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信用评级知多少

2009年11月，我正式入驻标普全球评级北京办公室，担任标普全球在中国的销售总监，负责开拓标普全球评级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当时，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金融危机余波尚在，美国民众饱受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财富损失之苦：失业率高企（我到现在还记得电视屏幕上，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后离职员工抱着纸箱一脸茫然离开办公室的情景），股票大跌；很多人无法支付房贷，房产价值大幅下跌并被银行强制拍卖……选民们用脚投票，不再支持前两届的执政党共和党，反而选出了47岁的奥巴马出任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来自民主党，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虽然缺乏政治经验，但是带着鼓舞人心的口号：“是的，我们行！”奥巴马在自己的回忆录《应许之地》中袒露，他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和美国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原因，他是不可能逆袭、击败代表共和党的二战英雄麦凯恩成为美国总统的。在中国，由于政府推出的“四万亿计划”的经济激励政策，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家则深信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大量的企业信心满满地准备出海，趁欧美市场脆弱不堪的时候，拓展国际市场。

当时，国际信用评级在中国属于非常小众的舶来品，没什么存在感。3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评级、穆迪和惠誉——在北京只有规模很小的办公室，员工配置非常相似，基本由一位业务人员、几位分析团队人员和一两位后台支持人员组成。因为我是向在香港的亚太区销售总经理汇报，面试的时候我还当天来回专程去香港和他见了一面。当时，在标普全球评级公开了国际信用评级的中国发行人只有20多家，基本都是大型央企和银行，取得评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交易对手风险管理要求和做市场宣传；只有少数红筹结构的房地产公司（例如中海房地产）取得国际评级，目的是在香港发行美元债。

2010年之前，由于境外融资成本比较高，以及中国公司在境外发债的制度安排尚未成熟，中资美元债市场仍处于休眠状态，后来长期占据中资美元债市场活跃板块的房地产和城投公司两大板块还未成气候，房地产行业仅有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例如中海房地产、碧桂园和雅居乐等）取得了评级，发债规模也不大。恒大在2010年发行了13亿美元的债券，就已经是所有中资发行人中规模最大的了（谁也想不到几年后恒大单笔的美元债规模高达40亿美元）。到2011年，为了中石油的发债，风行一时的维好协议发行架构(1)才被聪明过人的投资银行家们创新出来。在此之前，在中国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如房地产龙头万科）无法直接在海外发债，因此对中资美元债市场刚需之一的国际信用评级也没有兴趣；而城投公司那时连国内债券市场都还没有涉足，更别提为了出海中资美元债市场而取得国际信用评级了。所以，当时国际信用评级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影响力非常有限，我们觉得把自己定位为推广信用文化的大使更为恰当。

由于我在加盟标普全球评级以前未曾从事信用评级行业的工作，我需要从零开始学习信用评级知识，特别是标普全球评级的知识，以便更好地和客户交流。那时，我们出去见客户最常干两件事：第一是介绍标普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媒体对包括标普全球评级在内的所有国际评级系统的风评一边倒地消极；当然，比起现在针对负面新闻的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那时候的媒体相当温和了。第二是分享国际信用评级对这位客户有什么价值。因为当时公开信用评级的发行人数量非常有限，缺乏客户熟悉的评级案例；后来担任国际评级市场推手的债券承销团队，特别是评级顾问(2)也还处于热身阶段（中资美元债市场发展起来后，评级顾问俨然成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免费代言人）。所以，我们介绍国际信用评级的益处时基本就是聊理论知识，这对发行人而言就是卖花人说花香，没有评级顾问作为第三方推荐那么有公信力（何况人家还自带海外发债案例的重要卖点，提供的是买一送一的服务）。我记得曾经向一家大型央企的财务负责人介绍，发行美元债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帮助公司节省大量的融资成本，该企业的财务负责人很傲娇地回应说：“所有的中资银行都排队贷款给我，利率下浮10%，我为什么要取得评级发债？”几年后，这家大型央企首次发行了美元债，才惊喜地发现自己直接发行美元债券的融资成本竟然和通过中资大行融资的成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