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曙光
公元前5世纪，希腊经历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雅典是这一时期无可争议的主角。阿提克城邦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文学、建筑学、海洋工程学等不同领域的进步和创新在这里碰撞交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座城市成功地施行了一种复杂的政治制度，那就是民主，它赋予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
从爱奥尼亚起义（公元前500年）开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4年）结束，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从美学角度看，以帕提侬神庙等建筑物或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为标志—永久地确定了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政治架构。相对较小的希腊城市及其不同的政权，在民主的雅典和寡头的斯巴达的支持下联合起来，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相抗衡，这成为面对自命不凡的独裁政权争取政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中世纪战争后，雅典海洋帝国建立，民主制度得以巩固，随后又爆发了对希腊霸权的激烈争夺，这些是这一迷人的时期最为显著的政治特征。
雅典的辉煌灿烂体现在两个标志性人物身上，他们为雅典日后的巨大声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位是克利斯梯尼(Clisthène)，他是阿提卡民主制精神的奠基人；另一位是伯里克利，这位政治家的名字成为古典时期的同义词。
由于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正在强烈地影响着希腊世界，更具体而言，随着雅典城邦不断发展壮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文化的繁荣催生了许多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而这些艺术作品又成为后世艺术、文学和科学领域的典范。
属于雅典的世纪
公元前5世纪，雅典作为接收和传播希腊知识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这一时期雅典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不仅是雅典人，来自整个希腊四面八方的人才都云集于此。
建筑和雕塑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短时间内就使得雅典卫城内遍地名胜，使其成为促进民主价值观制度的展示窗口和宣传工具。伊克提诺斯和卡利克拉特修建了帕提侬神庙（公元前447年—公元前438年），菲狄亚斯为之饰以一座宏伟壮观的雅典娜—帕提侬女神雕像。此后不久，又建造了卫城山门（公元前437年—公元前432年）、厄瑞克忒翁神庙（公元前408年）和尼凯神庙（公元前406年）。在表演艺术领域，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脱颖而出；在哲学和修辞学领域出现了诡辩派，他们是公开辩论和政治理论的大师，是西方历史上首批教育家。面对宗教和神话（秘所思）的传统解释，希腊文明取得了进步，依靠的是客观的逻各斯（理性、推理、严密连贯的文字、计算、书面文字等），或者说依靠的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共同的”逻各斯。希腊人的理性以语言和对话为基石，雅典人苏格拉底是这一方面的大师，但希腊人的理性也同样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希腊人对数学、物理学和几何学的满腔热情即是证明，这些都是在柏拉图学园里教授的学科。
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当时雅典知识界最具争议的人物：这位辩证法大师通过反复提出关于存在和美德的问题，激发了人们对哲学辩论的热情，但他也引起了大多数同胞的不理解，最终导致他遭到死刑判决（公元前399年），关于这一点举世皆知。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留下的关于这位伟大的雅典思想家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通过这些记述我们得以窥见苏格拉底独特的个性和所作所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最杰出也是最有名的学生，他对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戏剧化描述，永远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历史。怀特海认为后世所有的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一系列注脚而已。
柏拉图对雅典政治制度持怀疑态度—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观点与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弟子色诺芬不谋而合—也体现了当时在雅典随处可见的意识形态辩论。诡辩派推崇的政治言论，很快得到各个哲学流派（伊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丰富发展，力求为理想国奠定基础，而政治言论的批评者也没有放过对民主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下，催生了对政治理论、理想宪法和城市治理的思考，以及对公民价值体系的有效性的思考。
同时，由于这种对当下的新认知，在这个属于雅典的世纪中出现了历史学流派，它因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而诞生，他以编年纪事的方式记录了米堤亚战争，并毫无保留地参与到他周围雅典人的政治辩论中。希罗多德被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他开创了这门对过去进行系统分析的科学，对能够影响现在和未来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充满热情的盘点。他的继任者修昔底德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他为历史研究确立了新的方法论要求，成为后世必不可少的参照。色诺芬是古典历史学家三巨头的最后一位成员，他以其《希腊人》中精辟的历史评论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几年史诗般的描述，终结了对这个世纪的展望，当时雅典的政治颓势已经初露端倪。
西方文明的文化、政治和科学词汇主要诞生于这一时期：现代西方语言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希腊语，它们涵盖了政治、艺术、科学和宗教等极其丰富多样的语义领域即是明证。从使用“民主”一词开始，使用这些数不胜数的希腊单词不仅证明了古典遗产无比丰厚，也见证了每个概念历经几个世纪所发生的转变，以及对其意义与其原始含义相比发生演变的思考。如果说诞生古代民主的城邦与我们如今各种各样的国家模式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那么古希腊的“教化”(paideia)—全面教育和具有广阔视野的人文文化—也与今天的教育有着根本的区别，现在的教育主要侧重于专业化教育。
雅典的民主和文化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界定了新的知识空间，使它们各自起作用的领域爆发式增长，并开创了诸多先例，这些先例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经久不衰。在古典希腊历史上的所有事件中，在雅典建立的民主制度，无疑影响最为深远，而民主制度从古至今所引发的关注延绵不绝。
雅典民主的重要时间节点
公元前594年
梭伦当选执政官 他剑指平等的多项法律改革迈出了未来民主政体的第一步。
公元前510年—公元前507年
民主萌芽时期 僭主希庇亚斯的倒台使得克利斯梯尼的民主改革得以在雅典实施，直到公元前507年。
公元前462年
限制特权 厄菲阿尔特批准了一项反对刑事法庭中贵族权力集中的法律。
公元前443年—公元前429年
伯里克利政府 在这位执政官的领导下，雅典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臻于极盛。
公元前404年—公元前403年
三十僭主统治 这个寡头政权建立后的一年时间里便废除了雅典的民主制。
公元前322年
民主的终结 在由马其顿执掌下的希腊，雅典的民主制被金权政治所取代。
古典希腊的遗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历久弥新；每个时代都对它进行了改造、调整和重新阐释，所用的方法千差万别，这也正是古典希腊遗产存在于当下无可辩驳的明证—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
雅典卫城
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卫城不仅是雅典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时也是遭受入侵时的避难所。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人们在这里建造神庙和雕像，庆贺这座城市的成就。但直到公元前5世纪，在伯里克利的统治下，雅典卫城才成为雅典的骄傲。
同样，希腊也把它对过去抱有批判性的观点传给了我们。对真理[无蔽(alètheia)]的不懈追求是古典时代希腊人的一贯愿望，代表了人类伟大的精神成就之一。
公元前6世纪的改革
关于谁才是雅典民主宪法的作者，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民主制度的伟大缔造者是梭伦（约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58年），他们将梭伦视为财权政治制度的创造者，认为梭伦将社会代表权和权力行使建立在财产多寡之上，对摧毁唯出身论的贵族政治垄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是城邦向社会所有成员敞开的序章，使社会所有成员凭借其经济状况和活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梭伦的立法大业，由于加强了身份认同的联系，为当时岌岌可危、处于分裂边缘的雅典得到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凭借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雅典领袖建立的宪法和共识基础，一个卓有成效的政治机构得以形成，它对各种改革主义潮流兼收并蓄，同时能够将贵族阶层纳入政体，而贵族仍然是在集体责任制中起到标杆作用的社会群体。
事实上，纵观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始末，民主制度历经了漫漫长路，其中的各项政治举措均旨在解决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突出的深刻的社会关系。可以说，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梭伦提出的宪法措施，而自由思想的基础则是在僭主庇西特拉图父子掌权时期形成的，并凭借克利斯梯尼的改革达到鼎盛。
在雅典，社会动荡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土地和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代表权的争夺；第二个方面是新的城市阶级和农村阶级之间的竞争；第三个方面则是贵族家族，即所谓世袭贵族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这些贵族主导着政治格局。紧张的社会关系在公元前6世纪初引发了第一次改革，人们推举梭伦担任立法者(nomothetes)和存在冲突的不同群体之间的调停人(diallaktés)。我们可以在梭伦身上看到传统的政治和诗意的智慧，他既是一位抒情诗人，又是名声赫赫的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史无前例地在致力于回应大众阶层诉求的同时，保留了贵族的某些特权，其目的是避免不合时宜的停滞，避免可能导致血腥内战的社会对抗。
梭伦的金权政治宪法包含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宪法改革。在社会经济方面，梭伦根据公民的财产和收入将其分为四个生产等级，并通过减免债务(seisachtheia)重建社会正义。通过减少税务减轻司法压力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债务减免意味着雅典最受压迫的人口立即摆脱了经济负担。在宪法方面，梭伦改革了国家行政机构的结构：要求国家行政机构对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公民大会(Ekklesia)负责。事实上，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并成为法院(Héliée)的成员。此外，议事会(Boulè)也会召开会议，这是一个由400人组成的更为精简的团体，每个等级各选100人。最后则是亚略巴古，它是古代贵族议会的延续，是一个贵族院，是雅典贵族的堡垒，并起到宪法法院作用。在梭伦时期，最终贵族世家保留了议事会中的席位和最重要的裁判权，但大众阶层则能够进入大会和法院。
雅典的社会冲突是普遍不和谐背景的忠实体现，雅典的社会冲突并没有在梭伦的改革中彻底得到解决，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这些社会冲突使得各大家族和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动荡，最终迎来了一段暴政时期。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607年—公元前527年）是一位在对梅加拉的战争中表现突出的雅典贵族，他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成功地在城市中云谲波诡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加强自身实力，短短几年内就成为僭主。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他开启了文化和公共事业活动，并改革了国家财政制度。虽然他一直未能稳居高位，但却成功地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传给了他的继承人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然而，公元前514年，他的儿子希帕克斯被“弑僭主者”哈莫狄奥斯与阿里斯托吉顿暗杀，再次使雅典政治格局天翻地覆。希庇亚斯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10年，当时阿尔克马尔尼德部族在斯巴达的军事支持下，终于将他驱逐出境。
虽然看似矛盾，但正是在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的暴政统治下，雅典走向民主的步伐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从今人的目光凝视过去，这一时期应该是较有利于巩固人民(dèmos)的政治抱负的时期之一。
暴政造成了专制主义长期横行，在这段时期的最后几年成功地使许多名门望族远遁城市之外，因此使他们远离了政治决策圈，极大地削弱了雅典贵族的势力，加速了其“去政治化”，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意为“不再是城邦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除了造成权力真空外，还成功地施行了新的参与规模，赋予了人民新的特权，而在此之前，这些特权完全掌控在地方名流(eupatridai)手中。
克利斯梯尼和阿尔克马尔尼德人
弑僭主后，雅典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遇到太多障碍。克利斯梯尼（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是新生民主政体的第二位重要人物，他的威望之所以得到巩固，一方面由于他在战场上展示出的天赋和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家族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其家乡所在的地区。这提醒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主的起源也取决于外部政治因素—雅典面对外国势力取得的军事胜利，以及随着舰队的发展而开始的第一次商业扩张就是证明。
希腊最早的法律：《格尔蒂法典》
19世纪末，人们在克里特岛南部的格尔蒂发现了一套法律汇编，时至今日，它仍然被视为古希腊法律保留最完整的样本。这一法律文本意义巨大，因为它反映出希腊人前无古人的意愿，那便是对民事事务进行规范，不仅如此，它还是西方法律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格尔蒂法典》是一部刻在12块石板上的不完整文本。这是一套非常混杂的法律，撰写于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杂糅了与其写作同时代的法律以及更古老的文本，其中一些文本早于雅典梭伦执政时期。这套法律的诞生及发展得益于一个足够先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相对复杂的民法戒律。因此，碑铭中的文本涵盖了对财产和世袭权力的规范，而且还界定了婚姻、离婚、儿童监护和收养的法律框架。
插图 与第十一栏相对应的《格尔蒂法典》片段，其内容涉及与继承有关的法律（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克利斯梯尼属于阿克麦翁尼迪(Alcméonides)家族，是传统上领导雅典政治的贵族家族之一。他的父亲麦加克勒斯(Mégaclès)自从在库隆(Cylon)起义事件后就一直“厄运缠身”，他是一位在麦加拉地区(Megara)受到人民喜爱的贵族，曾试图发动政变在雅典建立僭主统治。麦加克勒斯因为下令诛杀了在雅典娜神殿避难的库隆叛乱的支持者，而被指控侵犯了庇护权。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对庇护所神圣法律的亵渎，德尔斐神谕对麦加克勒斯降下诅咒，阿克麦翁尼迪家族被迫流亡了一段时间。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事件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这更晚。
库隆叛乱是公元前6世纪一个典型的内讧事件，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库隆叛乱发生于庇西特拉图时期。
阿克麦翁尼迪家族中的麦加克勒斯因为在雅典娜神殿诛杀支持者而被指控犯下了亵渎罪，他很可能是庇西特拉图的同时代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提供了最接近事实的资料，他们确认在公元前510年僭主统治结束时，仍有库隆起义的幸存者。
阿塔罗斯柱廊
雅典的政治机构和公共讨论场所都集中在城市中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包括露天集会所、法院和门廊。阿塔罗斯柱廊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完成时期较晚（公元前2世纪）。
德尔斐神示所，伟大的希腊圣地
发出神谕的神示所是人与神灵交流之所。人们可以在这里上达天听，通过神庙神圣守护者的声音，便可获得神的答复。德尔斐神示所是希腊人最负盛名、备受推崇的神示所。
德尔斐神示所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名声显赫。随着一个世纪后阿波罗神庙的建成，德尔斐成为泛希腊地区的圣地，而阿波罗神庙正是这里所供奉的神灵。每个月，通过他的女祭司皮提亚之口，阿波罗将他的神谕传达给那些前来询问的人。传统上，神谕的格式为六音步诗文，内容往往高深莫测，反映出了神明的性格特点。询问神谕十分重要，围墙内存放的众多宝物即证实了这一点：主要城邦供奉了多座小庙宇。
插图 右图，阿波罗神庙的景象；左图，德尔斐的奥姆法洛斯，一块象征着世界之脐的石头（现藏于德尔斐考古学博物馆）。
这段时期似乎从头至尾都是按照有利于庇西特拉图的运作方式发展的，他两次在雅典夺取政权都失败了。希罗多德将库隆政变放置在庇西特拉图僭主统治彻底巩固之前，因此可以推断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55年第一次驱逐这位具有雄心壮志的贵族之后不久。对于这位日后的著名僭主而言，库隆似乎恰是一块打造宝剑之锋的磨刀石。
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叙述中所含有的寓言色彩是由于僭主希望神化阿克麦翁尼迪家族，并借以宣传。这个家族曾支持梭伦，反对庇西特拉图，在支持雅典自由的同时，与其他城市的僭主都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雅典改革者克利斯梯尼是僭主西西昂之孙，就证明了这点。
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
德尔斐的女祭司拥有巨大的权力：许多最重要的政治决定都是通过她们做出的。
插图 公元前430年装饰着纪念德尔斐神谕仪式行列的双耳爵（现藏于费拉拉考古博物馆）。
起初，当庇西特拉图成为雅典的领袖时，阿克麦翁尼迪家族试图与其共享权力，但他们很快就站到了反对派一边。经过长达10年的权力斗争，庇西特拉图终于聚集了强大的军事支持和充分的资源，迫使阿克麦翁尼迪家族最终流放，导致在公元前546年阿克麦翁尼迪家族失势倒台。这次流放使阿克麦翁尼迪家族年轻的克利斯梯尼开始崭露头角。
如果说阿克麦翁尼迪家族从这些权力争斗之中学到了一点什么，那就是获得德尔斐神谕的支持对于政治上取胜而言不可或缺：而正是克利斯梯尼一直支持着神示所，并在公元前548年的大火之后资助了神示所的重建，获得了让斯巴达来雅典结束希庇亚斯暴政的德尔斐神谕。正如希罗多德所记述的，“雅典人凭借财富，从皮提亚那里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每当有斯巴达人来请求神谕的时候女祭司皮提亚总是给他们一个相同的答案，神的旨意是让他们来解放雅典”（《历史》第五卷，63）。在希腊，宗教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雅典娜：给世人建议的女神
在雅典，这位神灵被认为是国家、公民大会和大氏族(Phratries)的保护者。《马太的雅典娜》雕塑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原作的罗马复制品，归属于西菲索多特斯或尤菲拉诺（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由于在庇西特拉图死后，雅典人对僭主政治的反感日益增强，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和继任者希庇亚斯试图与敌对的贵族家族和解。但在希帕克斯被暗杀后，镇压变得更加猛烈，由于德尔斐神庙的干预，斯巴达人最终为推翻希庇亚斯贡献了力量。然而，阿克麦翁尼迪并未能立刻回归，克利斯梯尼也不是立刻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必须对雅典人日渐强烈的改革要求做出回应，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面对最保守的贵族派别。
驱逐僭主后，雅典只剩下两派，正如希罗多德所说：“阿克麦翁尼迪家族的克利斯梯尼，据说他能收买皮提亚和出身名门望族的提桑德(Tisander)之子伊萨格拉斯……此二人皆为城市两派领袖。”（《历史》第五卷，65）克利斯梯尼凭借宪法改革建议赢得了人民(dèmos)的支持。为了挫败这些尝试，伊萨格拉斯巧妙地利用了同样的武器—他诉诸宗教传统谕令斯巴达前来干预。
他成功地使克利斯梯尼之前的保护者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转过头反对这位未来的改革者，克里昂米尼以克利斯梯尼被自库隆叛乱以来一直笼罩在阿克麦翁尼迪家族头上的诅咒所玷污(enages)，而一直未能去除污名为由将克利斯梯尼流放。
在这之后，斯巴达人组织了一场针对身在雅典的克利斯梯尼党的暴力镇压，流放了伊萨格拉斯指定的700个家庭。传说，当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想要攻占雅典卫城时，他起身在雅典娜的祭坛前祈祷。祭司则用庄严的语气大声呵斥道：“退后，斯巴达的陌生人，退后，不要试图进入这个禁止多利安人进入的圣地。”（《历史》第五卷，72）
斯巴达人试图在雅典建立一个寡头政权：他们解散了公民大会，将权力交给由伊萨格拉斯的300名支持者组成的理事会。但他们低估了当时雅典盛行的民主情绪，雅典人起义了，最终达成协议，斯巴达人应该放弃这座城市。留在卫城的伊萨格拉斯的拥趸被判处死刑。以伊萨格拉斯为代表并得到斯巴达支持的寡头政治最终只能让步。流亡者被召回雅典，人民批准了克利斯梯尼的改革。
克利斯梯尼改革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克利斯梯尼采取的行动是雅典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决定性一步，因为他对部落的改革实际上涉及新的选区划分。这有助于削弱雅典农村人口与部分贵族之间的联系，因为根据理性和抽象的参数授予公民权使得公民得以从当地贵族的“收买人心的举动”中解放出来。同时，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代表机构，人民代表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由克利斯梯尼领导的著名的宪法改革在公元前507年左右得以施行，这有助于平息社会冲突。这些改革内容旨在对城邦行政组织结构进行彻底变革，结束分裂传统部族并导致暴政的沉重敌对。四个部落或宗族被十个部落所取代，这些部落被划分为村社 (dèmes)，村社是过去已经存在但又经过重新规划的领土区域。雅典的影响力辐射范围被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城市(asty)、沿海(paralia)和内陆(mesogeia)。
这种选区的重新彻底划分旨在改变对城邦的归属感，在领土权力面前，通过减少家族宗族的影响，使得雅典从一个由不同阶级构成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由公民构成的国家。
这些法律从制度层面而言，实现了立法机构改革，引入了抽签选举，其施行抽签选举的目的是避免政治受到各大家族的影响。议事会的成员人数固定为500人，每个部落有50名议事会成员，议事会逐渐向规模更大的民众阶层开放—但这并没有妨碍贵族阶层仍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地位。除了立法职能外，议事会还被赋予了管理职能：一方面，它通过追诉被认为不公正的法律来监督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它通过回避可能滥用权力的法官或公民来管理具体的个人。克利斯梯尼立法的关键思想是实现均法，即在所有公民之间公平分配义务和权利，即力量或统治(kratos)；这项立法通过削弱贵族的影响，为更多人参与的制度铺平道路。该词将成为政治方面的主题词。
古典时期早期的雅典，其面积与今天的卢森堡相当，其经济依赖状态也十分令人担忧。雅典的农业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雅典的食物供应依赖于外部地区—人口的增加是由制造业(ergastria)和贸易推动的。古典雅典依靠奴隶制，以及对其盟国日益暴虐的海上和军事统治而生存。从表面上看，是人民在许许多多的大会中执掌着国家的政权，但实际上贵族们却拥有很重的话语权，而演说家们或多或少还算严肃认真地以其自身意志领导着公共事务。此外，在雅典，公民权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即父亲是雅典人（在伯里克利时期，母亲和父亲都须是雅典人）的男人。而城市中数量众多的奴隶，均不得参与政治活动，还有外国人或“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通常是富商—他们没有公民权，但却可以参与社会生活。妇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据统计，在古典时期的47万名雅典居民中，只有约5万名是合法公民(politai)。
古典雅典的权力席位
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大量公民参与到政府机构当中。积极参与政治和司法生活的人口比例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不得不建造大型建筑以合理安排公共空间。下图是阿瑞斯岩，即刑事法庭所在地，从这里可以看到雅典卫城的壮观景象。
但克利斯梯尼建立的雅典制度，其主要特点在于公民有权不通过任何中间人参与公共事务，无论是制定法律、担任公职还是管理司法。与现代议制民主国家相比，雅典公民直接参与了三个基本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司法法院。公民大会或埃克勒斯厄是最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其运作按照法律规定至少需要6000名公民（但这个数字可以达到40000名）。公民大会定期开会—每年40余次—但也有临时召开会议的情况，任何公民都有权在会议上发言。作为雅典主权的中枢机构，其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且不得上诉。如前所述，议会或议事会规模更小：500名公民，代表阿提卡10个地区或部落(phylai)，每月抽签产生50名成员。所谓的议员(prytanie)管理
1 普尼克斯山 靠近亚略巴古的岩石山，雅典公民大会就是围绕着一座两侧建有台阶(bêma)的半圆形平台举行的。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所有影响整个城邦的政治决策。
2 法院 这里是人民法院的所在地，人们在这里讨论法律和财务事务。每年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6000名公民在此参与城邦法律生活。
3公民大会会场 雅典的政府所在地，议事会或五百人会议的代表在此召开会议，这些代表从每个部落中选定。议员居住在那里，费用由城邦承担。
4 议事会 五百人会议所在地，五百人会议在克利斯梯尼改革后建立。起初它被认为是雅典真正的管理机构，因为它拥有立法权和直接决定城邦事务的权力。
5 亚略巴古 亚略巴古贵族法庭成员就在此山召开会议。在雅典的民主获得发展之前，其影响力无与伦比，但经过克利斯梯尼的改革之后，其权力逐渐丧失。
6 十将军会 雅典战略家、每年由公民大会选举出的高级民事将领召开会议所在的建筑。因此，它是军事权力机构。漫长好战的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十将军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公民大会，议员的生活费用由城市承担，每天抽签决定大会主席(epistate)，主席掌管国玺和国库钥匙。议事会准备立法活动，任何公民均有权提出法案。法院由每年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6000名法官组成，既是审计法院又是宪法法院，起到司法机关的作用，其还应负责监督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现行法律。从已有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天至少有12500名公民通过这三个机构参与政治。除此之外，还应该加上其他公职人员。然而，正如当代批评家已经看到的那样，并非一切都运作正常。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宪法》中所介绍的那样，他认为有一项创新要归功于克利斯梯尼改革，那就是陶片放逐法。这种为了实现城邦内部稳定而驱逐存在潜在危险的公民的程序，得名于陶片(ostraka)，人们将被告的名字写在陶片上。陶片放逐法被认为是一种保护民主的手段，民主在发展早期仍然受制于拥护君主制的敌对势力和企图建立僭主政治的少数人。陶片放逐法大约在公元前506年推出，但在其设立之后的20年里却从未动用过，几乎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真正获得实施。陶片放逐法决定放逐的人员需要流放10年，但并不会失去财产和公民身份。被放逐的人不得进行任何辩护：驱逐令是雅典人民的直接命令。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陶片放逐法起到的是防范作用，用于驱逐那些倾向于过多攫取个人权力的政治家。例如，在两次战争期间保守派兼亲斯巴达人士客蒙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遭到流放的。
无论如何，克利斯梯尼的改革都有助于加强雅典社会内部凝聚力和团结。这些改革还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宪法框架，使敌对的社会团体更容易达成协议，在宪法框架中，决策权主要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拟议的法律如要生效，就必须获得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事先批准。除了这些机构之外，还有法院，即确保法律得到遵守的所有司法法院的总和。法官以合议制的方式任期一年，并对其行为负责。国家代表是通过抽签或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亚略巴古（古代的贵族议会）的权力受到限制，允许越来越多的公民担任公职。
民主的胜利：多数人投票，政治说服力
民主得以建立、公民大规模参与以及对法律充满热情，这一切使得从此之后规范雅典所有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各项准则获得施行。
在阿提卡城，公民大会和审判均涉及许多雅典人，这正是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的最高表现。为了使埃克勒斯厄做出的决定得到批准，一项提案必须获得最低数量的投票表决；类似的要求也适用于法院的判决，在判决时至少要有201名法官投票。在听取了各种提议后，进行投票环节：在埃克勒斯厄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在法院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投票之前，每位发言者都按照规定的发言时间和演说程序阐明自己的立场。在公民大会上，任何公民均拥有合法的发言权；想要说服公众，就必须认真准备。在审判中，相关人员都必须发言，因此当时存在专门撰写演说稿的专业人员—演说稿或辩词撰写员。正是在这种雅典的政治参与背景下，诞生了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定义的三种修辞论证（审议式、司法式和辩论式）的分类和结构。
插图 上图，公元前337年的石碑，上面刻有反对僭主政治的法律（现藏于雅典阿哥拉博物馆）；右图，公元前5世纪的漏刻，即计时器，用于演讲计时。
民主的巩固
为了勾勒出雅典民主制度在随后几年中获得巩固的情况，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克利斯梯尼所采取的措施之外。首先，有必要考虑在马拉松（公元前490年）和萨拉米斯（10年后）战胜波斯人后对城市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方面的影响。军事上的胜利和新的机构确实带来了质的飞跃，毫无疑问，这种飞跃化解了雅典旧有的社会经济冲突。人们经常强调自公元前5世纪伊始，雅典的军事扩张和民主模式的发展并行不悖。事实上，在分析使雅典走向辉煌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阿提卡领土上个人自由的进步与该地区日益扩张的外交政策的侵略性之间存在着关联。实际上这两项政策密不可分，尤其是所有公民不分阶级全都被卷入战争之中。反过来，雅典的扩张显然为这个民主城市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因此，雅典的霸权通过其民众的政治和军事参与得到了增强。
公民参军以及重装步兵和水手的形象，为国家事务的参与感增添了活力。和所有古代城市的军队一样，当时雅典的军事力量部署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划分：骑兵由贵族组成；构成公民主体的步兵中的重装步兵，是自古以来战争的命脉，这些人员都是从中产阶级中招募的；而舰队的船员是军队中的新元素，他们是从最贫穷的公民中招募的。因此，军队是雅典在军事上最大的社会，也是在政治上整合的一个熔炉。小农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因此获得了公共地位。
其次，伯里克利时代之前的主要政治人物表现出了即使在民主制度中仍然存在的以客蒙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和以厄菲阿尔特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被陶片放逐法流放，而后者则颁布了一项打击把持亚略巴古的贵族特权的法律，建立了民主政府。此外，商业帝国的扩张为雅典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这有助于彻底巩固这座城市的权力。在国际层面上，雅典政治家阿里斯蒂德在公元前477年推动成立了一个海上联盟，即提洛同盟，负责共同防御波斯人可能发起的攻击。随着联盟的巩固，加之基于殖民化或建立“宗主国”的扩张主义政策，雅典实现了军事上和商业上在越来越多的盟友圈中巩固自身霸权。
重装步兵和社会
重装步兵崛起和舰队重要性日益增强，以此为特征的军队在古典希腊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插图 公元前5世纪科林斯陶器的细节，战斗中的重装步兵（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最后，通往民主的漫漫长路得到了这些改革者的护卫。面对庇西特拉图王朝，阿克麦翁尼迪家族，尤其是克利斯梯尼，为民主解决方案的落地实施铺平了道路。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人们对阿克麦翁尼迪家族的评价毁誉参半，这个强大的家族似乎从最古老的时期就遭人环伺：一方面，它是雅典自由的堡垒；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阴暗传说的主角，该家族的众多著名成员遭到流放就反映了这一点。反映阿克麦翁尼迪的阴暗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库隆事件后受到了宗教诅咒，据传，必须由著名的预言家埃庇米尼得斯方能解除诅咒；但流传更广泛的指控是，阿克麦翁尼迪家族曾贿赂德尔斐的女祭司，让其谕令斯巴达人推翻庇西特拉图家族。甚至有人说，在马拉松战役中，阿克麦翁尼迪家族在适当的时机，利用盾牌反射阳光，向波斯人—以及当时流亡在波斯的僭主希庇亚斯—发出信号，助他们一臂之力。然而，希罗多德呼吁合情合理地重新理顺事实真相，而把前述内容称为诽谤。这位历史学家指出，如果认为阿克麦翁尼迪家族费尽心力将庇西特拉图家族驱逐出雅典，是为了迫不及待地出卖他们为之英勇奋战而取得的自由就太荒谬了，与弑僭主者哈莫狄奥斯与阿里斯托吉顿相比，他们是更坚定的自由捍卫者。阿克麦翁尼迪家族之所以声名显赫，是因为他们的野心无与伦比，而对这个家族理想化和妖魔化的描述，也正来自他们的这份野心。
雅典人的财富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蓬勃发展，城邦进口最昂贵的材料，然后在其手工艺工坊中进行加工，例如，这些公元前4世纪的金吊坠（现藏于塔兰托考古博物馆）。
因此，这个家族的命运与在其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克利斯梯尼令人瞩目的推动下诞生的民主制度的命运相辅相成—这个制度本身就颇为矛盾，一方面，在伯里克利时代自由和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其内在的诸多弊端，经过漫长的发酵，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向衰落。但现在距离雅典民主制度的衰落还很远，在诞生之际，雅典民主和整个希腊及其城邦不得不努力在东地中海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不得不努力谋得一线生机。它们必须面对的是众多强大的邻国，尤其是古代世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政治和军事机器—波斯人的多民族大帝国。
民主的神话
在巩固雅典新政治制度的同时，可以称之为“雅典民主的神话”，即个人为城邦服务的鼎盛时期值得我们思考。这个神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面提到的僭主政治和弑僭主的时代。起初，一切不过是因为嫉妒，到最后以阿里斯托吉顿和哈莫狄奥斯弑杀僭主希帕克斯而告终。庇西特拉图的另一个继任者是他的兄弟希庇亚斯，他决定以铁腕来统治这座城市。通过高压手段取代以前被认为是可容忍的权威，他收获的是公民的憎恨。驱逐僭主被视为一种解放，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被视为自由的捍卫者。
但在公元前5世纪，“僭主政治”一词被用作政治口号，并被雅典民主制度的敌人所同化，导致该词的历史内涵被弱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神话过去大行其道。肯定民主的繁杂过程要求具象化的典范和身份归属的标记。阿里斯托吉顿和哈莫狄奥斯，这两位反对庇西特拉图王朝贵族的历史人物，首先被当作平等民权的代言人，之后又被称为民主制度的推动者，他们很快被提升至神话人物的高度。他们就这样成为城邦的象征，并在雅典的历史记忆中获得了荣誉地位。
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一个绘有色彩鲜艳场景的巨大石雕瓮作品脱颖而出，这一作品表现的正是阿里斯托吉顿和哈莫狄奥斯弑杀僭主希帕克斯的场景。乍一看，公元前514年发生的这一事件似乎与其他属于陶瓷制品常见的同样悲惨的场景有关，如《伊利亚特》中宙斯之子萨耳珀冬之死（仅以这一著名场景为例）。然而，这两幅图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萨耳珀冬之死很明显是一个神话形象（谁能确切地知道萨耳珀冬生活的年代），而雅典弑僭主事件却完完全全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一作品完成之前不久。这件陶器在创作以及在雅典传播的时候，许多记得该事件的人尚在人世。人们第一次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实事件引入一个以前只能展示神话传说的领域中。
除了一些属于同一系列的瓮之外，关于希帕克斯死亡场景的描绘也以其他形式在雅典流传。同一主题的另一个例子是公元前510年纪念弑僭主英雄的雕像群，这件作品气势更加雄浑，具有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艺术家安特诺的这件作品位于雅典的阿哥拉，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作品，是因为有一个更晚时期但相当准确的复制品。
对比彩陶和纪念性雕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入了传统上保留给神话领域的空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叙述的历史时刻，或者换言之，被推上公共舞台的那一刻，已经跨越了历史和神话之间的壁垒。阿里斯托吉顿、哈莫狄奥斯和希帕克斯在这一刻与奥莱斯忒、尤利西斯和赫拉克勒斯融为一体，并驾齐驱。从这些人物和事件所暗示的内涵来看，雅典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有着精细的谋划。因此，阿里斯托吉顿、哈莫狄奥斯是被社会首次用于宣传的历史人物。他们为其他许多人铺平了道路，如地米斯托克利或伯里克利，他们的雕像象征着为城邦服务的个体的伟岸。我们刚刚见证了雅典民主神话的诞生。
弑杀希帕克斯
几乎不可能精确地推算这一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因为整件事件的起因乏善可陈：激情犯罪。在一场桃色事件中，阿里斯托吉顿和哈莫狄奥斯诛杀了希帕克斯。希庇亚斯为给兄弟报仇，组织了一场暴力镇压，此举大大改变了他之前一直展示出的温文尔雅的形象。僭主政治的性质变化，令人认为诛杀希帕克斯是一个出于政治理由而实施的行为，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面对镇压，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信誉扫地，葬送了手中的权力和享有的威望，沦为暴力政权的变种。从那时起，弑杀僭主的主题不断被重新诠释，使得阿里斯托吉顿和哈莫狄奥斯成为自由的捍卫者，同时也成为真正的政治信息传递者。
因此，将弑僭主者作为英雄宣传的过程开始了，很快人们就为纪念他们的行动修建了纪念碑。恰恰是这种在雕塑构图中更多出自想象而非亲眼所见的壮举，在作品中得到了颂扬，目的是鼓励社会对这种行为的政治认同。雅典反僭主派的宏愿在这座纪念碑中得到了形象的体现，它激起了民众的民主情绪。我们知道对弑僭主者的推崇在英雄雕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然而，在阿哥拉的这座纪念碑脚下，当时的人们崇尚一种理念：捍卫公民自由。重要的是，在弑僭主者雕像群附近禁止竖立任何其他雕像，这证明了这一作品重大的象征意义。
我们可以大体上将对古希腊弑僭主事件的加以利用和重新阐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仍然带有贵族的仪式和想象的印记。贵族阿里斯托吉顿和哈莫狄奥斯在为他们举办的宴会上获得同伴们的庆贺，因为他们消灭了一个面目可憎的统治家族的代表，该家族阻止其他贵族在城市政府中担任要职。第二阶段是进一步推崇已经被认定为解放行为的英雄壮举，展现这一事件的雕像群即是明证。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已经具有了民主的意味。自由派的贵族们成为公民平等制度的捍卫者。纪念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快成为巩固完全具有民主性质的宪法的契机。
丧葬图案：萨耳珀冬之死
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雅典在掌握了新的手工艺技术后，成为重要的陶器出口国。雅典陶器的特点是图案精细、主体丰富，不仅涉及神话场景，还表现日常生活的场景，丧葬图案和英雄之死是传统主题。
“看啊，最杰出的人已经离去，萨耳珀冬，宙斯之子。”这是荷马在《伊利亚特》的结尾，讲述了神话中宙斯的后裔萨耳珀冬之死，他与特洛伊人并肩作战，被阿喀琉斯的战友帕特洛克罗斯杀死。这段话启发了大师欧弗洛尼奥斯，他以此为主题装饰了自己最著名的红色图案陶瓶。这位陶艺家凭此作品加入众多从荷马的诗歌中汲取灵感的艺术家行列。
插图 公元前515年左右制作的欧弗洛尼奥斯陶瓶装饰细节，其中睡神修普诺斯和他的兄弟死神塔纳托斯，在旅者之神赫尔墨斯关切的注视之下，取回萨耳珀冬的尸体（现藏于罗马奎里纳尔宫）。
反僭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民主神话相互交织融合，在思想、形象和口号上紧密结合。僭主政治沦为集体统治的对立面，化为敌对势力的成见，为民主统治提供了理由。雅典人对建立民主十分认同，并怀有深厚的情感，在希腊作为提洛同盟之首，对抗最充满敌意来势汹汹的敌人时，这种认同和情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僭主庇西特拉图、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
约公元前560年
庇西特拉图政府 攻占雅典卫城后，庇西特拉图第一次获得了权力。在短暂的失势后，他重获权力，统治雅典5年。
公元前556年
庇西特拉图遭到驱逐 他的盟友迫使他放弃雅典。这位僭主在马其顿和塞萨利的矿场大发横财。
公元前546年
僭主庇西特拉图 他的财富使他能够引领一支军队重回雅典，并建立政权，他的统治延续了20年。
公元前527年
庇西特拉图辞世 这位僭主在生前已经预见到他的儿子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将在他死后统治雅典。
公元前514年
弑杀希帕克斯 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刺死了僭主希帕克斯，这象征着迈向民主的第一步。
公元前510年
希庇亚斯倒台 僭主希庇亚斯被推翻并被迫流亡。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为他提供了保护。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之前和战争期间，雅典不得不通过捍卫其海洋帝国和执政模式来重新确立其霸权地位。从公元前424年开始，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影射僭主政治的作品倍增，反映出大多数公民对寡头政变的恐惧根深蒂固，这并非巧合。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助长这种心态的因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心态：一方面，与斯巴达人的战争漫无止境，而且胜利的希望渺茫；另一方面，舰队这一民主堡垒几乎一直缺席，因为舰队身陷远方诸多海战中分身乏术。
神话和宣传
因此，雅典人生活在一种颇为奇怪的心理状态中，他们在爱国的自豪感和眼睁睁看着敌人摧毁自己城市的恐惧之间反复摇摆。为了抵御这种危险，他们呼吁团结起来，履行公民义务。通过神化弑僭主事件，他们创造了一个宣传平台，把整件事作为捍卫自由的表率。因此，雅典民主的神话阶段迈入历史阶段反映了意识形态对民主逐步肯定，尽管民主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并无中断，但仍然未能使人们忘掉民主制度经历的深刻危机。利用神话将历史事实抬升至更高的地位，将这一事件认定为一种英雄壮举般的正义之行，意味着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新的考量，通过一种经过选择的模式来构建历史，以形成清晰明确的身份特征。
因此，这一行为由于城市赋予它的英雄意义，以纪念碑的形式加以颂扬在逻辑上就十分讲得通了。雕塑家安特诺尔为此创作了一件艺术品，尽管不幸的是这件作品未能保存至今，但仍然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占领雅典后，将这些雕像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波斯首都苏萨。
但几年后，即公元前477年，克里蒂奥斯和内西奥特受到委托建造一座新的纪念碑，类似于之前装饰雅典阿哥拉的那座纪念碑。这座新纪念碑是以第一座为蓝本的，这是确认无疑的事实。公民可以通过这一历史行为将自己视为城邦的一员：威胁政治共存的僭主又一次死掉了。
同时，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起初只是个人的榜样，后来成为使所有公民形成政治认同的人物，公民必须起誓承诺消灭任何可能威胁城邦稳定的僭主。这种获得公民身份时做出的承诺由一座纪念碑代表，这座纪念碑正是争取平等民权的化身，是众望所归的平等的具体表现。弑僭主者备受崇拜，他们的坟墓是专门用于纪念政治自由的纪念碑。重要的是，在弑僭主者雕像附近建造任何其他纪念碑都遭到明令禁止。在希腊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临着政治代表权的垄断。因此，民主神话和意识形态与雅典僭主们纷纷倒台紧密相连。在这种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引入陶片放逐法和公民大会成员必须宣誓消除任何寻求实现僭主政治十分重要了。这些设定见证了对专制的憎恶态度上升到仪式化的程度，无论这种憎恶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被推定出来的，这种憎恶在每个雅典人身负与任何危及民主的人斗争的义务下达到了高潮。最令人惊讶的是，反僭主政治的示威活动并没有随着庇西特拉图家族重回雅典的威胁消失而结束。矛盾的是，正是在民主阶段的中期，即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反僭主政治的示威活动又掀起了一波新的浪潮。
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
公元前477年左右由克里蒂奥斯和内西奥特制作的雅典雕像群的罗马复制品。弑僭主者最初激情杀人的原因很快被人们遗忘，杀死希帕克斯的凶手成为雅典民主的首个象征（现藏于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
起初，对波斯入侵的恐惧似乎与希庇亚斯的回归有关，在马拉松，他和他的支持者曾加入波斯军队与雅典的重装步兵作战。在公元前490年，阿契美尼德帝国引起的恐慌以及对庇西特拉图家族回归的恐惧，这两个具有威力而又相互增益的因素，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的特征在于雅典受到波斯人的压倒性霸权威胁，以及存在雅典可能重新落入希庇亚斯之手的风险。但是，波斯人带来的威胁一经消除，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来，当爱琴海上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为中心形成了一条新的战线时，民主与另一极的力量之间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一力量就是在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旗帜下，围绕着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实现的联合。从这时起，雅典出现的对僭主政治的不满情绪再度回潮，就不再与波斯人或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威胁相关。相反，这种情绪的复兴更多的是由与内部（雅典的寡头党）和外部（斯巴达、科林斯等）的敌人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所引起的。弑僭主者
19世纪的雕版画，是绘制有弑杀僭主希帕克斯的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图案的酒罐的精确复制品。这个主题非常流行，在当时无数的作品中均有体现，例如这个被人们称为“哥本哈根画家”的人在公元前470年左右创作的红色图案陶器上也绘制有这个主题的图案。
僭主政治的负面象征作为集体执政制度的对立面，既提供了一个应该打击的敌人形象，也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这种解释使僭主政治成为平等民权的对立面。最初平等民权是贵族意识形态的口号，后来演变为民主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