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年过半百，善德兄长我几岁，已近退休。人过中年就喜于回顾，历届同窗、亲朋故旧相聚之时，昔日趣事、校园典故，便成为谈话的主旋律，间或“学术”一把，说说在做些什么研究。善德曾谈起打算把其授课心得和文稿整理成一个系列，并作为一本专著出版，以此对自己以往的学术生涯有个总结和交代。我深以为是，并当即商定，由我来协助其整理相关资料。随后善德将其电子版素材发给了我。由于杂务缠身，整理工作时断时续，至2013年底，总算按内容类别和时间早晚理出个头绪，作为初稿向善德交差。

览毕提交给出版社的书稿，知善德已在我整理的初稿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的增删，内容更加简练，线索越发清晰，真是“谁家的孩子谁知道”。善德兄由北大毕业后，就一直在暨大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始终致力于岭南考古学研究，与广东考古学界交往颇深，对于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自然是驾轻就熟了。

治考古者，尤其是一线考古人员，多由地层堆积、器物排队入手，先推定一个年代，然后作一番比较，分析一下文化内涵，论证出其为某种文化性质，一篇成果就此出炉。如果能发现某个类型，命名某支文化，就更是沾沾自喜，感觉已是成果斐然了。善德则另辟蹊径，将考古与自然地理等多数考古人所不甚了解或没有顾及的偏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相结合，对岭南先民的生活环境、生存手段、人口规模及其迁徙、分合的基本动因等，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对秦汉时期岭南史也颇有建树，在学界可谓独树一帜。对此读者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在此不必过多饶舌。

我曾长期在北方从事考古工作，调到广东后，才开始关注岭南考古，对青铜时期文化作过一点儿皮毛研究。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善德兄在提供资料、学界交往方面多所提携，让我受益良多。

开篇就提到回顾，这里就不妨再回顾一番。善德和我同年入读北大考古专业。当时的粮食是按大米、面和粗粮分类定量供应的，每月只有七斤大米。如果每天正餐吃掉七两米饭，十天后就无“饭”可吃了。善德从南方来，吃不惯面食，求助于我以“面票”换“米票”。于是，每月生活委员发放粮票那天，我就找他米、面交换。直到现在，他还常聊此事。1987年，善德返北大进修严文明教授的“新石器考古”研究生课程，我也正好考取李伯谦教授的“商周考古”研究生，两人又在燕园同处了一年。这算是同窗中又有“私交”。

岁月蹉跎，少年不再，“思考人生”成为主题，写些文字也是想留下点儿人生脚印。出版学术著作对于学人亦属大事，受邀作序者，首当鸿学硕儒，次则学界精英。本人学浅才疏，善德兄嘱我为之，是念当年同学一场，情谊使然；也显示出其淡然、低调的处事作风。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虽未能大红大紫、大富大贵，但能够幸运地读书、安稳地工作、平静地生活，或亦可聊慰人生了。

就此住笔，忝以为序。

杨杰

2014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