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柳永乃宋代词坛启山林手，宋词之有柳，若唐诗之有杜。然柳永其人、其词之真相，却被近千年之历史烟尘涂抹得面目全非，将正本清源之役留给今人。有感于斯，我曾费数年精力，在作了扎实的考证，获得了大量新的资料，并在对宋人野史笔记作了去伪存真的工作之后，撰成《柳永别传——柳永生平事迹新证》
一书，虽未敢自专，却大体上做到了传信祛疑，其中偶尔有误者，亦予以自正。本书《前言》，只能将结论性的东西告诉大家，并加以必要的说明，至于大量的事实考证，就只好请读者诸君去翻检《别传》了。
柳永（987？—1058？）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在族中排行第七，世称柳七。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柳宜与叔父柳宣在南唐与宋初为官，叔父寘、宏、寀、察，及其兄三复、三接，子涚，侄淇，都是进士出身，可谓进士满门。
大约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柳永之父柳宜在京东西路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县令任，此年柳永生，柳宜已五十岁，可谓晚年得子。淳化元年至三年（990—992），柳宜在全州（今广西全州）通判任。按宋代官制的规定，凡在四川四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西路以及福建路所谓边远八路为官者，不许携家眷前往，否则即有重罚乃至杀头，这几年柳永只好随母回故乡崇安。那首七律《中峰寺》诗，就是柳永在这时写的，可也真是神童了。到了淳化四年（993），柳宜全州任满回到汴京，柳永与母亲便回到父亲身边。
柳永出仕之前的事迹是最难实证的，所幸被学界公认的柳词的写实性，为我们提供了实证的依据。严格说来，诗词都有其本事，这就是唐宋诗话、词话兴起的原因。所不同的则是，别人词的本事在词外，而柳词的本事在词内。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柳永是在汴京度过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凡柳词中所谓“故里”、“乡关”者，均指汴京，足见柳永已将汴京当作故乡了。这也说明柳永之父柳宜晚年官汴京，退休后亦安家汴京。
柳永何时成婚，未能确知，但其《斗百花》（满搦宫腰纤细）显系写与其妻成婚之喜的，因写得直露，人们便将其当作妓女词了。设若柳与妻同岁，则柳永是在咸平四年（1001）十五岁时与妻子成婚的，“年纪方当笄岁”句就是明证。柳永之妻非常漂亮，柳词中反复写到她，如《促拍满路花》（香靥融春雪）、《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玉女摇仙佩》（飞琼伴侣）等等。但妻子的性情未免偏执了些，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不完全符合封建社会对女子“三从四德”的要求，再加上柳永常在妓女中厮混，于是两三年之后，夫妻感情便产生了裂痕，柳永便趁“以文会友”之机，在十七岁至十九岁时远游江浙两湖，至景德二年（1005）秋才回到汴京。在现存213首柳词中，就有将近60首是写在这三年远游期间的，堪称柳词中压卷之作的词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及被王国维赞为“第二境界”的《凤栖梧》（独倚危楼风细细）等等，都是写在这一时期的。这三年远游，是柳词的丰收时期，但对柳妻却是个致命性打击。
在柳永远游期间，其妻就一病不起，大约在柳永回到汴京两三年后，这位美丽的女子就与世长辞了。郑文焯当年就曾指出《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秋蕊香引》（留不得）二词为“哀逝之作”，可惜却未引起当今研究者的重视，现在看来，无疑是柳永为这位原配妻子写的悼亡词。
无容讳言，在柳永出仕之前，其与妓女的关系是避不开绕不过的。在宋代词人中，咏妓词之多、之滥，恐以柳永为最。但对这些妓女词，也要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而不应当撇开当时的环境，纯粹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否则，即褒贬无度。且当今的研究状况是美誉如潮，甚至将他视为人性扇扬者的“完人”。其实这些都与真柳永无关，是论者心造的幻影。
妓女之制，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汉武外史》载：“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其后各代皆沿“营妓”之名，亦称官妓，但却不再是专门以色侍人的纯粹意义上的妓女，而是以色艺为官场侑酒佐兴，迎来送往的艺妓了，当然也并未完全摆脱以色侍人的卑贱境遇。官妓之外，还有露台妓，亦称私妓；富贵与官宦人家还有家妓，至宋亦然。
其实再深究一步，宋代官方对士子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在出仕前和出仕后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出仕之后有无妻室随官也是有区别的。即出仕之前较宽，出仕之后较严；出仕之后未携眷至官者较宽，携眷至官者则较严。士子们在出仕之前，几乎没有不与妓女来往的。出仕之后就不同了，稍不检点，即受到处分，甚至很严厉的处分，这样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
柳永深知宋代官场习俗，其出仕之前与妓女关系极密，《乐章集》中那些妓女词，可以断言，绝大部分当写在出仕之前；出仕之后即换了另一副面貌，变得严肃了。他在词中屡屡说“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月华边）〕；“误入平康小巷”〔《玉蝴蝶》〕，等等。研究柳永妓女词，如不将他出仕前后对妓女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区别开来，则难免造成误解。然而却仍有不少学者为文，说他终生甘与妓女为伍，这符合实际么？
即便是妓女词，也是有区别的。概而言之，柳永妓女词大致可分为四类：妓恋词、恋妓词、誉妓词、狎妓词。妓恋词写妓女不满于倚门卖笑的被蹂躏侮辱的生活，追求自由的爱情；恋妓词写士子包括柳永自己同情妓女，在妓女中寻求红粉知己；誉妓词则以第三者身份，歌颂妓女的色艺；至于狎妓词，则纯系色情与金钱的交易。如果说前二者是同情妓女遭遇尚可，若将后二者尤其是狎妓词也等同视之，岂其宜乎？
且在柳永妓女词中，前二者较少，后二者较多。若作具体考察，则可以断定，后二者多为应妓女之请托而作，是从中讨润笔的。罗烨《醉翁谈录》即明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罗烨的话，其实也能从柳词中找到依据。《玉蝴蝶》词即有句曰：“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
人含笑立尊前。”不就是妓女邀柳永品题的明证么？可以断言，这些为讨润笔而写的词，纯粹是商品交换，总不能说也是同情歌妓吧？顺便要说及的是，那些写得太不像话的，甚至直接写男女交媾过程的词，肯定有当时的乐工与歌妓捉刀其间，是不能全记在柳永账上的。
柳永为什么中进士为晚呢？宋人将此中原因归咎于其妓女词。吴曾《能改斋漫录》之说颇具代表性：“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果真如此吗？就以《鹤冲天》词来说，显然是初试败北之作。设若柳永冠年亦即真宗景德三年（1006）初次应试，而仁宗却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也就是说柳永写此词时仁宗尚未生，又怎么能斥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仁宗十三岁即位，尚为幼童，由章献明肃刘皇太后垂帘听政。此则说明，自乾兴元年（1022）二月仁宗即位至明道二年（1033）章献皇太后崩，这十二年间，并非仁宗执政，而是章献皇太后执政的。说明即使柳永“蹉跎”于这十二年间，亦与仁宗无任何瓜葛。
其实若深究一步，柳永在真宗朝与仁宗即位的前十二年间屡试不中，恐当与政治触忌有关。
柳永于仁宗亲政的第一年即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足以证明柳永早期并非“忤仁宗”，反而是受仁宗沾溉无疑的，也使宋人所编造的柳永“蹉跎于仁宗朝”的虚妄之言不攻自破。
可惜好景不长，庆历二年（1042），柳永便因写了一首《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而得罪仁宗。首先记此事的是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的记载，其次则是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的记载：“永初为上元词，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词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
大约庆历二年正月写的上元词传入禁中，同年秋写了《醉蓬莱》，年底即被贬出京赴苏州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善于在词中赞颂美人的柳永，这期间却写了《西施》（苎罗妖艳世难偕），体认了“美人祸水”的观点，尤其是《斗百花》（飒飒霜飘鸳瓦），竟用了古代文人惯用而柳永罕用的“香草美人”格，来寄托君臣遇合与离异。词用汉武帝陈皇后与汉成帝班婕妤典，其用意是既隐曲而又显豁的。很明显，柳永在此以陈皇后与班婕妤自况，谓自己当初不该“辞辇”离开汴京，希望得到皇帝重新重用，然而却“鸾辂音尘远”，即使“寄情纨扇”也难以改变“稀复进见”之命运。这是柳词中唯一一首心酸至极的词。
至于柳永卒年，自唐圭璋断为皇祐五年（1053）之后，学者们就囿于唐说，其实完全可另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有这样的记载：“范蜀公（即范镇）少与柳耆卿同年，爱其才美，闻作乐章，叹曰：‘谬其用心。’谢事之后，亲旧间盛唱柳词，复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范镇为宝元元年（1038）吕溱榜进士，所谓“与柳耆卿同年”者误。但按范镇所言，柳永是卒在仁宗朝之后的。与柳永同为福建人而稍后于柳永的黄裳，在其《演山集》卷三五《书乐章集后》中也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应是“嘉”字之形误）祐中太平景象。”嘉祐是仁宗最后一个年号，也是包括了整个仁宗一朝的。范镇与黄裳的话，足给人以启发，说明柳永活到了英宗乃至神宗朝，不是不可能的。
柳永晚期仕途不济，但对宋词的贡献却极大。北宋词坛是柳永之天下，即使到了南宋，崇柳、学柳亦成为一种风气，柳词之风靡于宋，盖莫能与之比者。他的词，得到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细民的一致喜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就是明证。喜爱之不足，还加以“捍卫”。徐度《却扫编》有这样一条记载：“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足见整个北宋是柳词的天下，时代创造了他，他也创造了一个时代。
最先对柳词作出评价的是苏轼，他在《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中提出了“柳七郎风味”的命题，代表了宋人对柳词的最高评价。李清照《词论》就是对“柳七郎风味”的具体阐发，她历数北宋各家，谓其有“破碎何足名家”者，有“句读不葺之诗”者，有“往往不协音律者”，有“人必绝倒”者，有“苦无铺叙”者，有“苦少典重”者，有“少故实”者，有“多疵病”者，唯独肯定柳永，认为“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生当南宋的苕溪渔隐盖不懂“柳七郎风味”为何物，以为李清照所言为英雄欺人之语，乃强作解人耳。
所谓“柳七郎风味”，李清照首先提到的是“变旧声，作新声”，柳永就是第一个“变旧声，作新声”的词人。遍检《乐章集》，旧调翻新、原无柳有者俯拾即是，至如同调易宫换羽而字数多寡者又所在多有。即此而论，柳永对两宋词坛之贡献，可谓首屈一指，独一无二。仅以宫调而言，唐宋教坊共十八宫调，而柳词中即用十七宫调。至于曲名，柳词中共用了百六十七曲，其中除三首《倾杯乐》与一首《法曲献仙音》外，其余百四十六曲为宋教坊曲中所无。而在这百六十七曲中，除常见的如《西江月》、《临江仙》、《玉楼春》、《少年游》、《鹊桥仙》等二十七调外，其余一百四十七调全是柳永自制或首用的。
所谓“柳七郎风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平侧（仄）、五音（按：指宫、商、角、徵、羽。其实五音之外，还有变宫、变徵，合谓之七均。但变宫、变徵旋生旋灭，实际上是悬着的）、五声（按：指阴、阳、上、去、入）、六律（按：指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实际上还有六吕：林钟、仲吕、夹钟、大吕、应钟、南吕，合称十二律吕）、清（清音）、浊（浊音）、轻（轻音）、重（重音）的问题。词被称为“倚声”之学，脱离开这些问题，就无所谓新声了。李清照所以遍指群公瑕疵，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的。词当然也讲平仄，但词的平仄，基本上是根据诗的平仄变化而来。对词来说，除了符合平仄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符合五音、五声、十二律吕与清、浊、轻、重，否则就无法依声而歌，勉强而歌不是拗声就是变音，所以李清照才说“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故从文学角度来说知词者多，而从依声角度来说的确知词者少。刘克庄在其《后村集》卷九《答梁文杓》诗中云：“柳永词堪腔里唱，刘乂诗自胆中来。”正从反面说明，有些人的词是“不堪腔里唱”的，因而李清照才批评说“破碎何足名家”、“句读不葺之诗”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宋词之有柳，若唐诗之有杜，是无人能代替的。
宋人对“柳七郎风味”的赞美，除了“变旧声，作新声”，“腔里唱”之外，还在于其词的典雅文章。赵令畤《侯鲭录》：“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稍后于苏轼的黄裳，竟谓观柳词“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苏、黄都是文坛高手，也都是词坛大家，作为后学，他们对柳不仅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以柳为师。生当南北宋之交的王灼，虽然处处扬苏抑柳，但却也在其《碧鸡漫志》卷二中客观地透露出北宋崇柳的事实：“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也就是说，北宋人已将《戚氏》与《离骚》相提并论了。及至南宋，项平斋又将柳永与杜甫并提。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云：“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这说明北宋及南北宋之交学柳已成为一种风气，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至如王灼所谓“不知书者，尤好耆卿”则更是一种偏见，实际上唯其知书，学柳方能到家，因为在北宋，学柳最成功的当数苏轼与周邦彦。苏轼学柳，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论苏东坡及其词》已作过探讨，此不赘。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亦云：“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改革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周（邦彦）词的章法结构，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当然，善食者食其脔脍，不善食者食其皮毛，即使播下龙种，有时也会收获跳蚤，那不是应该让柳永负责的。
不惟如此，“变旧声作新声”的另一重含义，则是慢词的大量制作。当然慢词远不自柳永始，然在五代及宋初，还是小令的天下，慢词尚不多见，未能衍为巨波。唯至柳永，始以慢词为本，小令倒在其次。一部《乐章集》，现存词二百一十六阕，即有一百一十阕为长调，居柳词太半，这在宋代词人中是罕见的。
形式的解放，就意味着内容的解放。与大量制作慢词相适应的，即柳词对内容疆土的开拓。柳永之前，词多为“应歌”之作，尚鲜有“应社”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尝云：“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在北宋，开“应社”风气之先者，当首推柳永。观其《乐章集》，皇家词、赠人词几占十之一。他如游仙，在诗早已司空见惯，在词却柳永之前乏人，其后也鲜有作者。至如羁旅行役之作，在《花间》已有先例，然至柳永始蔚为大观，且超过前人成为柳词一绝。此外，举凡歌舞、宴饮、赠妓、离情、怀古、咏物、御楼肆赦、皇帝生日、祓禊御宴等等，柳词无所不及。只有柳永，才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北宋，只有柳词才给我们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杜诗中有“史”，柳词中又何尝无“史”？
柳词也涉及到雅俗之变。柳词雅俗并陈，这是事实。然由宋迄清，词家多病其俗而赞其雅，却是传统的偏见。更有甚者，病其俗而无视其雅，赞其雅而无视其俗，直置事实于不顾。前引东坡与黄裳语，只赞其雅而否定其俗，王灼谓其“浅近卑俗”，胡仔、黄升谓其“多近俚俗”，就是两个极端。
雅俗本为二途，雅者凝重蕴藉，俗者浅近清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未可轩轾。宜在雅不厌俗，俗不伤雅，方为神品。故大家多二者兼之。柳词凡产生于西楼南瓦、羁旅行役之间者多“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久享盛名的重要原因。《乐章集》中那些成功之作，多是以俗为骨，以雅为神之作。即如被称为柳词压卷之作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俗是俗到家了，然又何不雅？曾被苏轼盛赞为“唐人佳处，不过如此”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可谓雅极，然又何不俗？还有一些以俗为本，俗不伤雅之作，如《采莲令》（月华收）、《凤栖梧》（独倚危楼风细细）、《留客住》（偶登眺）、《戚氏》（晚秋天）等等，这在柳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再次者为俗而寡味之作，这在柳词中亦不在少数，此不赘。柳词以俗为成名之阶梯，亦以俗为败名之陷阱。从俗，他胜利了；媚俗，他又失败了；媚俗到了极点，就成为庸俗、卑俗乃至淫亵。故尝为柳永辩的周济也深为柳永惜，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云：“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其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
提起柳词风格，大家会自然想到柔媚。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一些爱情词与妓女词是如此。但凡大家之作，其风格总是多样化的。总体观察，只要脱离了偎红倚翠的题材，柳词的风格就显出多姿多彩的景象。如《雨霖铃》（寒蝉凄切）之森秀，《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之清隽，《望海潮》（东南形胜）之俊迈，《定风波》（伫立长堤）之淡雅，《巫山一段云》五首之飘逸，《鹤冲天》（黄金榜上）之豪爽，《戚氏》（晚秋天）之苍凉，《一寸金》（井络天开）之雄健，《早梅芳》（海霞红）之奇峭，等等，不一而足。
至若柳氏家法（艺术手法），宋人即有赞之者，而以清人为盛，近人郑文焯为最。郑氏在手校石莲庵刻本《乐章集》卷首总评曰：“耆卿词以属景切情，绸缪宛转，百变不穷，自是北宋倚声家妍手。其骨气高健，神韵疏宕，实惟清真能与颉颃。盖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词体之正者，独《乐章集》可谓专诣已。”“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寄托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诚如化人城郭，惟见非烟非雾光景，殆一片神行，虚灵四荡，不可以迹象求之也。”誉之太过，则胜于毁。郑氏欲为耆卿功臣，实坏柳家门墙。所谓“绸缪宛转”、“神韵疏宕”、“浑妙深美”、“寄托清远”、“虚灵四荡”等等，根本与柳词无涉，且恰好相反，柳词之胜，正在于以赋为词、善于写景叙事与明白家常而已。若论柳氏家法，舍此三者而旁求，究属隔靴挠痒。
以赋为词是“变旧声作新声”的需要，慢词的体制，给赋以用武之地，而在小令中却是难以驰骋挥戈的。周济谓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气在骨”。夏敬观谓其“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可谓要言不烦。赋作为文体，要求“铺采摛文”；作为表现手法，要求直陈其事，这二者都在柳词的“铺叙委婉”中找到了契机。观柳词，或纵向，或横向，或逆向，层次铺展，又每于开端、换头、结尾处一笔勾勒，使全词一气贯穿，浑然一体。这正是柳词的看家本领，在两宋词坛是独为翘楚的。但赋若不参以比兴，则少寄托，欠含蓄，这正是柳词长中之短。故读柳词，常觉一泻无余，却难于流连忘返。自清人张惠言专讲寄托以来，其后学每于柳词中找寄托，实类痴人说梦。郑文焯谓其“寄托清远”，更近于以谀为誉。
以赋为词，必然长于叙写。柳词每以善于叙事写景取誉于当时与后世，连对柳词抱偏见的王灼，也不得不谓其“叙事闲暇，有首有尾”，清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谓其“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谓其“善于叙事，有过前人”。盖柳词常即事而发，由景而入，事以景繁，情以景见，幽思曲想，自在其中。故读柳词，如闲窗月下，对床夜语，感人在喁喁家常，终乏跌宕震撼。语巧则纤，语粗则浅，柳永不失于粗而失于纤，宜乎东坡以其气格为病。
明白家常，也是柳词的绝诣。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赞柳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并以之比于白香山。但柳词终嫌细密妥溜有余，而疏朗开合不足，明白家常词坛倒不可缺此一席。本色是出色所使然，明白家常到了极致，就由艳而淡了。柳词之佳作，皆可作如是观。不过也有些词明白如话却淡而无味，当另作别论。
所谓“柳氏家法”，大而言之，盖此数端。且柳词变化无多，造语常有雷同重复处，一语而三四见者亦不在少数。各类词中，其结尾往往相似，如羁旅行役词往往结在思念佳人，赠人词往往结在望人高升。一部《乐章集》，许多上乘之作，却常常为此种“柳尾”所害，岂不惜哉！
中华书局要出一套诗词选本，嘱我作《柳永词》。我根据耳熟能详的原则，各类词都选了一些，编排上大体按时间先后排列，以见柳永其人其词的变化。其中《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以上为出仕前之作，《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以上为出仕后之作，以下为作年莫考之作。注释力求简明扼要，评析力求要言不烦。当然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薛瑞生
癸巳仲夏于西北大学蜗居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