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由何自然和陈新仁教授等撰写的《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即将问世。这是一本体系完备而又组织严密的著作：它涉及语言模因的各个领域，既有理论，也有实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全书共有10章，覆盖面甚广：从模因论的提出和发展，其运作机制的产生，到应用到一些具体相关领域，如触发环境、意义和理解、修辞维度、翻译、二语习得、媒体语言等均有所介绍和讨论，最后归结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模因”，说明语言模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这是一本很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
模因也好，语言模因也好，都是早已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非因为有了这种说法才产生的。我们应把它们作为有待于深化和提高的一种科学探究、一种观察问题的视野和角度；实例可不断收集，理论却非一次完成，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趋完善。例如模因论者一直把模因看成是一个别于基因的非生物性的文化单位，强调其从心智到心智之间的文化传递，但近年来FOXP2的发现和研究却显示一些先天性言语障碍患者由于FOXP2突变，其编码产物丧失了它作为调控因子诱导大脑神经元迁移后分化的重要功能，影响了个体言语能力的发展。作为一个言语障碍者家族（Ke家族），FOXP2有一定的遗传关系。FOXP2是目前发现的第一个与语言有关的基因，它虽也存在于许多动物中，但人类的FOXP2基因是在最近20万年间经历一系列进化而来的。如果语言基因是存在的，那么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语言模因是否也还和基因一样，并不完全是非生物性的呢？这是一个耐人思考的问题。
语言模因论源于Dawkins于1976年发表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它有三个历史根源：一是达尔文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的著名论述，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是上一世纪5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蛋白质体系、蛋白质-核酸体系（中心是分子遗传学）和蛋白质-脂质体系（即生物膜）。达尔文在讨论到物种进化时也涉及遗传，但却和孟德尔遗传学擦肩而过。Dawkins承认他的书“无意于全面提倡达尔文主义，而且还要探索进化论对某一特殊问题所产生的种种效果：我的目的是研究自私行为和利他行为在生物上的意义”。三是信息化时代。Lesk在麻省理工学院为纪念Vannenar Bush的著名文章《我们可能想些什么》发表50周年的讨论会上宣读了他的文章《信息检索的七个时代》（Lesk，1995），他谈到上一世纪70—80年代是从“成人”走向“成熟”的信息时代。这正是Dawkins写作和发表《自私的基因》的时代背景。其特点是互联网已经建成，全文本检索已经能够在网上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大大加速。Dawkins（1998）不但应用信息论来分析基因的组合，而且在他介绍达尔文主义时，如在《伊甸园之河》（1995）［伊甸园河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河、信息河］里，均强调信息在生物学的中心地位。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更新和扬弃的过程。模因论也不例外，Dawkins在1976年谈到复制因子（replicators）时，还谈到了维持其不断生存的运载工具（vehicles），但是到了1994年他却写了《埋葬运载工具》一文（Dawkins，1994）。他在文中承认自己创造这个词是为了埋葬它，因为Hull也提出了另外一个意义大致相同的词（interactor），而运载工具往往被看成是一个有机物体，其实并非一定如此。关于模因论的发展阶段，这本书已经在第一章里做了很好的归纳，对模因学的目前研究和今后发展在第10章里也有很好的综述，这里也不再重复。
作为一个模因论的支持者，我最后想对模因论研究提出几个我也没有现成答案、但觉得可供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1）把达尔文主义引入社会和文化进化问题。Dawkins的基因和模因的比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可供研究的问题却是众多而繁复的。我们不妨看看Aunger（2000）所主编的《文化达尔文主义趋向》。这本书的前言由哲学大师Daniel Dennett所写，同时还约请了Susan Blackmore，David Hull，Henry Plotkin，Rosaria Conte，Kevin Laland and John Odling-Smee，Robert Boyd and Pelter Richerson，Dan Sperber，Adam Kuper，Maurice Bloch等名家各抒己见，Blackmore是正方的代表，其他专家也并非都是反方，而是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问题。Dennett首先点出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保证模因的繁荣，而是保证如果模因能够繁荣的话，它就应该繁荣。他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学说，而是建立其证据和方法的路标或固定点，让人们了解它的拥护者和批判者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共享知识。例如，系统生物学家Hull认为，模因学是一个正在研究的课题，应该支持，但是模因论者必须通过检测来增加其连贯性和表达方式清晰性；要回应反对者意见，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发展一种群体模因学，就要考虑对传统群体遗传学在概念上和社会文化上所进行过的修正。社会和认知语言学家Sperber则认为，“意义不是一些可以服从和复制的东西，它只能被推断。……同一语言社区内不同成员所内在化的语法和词汇之所以相同，靠拷贝的并不多，而是更多地靠已经存在的语言、交际和概念的素质。……没有一个心理学家会相信文化学习是主要靠模仿的。实际上这个思想和所有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最近发展相悖的。”心理生物学家Plotkin的看法是，要使模因论为社会科学家所接受，并非像对文化科学做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碱性检测那么简单，因为社会科学家比生物学家更懂得文化。社会科学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文化，建筑在像遵守礼仪、神话起源、追求幸福、服从上帝法则、金钱市场那样的知识、信念和价值上的，并非像系鞋带和使用刀那么简单。通用达尔文主义的概念，如复制因子（replicator）和作用者（interactor），可能是用模因论了解文化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把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连接在一起的一道概念之桥。但模仿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被错误理解的机制。它对文化的复杂性并不能提供一个解释力的基础。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家Conte从计算机模拟技术的角度来看模因，指出模因的说法既有利于模型的建立，但也很不足，主要问题在于怎样对待模因因子（memetic agent）和对模因过程要求的看法，他认为Dawkins的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应该改为保真度（Fidelity）/多产性（Fecundity）/稳定性（Stability）（或耐久性Durability）/可调节性（Adjustability）/快速传递（Speed Transmission）/快速消亡（Speed Extinction）/偶然性（Contingency）/垂直度（Verticality）。动物行为学家Laland的看法是，文化是思想、行为、组织和人工制品相互交错结合在一起的复合体，如果我们不能把它从概念上分解为可供分析的离散单位，我们就难以理解文化的进化，所以模因可以是这样一个宝贵的科学工具，它是一些经过学习，并在社会上传递，储存成为离散单元，却又可以串联在一起，成为高一级的知识结构。模因虽然对我们了解文化至关重要，但是文化不是一些模因的简单集合。Laland从利基建设[1]的角度指出，模因的成功与否取决于Dawkins所说的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以及其“病毒性”。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病毒之所以能够传播是因为宿主的“敏感性”和促使宿主之间联系的社会环境。我们应该对模因在过去不同的进化阶段里，对不同环境的人进行传播有更好的认识，这样才能对文化的进化有更多理解。生态学家Robert Boyd指出，要认识达尔文主义文化观有三点众所周知的事实：①在人类的族群之间存在持续的文化差异；②文化是储存在人类大脑里的信息；③文化是派生的。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点是群体思维，文化的变化是一个群体过程。它所传递的技能和信念可能不是模因论者所说的复制因子，起码不像基因那样。第二个大脑的信息和第一个大脑的信息并没有什么保证是一样的。对任何表现型的行为来说，可以有无数生成该行为的规则；如果多数人都能推导出唯一的规则，信息才能从一个大脑向另一个大脑传递。但是在人们之间存在着遗传的、文化的和发展的差异，他们很可能会从一个外显的行为推导出不同的信念。这些差异都会塑造未来的文化变化，所以复制因子的模型只能部分地反映文化进化。如果顺着达尔文的群体的思路，那么以群体为基础的模型必须考虑人类合作的问题，而合作是在族群（group）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人类学家Kuper也同意族群选择，而且赞成在人文科学里引进新达尔文主义研究方案。不过模因论似乎并不合适，因为：①基因和模因的比喻有毛病；②如果模因指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念（或技巧），那么意念和技巧不能看成是独立倾向；③意念和创新可以传递，但其传递方式和基因很不一样。人类学家Bloch则觉得，模因的传递过程并非在被动的接受者之间进行。而且，如果确有模因的话，它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编码信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来理解，而应该牵涉到特定环境里的许多内部与外部的制约。Bloch也指出，Dawkins让自然科学家注意到人类学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取得丰富成果，这可以引导大家去建立人类进化的综合理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应该积极参与这种合作的探讨，这也正是Dawkins和Dennett所希望的。应该指出的是独立作家Distin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自私的模因》（2005），另一本是《文化的进化》（2010）。后一本书附录里是她的一篇文章：《那么模因论又怎样？》。在文章里她谈到这本书完全可以用模因论来解释，但她却刻意避开模因的说法，因为这个术语受到很多批评，而且广泛地被误用，特别是在互联网的许多网页上，这个术语既没有定义，又含糊地被使用。她的第一本书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站得住，但尚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这说明：模因的概念还有待于明确表达，并需要对一些问题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2）模因和信息的问题。Distin故意不使用模因论语言去讨论文化的进化，而是用信息及其继承理论来把生物和文化信息集合在一个具有更大解释力的红伞下，说明人类怎样从生物进化里独立出来。那么信息和模因是否就是一回事？这是亟待厘清的，因为什么是信息，也有不同说法。不管怎样，信息论起码能够加深我们对模因论的认识：①按照信息论的看法，整个宇宙和宇宙中的生命体都是建筑在机率（chance），而不是偶然性（accident）的基础上的，所以信息是和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按照Shannon和Weaver的模型，通信系统由信源（information source）开始，通过传递器（transmitter）把消息编码（coding），然后发出信号（signal），再经由信道（channel）而到达接收器（receiver），通过译码（decoding），把消息传递给信宿（destination）。在信道中必然会有噪音（noise）干扰，这当然会影响消息的保真度。所以要保证消息传递的正确无误，就要有羡余（redundancy）。语言中的羡余发生在信源、消息和信宿三个地方，也正好说明它们是保真度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模因的传递也是如此，要想信宿完全无误地复制，只是例外而非规则（rule rather than exception）。所以Atran指出，这是对模因论可能性的一个严重挑战，不像基因，意念的拷贝是很难接近绝对保真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一个意念会在交际过程中经过某些修正。如果意念的转换速度大于高保真度的复制速度，那么它所产生的有利或不利的偏颇就不能发展复制的（遗传的）信息，达尔文式的选择就难以做到。②困扰着模因论者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难以确定模因的单位（见Blackmore），但信息论的信息是可以量化的，信息的测量单位是比特（bit），一个二进制的单位。一个钱币有正反两面，如果它是无偏的，在数学上就是21，即1个比特。信息量有可加性，而且还可以有平均信息量，即熵（entropy）。在信息论中，熵被用来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出现的期望值。它代表了在被接收之前，信号传输过程中损失的信息量，因此又被称为信息熵。信息熵也称信源熵。Gleick（2011）说：“信息就是熵。熵已经是一个困难的、不大为人理解的，但却是一个最奇怪、最有力的概念，它是热力学里用以测量无序的手段。”模因传递不可能都是有序的，它有许多不确定性；把信息论应用到模因论很有前景。Dawkins在他的几本书里都对基因的“信息挑战”展开讨论，但还未延伸到模因的探讨。③信息论已经引领我们走入了信息革命的时代，技术革命（从复印机到互联网）大大加速了信息（也可以说模因）的传递和交流，以网络为基础的电脑和手机的E-mail、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不是信息越多越好的时代，信息爆炸造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真正重要的信息反而被淹没在一大堆无用的信息里。这就突出了信息管理和检索的重要性，而Dawkins所提出的长寿性就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3）关于语言模因，也有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模因，而语言是其中之一；既然模因的单位一下难以确定（见Blackmore），语言模因的单位是否也难以确定呢？呼拉圈（Hula Hoop）和跳舞者（dancers）本身都不是模因，但在1958年却风靡了世界。跳呼拉圈成了一种时代风尚，那就成了模因。它的单位是什么，确实是讲不清。如果模因的核心不是物质世界的呼拉圈和生物世界的跳舞者，那么它们的语言载体是否就是语言模因呢？Dawkins在谈到模因时，起初把流行语（catch-phrases）归为其中，后来又把词语（words）也算在内。但是他没有明确地说明模因是流行语或词语本身的载体，还是它们所蕴含的意义。Dennett（1995）倒是明确地指出，在文化进化中保存的和传递的是信息——在媒体中性和语言中性的意义上，所以模因主要是一种意义上的分类，而不是在“大脑语言”或“自然语言”里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句法上的分类。另一个角度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模因，把模因纳入所讨论的语言学的一个内容，如认知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学科里面。例如Croft（2000）也提出相当于模因的另一概念——语基（lingueme），它与基因、模因一样，也有一个语基库（lingueme pool）。语基库就是一个语言中所有话语的群体，即所有说话人作为一个总体的语法的全部东西。语言知识主要就是在合适的社会交际环境里复制的这些语基。生物进化包括两个过程：复制者（即复制因子）的变异和作用者（interactor，即vehicle）的选择。语言进化也包括这两个过程：常规复制（normal replication）和变异复制（altered replication），其中变异复制即违背已有规约而产生变体的过程。语基的单位是话语（utterances），所以这个模型可称为话语选择理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义模因覆盖范围似应大大延伸。随着网络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的增加，很多生拼硬凑的语言得以流传，本来词汇学就有所谓临时凑合词（nonce words），这些词应该加以筛选，不一定要“有闻必录”，它们本身的寿命可能会很短（例如书中所提到用“绳命”代替“生命”），倒是有些语言学常见的语言事实似应纳入讨论范围，作为例证。例如书中谈到的相同信息异形传播，就不一定只举流行语为例，在句子结构方面，要谈到“我的姐妹”和“她的自行车”的所有关系，就可以说my sister's bicycle，the bicycle of my sister，the bicycle that belongs to my sister。这三个说法不正是三个等位基因吗？还有被动语气和主动语气不也可以纳入选择范围来讨论其异同吗？至于每一种语言都有大量同义词，不也正是“顶尖的”（par excellence）等位基因？我觉得在语言学的许多领域，例如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习语原则、词语搭配、型式化语言（formulaic language）、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句子理解和记忆等等，若引入语言模因的概念来认识和讨论，必能发出异彩。
（4）模因是否人类独有的呢？这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Hauser，Chomsky和Fitch（2002）认为语言机能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而狭义语言机能则是人类独有的，其核心是递归（recursion）。无独有偶，Blackmore在《科学美国人》（同期杂志里还登了3篇反方的文章）里著文《模因的力量》（2000）则认为，模因论对解释人类的独有性、精致的文化和社会的兴起十分有用，足以把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但生态学家Dugatkin则认为其他动物也会模仿。Dawkins在1976年也说过，文化传递并非人类独有。Boyd和Richerson指出，模因理论把文化变化过于简单化了。而Plotkin则认为Blackmore的建议是把文化归结为模因的集合。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过模仿来进行的，其经过类似于从使用石器到建立银行那样复杂。不过这些文章还没有涉及一个问题：如果模因是人类独有的，那么所导出的结论必然是：它是人脑发展的结果，由基因进化而来（生物性的），那么模因才变成基因，基因—模因的比喻也就不再存在了。
桂诗春
2014年5月
[1] 利基建设（Niche construction）是一个有机体在其中改变自己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常会、但不是永远会增加其生存机会。有的生物学家认为它和自然选择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