诗人诗作的同时，也记录了这些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其内容已经具有女子艺文志的色彩。施淑仪辑录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辑录了上自顺治、下迄光绪二百多年间1 262名清代女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并加以述评，近似于一部清代妇女诗史。该书在“例言”中明确提出了“偏重文艺，凡诗文词赋书画考证之属，有一艺专长足当闺秀之目者皆录之，非是，虽有嘉言懿行，概不著录”[4]，表明编者在编撰态度上与传统女教的偏离。
1927年和1928年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略》分两部分先后发表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学报》第一、第二卷上，其后多年，作者又不断地查漏补缺，并以手抄本的形式使清代三百年间2 300多位女作家的3 000多种文学作品得以保存于国内几大图书馆之中。之后，单士厘的《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共六册，该书无论编撰体例还是编撰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对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续录。
冼玉清的《广东女子艺文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通过考察广东地方志，清理粤籍女性作家，分析了古代妇女作家的构成状况及创作处境。
3.妇女文学史的繁荣
文学史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对作家创作及其地位的价值评判，同时也能鲜明地体现出撰写者的文学观和价值观。
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版）可以看作是对女性文学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谢无量在“自序”中云：“兹编起自上古，暨于近世，考历代妇女文学之升降，以时系人，附其制作。合者固加以甄录，伪者亦附予辨析，固将会其渊源流别，为自来妇女文学之总要。”[5]虽然《中国妇女文学史》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但材料的过度堆砌也成为该书最大的弊病。
《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 年版）和《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年版）都是梁乙真继谢无量之后的妇女文学史著作。《清代妇女文学史》梳理了一条清代妇女文学由嬗变、极盛到衰落的历史线索，并从创作内容、团体、地域、家族等方面展现了清代女性创作的风貌及特点。《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则大体上承袭了谢无量以时间为序的结构，上起周代下讫清末，在叙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时，先详述其时代、社会背景，再叙述各个作家的人生历程及其作品。
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光明书局1930年版）后来更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谭正璧在《初稿自序》中指出：“所谓女性文学史，实为过去女性努力于文学之总探讨，兼于此寓过去女性生活之概况，以资研究女性问题者之参考……故女性文学史者，女性生活史之一部分也。”[6]
《中国女性文学史》的特点在于注重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历史的关注，但仍沿用了谢、梁两家的路数，列出作家生平和主要作品，并略加分析，而对女诗人创作的艺术风格、审美特征、题材流变及其创作心理等未能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和近代女性启蒙一样，第一批女性文学史的书写是依靠男性文人的努力而完成的，此时妇女文学的叙述视角显然还是被男性文学史家作为“他者”的外视角，但毕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性别视角已经正式确立起来，其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
此外，陈东原于1928年所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在古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妇女史系统性的论著，对后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研究古代女诗人的单篇论文数量不多，且多发表在晚清民国期刊杂志上，不易辑录。其中，仅笔者所见有胡文楷的《宋代闺秀艺文略》（《东方杂志》第44卷第3号）、曾仲鸣的《中国女诗人》（《南华文艺》第1卷第7—8期）、沈因的《清代苏省女诗人述略》（《江苏研究》第1卷第8期）、卢冀野的《清代女诗人一瞥》（《东南论述》第12期），以及佚名的《闺秀词话》（《时事汇报》第1期）、《闺秀诗评》（《艺林月刊》第85期）、《闺秀诗话》（《女子世界》第2期）和《现代闺秀诗词选》（《艺文杂志》第5期）等。
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还处在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存在着不少缺陷。比如，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研究大都立足于男性文学史家的立场，没有实现真正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其中对女性资料的搜集和发掘占了很大比重，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但是，在几千年的层层封锁中，在跳出传统的方向上，女性诗人的研究毕竟有了可喜的萌芽和令人期待的前景。
（二）近代女诗人研究的拓展期（1950—1979）
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研究因受到政治氛围的影响而显出低迷徘徊之势。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则是这一时期古代女诗人研究的集大成者。
胡文楷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便开始了对古代妇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全面梳理工作，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自汉魏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家，依姓氏笔画编次，并将二十余年所采集资料重加整理；详其刊印年代，版本款式，卷数篇帙，序跋题识，编校评阅姓名；精钞名椠，间录序跋全文，以资稽考。”[7]《历代妇女著作考》分为汉魏六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共21卷，收录了历代有著作成集的妇女4 200余人。其中清代女诗人作品目录占了15卷，清代一朝收录的女诗人竟有3 800多人，这些文献资料的辑录为清代女诗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还附录了“现代”女作家168名，这是近代女作家第一次以独立的群体形态出现在古代女诗人研究目录中；同时，作者还在最后附上包括《女学报》、《女子世界》在内的18种近代女子期刊，为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视野。
今天看来，《历代妇女著作考》虽然存在着一些缺漏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到目前为止，该书仍然代表了妇女作家文献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
这一时期的古代女诗人研究乃至整个女性文学研究都处于一个相对冷寂的时期，或者说在沉寂中孕育的时期。经历了20 世纪70 年代的艰难发展之后，女性文学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逐渐复苏，并迎来了新世纪的繁荣。
（三）近代女诗人研究的繁盛期（1980—2010）
这一时期的古代女性诗词的研究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期，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界大致将此时期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话，前期近代女诗人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秋瑾、徐自华等女诗人的文学个案上，而后期近代女诗人的研究则显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学术形态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吕碧城、单士厘、张默君、薛绍徽等越来越多长期被埋没的近代女性诗人及其作品不断被整理出来，同时西方女性主义也被研究者借鉴到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中来，社会学、近代史学等众多的学术视角为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山东大学的郭延礼、南京大学的张宏生、南开大学的乔以钢、北京大学的夏晓红与戴锦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百年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由于文献资料的阙如，近代女诗人的研究热点仍然集中在秋瑾、徐自华、吕碧城、单士厘、张默君、薛绍徽等知名近代女性身上。
1.秋瑾和徐自华研究
在近代女诗人的微观研究中，秋瑾研究是最早出现的一个高潮。早在20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的郭延礼教授已经开始了对近代女诗人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他关于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有《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秋瑾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徐自华诗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等。其中《秋瑾研究资料》收集了秋瑾就义（1907年6月）以来报纸、杂志、诗文集、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等各方面有关秋瑾的研究资料，是研究秋瑾及其文学实践的重要史料依据。郭延礼在收集秋瑾资料的同时还注意钩沉秋瑾好友徐自华的资料，在《听竹楼诗稿》及其《续编》的基础上，他还收集了散见于《中国女报》、《小说林》、《神州女报》、《南社丛刻》、《民国文粹》等民国史料中的资料，编辑而成《徐自华诗文集》，并附有《徐自华年谱简编》，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南社著名女诗人徐自华的最为完善的诗文集。
关于秋瑾的研究成果还有《秋瑾史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和《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曾是秋瑾诗文研究的重要文本。此外，陈象恭编著的《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3年版）也是研究秋瑾生平的重要传记资料。
同时，郭长海和李亚彬编著的《秋瑾事迹研究》可与郭延礼的《秋瑾研究资料》相互参照。2003年出版的郭长海的《秋瑾全集笺注》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秋瑾研究的丰富成果，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备和详尽的秋瑾诗文集。
2.吕碧城和薛绍徽研究
吕碧城是近代著名的女教育家、女诗人，她被龙榆生喻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然而吕碧城的词长期以来受到冷落，有的文学史或作品选即使偶尔提到，也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2003年前后，海内外学者陆续刊发了一批吕碧城研究成果，在近代女诗人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1998年，刘纳的《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出版，成为大陆第一本较为详尽的吕碧城评传。书中细致深入地描绘了吕碧城始于绚烂而归于平淡的传奇人生，并评点了部分吕碧城的代表作。
2001年，李保民历时15年、批阅无数近代报纸、杂志及晚清民国诗文别集而汇编成的《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问世。该书在吕碧城《晓珠词》的基础上参考近代文献资料，共收集吕碧城词312首，是目前最为完备的吕碧城词集。同时该书还附录了吕碧城年谱及传记序跋、杂载评论和挽词悼文等相关的文献史料，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成为近代女诗人研究中的重要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2007年8月，李保民又推出了《吕碧城诗文笺注》。该书收集了吕碧城诗65首、文128篇，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还钩沉到了吕碧城唯一的一篇白话文《纽约病中七日记》。这两部吕碧城研究的著作相结合，使得近代著名女诗人吕碧城的思想、人生轨迹和文学创作得以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香港浸会大学黄嫣梨教授的《清代四大女词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立足于徐灿、顾太清、吴藻和吕碧城四位清代著名的女词人本身及其作品，探究清代妇女思想的演变过程，从而诠释出三百年来中国妇女的自我形象与身份地位的演变。
薛绍徽是近代著名的女翻译家和女诗人，曾与其夫陈寿彭一起翻译《八十日环游记》和《外国列女传》。2003年，福建师范大学林怡女士点校的《薛绍徽集》出版，其内容涵盖了薛绍徽的《黛韵楼诗集》、《黛韵楼词集》和《黛韵楼文集》，为薛绍徽的研究提供了文本依据。
3.单士厘和张默君研究
最早发现单士厘的是钟叔河。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的“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近代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域外游记，其中就包括单士厘写于1903年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陈鸿祥校点的《受兹室诗稿》，这是目前进行单士厘研究最重要的文本。30多年来，单士厘一直以第一个走出国门的“女旅行家”的身份而受到关注，其诗词作品却很少被研究者纳入研究视野。2009年，邱巍的《吴兴钱家》出版，其中第四章为“单士厘：闺秀传统与近代知识女性”，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考证了单士厘的生卒年、家世和著作，并阐释了她与文化世家、闺秀传统的渊源，颇有见地。
张默君是近代著名的南社女诗人。张默君的影响主要在台湾，因此目前可见的最完整的研究资料是1983年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辑的《张默君先生文集》，其中收录了张默君各个阶段的重要诗词文集，以及传记年谱资料。此外，邵元冲和张默君夫妇的合传《志同道合》（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可视为张默君研究资料的补充。
4.其他女诗人研究
南社是近代一个比较松散的爱国文学团体，其中包括70名女诗人。除了吕碧城、徐自华等著名女诗人外，其他一些女诗人也逐渐得到重视。
1999年，由周永珍编辑的《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作为南社丛书的成果之一问世。该书收录了南社女诗人徐蕴华（徐自华的妹妹，字小淑）及其夫婿、南社成员之一林寒碧的诗文集，对于研究民初南社诗人及近代女诗人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5.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别集、诗话的出版
近代女诗人的文学史书写最初是作为古代女诗人的一部分出现的。在郭延礼的鸿篇巨制《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有专门的几个章节介绍了近代女诗人，其中包括南社女诗人、近代女性翻译家、近代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女性单士厘的游记散文等，填补了之前文学史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上的空白之页。
2004年，薛海燕的《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第一部近代女性的研究专著。其内容包括近代女性诗歌、近代女性词、近代女性文、近代女性戏曲和小说，从各种体裁的发展与演变中探讨了女性社会身份和写作面貌的近代化。然而，近代文学处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该书对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缺乏文学史的厚重和深度。
近年来，随着古代女性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可喜的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打通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分期界线，站在20世纪女性文学变更的大历史角度来重新看待女性文学的发展。这一类研究成果包括王绯的《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常彬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洁的《中国女性写作文化思维嬗变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王英志主编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汇集了反映清代女性诗歌创作风貌的诗话著作正编14种、附录6种，涉及清初至民国初期的闺秀诗人上千人，保存了大量反映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史料，其中包括《然脂余韵》、《闺秀诗话》、《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影响较大的女性诗话，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意义。此外，胡晓明、彭国忠主编的《江南女性别集》（黄山书社2008年版）为专收明清时期江南女性别集的大型丛刊，共收37种江南女性别集，为古代女性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文本形态。
6.期刊论文
新时期，关于近代女诗人的研究论文主要有：《20世纪初女性政论作家群体的诞生》（郭延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考论》（郭延礼，《文史哲》2009年第4期），《“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乔以钢、刘堃，《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付琼、曾献飞，《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
而绝大多数关于近代女性及文学实践的论文都属于微观研究，如《南社作家吕碧城的文学创作及其诗学观——纪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郭延礼，《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清末民初女词人吕碧城与国际蔬食运动》（范纯武，《清史研究》2010年2期），《严复与吕碧城交往考析》（徐新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浅论薛绍徽诗词的艺术风格》（陈宏，《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论以昆曲唱词——以薛绍徽唱词观为中心》（刘荣平，《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论吕碧城的词风及心态演变》（王忠禄，《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秋瑾、吕碧城其人其文的“英雌”精神追求》（李奇志，《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女性生命的明悟抑或悖论？——探究女性主义先驱吕碧城》（车晓勤，《江淮论坛》2007年第3期），《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吕碧城文学创作的矛盾性之解析》（刘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女翻译家薛绍徽与〈八十日环游记〉中女性形象的重构》（罗列，《外国语言文学》2008年第4期），《秋瑾的“歌体诗”创作与中国近代诗体变革》（龚喜平，《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中和”之美——试析单士厘游记中的近代女性形象》（黄海燕，《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等。
7.海内外研究重镇
在国内，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古代女诗人尤其是近代女诗人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近年来，南京大学曾多次主持召开“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其中对近代女诗人的研究也多有涉及，包括张宏生的《中国诗学考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张宏生、钱南秀编的《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张宏生编的《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近年来，港台地区及海外汉学界在古代女诗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女性研究的一支劲旅。其中，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的李又宁教授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近代中华妇女自叙诗文选》（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等。其中，《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分上下两册，详尽收录了近代女权运动、女学思想、女子教育、女子就业、女性创作等各方面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还出版了一系列《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发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海内外最新成果。
香港浸会大学的黄嫣梨在《妆台与妆台之外——中国妇女史研究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对顾太清等古代女性作家进行了评析，并时有新见。台湾的胡晓真对晚清女性的弹词研究颇有心得，并出版了专著《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与大陆研究思路不同的是，港台及海外女性文学研究常常注重西方女权思想的理论成果，从女性主义或性别诗学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性别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重视。因此，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古代女性创作心态与她们的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女性诗人抒发自我写作立场的话语与她们在现实文本中的表现等。
在海外，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明清妇女著作有相当的规模。2009年，美籍学者方秀洁、伊维德从哈佛燕京图书馆选取了61种女性文学别集影印刊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的出版为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保存了丰富的文本依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序言”谈到了女性文学写作文本的传播、出版形态和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学术成果，是两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西方学术界明清妇女研究的学术论文。此外，魏爱莲的单士厘研究、高彦颐的闺塾师研究、钱南秀的薛绍徽研究等都为20世纪前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课题提供了全球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纵观20世纪初以来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发现，学术界对近代女诗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局限在个别女诗人身上。当然，这种状况一方面与近代文学、女性文学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带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匮乏的客观原因分不开。
就近代女诗人个体研究而言，还存在着许多模式化的评论，比如在秋瑾研究中，其革命先驱者的形象决定了她的铁血革命的诗歌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其女性意识发展与转变的复杂过程则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女性通过文本书写其生命体验或在文本中铭刻她们的主体意识，即使这些文本被认为已经过语言、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淡化，但它们仍将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立足于近代女诗人群体的诗文创作，深入剖析近代社会观念、教育思想、女性地位等方面的转变及其心理变化在文学文本中的映射，从而真实而客观地呈现中国女性文学由古典到现代这一过渡时期的特征。同时从性别学的角度为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变提供内在的研究视点，这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三、本书架构与研究方法
近代女诗人大都成长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开始巨变的时代。在这个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时期，“近代化”成为传统女诗人生命历程与文学实践的关键词。本书即以“近代化”为核心，考察近代女诗人区别于传统妇女作家的历史环境、生命处境及文学创作的特殊性。
第一，近代化的历史环境是近代女诗人创作的时代背景。19世纪末，经过启蒙知识分子的不断倡议，集结在“强国保种”政治目的之下的“戒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展开。随后，女国民观的建立、女性留学热潮的形成和近代女性报刊的初步繁荣将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不断地推向高潮。
第二，女性知识结构的改变、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以及文化视野的开阔是近代女诗人所共同面对的“生命处境”。同时，在人际交往上，传统闺阁诗人的创作活动带有鲜明的“家族性”特征，近代女诗人的活动空间则呈现出由闺阁走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近代化趋势。
第三，世变之亟，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女性意识与民族命运，已空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处于这样激荡的历史变局之中，近代女性诗词接触与反映社会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了传统闺阁诗人的视野。这是近代女诗人文学创作内容的近代化。
第四，近代女性文学对传统妇女文学的重大突破表现在题材的拓宽上，除了闺怨题材的书写之外，举凡山水、题画、题壁、咏史、咏物、思乡、爱国、应酬、题赠……几乎所有男性擅长的题材都可以在近代女性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找到。这表明她们的视域和思想已经走出闺房的界限，进入到了自然和社会的范畴之中，其情感表达的深度、力度和广度也超越了女性创作习见的模式。这是文学本体论上的女性创作近代化的表现。
第五，近代传播媒介的兴起为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变革力量与深远影响。女性借助报刊、书籍等新兴媒介的力量参与到文学的大众传播过程中，使文学的传播价值最大化，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诗人的自我认同。从此，女性文学的传播不再需要经由男性文人的选择、淘汰和揄扬，第一次实现了文学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实际遇合。
总之，本书将始终把握“近代化”这一命题，采取点和面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将近代女诗人群体和古代女诗人群体、“五四”女作家群体进行纵向的、宏观的比较，考察近代女性文学对传统女性文学的继承与突破以及对“五四”女作家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则将近代女诗人进行横向的、微观的比较，重点分析薛绍徽、单士厘、吕碧城、秋瑾、张默君、徐自华、徐蕴华等具有代表性的不同个案，考察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生存状态、人生轨迹以及创作理念的差异性，从而提供近代女性文学书写多样化的标本。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注重传统文本研究，同时钩沉辑录晚清民国期刊等文献资料，立足本土，并选择性地使用一些现代方法论，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传播学、政治人格、比较文学形象学、社会公共空间与交往等，力图寻找到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
[1] 王德威：《女性主义与西方汉学研究：从明清到当代的一些例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66页。
[2] 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 雷瑨：《闺秀诗话·自序》，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872页。
[4]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5]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3页。
[6]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7] 胡文楷编著，张宏生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