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波德莱尔与《恶之花》

第一章 波德莱尔生平

第一节 “常人”生存样态的波德莱尔

海德格尔曾在论述“日常自己存在与常人”时写道：“平均状态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因此常人实际上保持在下列种种平均状态之中：本分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认可之事和不认可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允许他成功之事和不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平均状态，等等。”[1]海德格尔以“平均状态”阐述了相对于“此在”生存论展开状态的常人生存实质，“常人”生存样态是人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是人的一种社会性存在的公共生活状态，这种公共生活状态展示的是人之生命的自然消亡与人之活动的现实展开的过程，其中包含着对本真生活的遮蔽与掩盖，但是，作为本真状态的“此在”正是从“常人”生存样态中开启自身的遮蔽，以达“澄明”，在一定意义上“常人”生存样态是通达“此在”生存样态的可能性条件。按照海德格尔关于“常人”生存样态的论述，波德莱尔的“常人”生存样态的生命历程究竟是如何呈现的？这一问题是切入波德莱尔本真生存状态的入口。关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或许我们可以一种历史的真实洞悉这个个体生命的历史，抑或以一种曾经生存在世的“现象”式的生命历史描述而给予一种主观限定。对于波德莱尔的曾经“在世”，尽管其生命以“常人”生存样态表现出生命中种种“迷雾”与“尘埃”，但是正是通过走进这个生命的自然消散，才能呈现与体察这个生命的“常人”生存样态的生命轨迹，这也正是理解和阐释波德莱尔诗作的一个现实基础。让我们首先来关注波德莱尔一生流转变迁中的激情澎湃与生命消散……

夏尔·波德莱尔的父亲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出生在法国东北部马恩省的一个葡萄种植工家庭，其曾在巴黎大学受过哲学和神学教育，并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在圣巴尔布从事过一段神职工作，后来放弃了教会工作而从事教育，被安托万·德·舒瓦瑟尔—普拉斯兰上校雇为私人家庭教师。弗朗索瓦·波德莱尔认同并接受了18世纪启蒙思想的学说，对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也表示热烈拥护与支持，最后成为一名忠实的共和国拥护者。他与具有自由思想的爱尔维修夫人、卡巴尼斯、孔多塞等人有过密切交往，还喜欢文学艺术，利用在参议院工作的机会与那些参加参议院工作的艺术家们保持密切联系。1800年，弗朗索瓦·波德莱尔以多数票当选为参议院行政委员会的特别秘书，这个岗位的最初俸金是每年4 000法郎，到了1807年的时候，已经涨到了1万法郎，从而为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弗朗索瓦·波德莱尔于1797年与罗莎丽·雅南结婚，并继承了罗莎丽·雅南母亲的大部分财产。罗莎丽·波德莱尔夫人于1814年去世，弗朗索瓦·波德莱尔于1819年以60岁高龄续娶了26岁的卡洛琳·迪法伊斯（夏尔·波德莱尔生母）。1827年，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去世。检阅弗朗索瓦·波德莱尔的一生，可见其为波德莱尔的人生发展奠定了两个基础：其一为财富的积累；其二为艺术的熏陶。这两个方面对于波德莱尔的生命演绎可谓意义重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为波德莱尔的生命悖论与诗学选择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

夏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的奥特菲依街。他六岁时，父亲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去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包括诸多素描、水粉画、版画和水印画，如《查理一世》、《浴中的苏珊》、《浴女》、《德·拉瓦利埃尔夫人》等。在母亲改嫁前的这一段时间，波德莱尔与母亲居住在巴黎。对于波德莱尔来说，这段时期是一段非常幸福的童年岁月，他在1861年5月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有一段时间我对你怀着充满激情的爱……我还记得后来，在圣安德烈—代—阿尔克广场和讷伊，我们常常长时间地漫步，你给了我无穷的柔情！我还记得那到了晚上变得如此悲凉的河岸。啊！那一段时光对我来说，是母性温柔的美好时光。”[2]1828年，波德莱尔的母亲和一个名叫奥比克的少校结婚，这件事情对波德莱尔的幼小心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母亲的改嫁既背叛了已经去世的父亲，也背叛了童年的他。随着母亲的改嫁，以前那种充满母性温柔的美好日子也不复存在，因此，波德莱尔对于母亲改嫁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在波德莱尔的心理逻辑中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带着怨恨情绪的话：“一个人若有个儿子像我这样——‘像我这样'是心照不宣的——此人就不会再婚。”[3]由此可见，母亲的再婚深刻地影响着波德莱尔的心理，母亲再婚前的幸福童年生活与母亲再婚后的反叛生活，对于波德莱尔已形成了强烈的悖论性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物质方面的不幸，而是心理体验的矛盾冲突。波德莱尔走进了其一生都无法走出的心理裂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亲情的层面反映出了波德莱尔在现代性社会中生存的强烈分裂性。

1832年，波德莱尔跟随继父和母亲到里昂生活，并开始入读中学。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并且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跟同学交头接耳，因此受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为了改过自新，波德莱尔写下了认罪书，同时为了增强改过自新的决心，他参加了圣餐仪式，这表现出青少年时期的波德莱尔一开始对社会的一种妥协。但是之后他又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妥协”与“反叛”在现实生活中持久地纠缠着，这导致了成年的波德莱尔最后完全彻底地走向“反叛”，不仅包括身体的反叛，还包括思想与精神的严重反叛。在里昂求学期间，波德莱尔对当时城市的建筑风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多年后他在写给圣佩甫的信中说到：“在安特卫普有许多美妙东西，尤其有我特别喜欢的这种耶稣会的极妙风格的范例，以前我只在里昂中学的礼拜堂内才见过这种风格，这个礼拜堂是用各种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支撑的。”[4]可见，里昂中学的巴洛克艺术对波德莱尔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建筑艺术风格与波德莱尔的艺术精神存在着一种契合，因此在其相关诗篇中巴洛克艺术的痕迹也隐含其中。在这段求学时期，波德莱尔认真学习了英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法文，与此同时，当时的学校教育中追求“秩序”的现代性观念也深刻影响着波德莱尔，但是波德莱尔是以反叛秩序来表达其生存的样态，而波德莱尔的继父则是追求秩序这种社会思想的典型代表，在这个层面上，这为后来波德莱尔与继父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波德莱尔对里昂中学的寄宿生活感到烦闷和忧郁，在他眼中这种寄宿生活枯燥无味，缺乏新奇的生活活力，因而总感到“懒怠”与“厌倦”，于是他总是不安于学校相对刻板的生活方式，总是有种要“逃”出现有生活方式的冲动。面对这种状况，波德莱尔母亲表示出了担心和指责，她在给同父异母的兄长的信中写道：“但他那么轻浮、那么疯狂，他太喜欢玩了！……我们惟一可以指责他的就是在班上不好好上课而只知道玩，而且有非常坏的习惯，那就是直到最后一刻也不肯去做作业。”[5]通过波德莱尔母亲的信可知，当时的波德莱尔并未以学习作为重要任务，而是根据自己的性情去生活。波德莱尔在里昂求学的五年里，尽管他的心思不在课本知识的学习上，但是他对文学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同学亨利·伊尼亚尔后来回忆道：“我们还对美好的文学作品有共同的、早熟的爱好。我们崇拜拉马丁和雨果，在课间单调乏味的休息时间或者在教室区内无聊的散步时间，我们两人互相朗诵我们最喜欢的这两位诗人的诗句。我们还写了一些诗。”[6]分析波德莱尔在里昂五年的求学心境，总的来说他对里昂的印象是不愉快的，甚至非常糟糕，在他的印象中里昂总是与煤炭的味道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一个学校的紧箍，甚至有一种“恶臭”，一到晚上就从“安提卡伊里的医院”里散发出来。

1836年，波德莱尔随着继父奥比克少校来到了巴黎，入读路易大帝中学。在语言学习上，他表现出了突出的天赋，拉丁诗、拉丁文翻译、希腊文翻译以及英语等名列班级前茅，由此被分到由被认为“有超人天赋的人”组成的补习班中。在给他的评语中老师这样写道：“思维十分细腻，但不太严肃。在拉丁诗方面获得了成功。”“在他投入的时候，可以有创新，而且很细腻。但不够严肃，无法从事坚实、严肃的学业。”[7]在评语中可以发现，波德莱尔所具有的诗人气质已初露端倪，他追求艺术自由与心灵抒发，但是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让他备受束缚，这让他无法过自由梦想的生活，也与他喜爱艺术的兴趣爱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1838年夏天，波德莱尔去巴莱日旅行，这个法国最美丽的地方为他带来了灵感，激发了他的诗情，由此他还充满激情地写下了半拉马丁半雨果式的诗歌：

在那上边，那最上边，远离大道，

有农场、山谷，在山坡的那一边，

在森林的那边，有绿茵如毯，

远离牧群处处的最后的草地，

可以遇见一个嵌在深渊中的湖泊，

有一些孤立、积雪的山尖围着；

湖水日夜在美妙的休息中沉睡，

从不中断它那时有风暴的宁静。[8]

自然的美景从年轻的波德莱尔笔下自然流露，对文学艺术的钟情也逐渐在其心间生根发芽。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了相应的天赋，在古典文化熏陶着波德莱尔的年轻之心时，德拉克洛瓦的作品中蕴含着的新艺术思想、维克多·雨果诗中的现代文学气息也在一定程度上裹挟着波德莱尔。诗中美丽的自然景致是这个时期波德莱尔的心灵写照——一种对幸福的沉迷。

1839年，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是一个不该忘记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当时社会与波德莱尔的矛盾冲突第一次呈现：波德莱尔因为在考试中拒绝交出同学传递的纸条而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其后，波德莱尔转入圣路易中学学习，直至中学会考成功。“这最后一年就这样结束了，我要开始另一种生活了。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而在我的众多忧虑之中，最强烈的忧虑是选择一个将来的职业。这现在就让我忧心忡忡，辗转反侧，尤其是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而且常常有不同的爱好占上风。”[9]从事何种职业，这一困惑在波德莱尔心中纠结着，他在给阿尔封斯的一封信中曾经表示，对于将来从事的职业自己心中并未有明确的方向，但是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在其诸多爱好中独占鳌头。关于职业选择，波德莱尔的重心已经偏向了文学艺术，他曾写信给维克多·雨果表达了对他的热切喜爱，这说明了其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波德莱尔于1839年秋天在法学院注册，但是他对攻读法律的兴趣不大，仍沉迷于对文学的钻研，阅读了大量罗马末期相关作家的作品，尤其表现出对颓废情调的深深眷恋；同时，波德莱尔还阅读过七星诗社诗人的作品，诗歌中的严谨声律让其佩服不已；此外，波德莱尔还认真阅读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之后的诗歌创作深受巴尔扎克的影响。波德莱尔在文学艺术上的所有这一切表现都与继父奥比克对他的职业期望发生了严重冲突，马克西·杜·冈曾就此说：“在继父与继子之间，斗争开始持续不断，而且有时非常尖锐，常让奥比克夫人叹息、流泪。”[10]

继父奥比克希望通过一些方式约束波德莱尔的放荡不羁，于是决定让波德莱尔离开巴黎，试图通过改变环境来将波德莱尔引入“正道”。他安排波德莱尔于1841年6月至1842年2月期间出海旅行，目的地为印度的加尔各答。但是在旅行的航船上，波德莱尔终日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以排遣沉闷的旅行时光，正如萨里茨船长写给继父奥比克的信中所说：“从我们离开法国那时起，我们大家就已经看出，我们已经无法改变波德莱尔先生这种对我们所说的文学的惟一爱好，以及他那不从事任何别的职业的决心。由于这一惟一的爱好，所有跟文学没有关系的谈话都让他觉得陌生，也使他远离那些我们海员之间或者其他乘客（军人、商人）之间的谈话。”[11]出海旅行无法让波德莱尔从对文学艺术的痴迷中脱离出来，反而让他更加郁郁寡欢，于是他终止了原定期限的旅行计划，于1841年10月从波旁岛踏上折回法国的路途。这次短暂的旅行，对于生命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巴黎度过的波德莱尔来说，算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次旅行了。尽管旅行生活郁闷和烦厌，但是异域的景致与风情却已扎根于波德莱尔心灵深处，在之后的诗歌创作中也往往成为其诗歌的主题意象，其中诸如辽阔的大海、炙热的热带阳光、浓郁的热带香气以及翱翔的海鸟等，在相关诗篇中都得到了形象的描述。

回到巴黎的波德莱尔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因此他试图从家族的监护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他向继父和母亲直接提出了选择“作家”作为自己职业的愿望。但是选择作家作为职业与继父和母亲为他规划好的职业存在着矛盾冲突，于是由于职业选择取向上的不同意见，波德莱尔与继父奥比克的关系迅速恶化。波德莱尔于1842年4月离开了家庭，为了满足“喜欢孤独一人”的需求搬到了贝图纳滨河大道10号居住。不得已，继父奥比克与母亲为他设立了监护人账户，其中账户总金额10万法郎，作为监护人账户的余款，先向波德莱尔支付了1.8万余法郎，还有两份法国银行的股票以及359法郎的国家年金（除去5%的税），另外分给他四块巴黎郊区的地产。在富足资金的支持下，波德莱尔过起了他笔下“浪荡子”那种自由不羁、挥金如土的生活，但糟糕的是在短时间内账户总金额的一半就这样很快被挥霍掉了。为了改变波德莱尔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继父奥比克和母亲为他申请了法定监护人，以期达到对他资金使用上的有效控制。他母亲的代理人费利克斯·让—彼埃尔·勒格拉在申请中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了她儿子的一半财产已经挥霍殆尽，而他大手大脚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同时又坚决不肯从事什么有用的职业，申请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无法避免会出现新的挥霍，甚至她儿子可能彻底破产，所以要求法律的介入，来指定一名法定监护人。”[12]由于资金被法定监护人所控制，波德莱尔无法自由支配，原来“浪荡子”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他对此充满了愤怒，并对母亲发出了“严正要求”，要求她“理智”、“温柔”。但是监护程序很快启动，因法定监护人对波德莱尔财产的严格控制，波德莱尔不得已常借债度日，并经常被债主追债，他只好东躲西藏，狼狈不堪，这种生活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1842年至1844年期间，波德莱尔积极投入到文学艺术实践活动之中，尤其对绘画理论和实践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参加文学小团体举行的沙龙，并由此结识了画家埃米尔·德洛瓦。波德莱尔经常向朋友朗诵他的诗作，《恶之花》诗集的大部分诗作也是在这段时间创作完成的。1845年，波德莱尔出版画论《1845年的沙龙》，该书主要评论了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画作的独创性风格。在这段时间，波德莱尔的创作冲动表现尤其强烈。为了让母亲满意，波德莱尔于1846年初在文献学院的国王图书馆注册，但是他并没有实质性地去读书，而是喜欢在一些小报的编辑部消磨时光。同年，波德莱尔创作了《1846年的沙龙》，提出了现代生活中蕴含的诸多美学命题，提倡以现代性来定义浪漫主义，并且言明这本“具有崇高的美学的书”是题给“资产阶级”的。也是在这一年，因思想的困惑和现实的矛盾冲突，波德莱尔试图自杀，但并未成功，事后其用纠结的心声向我们道出：“我自杀是因为我对别人来说是无用的——而对我自己则是危险的——我自杀是因为我自以为是不朽的，而且我真的如此希望。”[13]波德莱尔内心的纠结让他无法承受，自省与质疑总是让他内心无法平复。

1847年1月，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刊登在《和平民主》杂志上，这一短篇小说被编辑部介绍为是那些“最后剩下的、还相信生殖的邪恶（即原罪）的人”“最奇特的论据之一”。波德莱尔对爱伦·坡的作品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坚持十七年时间连续不断地翻译爱伦·坡的作品。波德莱尔之所以对爱伦·坡着迷，正是因为爱伦·坡的作品为波德莱尔自己的创作提供了保证——一种对自我认识的确证。波德莱尔通过发现爱伦·坡而发现并认识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说，爱伦·坡的思想成为波德莱尔创作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整个1847年，波德莱尔都处于穷困潦倒之中，经常因缺钱而发愁，还经常受到债主的追债。

1848年2月24日，法国爆发了工人起义，曾受到傅立叶乐观主义影响的波德莱尔看到了改变世界、实现和谐，并解决家庭问题的良好时机，因此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次革命当中。儒勒·布伊松后来回忆道：“‘我刚刚开了一枪！'他对我说。我就笑着，看着他那全新的、没有用过的武器：‘不会是为了共和国而开的枪吧！'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大声喊叫，而且总是重复那几句话：‘我们必须去枪决奥比克将军。'”[14]在波德莱尔眼里，奥比克是资产阶级制度、法律、秩序以及道德的代表，枪毙他就是从禁锢的社会框架中自我解放。其实从根本上说，波德莱尔的潜意识中激荡的是一种反抗精神，反抗的对象反而显得并不重要，正如吕孚所说：“波德莱尔爱的并不是暴力和不正常本身，他爱的是反抗，因为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制度，他都不能容忍。”[15]当时的波德莱尔内心还存有乌托邦的理想，相信社会进步，相信学者成为财富的所有者与财富的所有者成为学者的理想社会的建构还是有希望的，但是随着巴黎工人起义被血腥镇压，波德莱尔感到了绝望和恐惧，逐渐失却了原有那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这表现出了波德莱尔对启蒙现代性由早先的赞扬转向批判的心理路程。

1852年至1856年期间，波德莱尔与银行家阿尔弗莱德·莫塞尔曼的情妇萨巴蒂埃夫人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经常出入萨巴蒂埃夫人的沙龙，并在沙龙上认识了雨果、戈蒂耶、邦维尔等文化界的名人。波德莱尔认识萨巴蒂埃夫人后，曾在一段时间里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暗恋，并且隐名给她写信表达爱意，并为她写下几篇诗作。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在萨巴蒂埃夫人身上寄托着他的精神向往和追求，还有精神恋爱的纯粹与纯洁，但是等到波德莱尔与萨巴蒂埃夫人欢愉一刻之后，波德莱尔就退却了，精神之恋或言理想之恋堕入现实而成碎片，现实的粗俗与欲望的沉沦消却了柏拉图的精神之爱。在波德莱尔的情感生活中，还有一个名叫让娜·杜瓦尔的黑人女子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几乎是波德莱尔的终身伴侣，波德莱尔沉迷于杜瓦尔的异国情调之中，在她所给予的沉沦的肉欲与诗情中遨游与徜徉，向下的坠落与向上的超越纠结于波德莱尔的心中，在波德莱尔的诸多诗篇中我们都会发现杜瓦尔的影子——一个挥之不去的美丽魅影。

1857年4月，波德莱尔的继父奥比克将军在巴黎的寓所中去世，这个波德莱尔认为阻碍他与母亲温馨关系的障碍消失了。同年6月，波德莱尔经过精心创作的“恶之花”绽放出了迷人的花瓣——诗集《恶之花》得以正式出版，但是法国文学界对《恶之花》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文学上的成功并没有让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得以好转，反而每况愈下。1859年，波德莱尔的终身伴侣杜瓦尔的瘫痪越来越严重，波德莱尔不得不进行照顾，此外债主的索债也让他疲惫不堪，再加上因早年的放荡生活所染的病不时发作，处于中年阶段的波德莱尔似乎渐露晚年景况了。

1861年，波德莱尔希望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并申请作为候选人，希望通过此行为来洗刷以前被污蔑的名誉，但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遴选条件，波德莱尔最后不得不放弃。贫困交加的波德莱尔为了走出困境，不得不四处寻找解决生活困顿的可能机会。1864年他来到布鲁塞尔，希望在这里通过讲座和出售作品来改善自己困顿的生活状况，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希望最后完全落空，波德莱尔此行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对这次布鲁塞尔之行的结局，波德莱尔耿耿于怀，在之后不知是否出于一种报复心理还是其他的原因，波德莱尔撰写了一系列讽刺性信件，寄给《费加罗报》发表，并结成《可怜的比利时！》一书，以表达他对在布鲁塞尔所受冷遇的仇恨。尽管布鲁塞尔之行对波德莱尔造成了一定打击，但他没有就此完全消沉，而是依然笔耕不辍，尽情发挥自己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的才能，在这段时间发表了大量的散文诗，这些散文诗在他去世后被结集为《巴黎的忧郁》出版。

1866年3月，波德莱尔不慎跌倒，由此导致出现了大脑活动障碍的严重症候，随着病情的迅速恶化，波德莱尔不得不于7月2日被送回巴黎。1867年8月31日，瘫痪近一年时间的波德莱尔在巴黎一家医院凄然去世，诗人的平凡与诗人的伟大在死亡面前的道说似乎已经没有了意义。

对波德莱尔“常人”生存样态的描述是以既成性的生存历史来铺设其生命轨迹的，其中曾经生存的展开状态消弭于既成的语言之中，但是对于曾经存在的生命历史的捕捉需要这样的常人“平均状态”的梳理，因为处在这种“平均状态”的生命样态中的纠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透显出诗人的内心诗情与佐证其外在诗文，语言构建的意义节点能够彰显生命的秀出层面，同时语言的盲点之处也能透现生命的本真信息。因此，立足于波德莱尔的“常人”生存样态，是接近波德莱尔生命存在的一种可能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