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20世纪最后25年见证了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财富大增长。在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245%，印度则是198%。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过去30年，每年创造的财富增长在5万亿美元以上。低于每天2美元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由41%下降为19%。
如何解释这一不平凡的成功?在21世纪，我们能够期待类似成功的重现吗?能够使所有国家脱离饥寒之厄，使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吗?如果不能，我们能够做点什么以促使它发生?我们的著作试图回答这些困难重重而又异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所提供的答案很简单，不过，这些答案也说明，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进步视为未来发生的必然。
20世纪最后25年我们所见证的巨大发展是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市场体制在全世界扩展的结果。各个不同的国家，比如美国和韩国、中国和印度，都放松了对其经济的管制，在生产组织和资源配置方面给了市场更大的空间。这一过程促进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而竞争又导致了更多的创新和更大的资源流动性。
推动这一大变革的一股强大力量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广泛发展。对于成千上万的人而言，缺乏资本为其创新思想融资是他们致富的最大障碍。传统上，你只能用钱生钱。在过去的25年中，金融市场的普遍发展推动了公平竞争。由于最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本被吸引到发展中国家，这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当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后，创造财富主要依靠技能、创新思想和努力工作，而不是已有的财富。不过，尽管我们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世界上的许多(太多)地区而言，它依然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如果说20世纪最后25年所取得的成功背后的秘密如此简单，为什么许多国家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采纳这些政策?而且，为什么仍然有许多国家落在后面？
答案简单而且有充分说服力。对于市场体系而言，资本主义的运行需要一个基本的规则和规制架构，这样才能使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该体系并由此产生竞争性。通常来说，这一基本制度需要由政府提供。考虑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你想搭乘飞机，却没有对航空产业进行监管的政府部门，也没有管制措施来实施安全标准，这时候你肯定非常不愿意搭乘新成立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你会更加愿意选择既有的、拥有良好记录和声誉的航空公司。因此，如果在航空产业完全没有安全监管，这将有利于既有的企业，而新企业的进入几乎不可能，从而扼杀了竞争和消费者选择权。当然，过多的政府干预——譬如，进入权仅仅给那些宠幸者而不给其他人——同样对市场有害。
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行为取决于公众的态度。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也取决于受到监管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正是自由市场体系为什么如此脆弱的原因所在。它的脆弱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尽管所有人都能够从竞争的市场上获益，然而，并没有哪一个特定的个体能够从维护自由市场体系的竞争和公平中得到巨大的利润。因此，在促进和维护自由市场方面，并没有人能够获得牢固的既得利益。
恰恰相反，许多人通过抑制市场能够获得特殊利益。在反对市场的队列之中，不但有在竞争压力下失去工作的穷困工人，而且也包括工业巨头们本身：真正的自由市场所形成的竞争削弱了现存企业的地位，迫使它们不得不反复去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幸的是，后一个集团非常具有政治影响力，而且往往隐藏在前一个集团的后面来为限制竞争和抑制市场进入的政策推波助澜。
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处于一种微妙的中间位置，它介于缺乏规则和太多限制性规则之间。这样一个中间位置如此狭小，因此，最佳形式的资本主义非常不稳固。它很容易蜕变为一种既得利益者所有、所治和所享的体制。纵观历史，大多数时期人们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很不幸的是它也是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盛行的资本主义形式。因此，问题不在于为什么真正的自由市场体制在历史上如此罕见，而在于为什么最近30年这么多的国家能够在实现该体制方面取得进展。
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韩国和印度，它们的政治家们都信奉市场，并且试图提供市场所需的治理?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突然变得更加具有公众精神，或者说，金钱利益的影响突然消失了，而是因为随着产品和资本市场边界的开放，精英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变化。一旦竞争来自本地精英分子所不能影响的国外管辖区域，扭曲国内的基本制度对他们并没有好处。相反，既得利益企业希望国内市场能够运行得更好，以便于它们到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对于至少促使部分国内资本家从反对转而支持更好的、更具有竞争性的市场来说，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的边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途径：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国家之间的竞争正是国内市场能够更好运行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愿意加入WTO，这说明它对此是有深刻理解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基本上同意将本国经济置于越来越激烈的外部竞争之下。反过来，这也给政府以巨大的压力，在外国企业得到竞争所必需的进入权之前，它要完成必要的国内改革。比如，到2007年外国银行可以自由进入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要进行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改革。这不仅意味着要对体系内的不良贷款进行清理，提升工作人员的技能，而且也意味着要设置合适的监管体制，以使得公众认为中国的银行从安全与健康的角度看与世界上其他银行处在同样的水平上。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金融部门只扮演了外围性的角色。国有银行只有在贷款没有政治风险的时候才愿意放贷。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投资的质量常常存在问题，但是这推动了经济增长。不过，包括国有银行的金融部门必须逐渐地做出更好的资源配置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经济的考虑，而不是基于谁更有关系以及谁具有政治权力的考虑。这一点已初露端倪——改革已经导致对个人购买汽车和住房的小额银行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当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以便于信贷直接面向私人部门，并且从缺乏效率的国有部门转移出来。对外部竞争的预期促成了许多改革，不过，对中国而言，这些改革必须加快进程，以便最终能使它的经济潜力与第一流的金融体系相匹配。
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因此现在尤其需要强调保持市场开放的重要性。反全球化运动在这点上完全混淆了是非。全球化并不会使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奴隶，反而会把人民从把持国内朝政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解放出来。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有其负面影响，也不是说现在还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就应该马上放弃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一切管制。但是，我们坚持认为，今天的人们在谈论全球化时，反映的问题过多，看到的成就却太少了。
上述讨论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市场体系已经完善的发达国家需要承担特殊的责任，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使后者成为更具市场导向的国家。在短期内，这会给发达国家的某些群体带来损害(我们在书中也讨论了他们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救助方法)，但在总体上却是有益的。从长期来看，这会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有助于发达国家继续保留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之中。为了全球的利益，我们希望世界贸易组织坎昆会议的失败只是国际贸易发展长河中的小小旋涡。
最后要谈的是，我们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要对中国融入自由市场体系的过程进行总结，并不是件简单的工作。俄罗斯为了引进资本主义体系，摧毁了原有的共产党政府，对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而中国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中国政府给新企业的创办提供了越来越大的自由，却依然掌握着主要体系的控制权。这样，避免了国家机器的崩溃与由此可能导致的混乱局面。不过，中国政府也没有给私人部门创造足够的激励与透明度，而私人部门是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所必需的要素。在今后的几年中，这些是否能得到改善，将是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现在，中国的经济包含着几种日益冲突的力量。一方面，由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的劳动力，出口导向型产业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国有部门效率低下，只是因为优惠的信贷和缺乏退出机制才继续存活。
虽然说，中国并没有公开反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资本家阶层，但并不缺乏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以前，国有企业的工人依靠所属的企业满足其各种需要。由于竞争的加剧，许多企业破产，工人们正在丧失工作和养老。他们对此的反应现在还算平静，这是因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假如增长率下降呢？
国有部门的经理人习惯于自己的低工资，但是他们拥有的权力和好处甚至令私人企业都感到嫉妒。如果市场竞争将破坏他们的企业王国和个人好处，他们会感到高兴吗？
国有银行的金融家必须学习，如何根据信用和收益率来发放贷款，而不是考虑借款人是否有良好的关系。这些金融家是愿意掌握新的经营技能呢，还是希望阻挠竞争？
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保护本地企业，阻止其他人的进入。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因为中国正在向世界开放，其国内市场却被地方官员树立的壁垒所割裂。这种局面应该如何扭转呢？
还有，中央政府自身的角色也不够透明。虽然说，中央政府并未被工业利益集团所控制，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对企业的直接经营，不但有国有企业，还有合资公司，以及与官员们有亲友关系的代理人等。执政党已经对这些事情制定了纪律规定，但是，中央政府在形形色色的私人利益诱惑面前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中国要想继续保持人民所需要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更多的面向自由企业制度的改革。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那样，这就要求真正采取行动，限制政府的权力。在过去，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给中国建立了现代经济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设施。而今天，中国需要更多的软性基础设施——知识产权、法治、透明度、金融自由等，可以把经济决策分散到私人部门，并提高决策的质量。中国的民众也需要积累私人财富，来应付市场经济波动的风险，尤其是在国家提供的安全机制破损之后。当然，国家安全网本身应该得到加强。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看中国政府是否能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前进的路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重大的失误都可能使民众对自由企业制度产生怀疑，使他们感到害怕、迟疑。但是，拒绝改革是不足取的，因为中国人内心的渴望已被唤醒。在前进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不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企业制度繁荣昌盛的条件是何其脆弱，而且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可能出现的错误。而这份清醒的认识将有助于中国走过这段路程，假如本书能够对此起到一点点帮助，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
2004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