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下的火在运行

1920年2月，为了躲避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不得不从北京秘密转移至上海。根据高一涵的回忆，就在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的几天旅行中，他们已经商定由陈独秀在上海开展活动，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同时在北京采取相应行动，以便形成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局面。这就是相传已久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陈、李两人在这个时候考虑到建党，与当时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密切关注中国国内的事态，期待中国大众了解、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达到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世界帝国主义的目的。根据近年来不断解密的各国档案材料发现，1918年2月，苏俄首期派来中国的密使中有一个叫波波夫的上校军官，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并曾与孙中山接触。接着又派来布尔什维克成员布尔特曼，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联系。有了他们的秘访基础，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正式、公开派遣了第一位俄国使者，就是大家熟知的维经斯基，他直接帮助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共产党。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在北大红楼的图书馆中，李大钊为远道而来的维经斯基一行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简朴的欢迎会。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维经斯基成了这里的常客，曾和李大钊多次会谈，虽没有任何记录，但根据后来的情况推测，内容涉及建党问题。

鉴于北京的政治氛围，李大钊建议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早在2月底到达上海的陈独秀，此时已在上海风生水起。他把《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搬回了上海，作为宣传刊物。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一批思想进步人士：有主张“劳动团体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做个大政党”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主编邵力子；主张“‘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的李汉俊；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经“舍小家，为大家”的沈玄庐；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沈雁冰；强调“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从根本上谋求社会“全体的改造”的施存统；认识到“救国不是单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陈望道；放弃“实业救国”而决意走俄国人道路的李达；“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林伯渠；为“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南西北人”而公开宣称“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的俞秀松；后来为中国工人运动“坐狱最早最苦”的“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李启汉；号称“从来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陈公培；“一纸之出，风行全国”的《星期评论》创办人兼主编之一的戴季陶；与经亨颐、陈望道、夏丏尊并称为“五四浙江四杰”的刘大白；等等。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探讨宣传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等问题。

在上海，陈独秀意识到仅有学界运动不足以发动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他把目光转向了劳动大众，致力于发动工人群众，启发他们的觉悟。他亲自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中进行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4月2日，陈独秀和李人杰（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吴稚晖等人一道应邀参加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高度评价了劳动者。他提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待遇改良”，第二步“要求管理权”，最终“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把几千年来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这事实上就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宣传和启蒙。4月18日，陈独秀又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七个工界代表团体举行联席会议，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发表题为“劳工要旨”的演讲，指出当下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应“积极从经济方面着手，再图解决一切”，受到工界拥戴，被推举为纪念大会筹备顾问。在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意识的先进分子的积极组织下，上海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呈现出一派全新气象，各业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自己的节日，并于当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同一天，北京、九江、唐山、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劳动人民也都举行了集会、讲演和示威游行。以此为契机，陈独秀把《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办成了“劳动纪念号”专刊，约请李大钊、高君宇、高语罕等人撰文，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状况调查报告和全世界各国的劳工组织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说明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历史必然性，反响热烈。沈玄庐和李汉俊主持的《星期评论》也编辑了“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配合《新青年》进行宣传。种种迹象表明，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地深入劳动大众，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这样，在上海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日臻成熟。

8月，在到达上海的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由陈独秀主持，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位于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成员有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等。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经成立，就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的作用。

李大钊与陈独秀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同步行动。1920年5月，在陈独秀为纪念国际劳动节而为工人阶级鼓与呼的同时，李大钊在北京遥相呼应。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中正式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中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是名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张申府当时是北京大学教师，经常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工作。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将北京共产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到1921年7月，又发展了邓中夏、缪伯英、范鸿劼、宋天放、李梅羹、张太雷、陈为人、吴汝明等进步师生入党。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创办《劳动音》周刊，通过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该刊的出版是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劳工运动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开展工人运动的主要活动据点是拥有3000多名工人的长辛店。从1921年1月1日起，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杨人杞等在长辛店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在极其简陋的教室里、在暗淡的灯光下，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劳动补习学校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之家”。

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高君宇出任青年团第一任书记。高君宇是山西静乐（今娄烦县）人，北大学生，也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曾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也曾到莫斯科亲耳聆听列宁的教诲。作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自称“是历史使命的走卒”，被称作“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

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不仅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而且经常派小组成员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活动，直接指导、促进了北方各地的建党活动。1920年11月，李大钊指派张太雷到天津创办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后该小组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后来建立天津党组织打下基础。济南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李大钊派陈为人与王尽美等人接触，促进了济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1921年春，李大钊亲自到郑州考察和指导该地区的工人运动。5月，高君宇受李大钊委托回到故乡山西，组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党组织还帮助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等确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使之成为建党的后备与助力。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等人商谈武汉建党事宜，后又专程到武汉磋商建党大业。与此同时，陈独秀的留日同学刘伯垂途经上海回武汉，陈独秀与之约谈，交给他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派他回武汉与其他共产主义者共同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在蛇山南麓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后，按照上海发起组的做法，也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在武汉工人中开展工作。1921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的领导下，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举行了大罢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记载：“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乃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后经各国领事、商会、基督教青年会、洋车行经理、夏口县知事、洋务所长等会议，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再由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被捕车夫释放，计罢工七日。”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武汉早期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董必武曾评论说：“武汉不久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的堡垒。”

毛泽东筹划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夏，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接触、联系了李大钊、陈独秀，了解两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蔡和森等人讨论建党问题。蔡和森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36)。毛泽东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37)。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有100多名会员，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因湖南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

广州很早就接纳了马克思主义，并有一支力量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谭平山、阮啸仙、彭湃、刘尔菘、周其鉴、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等都名列其中。通过举办平民夜校、职工学校、出版刊物、组织团体等方式，先进知识分子早有了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自觉。1920年5月初，广州工人和学生数万人参加的“五一”纪念大会、举行的“五四”救国一周年大会，以及数千人参加的5月7日国耻纪念日大会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然而，广东也是无政府主义活动的重镇，广州建党首先要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因此，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1920年12月，陈独秀带着党纲来到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38)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山东济南的原同盟会成员王乐平与陈独秀相识，由此，王乐平与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在王乐平的齐鲁通讯社成员里，就有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和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1920年秋，王、邓两人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影响和帮助下，1921年春，他俩组织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齐鲁书社为其活动场所。

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39)

在国内多地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旅日、旅法的青年学生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19年至1920年，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人数达到1600人左右，以湖南、四川两省为多。“因为法国是欧洲文明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由法国……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查。”(40)巴黎和会期间，在法留学生是阻止北京政府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一支重要力量。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成立，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等。他们利用欧洲的便利条件大量搜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并在旅法的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日本是辛亥革命以来青年学生的传统留学集聚地，最初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发起，成立了旅日学生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很快发展到10多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它们犹如点点星火，洒落在经过五四运动风暴洗礼之后的中国大地上，一场新革命的熊熊烈火即将燃起。

成立全国统一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已经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