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区域治理
东亚治理存在吗？国家角色转换与东亚区域合作
作者简介：何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以经贸互惠为主要内容的东亚地区合作，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制度化的多边框架和高级政治领域的治理却始终未能建立与展开。随着经济安全和地区稳定等问题的凸显，东亚国家若想更好地迎接挑战，就必须寻求更高水平的国家间合作。这有赖于相关国家自觉地转换国家角色，即由先前在区域合作中的“经纪人”式角色向战略型角色转变。但在现阶段实现这一转型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困难。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需要设法应对阻力，为高层次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从长远来讲，这有利于东亚地区实现更高水平的治理，为各国的共存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区域环境。
关键词：东亚 国家角色 区域治理
关于国家之间的合作，自由主义认为，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经贸领域中基于绝对收益的合作更有可能出现，相互依赖的事实会为两国展现广阔的合作前景，并通过外溢效应将成功的合作经验扩散到其他乃至更上一级的领域，从而使国家间高层次的合作成为可能。[1]然而，现实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总会令一些国家付出代价，并让一些国家获益更多或更少。[2]而在现实中，不同规模的国家由于力量和利益的不同分配，阻碍着集体最优结果的出现，[3]因此，经济上相互依赖不会缓解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会增加冲突的可能。[4]
令人疑惑的是，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的现状同时支持了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仅以中、日、韩三国经济互惠为例，三国人口总计多达15亿，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同样包含三个国家）人口的近五倍，GDP总额达12.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9.56%。[5]截至2011年，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韩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日、韩两国也分别成为中国第四、第六大贸易伙伴。[6]由于商品、资本、服务与劳动力的跨国交流，东亚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建立了一系列的沟通与协商机制来保证经贸往来的正常进行。但这些成果与经验没能阻止这些国家之间出现激烈的摩擦与矛盾。仅在2012年，中、日、韩三国之间就爆发了多次纠纷，包括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日韩独岛主权争端和中韩海洋资源争端。这些争端为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蒙上了阴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对于共享东方文化底蕴、历史上相互之间战争次数远远少于欧洲各国的东亚各国而言，如何界定自身国家角色，才能实现有效的区域治理呢？
本文尝试从国家角色的角度，探讨东亚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类型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并通过对其发展困难的分析，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区域合作提供对策。
一、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国家角色类型
国家角色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学的角色理论。齐美尔可能是最早关注该问题的学者。在他之前的社会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的宏观层面，其中以孔德、斯宾塞和马克思为代表。有趣的是，孔德与斯宾塞的理论代表了一种对现实乐观的态度，认为社会会越变越好。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冲突范式则侧重强调集团间（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中体现为阶级）的对立与冲突。[7]齐美尔的关注点与前人的关注点不同，他更侧重于微观层面的角色与互动。他的研究成果为库利与米德所继承，而后者创立的符号互动主义研究范式是角色理论的开端，这一范式关注角色与环境，以及角色之间的相互构建与影响。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角色这一概念主要被用于研究国家的对外行为。较之体系理论，这一微观视角整合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层面的不同因素[8]，因此能够描述与分析具体时空中的国家行为。不同学者对国家角色所包含的要素有着不同的概括总结，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包含角色认知（conception）、角色预期（expectation）与角色扮演（display）三个部分。其中，角色认知表示国家对自身角色的理解，角色预期表示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对某一国家角色的期望，两者在现实中相互影响，统一于国家角色的扮演之中。在东亚，国家在现实中的行动受东亚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国如何界定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双重影响。在这种互动中所产生的东亚国家角色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
“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指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充当自身经济的代言人，其行为代表着自身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这一角色的产生表明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使国家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结构互补且地理位置相对接近的国家之间会形成区域经济。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通过贸易和投资来获得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9]。但在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过程中，单纯的市场机制导致了区域经济的过度竞争，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摩擦或制裁。尤其是在特殊时期（如经济危机），不加控制的竞争将导致局势的恶化，大大降低各国的福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就是，东亚国家之间只有加强协调与合作，才能够有效地应对突发性危机，并为解决其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10]
市场失灵催生了“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这一角色使国家依据本国社会经济与福利状态来调整和制定对外的经济政策和参与国际经贸谈判，并积极同周边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当危机出现时，政府倾向于开展多边协商，协调各国经济政策以便渡过难关。不可否认，这一角色由于忽略了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自身的非经济诉求而显得不太真实，但它的确十分适合用来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出现和发展。由于东亚经贸合作的动力更多源于各国经济的地缘性和互补性，[11]而外向型发展模式又是东亚经济体的特征，因此，“经纪人”式角色既体现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家角色的期待，又反映了相关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成为东亚国家参与区域合作的一种典型角色。这一特性一方面体现了东亚区域治理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该地区的合作成果被局限在特定的议题与范畴之中，功能主义所强调的“外溢效应”在东亚地区体现得并不明显。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东亚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难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合作有利于各国的金融安全与贸易发展，因此一个区域性质的“10+3”机制被尝试性地构建起来，旨在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保证金融市场安全。[12]中、日、韩三国也在这一框架中开始尝试三方协调，并于2003年10月签订《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开始在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多个重点领域开展合作。[13]这些合作无疑成效显著，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地区协商机制并拓展合作领域的主张与建议却没能付诸实践，而是仅仅停留在倡议的阶段。似乎一旦超出本国经济代理的权限，“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在东亚地区就无法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战略型国家角色
由于国家利益并不仅仅是社会福利或经济利益的简单叠加，而且是包括经济、战略甚至是意识形态在内的多方面目标。[14]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地区角色的定位中不仅要考虑经济角色，而且还要考虑政治安全角色，而后者往往与前者同等甚至更为重要。因此，对国家而言，经济互惠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角色扮演，同时也是维护本国外交与国家安全、增进国际影响力的手段。大卫·鲍德温在其研究中指出，经济战略从不会止步于其本身，它几乎总是反映着一些更高层次的政治目标，这源于政策制定者对于形势的判断。[15]因此，当国家以“经纪人”角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角色进行转换。而当国家以战略型角色参与区域治理时，其治理领域往往会更广，参与治理的层面也会更高。
战略型角色国家，以欧盟中的法国与德国最为典型。“法德轴心”推动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其目标显然不仅仅是经济联合，而是包含了更高层面的政治诉求。尽管欧债危机让两国的领导能力得到考验，但这不会令两个国家放弃其在区域治理中所担当的角色。[16]在东亚，全球金融危机令各国开始反思其经济增长模式[17]，但战略角色类型的转变依然遭遇到了重重阻碍。2009年，日本鸠山内阁曾提出民主党派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鸠山由纪夫试图将日本外交政策转向亚洲新兴国家[18]，并主张在未来的共同体中，中、日、韩三国应加强经济、环境、人道主义关怀与安全（主要是非传统安全）四个领域的合作[19]。这一理想主义的主张随着鸠山由纪夫的下台而不了了之，但其在推广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美国的阻挠、各国的怀疑以及来自日本自身的反对）恰恰说明了战略型国家角色在东亚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
总之，“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代表着一种初阶的、固定议题内的国家间合作状态。它是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家经济利益互动的产物。在经贸合作的初期，这无疑是有效的。但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水平的提高，经贸层面的协调已不足以保证各国的利益。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的维护有赖于更高水平的治理。只有当国家角色被赋予更高的政治内涵的时候，即国家角色向战略型角色转换的时候，高层次的、多领域的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与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令东亚区域产生了这一角色预期[20]，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东亚国家不愿意或无法实现角色的转换。
二、阻碍东亚国家角色转换的因素
从角色理论的角度看，东亚国家角色转换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外角色预期的存在，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了离心力；二是区域内主要国家在角色认知上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内部的紧张；三是由于行为体差异所导致的交流障碍，这使得可能的互动与协调变得相对困难。东亚国家无法在进行角色转换的同时克服或抵制这些负面影响，因此相关国家在参与区域合作时往往回避制度性合作机制的构建，[21]仅表现为一种有限的参与，将自身角色严格限定在“经纪人”的领域。
（一）区域外角色预期的离心力
区域外角色预期来自于更大范围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它使一个区域内的国家具有与区域外势力进行合作的意愿，此时一旦区域外合作与区域内合作产生冲突，该国就不能很好地推动区域内合作的发展。这种离心力可能源于国际秩序本身，也有可能源于区域外大国的影响（包括压力与诱惑）。例如，在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当中，不妨碍英美关系是英国参与欧洲合作的一条红线。
毫无疑问，对东亚国家而言，美国是离心力的主要来源。尽管美国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能够为发展东亚经济方面提供支持与补充[22]。但同时美国也反对东亚地区任何可能的没有美国参与的高级合作议程。一方面，美国与日本、韩国缔结了安全保障同盟，并且视美日关系为它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同盟关系[23]；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加紧对华遏制，体现为战略重心的东移。这使得美国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制度化协商机制施加影响。东亚国家一旦尝试推进高级层面的治理，就势必会面临美国的介入，因此在相关区域合作中就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从东亚地区国家的角度来看，各国对于美国介入东亚事务的认知与期待也迥然不同。以中日关系为例，对于日本，美国是最大的、不可轻视的盟友，东亚合作不应损害它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并且前者的推进有赖于后者的支持。而在中国看来，美国虽然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但同时也是试图遏制自身发展的对手，并且有理由认为美国在东亚的任何行动与安排都可能是对自身的防范。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导致当以战略型角色参与区域治理时，中日的行动重心会完全不同。这使得可能的制度化尝试大都停留在倡议的阶段，难以付诸实践。
除了美国的作用，其他区域外势力如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在影响着东亚合作的进程。例如在“10+3”的区域框架中，日本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主张将美国、澳大利亚包括在东亚范围之内。[24]而印度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对相关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25]这些区域外行为体数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协商的难度，因为国家会更多地考虑如何“拉帮结派”，而不是针对问题寻求对策，浪费国家在战略角色上的热情。
（二）区域内主要国家在高级政治领域存在认知张力
除了外部压力和诱惑，认知的水平也对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影响[26]。由于东亚很多国家在高级政治领域存在着利益冲突（其中以中日矛盾最为明显），使得这些国家一旦以战略型角色参与治理，就势必会因核心利益的分歧而斗争不休。由于造成矛盾的原因大都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此各国更愿意将精力放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当中，而不考虑进一步的机制建设。
在东亚，中日关系在地区合作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27]但同时两国在角色认知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一方面，中日存在着由来已久的领土争端；另一方面，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令日本对中国十分警惕。[28]由于害怕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超过自己，日本尝试以多种方式牵制中国发展。而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也加剧了中日两国在现实中的互不信任。这种高级政治领域的僵持，阻碍了国家在构建地区性协调机制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这一角色认知的对立在区域外角色预期的影响下而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对于美国而言，由于东亚地区两个最主要的参与者——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而美国和日本又有着同盟关系，使得可能的平衡行为变得更加困难。[29]
除了中日矛盾，东亚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安全领域的冲突，其中主要的冲突是领土纠纷。目前东亚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除去与中国相关之外，还有十四对之多。[30]这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所少见的。另外，由于东亚各国主权领土意识普遍十分强烈，[31]各国民族主义思潮近年来也十分活跃，导致在短期内各国难以通过调整自我认知的方式实现妥协，更高水平的多边机制构建也就变得困难重重。
（三）单元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尽管东亚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享文化，但从内部来看，东亚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尽管不会直接导致矛盾产生，却影响着各国彼此进行沟通的效果与信任的水平，阻碍着共识的形成。战略型国家角色关注国家利益的各个方面，这对国家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政治互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遗憾的是，东亚差异较大的单元特征弱化了互信产生的效果。
对于中国，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着国家规模这一要素。由于巨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方面，还是在军事实力方面，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是十分显眼的。不仅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视中国为假想敌，许多邻近小国也感觉中国在威胁其生存。这种由于实力对比而产生的政治不信任感很难消除。尽管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时期所承担的地区责任为东亚各国所称道，但近年来中国崛起的速度还是令相关国家感到紧张，加之固有的领土争端，使得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开展更高水平合作的难度加大。
以上三个方面是国家在角色转换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值得说明的是，国家间的经济摩擦与历史记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角色认知，但这两个因素并不是影响合作的主要变量。首先，由于地区国家之间发展的程度不同，经济摩擦是必然的，并且会长期存在于地区经济交往之中。即使在欧盟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目前，东亚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分歧主要包括市场开放方式、敏感产品保护规则、产品原产地规则等方面。“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的出现，正是为了协调各国在经济交往中所存在的问题。由于减少彼此之间的经济摩擦所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各国对此有着比较一致与清醒的认知，因此更愿意在经济领域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所以，较之政治互信缺失，经济矛盾更多的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而非阻力。
其次，历史记忆虽然在东亚国家之间的冲突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但和国家现实矛盾相比，历史积怨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中日关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经历的蜜月期，越南与美国近年来的关系缓和，以及亚洲各国与原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变化，都说明历史问题从属于现实国家利益。后者的状态决定着前者的表现。所以历史积怨的化解固然有利于增进互信，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现实中的国家利益。
总之，对于转变国家角色而言，三个主要障碍是：域外势力的离心力、高级政治领域的张力、单元间的差异。其中域外势力是外因，高级政治领域的张力是内因，而单元间的差异则在互动中对内外因产生影响。
三、改善关系、加速角色转换的路径
比较上文提出的三个主要障碍，不难看出，由于单元间差异是具体国家长期发展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稳定性、客观性，无法也不能随意改变。所以东亚国家若想实现角色转换，推进更高水平的合作，就必须从高级政治领域的张力与域外势力的离心力的角度来尝试改善。
首先，要减少或缓和不同国家战略型角色间的认知矛盾，减小地区内部张力。东亚国家在经济领域尽管也存在紧张状态，但由于“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的存在，因此能够对矛盾进行调节。而在高级政治领域，国家角色本身就存在冲突，这自然不利于问题解决与合作深化。所以实现在高级领域的相互谅解是战略型国家角色能够产生积极作用的前提。东亚国家必须理解，“战略”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斗争或零和博弈，也意味着协同行动或相互支持。当然，学习与协调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但从结果上讲，有效的制度化合作有利于东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这是一项值得坚持的事业。欧盟的存在为欧洲大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平台与有力的保障，而这一区域机制能够存在的前提恰恰是成员国愿意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改变既有的国家角色认知。若欧盟这样单元差异尚小的区域组织尚且需要积极的认知调整来维系其存在，东亚国家的区域机制化建设则更加需要主要国家之间的谅解。
其次，要缓解来自外部的离心力。缓解并非排斥，而是尝试将外部预期有效整合在区域治理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东亚国家无法消除，也不必刻意去排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而是应该设想如何将这一力量引向积极的方面，如维持敏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支持自贸区建设等。有观点认为，由于美国的存在，当前东亚不可能就紧迫问题实现高水平的多边合作。[32]在今天看来，这的确是现实，但霸权领导注定是“一项消耗性资产，为其自身的衰败创造了条件”[33]。随着美国霸权的回落，未来区域秩序的维系势必需要更多国家之间的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独撑大局。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构建不排斥美国的地区合作机制，是实现权力平稳转移的手段，同时也能有效缓解地区合作中的外部离心力问题。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排斥美国以外的其他域外国家参与东亚治理，毕竟开放性是东亚地区合作架构的一大特色。[34]更多的国家参与意味着更多的合作资源和更大的协调空间。因此，制度化地安排域外国家与域内国家在治理中的角色与位置，将有利于协调东亚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水平，并防止域内或域外国家通过“拉帮结派”的方式扩大权力斗争。
四、中国角色转换的路径选择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伴随着崛起，东亚需要更加了解中国，中国也要更好地承担起地区责任。这要求中国要在维护地区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根据上文指出的两条路径，中国的角色的转换需要在互动中改造角色认知与角色预期。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在经贸领域确保并增进共同利益
在现阶段，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中国需要让各国理解，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世界中，单纯“经纪人”式的国家角色已经不足以确保经济共同收益在各个国家的实现，只有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才能保证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我们常常用“政冷经热”来形容东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水平，但事实上，政经两方面不同的表象并不意味着这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一方面，东亚经济受制于政治的现象十分明显，[35]例如，2012年9月以来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贸易的负面影响。[36]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和东亚各国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新发展也不断推动着政府层面合作的进行。[37]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上，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经过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并计划于2013年初开始第一轮谈判。[38]这意味着良好的政府间协调有利于增进经济共同收益，而消极的政府关系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削弱共同利益。因此，尽管东亚各国政府在政治、安全等高级领域短期内难以开展有效的合作，但它们在保证东亚经济秩序良性发展方面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就是说，尽管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的红利在现阶段难以“外溢”至高级政治领域，但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与相互谅解，却是东亚各国经济良性发展的保证。中国应积极呼吁并开展以政府间合作为主导的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区域贸易协定的整合，积极构建一个较少摩擦、更多互惠的地区性贸易、金融平台。
（二）在政治安全领域明确总收益的不确定性
保护与增进共同收益是推动经济领域合作的主要手段，但在政治安全领域，由于共同利益稀少或是并不直观，因此需要通过另外的路径来寻求突破，即通过明确的对抗行为可能会导致的糟糕结局来增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意愿。零和博弈模型表明，如果博弈双方的收益加总恒为零，那么对抗是双方唯一有效的策略，此时任何沟通与协调都是无意义的。我之所失即彼之所得的收益结构看似符合国家彼此之间在政治安全领域（尤其是领土问题）的斗争，但其忽略了可能的双输结局。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总收益不是恒定的，既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没有机制或权威会承诺一个恒零的结局，国家彼此之间很可能在争夺中两败俱伤。法德百年恩怨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与经济领域不同，对两败俱伤结局的忌惮，是国家在安全领域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动力。鉴于这一结论，明确潜在的对抗风险可以防止过激行为的出现，并有助于推动国家角色认知的改变。
例如，六方会谈机制，就是相关国家在对朝核问题的共同关注基础之上形成的。六个国家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愿意共同协商，其本身就是东亚安全合作的一种突破。尽管在目前，六方会谈遭遇了最严重的挫折，但其并非“基本失败”，至少这一机制令六个角色迥然不同、利益错综复杂的国家开始尝试协调与合作。事实上，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合作，不仅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把正在形成的规则和规范普及到几个大国当中，要求大国接受并遵守规范，[39]防止其走权力竞争的老路。六方会谈对于东亚地区可能的高级领域合作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所以，对于政治安全领域的治理问题，中国应尝试扮演一个积极的地区战略型角色，通过强调总收益的不确定性来呼吁有关国家（包括域外国家）参与具体谈判。无论结果如何，这一过程都会对东亚国家未来可能的更高水平的合作产生积极的影响，有益于协调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积极推动社会交流与公共外交
政府主导是东亚区域合作与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样的安排有其现实性的考虑，毕竟在世界范围内，政府间合作依然是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起核心作用的一环。但考虑到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特殊现实，以及全球化发展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冲击，在现阶段更多地鼓励与推动非官方的、民间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商业团体、学术界、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弥补在信息化时代政府应对问题的滞后性缺陷，也有助于处理政府难以直接出面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建立政治互信方面。有学者指出，民间外交在这一领域有三个作用：第一，具有推进国家关系发展的良好作用；第二，具有不同层次政府的代偿作用；第三，具有消除民间对立情绪的作用。[40]
事实上，随着民主制度的健全，社会力量对本国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层面的诉求与偏好会通过选票与利益集团传递给政府。此时做好不同国家之间社会层面的沟通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中国尤其应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的民间交流，增进与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前文提到，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差异影响着地区内沟通与协商的效果，进而影响国家角色的转换，而这一差异本身又难以改变。增进社会彼此之间的交流，可以从认知形成的角度减少因差异而产生的疏离感，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从而为可能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奠定有利的社会基础。
五、结 论
目前，东亚治理在经贸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说明了“经纪人”治理模式在现阶段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种种迹象表明，仅仅依靠这一模式显然不足以应对未来日益激烈的区域间经济竞争和来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之间产生的威胁。东亚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与创造力来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以应对新的挑战，而这有赖于国家角色在治理实践中的成功转型。
不难理解，无论是“经纪人”角色还是战略型角色，国家在现实中的表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与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利益的内涵会被不断地重新诠释，国家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发生转变。因此，东亚国家在持续不断的治理实践中，其角色身份也不断地变化和被重新认识。“守成”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进步，而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是增进经贸领域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实现政治谅解与互信的必经之路。这一路径的实现有赖于战略型国家角色参与区域治理。上文已经分析了这一转型所面临的困境。在对困难有了清晰认识的基础之上，东亚国家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以应对挑战。对中国而言，就是增进共同收益、明确不确定性以及推动民间交流与公共外交。在近期，这些举措的推进无疑都面临着困难，但这也是其紧迫性之所在。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互动与沟通，才能为未来东亚国家的角色转型和更好的区域治理奠定现实的基础。
Could East Asia Governance Exist?The Role of the State Convers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作者简介：He Rui (Ph.D.Candidate,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Nankai University)
摘要：Though some progress of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which centers on reciprocity of economy and trade has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the system of multilateral framework and the governance in higher political level have not been built and spread.With the rise of the problems about economic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 bility,hardly can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nswer such challenges unless they pursue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higher level.It depends on the fact that countries concerned convert their role of economic agent into the role of strategy consciously.But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conversion fac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Countries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China) need to try to deal with the obstructions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operation in higher level.In the long run,it is propitious to better governance in East Asia,which could create better reg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bstract：Though some progress of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which centers on reciprocity of economy and trade has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the system of multilateral framework and the governance in higher political level have not been built and spread.With the rise of the problems about economic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 bility,hardly can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nswer such challenges unless they pursue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higher level.It depends on the fact that countries concerned convert their role of economic agent into the role of strategy consciously.But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conversion fac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Countries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China) need to try to deal with the obstructions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operation in higher level.In the long run,it is propitious to better governance in East Asia,which could create better reg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in East Asia.
关键词：East Asia the role of the state reg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East Asia the role of the state regional governance
[1] ［美］罗伯特·O.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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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来源：http://news.xinhua 08.com/zhuanti/2012/zrhFTA/（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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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几种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参见［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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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于潇：《东北亚政治安全困境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9页。
[10] 苏浩：《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29页。
[11] 于潇：《东北亚政治安全困境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9页。
[12] 张骥、张爱丽：《多边主义与东亚合作》，金灿荣主编：《多边主义与东亚合作》，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3] 秦亚青主编：《东亚地区合作：2009》，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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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法德两国应对危机的举措参见［德］阿尔伯特·施魏因贝格尔著，孙彦红译：《欧债危机：一个德国视角的评估》，《欧洲研究》2012年第3期；张骥：《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45页；Andrew Moravcsik，Europe After the Crisis How to Sustain a Common Currency，Foreign Affairs，2012，Vol.91，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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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秦亚青主编：《东亚地区合作：2009》，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页。
[20] Natasha Hamilton-Hart,Regional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East Asian Leadership After the Global FinancMal Crisis,Asia Europe Journal,2012,Vol.9,pp.237-254.
[21] 于潇：《东北亚政治安全困境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1页。
[22] 王英英：《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和主导权问题》，《亚太经济》2012年第3期，第4页。
[23] 何剑主编：《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24] 王子昌：《10+3≠3+10：不同理论视域中的东亚区域合作》，《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第51页。
[25] 秦亚青主编：《东亚地区合作：2009》，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
[26] Ong,Bernard,Recognizing Regions:ASEAN's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Pacific Review,2012,Vol.25,No.6,pp.513-536.
[27] Jinsoo Park,Regional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Pacific Focus,2012,Vol.27,No.2,pp.290-318.
[28] Atanassova-Cornelis,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 of Japan-China Relations:Strategic Mistrust and Fragile Stability,Pacific Focus,2011,Vol.26,No.2,pp.165-187.
[29] 芮效俭：《中国和平崛起和东亚合作：中国和美国的视角》，《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7页。
[30] 杨光海：《国际安全制度及其在东亚的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337页。
[31] 杨光海：《国际安全制度及其在东亚的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
[32] Carol Atkinson and Giacomo Chiozza,Leadership and Commitment: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Northeast Asian Order,Pacific Review,2012,Vol.26,No.7,pp.278-315.
[33] ［英］克里斯·布朗、克尔斯滕·安利著，吴志成等译：《理解国际关系》（第3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34] 秦亚青主编：《东亚地区合作：2009》，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7页。
[35] 何剑主编：《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研究》，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15页。
[36] 朴光姬：《中日关系：从“友好年”急转为“政寒经冷”》，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201页。
[37] Woosik Moon,Whither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Korea's Regionalization cum Globalization Strategy,Asia Europe Journal,2011,Vol.9,No.1,pp.29-42.
[38] 富景筠：《后危机时代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障碍分析与路径选择》，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温家宝：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明年启动》，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zfc.guangxi.mofcom.gov.cn/article/sjzhengwuxitong/201111/2011110784060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2月27日）。
[39] 秦亚青：《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和美国的作用》，《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7页。
[40] 高洪，引自高洪2004年在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区域合作与民间外交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戴建方：《民间外交主导的世纪：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展望：“东亚区域合作与民间外交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4年6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