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的确如此，自由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给人们带来了滚滚财源，可是它们难以填补人们心灵的空虚。金融市场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最饱受争议和最不被了解的环节，比如，不久前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系列丑闻，包括著名的安然事件，这些事情让许多人确信，金融市场其实是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的劫贫济富的工具。然而，本书的作者要坚持的观点是，健康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是创造商机、战胜贫困的一件利器。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哺育着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地推动“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不断地用新的、更好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组织来挑战和淘汰旧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组织。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有创造性的金融市场，整个经济将走向僵化和衰败。
风险投资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创新工具，它为许多勇敢的创业者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像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们却还是认为这种金融创新工具过于超前。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则令人绝望：那里的人们哪怕是为了维持独立的生计而需要借区区几美元都很不容易。如果说，金融市场可以促进经济繁荣，那为什么它并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力发展？为什么即使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到不久以前也还备受束缚？
从历史上看，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是由于它本身的缺陷，而是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在世界各国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危险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封建领主、大企业的业主、经理人和贷款人，以及工会组织。
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他们是经济衰退时期的产物。市场竞争既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那就注定有人会遭受损失，失业的工人、破产的投资者、失败的企业主，都被抛到贫困人群的大军之中，在他们眼里，自由市场制度造成了他们的失败和贫困，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值得怀疑。他们需要救助，而市场却不能给予，那么他们就转而通过政治途径寻求救助。
这两个方面的威胁，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工业家（或者说资本家）阶层，和作为贫困人群的失业工人，看起来彼此的地位极其悬殊，可是他们一旦在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首先在经济衰退时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在经济衰退阶段，资本家更关心如何缓解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经营成本的压力，而不是去捕捉新的商业机会，而失业工人则很容易找到和他同病相怜的人，并且同仇敌忾地组织起来。资本家则打着服务贫困人群利益的旗号，并利用他们的政治组织，开始在敏感的市场经济的政治议题上大做文章。
在这种时候，政治家如果还要站出来倡导自由市场经济，非得有一点大无畏的勇气不可。资本家躲在庞大的贫困人群身后，要求约束市场竞争的破坏力量，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政治家们往往会选择妥协，他们也会赞成市场竞争带来了破坏性的消极影响，而不再强调破坏是创造的必要代价。此时会出现许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动，表面上是打着改进市场缺陷、避免未来经济衰退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为了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就这样，资本家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最有效率的体制，而大众则呆立一旁，茫然无知，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因此，本书开宗明义提醒诸位读者，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所经历的繁荣、创新和商业机会的大量涌现，都应该归功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尤其是自由的金融市场体系的重生。接下来论述的是本书的主题：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有赖于一个国家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在一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存在着强大的敌视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势力，所以，即便在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延续也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最后，本书会对近代历史上市场经济体系的兴衰过程和原因进行考察，并且就如何帮助自由市场经济获得政治支持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我们刚刚经历了近代以来最长时间的经济繁荣时期，同时目睹了一些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失败的过程，现在来担心自由市场经济的前途似乎显得杞人忧天。或许如此！然而俗话说福兮祸之所倚，最近发生的上市公司丑闻，金融市场给经济发展造成的剧烈波动，以及严重的经济衰退，已经加深了许多民众对于市场体制的怀疑。此外还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心的迹象，从极右势力恶意的反移民宣传，到新左派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到世界人口和科技的剧烈变化所引发的许多新型的社会矛盾。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明白，自由市场体系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优势地位，并不是经济发展必然要达到的顶点，也不是社会历史的必然结局，而完全可能只是一段插曲，过去的历史曾经留下过这方面的教训。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在政治上获得支持，为此，我们必须反复地、大声地向世人宣传，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和弥补市场经济体系的缺陷，从而捍卫市场经济体系，这正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本书开头的章节，将阐释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而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恐怕是最知之不详、最饱受非议，却对于国家竞争力影响最大的一个市场了，这个市场同时也是对国家的政治风向最敏感的部分。而且，在过去30年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若干重要变化都源自金融市场的改革。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代表性特征，我们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金融市场上。
我们先来看两个实际案例。第一个案例来自某个根本不存在的金融市场穷国，另一个来自金融市场非常活跃的发达国家。很多时候，人们指责金融市场完全是为有钱人服务的，然而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指出，如果穷人没有取得融资渠道，他们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恐怕完全没有指望。而如果要让穷人得到融资渠道，金融市场就必须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充分的竞争。有了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的支持，一个人能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就只取决于他本人的志向和才华，我们的第二个案例就是明证。
案例一：贾伯拉村庄的制凳工人
如何为穷人提供信用？在这个问题上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先生——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应该是权威。在他的自传里，尤努斯讲述了当年他是如何认识到金融活动的重要性的。那时，尤努斯是孟加拉国一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当地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令他触目惊心。于是他步出象牙塔，深入郊外的贾伯拉村去考察当地人的生计。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以制作竹制板凳为生的年轻母亲——索菲亚·贝甘（Sufiya Begum）[1]。
索菲亚告诉尤努斯，为了制作这些竹凳，她每天需要大约22美分来购买原材料，可是她一无所有，只能向销售竹凳的中间商借钱。作为借款的代价，索菲亚必须把她制好的竹凳按照既定的价格卖给这些中间商，最后留给她的报酬仅仅是2美分。尤努斯惊呆了，他写道：
我看着她又开始了工作，褐色的双手穿梭在竹片之中进行编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又能打破这种贫困的循环吗？索菲亚的收入连给她自己糊口都不够，怎么能让她的家人得到温饱，又怎么能供她的孩子们上学呢？[2]
索菲亚没有这22美分，就不得不落到中间商的控制下，不得不以一天的辛劳换取2美分的微薄收入。如果穷人能获得融资，她就可以把自己解放出来，把自己的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但是那些中间商却要保持对她的控制，不愿意让她得到融资。就是因为没有这区区的22美分，索菲亚的劳动被他人占有了。
金融市场的极端落后，其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是见怪不怪的事情。再看看一些发达国家里金融革新正在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使人不免有天上人间的感觉。我们的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案例二：搜寻基金
凯文·塔维勒（Kevin Taweel）即将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他并不打算去某个大型的老牌企业高就，而热衷于开办自己的公司。
别人提供的工作邀请很多，但没有人会请他去做老板。谁会信任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把企业全权托付给他呢？答案很明显，如果想自己当老板，他就得先收购一家公司。可是怎样收购呢？他不但没有购买一家公司所需要的财力，连搜寻一个好的收购目标所需要的这点经费他都没有。
凯文所面对的情况其实很普遍，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不缺少怎样致富的好点子，而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他们的梦想。通常是，要赚钱，你必须先有钱。不过，凯文找到了一种鲜为人知的融资工具，帮助他克服了缺乏资金的障碍，这就是“搜寻基金”。在毕业之后短短两年，凯文就在经营自己的公司了。
搜寻基金是一笔资金，专门用于搜寻那些有被收购意向的企业[3]。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年轻毕业生，自己还没有太多积蓄，通常都共同建立搜寻基金。基金为委托人（去从事搜寻的毕业生）提供从事搜寻工作所需要的花费和部分生活开支。在明确了某个收购目标后，委托人要与业主进行收购谈判，同时要筹措资金。此时，搜寻基金的原始投资人有权利以优惠条件参与这个收购项目的融资。在成功收购目标企业之后，委托人要负责改进其经营管理，以便在几年以后以更高的价格把企业再卖出去。通过这个过程给投资人带来回报，同时也为自己挣下一笔可观的财富。
1993年12月，凯文筹集了25万美元来支持他的搜寻项目。一年半以后，在斯坦福校友吉姆·埃利斯（Jim Ellis）的帮助下，凯文确定了一个合适的目标——一家紧急道路服务公司。该公司的老板要价850万美元，凯文和吉姆通过银行和个人投资人（其中大多数人正是凯文的搜寻基金的原始投资人）筹措到了这笔钱。当时，他们向那些投资人详细描述了这个收购项目的美好前景，筹资的事情在24小时以内就大功告成。
在凯文和吉姆的经营下，这家道路服务公司通过内部的业务增长和对外的并购活动实现了高速发展，销售收入从1995年的600万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2亿美元。公司给投资人带来的回报更是高得令人咋舌，1995年的股票价格是3美元，到1999年末，公司开出的回购价格达到115美元！
当然，并非所有的搜寻基金都有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有的委托人还没有找到好的收购目标就花光了钱，有的人找到了收购目标，却没有很好地经营下去。但总体来说，搜寻基金的回报还是不菲，投资人的年均收益率能达到36%，委托人的所得更是不在话下[4]。
不过，与这样高的投资回报相比，更不同寻常的是隐藏在这些基金背后的新的经营理念。在搜寻基金里，融资的项目不是一项可以作为抵押的固定资产，甚至不是一个现成的商业项目，而是去搜寻这样一个商业项目，搜寻一个好的点子。搜寻基金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要创造财富、获得经济自由，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再是他的银行户头，而是他的头脑、他的素质。
搜寻基金反映了一种金融市场上的革命性进步，更多的人拥有了获得融资的途径，这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还远没有意识到这点。举个例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劳动力资源总是相对丰富的，而资本却只有少数特权人士可以获得。其结果是，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总是居于弱势地位——比如在过去的大公司里，资本的所有者（股东）和他们的代理人（管理层）负责经营决策，而低层次的雇员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服从和执行。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人们有了更方便、更廉价地获取资本的渠道，在很多产业领域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已经是人而不再是资本。很多人甚至觉得再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今天某些行当的企业已经不合时宜。
在经济衰退时期，上述观点似乎并不令人信服。但是在今天，一个发达国家的普通雇员或者经理已经远比过去时代的人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经济现象，从授权管理体制到公司经营层次的扁平化，从雇员持股的增加到大公司的解体，都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典型后果。
一些疑问
凯文、吉姆和索菲亚之间有太多的不同。斯坦福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即使在休闲的时候也从头到脚裹着时髦的名牌服装，与生活在孟加拉农村的满手老茧的赤脚村民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有很重要的相似点，他们都有各自的技能，都需要补充一些资金；他们所需要筹集的资金的数额，都与他们未来可望创造的收益成正比；他们都没有固定资产和其他财物作为融资的抵押。然而，结果是凯文和吉姆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基金，而索菲亚还继续在贫困线上挣扎。
为什么索菲亚不能以一个合理的利率为代价借到22美分，而凯文和吉姆却可以容易地为他们的搜寻基金筹措到几十万美元？为什么金融市场在某些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在其他很多地方却没有？即使在金融体系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我们是会继续享受活跃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成果，还是会很快回到曾经持续几千年历史的金融压制体制中，过去20年我们经历的金融市场的革新风暴难道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传统的”答案
搜寻基金能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为从事搜寻工作的MBA毕业生提供了动力。这个机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一系列“制度”因素，例如，从基金开始建立到以后的运转，委托人和投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完善的法律系统可以保证合同的执行成本很低；各方的利益由股份所保证，不需要在其中尔虞我诈；有效的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记录制度，这些都有利于维护参与各方相互的信任关系。这些因素同时也保证了各方的利益具有流动性。委托人很清楚，他并不需要锁定在这家公司干上一辈子，而只需要改善这家公司的经营，然后在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中把他的股份卖掉，从而成功退出。市场可以把未来的利润收入资本化，让委托人取得可观的回报，以此作为他发现和改进这家原本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报酬。这样的机制可以把最有经营才华的人吸引过来，进一步增强参与人彼此之间的信任……
与此相反，索菲亚之所以不能在一个合理利率上得到她需要的融资，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她所在的孟加拉国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明确和保证；没有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发布潜在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贷款人之间缺乏竞争；规范信用制度的法律陈旧过时；司法体系腐败无能，不能保证合同的有效执行……
要改善孟加拉国所存在的这种情况，“传统的”答案很明确——“完善制度环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个答案，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些必要的制度环境目前并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当前的制度环境与它的历史和民族特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难改变。假定如此，那么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注定还将继续贫穷下去。幸运的是，本书对于历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过去的历史并不总能主宰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人类拥有足够的智慧，即使现成的制度不能被轻易改变，人们总会尽一切可能去创造替代性的解决办法。他们的实践表明，不管历史的枷锁有多么沉重，制度变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也有人认为，贫穷国家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例如高素质的人才、财富、先进的技术，因此难以创造出新的制度环境。但是这样的论述往往会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缺乏制度环境，而这个国家之所以缺乏制度环境是因为它的贫穷。这种逻辑无助于解决这些国家该怎样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同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曾经富裕的国家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反而逐渐走向没落——比如海地，在1790年，按人均水平计算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5]。还有，这样的论述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已经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体系，却在进一步繁荣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上止步不前。比如在10年前的法国和德国，就完全没有发展出类似搜寻基金这类的金融创新服务。这些国家并非没有能力来创造有利于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制度环境，它们同样有完善的、执行良好的法律体系，它们同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它们的企业同样依赖于高新科技的进步……
因此，我们需要从别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促进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的制度环境在许多国家没有发展起来，甚至完全还是空白。
有关市场经济的政治学
我们给出的解释非常简单。小规模的、不规范的市场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制度环境做保证，但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则离不开一个牢固的制度设施的支持。如果社会的权势阶层担心这些制度环境的建立会危及他们的既得权利，那么他们就会阻挠其健康发展。其原因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竞争的制度对于人们一视同仁，让有权势的人丧失了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财富上和声誉上的双重损失。一个人获得权势的途径可能是因为以往的成就或者财产的继承，而并非其本人的能力，然而市场却要求已经有权势的人也要在公平的竞争中继续证明自己的经营才能。这些都是权势阶层害怕市场竞争的理由。
当然，在另外一个方面，权势阶层又需要从市场中获益。如果没有市场，即使某个商人垄断了全国的香蕉生产，他又到哪里去销售呢？市场是需要的，然而权势阶层会想方设法去控制它，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这一点：
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做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公众也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6]
权势阶层特别反对建立的制度环境，就是那些可能拓宽市场进入的大门和使竞争条件变得更平等的制度。控制索菲亚的中间商们在当地有权有势，完全可以排斥其他的高利贷商人渗入他们的地盘。而如果建立起一套更好的法律体系，更好地界定财产所有权，创造出公共的个人信用体系，就可以产生一个活跃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引入外来的贷款人，让中间商的原有势力化为乌有，夺走他们嘴里的肥肉。考虑到这些，这些中间商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金融市场发展起来。而反对建立那些必要的制度环境不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并不仅仅是在穷国，既得利益集团才害怕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的市场竞争。在美国，1985年按销售额排名的最大20家企业到了1999年已经有一半被淘汰出局，而在德国，1985年的最大20家企业到1999年还有80%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而德国的金融市场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趋于活跃。当然，仅就这个排名而言，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因素。但即使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显著地增强企业竞争的活力，从而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7]。
所以，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继续当权。他们感到了来自自由市场竞争的威胁，特别是自由的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为新的竞争者提供了资金，加剧了其他产业市场的竞争。因此，他们尤其反对建立自由的金融市场。
我们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共谋理论，我们的研究还将指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体系会得到发展。因为，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假如出现下面的情况，要么他们本身可以从中获益，要么他们为时势所迫，市场体系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在历史上，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至少可以划分出三个明显阶段：第一阶段，组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政府，私有财产权利开始得到尊重；第二阶段，国门被打开，对民主政府构成威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受到打击；第三阶段，倒退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借助贫困人群的力量重新掌权。这些阶段的演进次序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情况，但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也将对此进行深入的考察。
第一阶段：尊重财产权利
竞争性市场要发展起来，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包括那些最弱势和最无助的公民的财产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政府：政府打着保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旗号，动用军队、警察这些专政力量肆意掠夺自己国民的财产。不过，在某些国家，政府的角色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发生变化，政府的组成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再实行铁腕式的管理，人民对政府的态度由恐惧转向信任。而在其他地方，统治者依然把国家视为他们的私有领地，可以强取豪夺为所欲为。为什么有的国家是如此幸运，有的却多灾多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非常复杂，不过有一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关注：在那些幸运的国家里，财产的分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以新大陆为例，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各州，土地所有权分布非常广泛，存在大量的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而在加勒比群岛和拉丁美洲大陆，常见的情况则是大庄园，其所有者是庄园主，使用的劳力则是奴隶或者带封建依附关系的当地劳工。在这些地区，尊重公民财产权利的政府就发展得很缓慢[8]。
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状况与当地的政府组织形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并非巧合。在北美，大多数农民的生产规模很小，他们个人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组建警察等机构去管理当地的治安和社会事务。这样，他们就有必要组织起来，联合集体的力量来组建政府，这样的联合政府就一定是公开的、有代表性的，他们要求政府按照法治的精神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另外，从经济的角度上讲，自耕农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有动力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作物的产量。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会逐渐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作物，何时耕种，何时收割，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在当初，土地所有权如何分布是由于移民的圈占行为随机形成的，但是随着耕作经验的积累，自耕农会迅速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上的农业专家，成为一个经营效率很高的所有者。那样的话，再贪婪的政府如果想破坏这种所有权也需要三思而行，因为既然农民的经营效率很高，那么通过向他们征税来取得一个稳定的收入不是很好吗，抢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简而言之，在财产所有权分布十分广泛的背景下，北美的有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尊重法治的政府。农民个人的经营规模狭小，但他们人多势众，一旦联合起来就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时，由于农民们已经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得非常出色，那么尊重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在经济上也是有好处的。所有这些，都为一个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诞生培育了一方沃土。
回头再看看南美洲，欧洲殖民者在那里建立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利用贩入的奴隶和雇佣当地的下层劳工来从事生产[9]。这些种植园主与北美的自耕农所处的立场完全不同，他们是当地的权势阶层，并不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恰恰相反，他们拥有庞大的私人产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拥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让政府俯首听命。
随着时代的进步，废奴运动在全世界兴起，当地的下层民众在政治上也逐渐觉悟，这对于大种植园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些种植园主如果还想维持过去的生产方式，维持过去的高利润，就必须保证当地的劳工没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例如剥夺他们可能获得教育和获得融资的机会[10]。所以，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阶层拼命反对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当然，在不同国家所发生的真实历史进程要比我们的理论丰富多彩得多，但大致趋势是相似的。例如在意大利南部和印度东北部，这些地区的大封建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那里法治秩序的建立和财产所有权的尊重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权势阶层对一个国家的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国内政治的革命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往往会带来深刻的变革。在英国，都铎王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摧毁了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力量，从而促成了英国议会政治和宪政政府的诞生。在巴西，19世纪晚期的革命带来了经济改革。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战争引发了广泛的政治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些国家都相继加入了幸运者的行列，而其他很多国家，虽然躲过了国内革命和外来挑战的冲击，却继续生活在旧体制的桎梏中。
第二阶段：民主政体，打击权势阶层
宪政民主政体的出现，为公民的财产权利提供了尊重和保证，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即使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权势阶层——当权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不愿意看到活跃的金融市场给他们带来新的竞争者，他们还要设法阻挠人们获得金融自由的权利。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有组织、有目标，手眼通天。比起一盘散沙的大众，他们对于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旅游产业遭受沉重打击，而国会法案的第一个救助对象既不是成千上万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是餐厅和宾馆的雇员，而是航空公司，因为他们采取了声势浩大的院外游说活动。
与此类似，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样可以利用其组织和势力来干扰金融市场的发展，阻挠政府建立必要的制度环境。这样，即使人们需要金融产业，但假如他们缺乏有效的组织来推动这项事业，金融业的发展同样会踯躅不前。
不久之前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事情，就证明了部分人的政治私利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在20世纪早期，南部各州的农民获得信用的途径非常有限，只有极少数的银行开办农业贷款，而且利率非常高昂。农业贷款都是这些贪婪的银行家嘴里的肥肉，年复一年，农民都要倾其所有的收入以偿付高息的负担。一旦收成上遇到麻烦，全家未来的命运就完全落到这些人的手中。[11]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当时，美国各州的银行法并不是为公众利益而设计的。有的州只允许银行开办一家分支机构，还有很多州完全禁止外州的银行开设分支机构。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限制银行间的竞争，让本州银行坐享丰厚的利润。他们并不关心，由于缺乏竞争，本地的银行将变得臃肿懒散，由于限制开设分支机构，银行的经营规模太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从而无力开办风险性很高的农业信贷。客户从银行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但银行却可以继续为政治活动捐款，在很长时期里无视人民的真实需要。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才完全废止了这些陈旧的银行业法规。
如果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州里，最有经济势力的权势集团要阻挠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那么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制衡他们，那就是外来的竞争。这是因为，即使这些权势集团限制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保住了他们自己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可他们一旦面对经历过残酷竞争环境洗礼的外来竞争者，就难免暴露出自己是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其结果是，只要竞争跨越了国界，那么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进行改革，废除阻碍国内自由市场发展的陈规陋习，以增强本国企业的活力；要么继续阻挠改革，直到被外来的竞争者所消灭。通常，他们还是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实际上，这正是美国的银行管制法律体系发生变革的真实故事。伴随着新技术的采用，美国的银行开始向异地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即使没有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也可以开展跨州业务。而各州的政治势力苦于没有对外州企业的管辖权，无法约束这种异地业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州纷纷撤销了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法规，以免自己州的银行因为这种法规的约束而无法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率，在外来的竞争面前坐以待毙。研究表明，除了部分未能改进经营效率而失败的银行，绝大多数人都在更灵活的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各州在废除限制性的银行法规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提高了，银行业的风险水平也降低了[12]。
同样，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使一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面临来自外界的激烈竞争。身处开放的环境，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而不能仅仅考虑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也就是说，需要加强国内市场的制度建设。
请大家看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的企业债券市场规模非常小。其原因是因为大的商业银行控制了所谓的“债券委员会”（Bond Committee），这是个有官方性质的委员会，企业要发行“无担保债券”（unsecured bonds）必须通过它的审查。在名义上，设置这个机构的理由是为了保证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券的安全性，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商业银行企图利用这个债券委员会来限制企业债券市场，从而保护它们自己的信贷业务。日立公司是当时有名的蓝筹公司，信用评级达到AA级（最高级是AAA级），就没有能够获得这个委员会的发行批准，而只能以高利率为代价从银行贷款。
然而，欧洲债券市场（比如伦敦的离岸市场）的发展，以及1980年以后日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这两件事情最终解除了日本银行对企业的长期束缚。欧洲债券市场没有有关抵押的烦琐要求，偿还期限和币种的选择非常灵活，对于日本的大企业来说，这些条件远比国内的银行更有吸引力。20世纪70年代早期，欧洲债券占日本公司融资总额的1.7%，而到了1984年，这个比重增加到36.2%。债券委员会最终被迫解散——不是因为政府或者银行觉得这个委员会有些多余，而是因为外来的竞争注定了它的命运。
从宏观上看，在整个20世纪里，商品和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最频繁的时期（1900～1930年，1990～2000年），同时也是金融市场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而且，在这些时期里，对国际贸易更开放的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也往往做得更好。一些地域狭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香港地区、卢森堡和瑞士，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依赖于进口，所以必须保持对外开放，它们也借此发展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可以打击国内的权势阶层的政治势力，制约他们限制竞争、阻碍经济发展的企图，从资本家的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这也正是像孟加拉这样的落后国家的希望所在，如果这些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那么它们就有望革除现存的各种陈规陋习，为国民提供自由的融资渠道，实现它们获得经济自由的愿望。
总之，我们认为，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某种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会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的建设。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被某些无能的既得利益者所控制，例如封建领主或大种植园主，那么他们就会严重地阻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建设，除非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建立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改变。然而，仅有民主政治还是不够的。因为，即便实现了民主政治，如果大众对于政治活动普遍漠不关心，那么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可能大行其道，发挥巨大的影响。新闻自由、公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政党之间的竞争，都有助于制约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制约则是来自外界的竞争压力。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中，政治家就算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考虑，也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更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不同国家在政治体系上的一种竞争，竞争的结果给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
第三阶段：倒退时期
不过，假如仅仅只是因为对外开放，才导致一个国家建立起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专制，那么这个市场体系的基础是否稳固呢？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是否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与国民的政治倾向息息相关。假如国民在这项政策上并不能轻易达成一致，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岂不是飘摇不定？
的确如此，国民的政治意向会发生改变，但不是任何政治思潮都可以左右大多数人的意志。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只是一种形式，如果这个世界总体来说是相互开放的，那么单独一个国家很难严格限制商品、资本和人力的对外流动。面对政府的限制，人们总是能找到逾越或者回避的办法。所以，如果世界经济整体上是相互开放的，那么除了极个别的专制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都会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控制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这可以解释，在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还保持着健康有力的增长，所以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没有改变对外开放的政策。
但是，如果一些大国开始采取封闭政策，那就会带来本质的变化。假如整个风向变了，那么实行封闭政策的国家则更可以有效地限制对外交往，而在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会出现更多的倡导封闭政策的声音。全球化进程的倒退具有传染性，这种事情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全球经济已经联为一体，经济衰退会蔓延到许多国家，而反对市场竞争和反对对外开放的思潮也会蔓延开来。
为什么说经济衰退会滋生对反对市场竞争的思潮呢？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会带来某种必然的后果：它会给人们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原来的保障体系。经济陷入衰退以后，人们的生活就要面对这些残酷的风险，感受到缺乏保障体系的切肤之痛，因此反对市场的声音就甚嚣尘上。
更具体地讲，市场竞争总会有输赢，人们被竞争区分为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差的人、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这就是一种风险。而市场经济处在周期循环中，在繁荣时期商业机会大增，到了衰退时期经济又趋于紧缩，人们的事业和生活如同坐在过山车上一般，这又是一种风险。总体来说，市场经济会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改善，但也总会有人成为输家。
同时，在竞争比较缓和的时期，个人和企业会拥有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保障可能消失。例如，假如企业之间不存在对优秀员工的激烈竞争，那么员工的流动性就比较低，且对企业比较忠诚，因此在衰退时期企业也会尽力留用员工而不是裁员，这对员工来说就是一种保障。而在一个人才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情况就完全相反，在繁荣时期员工有比较高的流动率，到衰退时期企业也更容易解雇员工，而不是共渡难关，因为企业很清楚，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员工并不会对公司太忠诚。与此类似，在企业与贷款人之间，在供货商与客户之间，在公民与社区之间，原来都存在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大家的选择都有所增加，原来的保障体系就会萎缩。这种传统的保障体系是过去的经济环境的产物，通常不能被明确的保险合同完全取代。
简而言之，市场竞争不但会产生失败者，而且还破坏了他们过去的保障体系。这些人就形成贫困人群——破产企业的员工、损失了全部积蓄的投资人、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的小业主和农民……这些人面对一无所有的困境，只能够组织起来，希望通过政治行动给自己提供保障。而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就不仅仅是要求政府给予生活津贴，而且往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市场竞争体制，而这样做正好迎合了另一种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这种图景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而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大倒退
世界历史上以前就曾经有过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市场迅速扩张的时期。1913年，国际历史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tudies）的主席伯莱斯先生（Mr. Bryce）就这样描述过他当时的时代：
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面貌一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把地球变得更小……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活动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随便某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给其他地方带来影响，世界历史的潮流正在合而为一。[13]
他发表上述演讲的时候，市场的发展的确相当活跃。但是，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爆发，大萧条接踵而至，到处是大规模的经济混乱和失业问题。在当时，普通人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非常低，甚至接近于无，1910年，西欧国家的劳工中仅有20%拥有养老金保险，22%拥有健康保险，失业保险简直还是天方夜谭。战争唤醒了人们的政治意识，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建立保障体系，解决经济困难。到了大萧条年代，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农民、投资人、老兵、老年人，他们的要求开始有了反应。
面对群众的要求，政治家们不能再无动于衷。在那个年代，政府预算受到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严格约束，不能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足够的支持。于是世界各国就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从而破坏了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基础，国门关闭了。
这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控制了金融市场，甚至对银行系统实行了大规模国有化。通过把持金融体系，政府对私人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控制权，还有其他的直接干预措施——把工业企业国有化，建立政府支持的卡特尔。这些措施，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市场体系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不完善。当时的政府未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是就转而通过限制竞争来控制经济的大幅度波动。
限制了市场竞争，政府的干预政策又倾向于维持就业和企业经营的稳定，既得利益集团此时可谓是春风得意。在这段时期，国际竞争的压力不能再给国内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既得利益集团就抓紧时机，要求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体系。他们不但要在短期内攫取垄断利益，而且还要求在经济萧条过去以后，在他们不再能利用贫困人群去反对市场竞争后，还能够从这些法律体系中继续获益。这个大倒退的时期清楚地告诉我们，自由市场体系在什么情况下会遭到压制，而且是确实遭到了压制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竞争枯竭了，大企业控制了大多数工业部门，新来者不再有成功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不再能通过“创造性破坏”来推动新陈代谢，推动制度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后，各国都在忙于恢复和重建，上述弊端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在这之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步伐就显著放缓。
直到最近30年以来，人们才认识到各国之间的相互封闭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开始采取措施推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开放，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才又重新变得自由起来。
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发达国家里，要让社会大众达成支持自由市场体系发展的政治共识也并非自然而然之事。为了保证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必须坚持政治上的斗争。索菲亚的苦难，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反全球化运动的危险性
对外开放改善了许许多多人的生活水平——但是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清楚活跃的金融市场活动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而封闭国内市场会带来哪些风险。人们对这些事情缺乏清醒的认识，而这种不清醒就是反全球化抗议行动能够在世界各地找到众多支持者的原因。在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对外开放似乎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而实际上它恰恰是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良药。
市场要发挥作用，就一定会产生输家，而且这些人要更多地负担竞争和变革的社会成本。然而不幸的是，政治家们的判断往往过分考虑了这些人的要求，而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社会的长远需要。传统的政治保守派往往忽视了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的利益，忽视了他们给经济繁荣可能造成的威胁；而政治激进派同样有失偏颇，他们往往过分攻击竞争机制的残酷，却不承认这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近的某些情况可谓不太美妙。军国主义倾向开始在某些地区抬头，虽然问题还不是非常严重，但是战争狂热往往会刺激民众对政府行为包括经济干预的迷信，而打击对开放的市场机制的信心。同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许多投资人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层出不穷的上市公司丑闻令公众对市场的公正性丧失了信心，局部战争久拖不决，开放政策的反对之声四起——这一切在历史上都似曾相识，自由市场体系的未来面临严峻挑战。
当然，人们从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中并非一无所获，今天的发达国家基本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历史也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统的非正规保障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正在迅速瓦解，这样反对自由市场体系的势力就完全有可能在那里首先找到支持，然后再传染到发达国家。
其实发达国家也需要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逼迫发达国家加快收缩和重组其现有的工业产业；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激增，而年轻的移民将担负起给本土居民养老的重担，这给未来的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富有的退休者占有大量财富，却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这会带来财产权利的争夺……
要设法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本书也将提出明确的建议。从广义上说，我们需要坚持开放政策，让世界各国都能够公平参与竞争，并从中获益。然而要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就必须在政治上得到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和扩展这种共同利益。而自由市场经济与贫困人群之间其实更容易求同存异。为了防止民主政治走向市场的对立面，我们应该设法帮助那些在竞争中遭受失败的人，而不是落井下石，我们应该减轻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积极面向未来。
总之，本书的中心点是探讨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深层的紧张关系。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其基础设施。由于民众组织的松散性，这样的基础设施难以在民间自发地建立起来，而需要政府的参与。但是政府的参与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由于民众组织的松散性，我们不能保证政府会始终忠实于公众的利益而不偏袒某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传统上，左派和右派各自强调了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方面：左派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而右派强调防止政府的腐败。实际上他们都言之有理，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要为自由市场经济寻求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础，就不能过于偏向一方，而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虑。如果想弄清楚其中的细节，我们就需要明白，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它是如何产生的，谁是它的反对者，什么时候反对者会得势，所有这些都是本书要研讨的课题。
[1] Muhammad Yunus, Banker to the Poor: The Autobiography of Muhammad Yunus, Founder of the Grameen Bank (London: Aurum Press, 1998), 46-48.
[2] Muhammad Yunus, Banker to the Poor: The Autobiography of Muhammad Yunus, Founder of the Grameen Bank (London: Aurum Press, 1998), 46-48.
[3] 对搜寻基金的有关描述引自Howard Stevenson教授所著“Early Career LBOs Using the Search Fund Mode”，HBS case note 9-897-092。并感谢凯文·塔维勒和吉姆·埃利斯接受我们的专访。
[4]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Search Fund Study—2001, www.gsb.stanford/ces/search_funds_strdy_2001.html.
[5] 源自David Eltis的著作，转引自Kenneth Sokoloff的“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UCLA, working paper, 2000)。
[6]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第11章，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3～244页。
[7] Kathy He, Randall Morck, and Bernard Yeung, “Corporate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8] Stanley Engerman and Kenneth Sokoloff,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ing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BER historical working paper no. 66, 1994.
[9] D. Acemoglu, S. Johnson, and J. Robi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2001): 1369-1401,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European rule based on mortality rates.
[10] 关于教育的问题，参见Kenneth Sokoloff and Stanley L. Engerman, “Institutions, Factors Endowment,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4 (2000): 217-232；关于融资的问题，参见Stephen Haber,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razil and Mexico, 1840-1930,” in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d. Stephen Haber(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Gabriel Kirkpatrick, “Rural Credit in North Carolina.” CUNA, www.cuna.org/dats/cu/resarch/irc/archive4_1.html.
[12] R. Kroszner and P. Strahan, “What Drives Deregulat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Relaxation of Bank Branching Restric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99: 1437-1467, and Jith Jayaratne and Philip Strahan, “Entry Restriction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Dynamic Efficiancy: Evidence from Commercial Banking,”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1 (1998): 239-274.
[13] 伯莱斯先生（Mr. Bryce,国际历史研究大会的主席)在1913年4月3日的讲话，转引自E. Powell,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1385-1915):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e as a Centralized Coordinated Force (London: The Financial News, 1915), 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