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绘画和诗歌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显著体现，二者超越艺术界限的通融久为学术界所关注，而二者的通融其实是一个递进而逐步深入的漫长过程。在走向通融的这个漫长过程中，二者在唐代的这段融汇过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1]。

关于绘画和唐诗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从具体著作而言，陈华昌先生的《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可谓最早谈论唐代诗歌和绘画之间关系的一部专著。此书由7个部分构成，具体如下：唐代诗论和画论的互相渗透；唐画的色彩运用与唐诗的色彩描写；唐代诗与画的形神问题；唐代诗与画的意境；唐代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唐代的咏物诗和花鸟画；唐代题画诗的美学意义。带着对绘画浓厚的兴趣，陈先生分别从理论的角度、色彩的角度、意境的角度以及题材的角度等各个方面对唐代诗歌和绘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微的阐述。3年以后，即1996年，又有陶文鹏先生的《唐诗与绘画》一书问世，陶先生分别从6个方面去谈唐代诗歌和绘画的关系，具体如下：诗画结合的奇葩——唐代题画诗；李杜题画诗的艺术成就；王维的诗中画与画中诗；人物诗与唐诗中的人物描绘；花鸟画与唐代咏物诗；佛道壁画对唐诗意象和风格的影响。凭着对艺术独特的感悟能力，陶先生揭示出当时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宗教画与诗歌之间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的曼妙关系。2009年4月，兰翠的《唐诗与书画的文化精神》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此书详细地探讨了唐代诗人和画家之间在不同时期的交游情况，进而揭示出唐代诗歌和绘画在相同或不同题材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而台湾的曹愉生则著有《唐代诗论与画论之关系研究——仅以诗画论之专著为研究对象》一书，此书着意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诗歌和绘画的关系，作者分别从气韵生动、发于天然、尚其气骨、淡雅为正、细密精致、位置经营、气象雄壮、气脉通联、自出新意、意思高迈等角度来谈唐代诗论与画论的共通性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该书指明是以诗论、画论之专著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诗论以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为主，画论则以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为主，针对性很强，论述也比较集中。

关于唐代绘画和诗歌关系的研究论著主要见于上述四部著作。从单篇论文而言，傅璇琮和陈华昌合著的《唐代诗画艺术的交融》一文极具代表性。该文分别从题材、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等角度详细论述了唐代诗歌和绘画的交融情况，并特别指出王维在诗画交融方面的突出贡献。其后，关于唐代绘画和诗歌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题画诗的研究和王维诗画关系的研究两个方面。关于题画诗的研究，有将近50篇单篇论文，以研究李白和杜甫的题画诗为主。另外，还有3篇硕士论文，即陈熙熙的《唐代题画诗略论》（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贺文荣的《唐代题画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和曾磊的《唐代题画诗研究》（南昌大学2007年）。3篇论文各有侧重：陈文侧重于题画诗的界定、价值及其对后世诗画的影响；贺文侧重于题画诗的“拟真”评赏模式和山水题画诗的时空艺术解码；曾文则侧重于题画诗所表现出的艺术功能论和艺术创作观。关于王维诗画关系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主要有袁行霈先生的《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下编）、文达三的《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黄南南的《时空艺术的交融》（《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史双元的《“诗中有画”的再认识》（《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金学智的《王维诗中的绘画美》（《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等。近两年，又有研究者尝试探讨刘商诗歌和绘画的关系，如王增学的《画家之诗诗有画境——中唐刘商诗歌艺术探》（《名作欣赏》2010年第3期）。

总的来说，唐代诗歌和绘画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界前辈和时贤对二者之关系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往往抓住重点、切中要害，如题画诗和王维就是唐代诗画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他们的开创之功令人尊敬。但是从上述论著和论文来看，唐代绘画和诗歌之关系的研究成果都是用了横向解剖的方法，即从题材的角度进行横向联系和比较，像剖开树看年轮。这种通过截取横断面来观照唐代诗画关系的方法当然很有意义。但是，在整体把握上毕竟缺少了一种过程性的描述，比如在绘画和诗歌发生通融之前，绘画作品是如何进入诗人的视野，如何成为诗人生活的一部分，绘画究竟在诗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进而怎样影响到诗人的诗歌创作等。这些问题都应是绘画和诗歌的关系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这些问题的不够重视或所论甚少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唐代诗画关系研究成果的丰富性。

另外，唐代诗人和画家的交往情况如何，他们又有怎样的诗画互动，也许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走进唐代诗人与画家的文化生活，从而对唐代诗画超越艺术界限的交融有更好的理解或作出更合乎情理的判断。

唐代的绘画作品所存甚少，且仅存的绘画作品亦真假难辨、多有争议。因此，本书选择以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为中心，试图以此书所记载的画迹为导引，来观照唐代绘画和诗歌的关系。而且，朱景玄本人也是一位诗人[2]，那么，作为诗人，他为什么不辞辛苦地花数十年的时间去编这样一部画论著作，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我们探讨。同时，朱景玄的著作也集中体现了他的画论观，而个体的画论观从来就不是绝对主观和绝对属于个人的，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时代、一部分人的观点。事实上，任何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评价都会带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因此，通过这部著作，我们可以洞悉当时画论与诗论的相生相通。关于对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一书的研究，袁宾在《唐朝画论考释》一书中做过一些考释性的工作，如这部书的作者、书名、成书时间以及书中所提到的“逸品”这一品第等级。而在相关论文方面，除了其中所提到的“逸品”备受研究者关注外，与这本书有关的其他问题都鲜有涉及。因此，笔者希望在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考察《唐朝名画录》的编撰背景、成书条件、写作动机及其多元价值。

唐代诗画关系的发展贯穿有唐一代的整段历史，不同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本书更倾向于以中唐及安史之乱以后作为研究的主要时间范围。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朱景玄是中晚唐时期的人。而事实上，中唐以后，题画诗在数量上才突飞猛进，且在质量上也才达到更高的层次。其二，中唐以后，画家和诗人的交往渐渐频繁，诗画互动趋于兴盛。其三，中唐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批文人被推向或自动退至社会的边缘。面对这样一个态势，诗人和画家会以怎样的心理去面对？尤其是诗人，他们是隐居山林，还是在尘寰中寻找其他寄托心灵的方式？他们对绘画的态度和相关的行为将是最好的回答。努力寻找这一答案，使其由隐而显，无疑能够使我们在走近唐代中期以后文化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对诗人、画家尤其是诗人的文化心理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

为了使以上的思考能够顺利进行并得到一个较为平实的结论，本书力求所有的思考都尽可能地立足于文献，这不仅包括《唐朝名画录》所记载的绘画文献，还包括多被时人所忽视的一些诗文。只是，由于材料的缺失和历史的不可重复性，有关研究对象的一些具体事实现在已经相当模糊甚至空缺，如朱景玄的家世、生平以及交往等都少有直接准确的记录，而这些内容却是以上思考链条中难以断裂的一环。因此，凭借已经占有的材料进行一定的考索求证，既是本文写作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基点之一。为了使论述更加具体深入和切合实际，本书把唐代诗画关系的发展放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加以审视，改诗画关系的横向解剖为纵向爬梳，试图动态地展示唐代诗画关系的发生与确立是如何通过彼此的创作主体而实现的。通过本书的论述，希望能够勾勒出唐代诗人从观画、题画到诗画互动以至于诗画融通的这一历时性过程。

另外，之所以用“绘事”一词而不是用“绘画”一词，更多的是想强调绘画不仅仅是指一个被观看的物质存在，即画作成品，更是一项带有个人行为甚至集体行为的活动。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也每每提到“绘事”二字，如“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又如“冯绍政乃先于四壁画素龙，其状蜿蜒，如欲振涌。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可知，中国的绘画常常是集创作、品鉴和审美于一体的一个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看者即诗人不仅对画面本身的艺术表现和创作手法有很强烈的反应和相应的评价，更在意反复体验绘画活动本身或者由画面萌生的情感，进而希望达到与创作者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共鸣。这样看来，本书对绘事和诗歌之关系所作的研究就不只是停留在前人所侧重的艺术层面的比较，而是兼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即同时观照绘画对于诗人乃至诗人生活的意义，以及诗歌对于画家和画家生活的意义。研究路径是先人后艺术，先生活后创作。事实上，只有当诗画进入彼此的生活，二者的融通才可能更好地实现。总之，笔者以为，探讨绘画在唐代诗人生活中的渗入情况是唐代诗画关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这一环节在前人的研究中被忽略了。如此立论既符合唐代诗画关系之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是希望能够避前人研究之所长，而补前人研究之不足。

梁晓霞

2014年6月

[1]“诗与画之间的恋爱关系，从蛛丝马迹的迹象看，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却是在唐代。”见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引言。

[2]见《全唐诗》卷五四七，存诗十五首，其中一首是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