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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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运气抗争

用鲜血立言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其著作中提到,古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如果是这样,尼采会喜欢这本书。

本书是用与运气抗争的鲜血写成的。在超过25年的人生旅途中,作为一名交易员,我一直在战斗。本书基于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和专业避险投资者脚踏实地的投资和风险缓释实践。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书中的内容都是我和我的Universa公司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们的宣言。)

空谈无益,想法和评论是廉价的。意义只来自行动,来自竞技场内的实践。我不必像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知人所不知”,我的职责是为人所不为和不能为(同样重要的是,知我所不知)。相较于争论避险投资的定义,进行避险投资实践并证明其有效性更重要。很多人声称自己在做实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忽略了海明威的那句精辟之言:“永远不要将动作和行动混为一谈。”

到目前为止,Universa公司的风险缓释投资组合十多年的年化净收益率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3个百分点。本书讲述了这背后的基础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现是风险大幅降低的直接结果。在对冲基金行业和一般的风险缓释策略中,这种水平的优异业绩实属罕见。在现阶段和大多数时期,一般策略的业绩几乎都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场对我们很友善,因为我们不想欺骗它;我们没有试图预测市场,或用计谋打败它。一直以来,我们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使我们的投资行为与投资信念保持一致。

人们将风险缓释视为一种负债,一种创造财富的权宜之计,因为通常情况下,它就是如此。作为研究和抽样检验的真实案例,Universa公司已明确证明,我们不必以这种方式看待它。风险缓释可以且应该被认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投资组合的补充——执行正确的风险缓释策略,就会实现这一目标。我希望Universa公司能在市场上留下这种印记。

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写作本书,我经历了艰难的时刻,但写作过程充满了爱。本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反思机会。人们经常问我,“外行”小投资者应怎样保护其投资组合。本书的写作让我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我希望一开始就设定适当的期望值。这不是一本关于“如何做”的书,而是一本关于“为何做”以及“为何不做”的书。让我们明确一点:非专业人士(甚至大多数专业人士)无须尝试我作为避险投资者所做的具体工作。无论我在书中说了什么,这一点都不会变。

因此,我不会手把手教你怎么做,我不会透露太多商业机密。作为一名投资经理,我也没有兴趣向你推销任何东西。本书与具体避险策略的运作方式无关,也不是对避险投资的全面概述。此外,它很少评论当前市场,因为这与本书的观点毫不相关。

本书提供的是我在Universa公司解决重大投资问题时明确使用的终极方案。实践是件好事,如果我不将好的解决方案付诸实践,那不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吗?

我的方法背后有一些基本概念,本书力求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将它们展示出来。让冰山的八分之一浮出水面,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切。(相信我,虽然有时我不得不使用数学,但我尽量避开它们。)我给出了一个兼具逻辑性和实用性的分析框架,以揭开避险投资的神秘面纱,以便观察和思考它们在降低系统性风险方面的价值和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严格检验关于避险投资及其存在的假设。

如果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对避险投资的前提有了更现实、更理性的认识,掌握了评估和处理它的依据,从而避开其陷阱,那么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读者将从书中受益,获得相当于书价数倍的回报。投资有得有失,但是当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打下正确的基础。

出于多种原因,投资的竞技场具有欺骗性,且不公平。我的目标是使其变得略微公平一些。(为表达对这一目标的尊重,我决定将本书的全部销售收入捐赠给慈善机构。)

研究下注

本书源于我多年前开始的探索过程和解决问题的经验。我成长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当时那里是金融世界的中心。我是个敢作敢为的穷小子。十几岁时,我师从埃弗里特·克里普,他是“芝加哥贸易委员会的贝比·鲁斯”。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小损失就是良性损失”,风险缓释和生存是交易和投资的全部。他的话至今仍然正确:妥善处理损失,盈利随之而来。盈利只与损失有关;保护你的资本基础,确保正确的游戏方式,留在游戏中。不做预测。

道理显而易见,只不过人们并不真正关注损失,尤其不关注发生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投资者不能正确思考下跌的影响,他们就是做不到。

20多岁时,我在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做“散户”(或独立)交易员,探索就始于那时的亲身体验和试错实验。(上大学时,我编写了第一个有关投资组合管理的计算机程序,并在交易大厅销售,那是我当时大部分的股本来源。)30多岁时,我在纽约做银行自营业务,还是对冲基金衍生品交易员,探索仍在继续。探索甚至延续到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神圣的礼堂。在启动首个正式的尾部对冲项目时,我和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曼哈顿街头进行了无数次探讨,后来他成为Universa公司的科学顾问。在策划成立Universa公司那段时间,我与布兰登·亚克金在中央公园险峻的丘陵和山谷间进行过无数次长板滑板速降,这些想法是我们每次见面谈话的重点。后来布兰登成为公司首席运营官。(我的肩膀脱臼了,至今我还在怪他。)

毋庸置疑,我的观点并非绝对原创。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位探险家伙伴(我们就像“三剑客”)。

那些年,我们构建了有关下注、大胆猜测和证伪的思想体系,在与运气血战的过程中找到了投资运作的答案。最终,我决定在2007年创办Universa公司,我们将自己的发现和解决方案转化为一种正式、理性和实用的投资方法,该方法可以解决重大问题,帮助我们的投资伙伴实现目标。

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汲取书中的思想精髓,有机会改变对投资和风险缓释的看法。本书将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另类视角,我坚信它是成功投资最有效的视角。它坚决反对被奉为投资界真理的准则。我们要客观思考现代金融界的正统理论和行不通的信条。我们要成为一块璞玉。

需要明确的是,我无意通过淘汰现有的投资模式来改变它。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不会幻想本书的内容成为“马克福音”。我不希望自己的方法成为投资顾问群体中另一个僵化的策略,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行业里,墨守成规是自取灭亡。那是死亡之吻。我们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这将让一切变得不同。

我常借用史蒂夫·乔布斯的话,对Universa公司的团队说:“我们是海盗!不是海军!”(我的团队是衍生品领域最聪明、最精干、最有经验的大海盗。)

什么是避风港?

对于何为避风港,以及为何要投资避风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直观理解。大多数观点认为,它是“危机发生时的避难所”,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种“避险资产”。这些观点都正确。“风险”一词意味着可怕的事情,比如股市崩盘、金融和银行危机、流行病、潜伏的危险等等。因此,风险被循环定义为需要进行安全防范的模棱两可的事物。

简单地说,风险就是暴露在负面突发情况下。多数负面突发事件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它们是有可能发生的。在投资中,负面突发事件会给投资组合造成经济损失。投资风险不仅仅是些理论的、虚假的数值,比如波动率相关性等等。投资风险是潜在损失,以及损失的范围。仅此而已。

我们面前有许多岔路,这些路百转千回,无法预测。其中一些通畅平坦,另一些则坎坷不平。在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我们不知道哪一条是自己要走的唯一的路。这就是风险!

避风港是一种可以降低风险的投资,或者是一种降低投资组合中潜在的负面经济意外的投资。这是避风港存在的必要条件。它可以防止重大损失,这种损失与宏观经济增长和紧缩周期有关,可以同时降临到任何人身上或任何地方。由于它的普遍性和系统性,你不能假设某些资产不会遭受这种损失,从而寄希望于通过组合来分散风险。

请记住:避风港并非某种事物或资产,而是一种收益,可以有多种形式。它可能是金属、选股标准、加密货币,甚至是衍生品投资组合。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功能都是保存和保护你的资本,正是这一功能使其成为避风港。避风港是抵御金融风暴的庇护所。

因此,避险投资风险缓释。对我来说,这两个术语是同义词,我将在书中交替使用它们。(前者更容易被记住。)

更重要的是,风险缓释就是投资。请把它视为一个基本前提。自下而上投资法的著名倡导者、“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投资管理的本质是对风险的管理,而不是对收益的管理。管理有方的投资组合始于这一理念。”他还说:“我们斗胆以四个字概括稳健投资的秘密,那就是安全边际。”在风险问题上,没有比这更真实的回答了。对格雷厄姆来说,“本金安全”是区分投资与投机的标准。它让投资实至名归!(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他痛苦地认识到,所有宏大的理念可以同时灰飞烟灭。)

但这只是关于避风港显而易见的理解,仍未涉及其独特之处。在金融危机中,任何赌徒都可以想出获得良好业绩的办法。避险投资远不止这么简单。二者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差异很大,倘若将其归入一类,对避风港的探讨就会失去意义。通常情况下,二者的不同之处远大于相似之处。我们遇到的问题与生物学家在定义一个物种时遇到的问题类似。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避风港概念,就像物种概念一样,以便对其进行分类,评估它们是否实至名归。本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避风港是可分类的吗?它们真的能增加经济价值吗?

巨大的两难困境

投资者面临一个大问题,即巨大的风险困境。如果承担的风险太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很可能会失去财富。然而,如果承担的风险太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可能失去财富。你陷入了“第22条军规”:做或不做都注定失败。但你总要做出选择。你可以尝试在这两个糟糕的选项之间进行调整,以期找到折中的方法,但这仍是一种糟糕的选择——它不会让原本糟糕的选项变好。现代金融就是在追求这种理论上的折中方法,即所谓的“投资的终极目标”。尽管这种追求勇气可嘉、旗号崇高,结果却表明,“投资的终极目标”只是一个神话。折中方法并不尽如人意,它甚至会导致两个世界中最差的结果。意识到这一点,你只剩下一个真正的选择:大胆预测,然后孤注一掷。

这一巨大困境是所有投资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正是我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所做的工作以及写作本书的根本原因。该问题的规模和范围太大,因此其利害关系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较普遍的资不抵债问题,它既涉及庞大的资金池,也关系到小额投资人。想一下如今资金严重短缺的公共和个人养老金,它们必须在多年内产生特定的、高目标的收益率,否则,一旦负债吞噬资本,它们就会面临破产。我们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任其闲置在不健全投资组合的低风险资产中,或者试图通过分散化来降低风险。然而,根据定义,投资风险更大的资产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风险缓释的标准方法无济于事,令所有人失望。问题只会愈演愈烈。这是一枚迫在眉睫的定时炸弹。

无法解决这一巨大困境的后果不仅仅是出现在报纸上的抽象数字。损失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的积蓄蒸发了,政府必须征税或使经济极度通胀——这是一场带来切实经济损失的人间悲剧。这并非我的观点,只是简单的数学。

多年来,各国央行傲慢的货币干预,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扭曲,导致债务和杠杆盲目积累。今天,这一重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尽管扭曲的规模前所未有,而且与资金不足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这对本书的主题来说并不重要。上述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在其他作品中已经进行过大量探讨),最关键的是,它们与本书的内容完全无关。“市场是有风险的”类似于卡珊德拉的预言,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我无须通过宣扬它来说服你们接受我有关避风港的论断。这对我们的方法论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可以也将继续坚持不可知论,不去掷骰子。最重要的是,不做预测。

为了找到这个大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降低风险的代价,特别是降低损失的代价,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不能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疗法不能比疾病本身更具杀伤力。风险缓释必须具有成本效益。

阅读本书,我们将学习如何找到解决方案,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并非所有风险都是均等的。原因在于,它们无法全部清晰地体现在会计分类账上。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框架,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损失和投资收益。

像所有事情一样,“美好蕴藏在细节中”。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些细节虽然并不十分复杂,但看上去往往违反直觉、自相矛盾。我们将了解到,由于某些突发动态因素的影响,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极具挑战性,难度可能超过投资领域的任何其他策略。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问题在于,大多数专业人士和学者(甚至是现代金融领域顶尖的量化投资博士)都以一种过度简化的方式对待投资。但是,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将了解到,在避险投资中,整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往往要大得多。

《资本的秩序》是我的第一本书,具有成本效益的避险投资是该书主题的另一种说法。我经常提及一个概念,那就是“迂回投资”,即以退为进的间接方法,就像孙子和冯·克劳塞维茨使用的策略——“输掉战役,赢得战争”。短期行为的下策,却成为长期行为的上策。

然而,不做预测怎么可能成功投资?这听起来过于美妙,令人难以置信。这个行业的信条是:投资就是预测收益。大多数人认为,就投资和风险缓释而言,他们需要通过一个神奇的水晶球看到遥远的未来,他们认为,明察秋毫是必要的。事实上,这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对投资的误解。尽管外行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假设,但就像体育比赛或其他游戏(如扑克或西洋双陆棋)一样,投资其实不需要做出宏大的预测。投资甚至与正确的概率无关。即使你将概率算得一清二楚,结果仍然可能很糟糕。投资只关乎获得正确的收益。坚实的防守成就有力的进攻。这样一来,我们有更多的犯错空间和纠错空间,有更多吃一堑长一智的机会。这就是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你感觉自己可以明察秋毫,看起来也似乎如此,但实际上你做不到。

弓箭手一旦将箭射出,就不会试图预测或精确定位它射中哪里。试图预测会导致目标恐慌,是徒劳无益的事情。离弦之箭(甚至是开弓之箭)已不在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它容易受到连续的干扰。因此,正如赫立格尔在《箭术与禅心》中所说,通过刻意不瞄准来实现瞄准——磨炼过程和体系(专注于“台下功夫”而不是箭的射程),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射出的箭逼近靶心。古老的斯多葛派有个概念既适用于投资,也适用于箭术,即控制二分法:我们需要以一种能让我们更接近目标(更多财富),而非远离目标的方式,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

这便是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尽管自认为能明察秋毫,看起来也好像你总能射中靶心,然而,事实上你做不到。

你看,具有成本效益的避险投资不仅仅是降低风险。它实际上是让你同时承担更多的风险。如果这个脑筋急转弯让你沉思片刻,那很好。理应如此!

第一性原理

我们将从头开始,介绍关于投资的一些基本事实。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写道,“正确的行路方向始于我们较为熟悉与了解之事”,即始于他所说的“第一性原理”或“产生已知事物的首要基础”。它们是最先存在的,即先验命题或普遍前提。

我们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将其作为概念的构成要素,最终形成演绎的、可检验的假设。虽然这些基本原理乍一听平淡无奇,甚至显而易见,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课题进行某些反直觉的探索时,它们将变得至关重要。现代金融核心领域普遍存在着错误的启发法,第一性原理能让我们改变甚至利用这些启发法。第一性原理甚至会提供某种存在主义真实性,使我们的投资与信念保持一致——在面对各种外部压力时,“押注于我们的信仰”。

第一个原理是,投资是随时间发生的连续过程。投资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不会只发生在一个时段,也不会发生在多个时段累加的时间内。(据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指出,“时间存在的唯一解释是,任何事情都不会立即发生”。)生命的发展需要时间,投资亦然。我们在时间之河中不断延展。投资和风险是多重周期问题,而收益是一个迭代、倍增的过程。它们是以复利计算的:在一个周期中,我们通常投资的是上一周期留下的资本。就像经过几代繁衍,后代的人数呈几何级增长一样,我们会连本带息让资本增值。这一原理从根本上决定了投资的性质,也决定了我们思考和解释收益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第一性原理显而易见,那么你可以试试以下做法产生的反应。试着告诉一位根据年度业绩拿奖金的对冲基金经理:资是随时间发生的。或者,将这一信息告诉养老基金经理。这些人的工作评判标准完全取决于短期内达到年度基准的能力,而不是符合投资人利益的更长的周期。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界某些人士的习惯是,只要在某个周期、某种固定的框架内,行为看起来不是最优的,就给该行为贴上“非理性”的标签。试着将第一性原理告诉他们。如果这么做了,你应该会看到一些有趣的反应。他们会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横加指责,他们不是爱因斯坦。而我们需要每天自问:时间在投资中的意义是什么?你将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改变一切。

第二个原理是,投资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或目标,那就是随时间的推移最大化我们的财富。这就是全部。作为投资者,我们所做的每个新决定都是为了让财富最大化,这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我不是在谈论关于财富的令人费解的数学期望,也不是将我们的财富与某个武断的基准进行比较(尽管很多经理人只关注这一点)。相反,我指的是我们真正实现的期末财富——我们最后实际拥有的财富。(它们不是一回事。)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化我们的财富增长速度——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所有投资者都是获得明确收益的复利投资者。我相信任何有思想的人(当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会认同这一原理。这是常识。

然而,一些人仍然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投资的目标应该是促进人类进步,减轻人类负担,造福客户和全世界,而盈利会随之而来。但这只是重申该原理的另一种方式。客户是至高无上的,资本必须为其服务才能盈利。因此,相较于政府或慈善机构,投资和创业在客观上对这个世界更有益。

鉴于理论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有些人可能仍不赞同这一观点,即投资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我们的财富。(如果没有下一个原理,问题会变得有些费解。)既然知道风险缓释就是投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风险缓释的确切目标与投资的确切目标完全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化财富的复合增长率——换句话说,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降低风险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原理:如果通过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低成本方式实现风险缓释策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执行该策略将提高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我们通过刻意控制风险来有效降低风险,其目的难道不应该是减少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获得更多的收益吗?如果最终事与愿违,我们还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欣慰吗?目的还能是什么?降低风险还有其他理由吗?

风险缓释如果做得好,相对于成本而言,应该会产生切实的正面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它应该具有成本效益,因而是一个明智的价值主张。所以,风险缓释策略的评估应基于其降低风险的成本效益程度,而不仅仅是基于其降低风险的有效性。

当然,我们可能已经降低了从未发生的远期极端损失的风险。然而,这种远期损失随时可能发生,这时我们的风险缓释策略就会派上用场,它能提高复合年均增长率(相较于未采取该策略的情况)。这属于归纳问题,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出现就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陈述为假。当我说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会随时间的推移提高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时,也意味着它建立在足够宽泛的可观测结果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认识论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用所谓的自助法来解决该问题。)

有趣的是,风险缓释做得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提高复合年均增长率的原理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事实上,大多数业内人士和学者可能会觉得它是个“荒诞的想法”。他们认为,低风险是有代价的,因此风险缓释与高收益是相互冲突的。

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宗商品交易公司有一句德语格言:“睡得好胜过吃得好。”学者们认为,较低的风险或波动性伴随着较低的收益。他们的说法是,当你将所有相关和不相关的风险进行对冲和分散时,你的收益率会接近无风险的低利率。或者反过来说,学者们认为,为了吸引投资者持有相对不稳定的资产,这些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直至期望收益率变得足够高,以证明额外的风险是合理的。“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你必须冒更大的风险;睡得好是有代价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些话听起来既合理又顺耳,但它们都是未经证实的断言。

更糟糕的是,学者们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投资和风险缓释是指降低或调整投资组合相对于其平均收益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或可怕的夏普比率)的波动性,在无意中牺牲财富增长率。因此,根据自己的理论记分牌,他们声称自己在智识上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所谓的胜利具有欺骗性,其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甚至是我们陷入巨大困境的重要原因。)我并不相信大多数投资者都持有这种错误观点。恰恰相反,借用卡尔·荣格的话来说,这种观点控制了那些学者。

投资者需要用有效且实用的记分牌来衡量成功,而不是用不可行的理论记分牌。有效的记分牌只有一个,就像箭靶只有一个靶心

但我们常常被不必要的数学公式诱导,从而远离了实际目标。现代计量金融学受到科学或物理学的艳羡。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说:“物理学就像性:当然,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实际结果,但那并非男欢女爱的原因。”

实际结果与我们的投资和风险缓释目标一致:通过降低风险使财富增长率最大化。恰当地运用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否定后件推理

人们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演绎法的创立者和主要推动者。演绎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理逻辑,从一般规则或前提出发,得出特定结论。它与归纳法相对,归纳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逻辑,其方向是相反的,即从特定案例或前提出发,得出一般规则或结论。通过观察骰子的几何形状,估计在反复投掷中任意一面出现的频率属于演绎推理。相反,通过反复掷骰子,从结果中估计骰子的几何形状则属于归纳推理。(在本书中,我们会对这两种角度都进行分析。)

三段论运用演绎推理,从假设前提中得出有效结论。三段论的一个例子被称为“否定后件推理”(modus tollens),它是科学中避免推理错误的主要逻辑方法——费曼将其描述为“避免自我欺骗的方法”。这是一个理想的妄语过滤器(所以,如果你在投资环境中没有见过它,不必太惊讶)。

否定后件推理的形式是“如果H,那么O。非O,因此,非H”。(H表示假设,O表示可观察的事物)。它有两个前提:一个由前件和后件组成的解释性假设,一个可观察的事物;两者合在一起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该结论来自前提,合乎逻辑。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陈述为真,那么它的逆否命题也为真。

思考下面这个否定后件推理的例子,它与我的狗“娜娜”有关:

〇如果娜娜擅长捕捉土拨鼠,我就不会受土拨鼠困扰。

〇我受土拨鼠困扰。

〇因此,娜娜不擅长捕捉土拨鼠。

我们可以看到,否定后件推理的特定作用是证伪或排除某个假设。但无论哪种推理,都无法证实某个假设为。当把自己提出的假设与一个小前提(一个可观察的事实)匹配时,我们对该假设就拥有了良构检验。因此,否定后件推理是实证科学的逻辑原则,也是科学方法本身;它使我们能够阐明自己的想法,远离纯粹的形而上学。科学的严谨性要求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提出、检验,并最终证伪理论或猜想。我们就像侦探一样,尽可能地推翻错误理论,然后一步一步接近真理。这正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观点:“当你排除了一切不可能之后,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都是真相。”

最重要的是,20世纪奥地利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围绕它构建了完整的证伪原则——作为科学和伪科学的根本分界线。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写道:“全称陈述永远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来,但能够与单称陈述相矛盾。因此,通过纯粹的演绎推理(借助古典逻辑的否定后件推理),从单称陈述之真出发,论证全称陈述之伪是可能的。这种对全称陈述的证伪是在‘归纳方向’(即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上进行的唯一严格的演绎推理。”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好像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物,是存在的事物。甚至说出这个短语都是预先假定其存在。(没有人在投资风险缓释的语境中说“成本效益”,这就是原因所在。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点?)将结论视为理所当然,等于以尚未证实的假设作为论据。

我们的第三个原理似乎就是如此。然而,该原理只是在说风险缓释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说它一贯是什么。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仍然只能是理论上的,而非真正的存在。

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一原理视为一个条件前提。它是一个解释性假设,表明避风港模式的否定后件三段论。我们将反复检验和审查该假设:

〇如果一种策略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那么添加该策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〇添加该策略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〇因此,该策略不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关于避险投资的自然、可检验的猜想。重要的是理解假设检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检验只能反驳或证伪这个假设。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避险策略没有提高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它就是无效假设——有效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策略不成立。如果被检验证伪,它就不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避险策略。然而,我们不能做的是,证明什么是具有成本效益的避险策略。这就是科学方法。

为了说明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证明,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不能反转前提,提出这种三段论:如果一个策略不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添加该策略会降低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这是无效的演绎推理,它把充分条件误当成必要条件。观察到添加策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并不能证明这就是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因为该策略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提高投资组合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根本不需要降低风险,甚至可能会增加风险。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这种超常表现的根源。(正如海明威所说:“反对邪恶并不能使你成为好人。”)

这是肯定后件谬误:如果“O为真”,那么能得出“H为真”的结论吗?肯定的回答是一个常见错误,即使在物理学领域也屡见不鲜:“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观察到这些数据。我们观察到这些数据,因此,我的理论是正确的。”

在娜娜的例子中,如果我没有受土拨鼠困扰呢?我能自豪地说娜娜擅长捕捉土拨鼠吗?毕竟,我没有受土拨鼠困扰,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也许它们被当地的狐狸吓跑了,也许我儿子经常穿着吉利服在树林里持弓狩猎。

同样,我们也会误将充分条件当成必要条件,出现否定前件谬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即已知娜娜不擅长捕捉土拨鼠,因此其逻辑结果是我受土拨鼠困扰。

所有知识都是一种假说,是猜测的和暂时的,只能被证伪,永远不能被证实。

科学方法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要加以检验的假设。尤其要避免那些仅仅与我们的观察相符的特定性假设。我们所需的逻辑解释应该独立于这些观察,并在这些观察之前形成。

对待科学知识不仅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两者同样重要。

“娜娜擅长捕捉土拨鼠”是我的假设,其背后的演绎思维非常重要,因为我会一直将其作为可行假设,直到成功地证伪它。我是否有严密的演绎推理去证明,娜娜的捕鼠技能(如果存在)真的会让土拨鼠消失?无论是否擅长捕鼠,夏天娜娜喜欢睡在室内吗?(作为一只伯恩山犬,娜娜喜欢雪和空调。)娜娜经常追土拨鼠,还是被土拨鼠追?

演绎的骰子

风险缓释是提高复合增长率的原因和方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严密的演绎框架。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如何预测风险缓释具有成本效益?它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当观察到这种能力时,我们该如何识别它?

影响投资和市场的因素很多,想要根据这些纷乱的数据解释风险缓释,我们可能会陷入困境。因此,我们需要从演绎的角度找出产生假设的机制。仅仅表明一种策略能增加财富是不够的!它应该是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我们需要了解实现目标的要素。

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演绎工具,正是古往今来人们所使用的演绎工具。我们利用它来发现并理解概率论和风险的形式化概念。

考古发掘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山羊和绵羊的距骨(或踝骨)。这些四面体的骨头是最古老的赌博工具。我们更熟悉的六面体“骨头”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显然,作为命运、机会,甚至是技能(现代双陆棋的远祖)的产生器,骰子已经深深根植于人类文明史。就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然而,骰子从出现到成为演绎推理的直观教学工具,进而引发概率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概率论出现,人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赌注。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不经意间指出,虽然掷出几次幸运的骰子很容易,但经过1万次反复试验,上帝的干预是注定的,骰子的运气是均等的:“可能之事是大多数情况下发生之事。”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富有革命性的思想!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从未真正理解这一点,他们甚至从未费心确保骰子六个面的对称性。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又有何区别?恺撒的那句名言“骰子已经掷出”并非关于概率的陈述。(尽管我们承认古人有智慧,但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在与他们的赌博中大赚一笔。)

直到17世纪,贵族们才开始聘请伽利略、布莱瑟·帕斯卡和皮埃尔·德·费马做赌博顾问。例如,德·梅雷骑士付出很大的代价观察到,从长远看,用一个骰子投掷4次,以同等概率下注掷出点数6是有利可图的,而用两个骰子投掷24次,以同等概率下注掷出两个点数6则无利可图。(1952年,经过花费不菲的假设检验,著名的纽约赌徒“胖子布奇”重新发现了同样的演绎性事实。)

那时,概率就是演绎推理,从产生器(骰子)的已知属性开始,带着对特定结果的预期进行推理。对概率推理来说,重复性是隐含的必要条件。频率学派认为,概率的确切含义是在多次试验中出现的频率。这是庄家的逻辑,是赌场的逻辑。当数学家使用巧妙的手段打败堕落的赌徒时,概率论才真正到来。这些数学家是最早的量化分析专家——处于风险中的货币可以激发创新。(见鬼,我是在持有期权头寸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数学的。)

当然,对风险和风险缓释的理解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基因里,毕竟,人类就是这样一路走到今天的。但是,随着我们对概率的认识不断深入,风险缓释的形式不断正规化也复杂化。这种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保险创新的增长,这种增长又会进一步促进风险承担和相关创新的爆炸式增长。保险是一种古老的概念,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于团结一致和风险共担。例如,通过承诺相互自我保险或分担社区内房屋重置成本等形式,整个小村庄的人分摊了风险。将个体风险聚集起来是频率学派唯一的视角,它有效地将个体的样本量从1扩大到整个社区的规模。

我们快进到20世纪。从这一视角出发,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冲突。新成立的贝叶斯学派和波普尔的倾向理论(概率的含义分别是“信念度”或“倾向”)与头脑简单的频率学派针锋相对。孰是孰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何种视角。如果你的样本量太小,更糟糕的是,它是唯一且不可重复的,无论你的主观概率是多少,由于样本中有太多的噪声,你几乎都得不到任何信息。你的N等于1,你是个赌徒,期待着好运或良机。但是,如果你的成败取决于大量结果,取决于骰子的多次投掷,那么你自然会关心多次投掷的骰子特性。你的N很大,你是庄家,通过重复,充分利用“庄家优势”来消除随机性。庄家不投机。正如扑克理论家戴维·斯克兰斯基所写的那样,你“与运气抗争”。

大多数投资者会说(或者至少其行为暗示出),自己是投资中的庄家。93%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能高于平均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错了。

“与运气抗争”——运用我们的“技巧尽可能降低运气的作用”——确实适用于风险缓释。这正是投资领域发起这场战争的方式。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切。因此,以演绎法剥丝抽茧,通过探究本质来理解风险缓释是正确的做法。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认为,操作和思考简化的蒙特卡罗模拟或“替代历史”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这是我从他那儿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思想,尽管他对戏局谬误提出了合理的警告(“赌博和骰子的狭隘世界”与现实世界中难以驾驭的风险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毕竟,波普尔将科学视为“系统被过度简化的艺术”。

使用骰子游戏,以演绎的方法逐步构建我的避险投资假设,最大的优势除了认识论上的严谨性,还有就是透明度。你将看到一些貌似违反常识的避险投资。在投资行业中,那些复杂的、不可证伪的(因此也是伪科学的)理论和精心挑选的市场数据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出现,常常让人一败涂地。你可以了解到,我重视合理的怀疑论。“信任,但要核实”:当事情看起来不对劲儿时,回到起点,回到简单透明的演绎性骰子例证。自己在家里投掷和试验。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正如费曼所说:

一般来说,我们通过以下过程寻找新法则。首先,进行猜测。然后,计算猜测的结果,探明如果猜测是正确的,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将计算结果与观测结果直接进行比较,看它是否有效。如果它与实验不一致,那就是错的。科学的关键就蕴含在这个简单的陈述中。至于你有多聪明、你的猜测有多美妙、你给它起了什么名字,这些都无关紧要。如果它与实验不一致,那就是错的。这就是全部道理。

这将是本书的分析框架。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从“基本原理”(先验)开始,借助演绎骰子,直观地构建和检验基本的避险机制。“首先,进行猜测。”在第二部分“验证假设”(后验)中,我们开始基于这些机制,提出可检验的避险投资假设,即我们所期望的运作方式的假设。我们将针对不同的理想化避险投资(我称其为卡通)进行试验或实验,以“计算猜测的结果”。然后,将这些结果“直接与观察结果进行比较,检验它是否有效”,比较方法是对现实世界中各种避险投资进行同样的实验。我们的目标是尝试以一种有意义且严谨的方式,证伪这一假设,即避险投资(特别是多元化的避险投资)作为一种组合,可以通过降低风险来增加财富。该假设不是必然的结论,毕竟,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通过这种方法,你将了解到,在风险缓释中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以及原因何在。相较于任何单一的避险投资,这种理解能为你提供更多保护。它将引导你实现投资目标。

想想看,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通过降低风险来提高复合增长率,从而增加财富——其实是投资者的整体目标,是投资管理的真正本质。它正是我们在配置资本时所追求的元目标或意义——是我们不懈追求的深埋的宝藏。

是的,对投资者来说,确实有地下宝藏。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缓释解决了我们的重大问题,它告诉我们,巨大的风险困境——高收益和低风险表面上的折中——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与其说这些宝藏为知识的非法传播者所隐藏,不如说为有缺陷的现代金融机构所掩盖,被置于僵化的面纱之下。结果,它看上去像一个神话,一个理想化的、难以理解的目标。但这只是因为投资者眼界太狭隘,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宝藏。我们不仅需要更全面的方法,还需要一张寻宝图告诉我们该去哪里挖掘。

地下宝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找到它。比宝藏更有价值的是我们在探索过程中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