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健康和病态
第一章 关于人本主义生物学[3]
我在心理学方面的探索使我开拓了其他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些领域已经跨越了传统心理学，至少对于我曾经学习过的心理学而言是这样的。
三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对某些心理问题感兴趣，并且发现它们不能很好地被当时的经典科学心理学理论（行为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脱离价值的心理学、机械心理学）解释或处理。我提出了合理的问题，并且不得不发明另一种针对心理问题的方法来处理它们。这种方法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它属于心理学，属于一般科学，属于宗教、工作、管理的哲学，现在也属于生物学哲学。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今天的心理学是四分五裂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三个或者更多的分离的、互无交流的科学，或者是三大类心理学流派。首先是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机能主义、积极主义心理学派。其次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最后是第三种力量——人本主义心理学。正如被称呼的那样，它是由心理学中各种分化群体合并成的一种统一的体系。我想谈论的正是第三个心理学流派。我将第三个心理学流派理解为可以涵盖第一个和第二个心理学流派的心理学。我发明了“基于行为主义”和“基于弗洛伊德学说”等词来描述它。这也有助于避免产生两种各自孤立的价值取向，例如，要么赞成弗洛伊德的学说，要么反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我支持弗洛伊德，我也支持行为主义者，同时我也是人文主义者，并且实际上，我也在发展所谓的第四种超越心理学。
在这里，我仅代表我自己。甚至在人文主义心理学家中，有些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反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而不是把这些心理学都纳入一个更大的超级结构中。我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徘徊在反科学的边缘，他们甚至处于对“体验”的新的热情中，正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徘徊。然而，因为我相信体验只是知识的开始（必要不充分），因为我也相信知识的进步，即更为广阔的科学是我们唯一的终极愿望，所以我在这里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个人选择的使命是“自由推测”，是建立理论，是动用自己的直觉，总而言之，是试图向未来进行延伸。这是一种对开拓、探索和创造的刻意专注，而不是应用、验证和核查活动。当然，后者才是科学的支柱。然而，我认为科学家仅仅把自己看作验证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开拓者、创造者、探险家一般都是单个的孤独的人，而不是一群人。他内心的矛盾让他独自挣扎、恐惧，提防自我的傲慢和骄横，甚至还要对抗自己的偏执。他不得不做一个勇敢的人，不害怕冒险，甚至不害怕犯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正如波兰尼强调的那样，他就像一个赌徒一样，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不确定的结论，然后花费数年的时间试图弄明白他的猜想是否正确。如果他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他当然会害怕自己的想法只是一时的鲁莽，他也能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求证自己不能证明的东西。
在这种意义上，我阐述的是自己个人的猜想、直觉和主张。
我认为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是不能逃避或回避的，即使这会引起人们对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疑惑。我相信，我们从物理、化学、天文学所继承来的价值祛除[4]、价值中立和价值规避的科学模式，虽然在这些领域内有必要保持数据的准确性并使科学远离宗教，但这种模式对生活的科学性研究是不完全适合的。更具戏剧性的是，这种价值祛除的科学哲学不适合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个人价值观、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对于理解任何人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的传统目标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知道在进化理论领域，有关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终极因这一类的论证曾风靡一时——我必须说，我的印象中关于这些话题的辩论是混乱的，但我必须说出我的观点，即在人类心理层面讨论这些问题能使争论的焦点更明确，更不可回避。
现在仍然有可能在进化中反复论证自然发生说，或论证纯粹的机会配置是否可以解释进化的方向。但当我们与人类个体打交道时，这种侈谈已不再可能。一个人想凭借巧合成为一名好医生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是时候终止这样的观念了。对我来说，我已经厌恶了这种关于机械决定论的争论，甚至根本不愿陷入这种争论。
优秀类型和“成长尖端统计学”
我建议讨论并最终提议对选定的良好标本（优质标本）进行生物学检测，来研究人类物种拥有的最佳能力。例如，我在探索性研究中发现了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的、心理上“卓越”的人是更好的认知者和感知者，甚至在自我感知的层次上来说也是如此。例如，他们能更敏锐地识别色调差异。我曾经组织过一个未完成的实验，这个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分析”实验的模型。我的计划是利用当时最好的技术——精神病学访谈、投射测试、性能测试等，以布兰迪斯大学的新生班为样本来进行测试，并选择样本中2％的最健康的学生，2％的中等健康水平的学生，2％的最不健康的学生。我们计划让这三个小组使用一组大约十二个有感知力的、感应灵敏的、帮助认知的工具，验证以前的临床人格学上的研究——健康的人是更好的现实感知者。我预测这些发现会得到支持。我们对他们在大学四年的表现进行了跟踪研究，在大学中，我们可以将这些学生初始测试评级与他们的实际表现、成就和大学生活中取得的各种成果相关联。我之后的计划是继续关注这些人，而不仅限于大学的四年。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研究小组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小组可以延续到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的想法是通过追踪这个群体的整个生命周期来寻求我们对健康概念的最终看法。有些问题很明显，例如实现长寿，抵抗身心疾病，抵抗感染，等等。我们也希望这一后续行动能揭示一些不可预测的特征。这项研究的精神与刘易斯·特曼在大约四十年前[5]所做的研究相似。当时他挑选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高智商儿童，然后以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测试，此项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得到的一般性发现是：因为智力优越而被选中的孩子在其他方面也是优越的。他据此得出的推论是，人类所有理想的特征都是正相关的。
这种研究设计的意义在于改变我们的统计概念，尤其是抽样理论。我非常支持“成长尖端统计学”，我的标题来自以下的研究发现：最优秀的遗传基因会在幼苗的成长尖端出现。正如有些年轻人所说，“那就是行动的所在”。
如果我问：“人类有什么能力？”我的这个问题针对的是这个小而精的优秀团体，而不是全人类。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享乐主义的价值理论和道德理论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哲学家们将健康动机支配的快乐和病态动机支配的快乐相混合，并得出一个平均数，等于将疾病与健康相混合，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相混合，善于选择者与不善选择者相混合，等等。
如果我们想回答人类能长多高这个问题，那么最好挑选那些已经长到最高的人并且研究他们。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能跑多快，计算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我们应选择一个“好样本”，最好的方式是去收集奥运会金牌得主的资料，看看他们能跑多快。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的精神成长、价值增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坚持认为我们可以从社会中最合乎道德的、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身上了解到最多的东西。
大体上，我认为这么说很合理：人类历史是以人性被低估的方式来记录的。人性的最高可能性实际上总是被低估。甚至当一些“好样本”，比如历史中的圣人、哲人以及伟大的领袖被当作研究对象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超自然的产物，而不愿意把他们看作人类。
人本主义生物学和良好社会
在大批数据的基础上，现在很清楚，人类最高潜力只有在“良好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或者更直接地说，优秀的人通常需要一个可以成长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反之，我认为应该清楚的是，规范的生物学哲学必将涉及良好的社会理论，而这种良好的社会理论则根据“良好的社会能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以及最大限度实现人性化”来定义。乍一看，这可能会令一些生物学家感到吃惊，特别是那些传统的、描述性的生物学家，他们已经学会避免使用“好”和“坏”这样的词。但是稍微想一下就会清楚，这种类似的想法已经被传统的生物学领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潜能”，它们能够通过种质[6]自身中、细胞质中、一般机体中，以及有机体所处的地理环境中的直接作用，实现或不实现。
以一项实验为例，我们可以说，对白鼠、猴子和人类来说，个体早期生活中的刺激环境对大脑皮层的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影响，我们通常称这种发展方向为人类期望的发展方向。哈洛[7]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的行为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被隔离的动物丧失了各种各样的能力，超过某一个点后，这些损失将变得不可逆转。再举一个例子，在巴尔港的杰克逊实验室中，研究人员发现，当狗被放在户外田野中生活，在野狗群中撒野撒惯了，脱离了人的接触后，也就丧失了被驯化成宠物的潜力。
最后，如果印度的儿童因饮食中缺乏蛋白质而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就像被报道的那样，又如果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经济、文化都与这种物质的匮乏有关，那么很明显，人类需要良好的社会使他们自己实现自己的潜能，从而成为良好的样本。
生物学哲学可以在社会孤立中发展，以至它在政治上完全中立，不需要成为乌托邦的，或健康的，或改革的，或革命的吗？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需要转化为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个人品位的问题，我知道一些生物学家在发现自己的知识没有被使用的时候，出于愤怒，不得不涉足政治，使他们的发现能够生效。但是除了这一点，我对生物学家的直接建议是，一旦他们接受了对人类或任何其他物种的规范性研究，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把发展良好样本作为他们的义务，那么研究所有那些有助于发展良好样本的条件和那些抑制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就同样成为他们的科学责任。很明显，这意味着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社会。
良好样品是全种系代表的入选者
通过从三十年代开始的长期的探索性研究，我发现最健康的人（或最有创造力的，或最强壮的，或最聪明的，或最高尚的）可用于生物分析测定，或许我可以说，健康的人可以作为高级侦察员或更敏感的观察者，告诉那些感知能力不那么强的人他们应该珍视什么。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选择出那些对颜色和形式具有美学敏感的人，然后让自己听从他们对颜色、样式、织物、家具以及类似的东西的判断。我的体会是，如果我不干扰那些卓越的感知者，我可以肯定地预测：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会在一两个月内开始慢慢喜欢。就好像他们是我，只是他们对这些事物更加敏感，又或者他们好像是我，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疑惑、混乱和不确定性。我可以把他们作为我的专家来咨询，正如艺术收藏家会聘请艺术专家来帮助他们购买收藏品一样。（这种观点得到了查尔德的支持，这表明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和专业的艺术家有着相似的品位，这甚至是跨文化的。）这些敏感的人比普通人更不容易受到时尚的影响。
现在以同样的方式，我发现，如果我选择心理健康的人，那么他们所喜欢的也就是其他人将会喜欢的。亚里士多德说过这么一句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他们通常有这样的特征：相对于一般人，他们对是非对错有着更清晰的认知和判断。他们不会因为95％的人与他们观点不同而感到困惑。至少在我研究过的那个小组中，他们更容易辨别是非对错，好像他们能理解真正超出人类认知的东西，而不是在对那些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总之，我用他们作为价值观的范本，更恰当的说法是，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终极价值观可能是什么样子，或者换句话说，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观也是我最终会认同和重视的，在超人格意义上有价值的东西最终也会被这些实验“数据”所支持。
我的超越性动机理论（第二十三章）在根本上依赖于这一原理，即选择那些优秀人物，因为他们不仅对事实而且对价值有着更优越的感知能力，然后采用他们对最终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人类的最终价值标准。
我在这里几乎是刻意挑衅，如果我愿意，那么我可以以更加天真的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假设你选择了心理健康的人，他们更喜欢什么？什么会激励他们？他们为了什么而努力和拼搏？他们会重视什么？”但我认为最好不要弄错了，这是我特意为生物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规范性和价值性问题。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说出这些相同的东西会有所帮助。正如我认为已得到充分证明的那样，如果人是一种可以进行选择和做出决定并具有目的性的动物，那么，做出选择和决定的问题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人类这个物种进行定义。但这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效力和效率的问题。然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善于选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从哪里来？他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传授这种技巧吗？什么阻碍人的选择？什么有助于人的选择？
这些自然只是古老哲学的新提问：“谁是圣人？什么是圣人？”此外，还有对古老价值论的新提问：“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取的？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必须重申，我们已经到了生物学历史的重要阶段——对自己的演化负责。我们已成为自我进化者。进化意味着选择，意味着做出决定，意味着进行评估。
身心的关系
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处于新的一跃的边缘，它将我们的主观生活与外部客观指标联系起来。由于这些新的迹象，我预计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会有巨大的飞跃。
以下两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一对未来的研究的准备。
奥尔兹有一项广为人知的研究，通过在脑室隔区植入电极，发现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被称为“快乐中枢”的区域。当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种姿势，似乎想通过这些植入的电极刺激自己的大脑时，只要将电极植入这个特定的快乐中枢，它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我刺激。实验还发现了不愉快区或痛苦区，这时一只动物即使被给予了自我刺激的机会，它也会拒绝这样做。对于动物而言，这个快乐中枢的刺激是如此“有价值”（是可取的或强化的，有益的或令人愉快的，或者我们用来描述这种情况的任何其他词语），以至于它会放弃任何已知的外部乐趣——食物、性等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现在有足够用于研究人类的类似数据证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制造快乐体验。这种工作只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睡眠中枢、食物餍足中枢、性刺激中枢和性厌腻中枢等这类不同的“中枢”之间的区别已经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将这种实验与另一种实验相结合，比如卡米亚的研究，那么新的可能性也就开辟了。卡米亚从事脑电图及其操作条件的研究，当他自己的脑电图中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点时，他给受试者提供可见的反馈。通过这种方式，令受试者将外部事件或信号和主观感受联系起来，卡米亚的受试者有可能对自己的脑电图建立自愿控制。换句话说，他证明了一个人有可能将自己的α波频率控制在特定的水平。
这项研究具有开创性和令人兴奋的地方是，卡米亚非常偶然地发现将α波波动控制到特定水平，可以使受试对象身上产生平和、宁静甚至幸福的心理状态。对已经学会东方沉思和冥想技巧的人进行的一些后续研究表明，他们会自发地呈现类似于卡米亚指导他的受试者产生的“宁静”的脑电图。这就是说，有可能教会人们如何感到快乐和安详。这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实验结果不仅可以实现人类幸福，而且对于生物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里有足够的研究项目让科学家队伍在下个世纪忙碌起来。一向被认为不能解决的身心关系问题，终于成了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样的数据对于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至关重要。显然，现在我们可以说健康的有机体自身能发出清晰而响亮的信号，也就是这个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什么，更倾向于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把这些称为“价值”，这个概念是不是过于庞大了？这是生物学内在价值？或是本能的价值？如果我们做出这样描述性的陈述：“实验室老鼠要在两个自动刺激生成按钮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它几乎100％的时间都在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会按下任何其他刺激生成或自我刺激生成的按钮。”那么，这和说“老鼠喜欢快乐中枢区域的自我刺激”有何重要区别？
我必须说，无论我是否使用“价值”这个词，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我当然可以在不使用这个词的情况下，描述我所描述的所有内容。或许作为一个科学战略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作为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会更具策略性。我想这真的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在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好、强化和奖励等问题的新发展。
我还应该指出，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种研究和理论化中一定程度循环论证的困境。这一点在对人的研究中最明显，但我猜想它对于其他动物可能也是个问题。正是这种循环暗示着“好的样本或健康的动物选择或喜欢这样那样的东西”。我们该如何解释这样的问题：与“健康的人类”不同的是，为什么虐待狂、变态、受虐狂、同性恋、精神病患者以及自杀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将这种困境和肾上腺切除的动物在实验室中做出和“正常动物”不同的选择相类比是合理的吗？我应该说清楚，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一个不应该避免或忽视的问题。关于人类受试者，通过精神和心理测试技术选出“健康”的人是非常容易的，在罗夏测试中，或者说在智力测试中，那些达到特定分数的人也就是那些将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者的人。但在这里，选择标准是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的。这完全有可能，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学的自我刺激来证明变态、谋杀者、虐待狂或恋物癖所谓的“快乐”与奥尔兹或卡米亚实验中所表明的“快乐”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当然，我们用主观精神方法已经得知了这一点。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迟早都会认识到神经质的“快乐”或变态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苦恼、痛苦和恐惧。在主观领域自身内，我们是从经历过不健康的快乐和健康的快乐的人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他们几乎总是选择后者，并对前者感到不寒而栗。科林·威尔逊清楚地证明，性犯罪者的性反应十分微弱，并不强烈。柯肯德尔也表明了有爱之性相较于无爱之性在主观上更加优越。
我现在正在研究一组基于人类心理学角度得出的启示，我已经在上文概述了这一点。它有助于为人文主义生物哲学揭示重大的意义和启示。毫无疑问，这些数据是关于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和有机体自我选择方面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长、生物学概念上的成功，而不是我们在19世纪前所想的那样。这一般是反专制的、反自我控制的。对我而言，它重新引起了我对整个道家[8]观点的重视。道家主张我们不要干涉和控制，这不仅表现在当代生态学和伦理学研究中，而且对于人类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多地相信孩子自己趋向成长和自我实现。这意味着人类在自发性和自主性的问题上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不是在预测和外部控制上。这里引述我的《科学心理学》来解释这一点：
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能一本正经地继续将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几乎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至少是对于人类而言。我们自己想要成为被预测的和具有预测能力的人类吗？还是成为被控制的和具有自控能力的人类？我不会说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是我会说，这里出现的问题以及希望问题得到解决的呼吁，与渴望自由的主观感受有关，而不是与一种被决定的感受有关；与自我选择的主观感受有关，而不是与受外部控制的感受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可以肯定地说，被描述为健康的人不喜欢受到控制，他们更喜欢自由自在。
这个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非常普遍的结果是“环境性的”，它必然会改变科学家的形象，不仅是在他自己眼中，甚至整个社会的看法都会趋于一致。例如，已经有数据表明高中女生认为科学家是怪物，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对象，她们惧怕科学家，而且她们并不认为科学家是潜在的好丈夫人选。我必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好莱坞“疯狂科学家”这一类电影造成的结果。在这种现象下的确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被夸大了。事实上，很多人对科学家们的普通印象为：他们是善于操控的人，统筹大局的人，在人和动物身上做实验的人，他们掌握和控制着自己的研究结果。在对外科医生的形象调查中，这一固有形象更加清晰。这一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一个和痛苦打交道的人，等等。他们显然是领导者、权威、专家，是那个掌握一切并对人们发号施令的人。我认为，现在心理学家在所有科学家中“形象”是最糟糕的，大学生现在普遍认为他们是操纵者、骗子、隐藏真相者和控制者。
如果有机体被视为具有“生物智慧”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学会给予它更大的信赖，认为它是自主的、自我管理的和自我选择的，那么，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生、老师，甚至是父母，必须把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括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式的科学家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意味着没有思想侵略，没有思想控制。它强调无干扰式的观察而不是控制式的操纵。它是接受式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性的。这就像是，如果你想了解鸭子，那么你最好去问鸭子，而不是直接告诉鸭子一些事情。对于儿童也是如此。在设定“什么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这个问题上，找出他们心中最好的东西的最佳方法是让他们自己告诉我们答案。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心目中有一个关于优秀心理治疗师的模型了。这与他的治疗方式有关。他有意识地努力不将他的意志强加给患者，而是在患者处于不明确、无意识、半意识的状态下帮助他们去发现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心理治疗师帮助患者发现他们想要的或渴望的、对他们来说有益处的东西，而不是对治疗师有益处的东西。这与控制、鼓吹、树立榜样，或以旧的观念传教是完全相反的。它完全取决于我已经提到过的启示和设想，虽然我必须说它们很少被人提及，这种启示包括：相信大多数人是朝着健康的发展方向迈进的，期望他们更倾向健康而不是疾病，相信主观的幸福感可以很好地引导人们找到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状态。这种态度意味着对人自主性的尊重而不是去控制人，对有机体采取信任而非不信任的态度。它设想每个人都想要成为一个完满的人，不想要生病、痛苦和死亡。作为心理治疗师，当我们发现患者确实有自杀的倾向、自虐的倾向、自暴自弃的行为以及自我伤害的倾向时，我们会假设这个人经历过另一种更健康的状况，那么他更愿意拥有那种更健康的状态而不是痛苦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他处于“病态”。事实上，我们中的某些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受虐倾向、自杀冲动、自我惩罚等是愚蠢的、无效的，是向健康的笨拙摸索。
与新模式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道家式的父母、道家式的朋友、道家式的爱人，以及道家式的科学家。
道家的客观和传统的客观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和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当我们将自己的愿望、恐惧和希望从观察中排除时，当我们把传言和对超自然的神明的想象也排除在外时，我们是客观的。这当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研究非人类的客观事物时，这样做是正确的。现在，这种客观性和分离性非常适用。它甚至适用于低等生物。此时，我们也足够客观，不受影响，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者。一只变形虫的走向和一只水螅喜欢吃什么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这种超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研究的是狗或猫，或者更简单点，我们研究的是猴子或者猿类，那么赋予这些动物人性，将观察者的人类愿望、幻想、希望和偏见投射到动物身上是很容易的。当我们研究人类时，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静、客观、独立和不受影响的观察者。心理学积累的众多数据表明，没有人能够捍卫这个立场。
任何一个稍有阅历的社会科学家都知道，在开始研究任何一个社会或者亚文化群体之前，他必须审视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概念。这是一种绕开偏见并且提前了解他们的一种方式。
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一条途径可以实现客观性，也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外部世界和观察者之外的角度，对现实以更加简明、更加准确的方式进行感知。这种方法最初来自对爱的观察，无论是情侣之间的，还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观察研究衍生了不仅限于爱人之间的多种学问。在我看来，某些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习性学文献。我确信，在某种意义上，我在猴子身上进行的科研工作是“真实的”“准确的”，在一定意义上，在客观上也是更真实的，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了解。事实是我对它们很着迷。我非常喜欢我的每一只猴子，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在我和我的老鼠身上的。我相信洛伦兹、丁伯根、古道尔和夏勒所写的这一类有关动物研究的报告是非常优秀的，具有指导意义，有启发性，并且真实，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喜欢”他们所调查的动物。至少这种爱能让他们产生兴趣甚至入迷，因此有长时间的耐心进行观察研究。一位母亲非常爱她的宝宝，她经常非常投入地查看宝宝的每一寸皮肤，她当然能在真正意义上比那些不关心这个孩子的人更了解这个孩子。我发现，在情侣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对对方是如此痴迷，以至于他们的观察、凝视、倾听和探索本身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活动，并且可以无休无尽地这样做。对于一个没有坠入爱河的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个人会很快陷入无聊之中。
“爱的学问”，如果我可以这么叫的话，还有其他优势。爱让一个人展露自己，打开心扉，丢掉自己的防备，让自己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也是毫无保留的。总之，他是在暴露自己而不是隐藏自己。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中，我们变成“可以被解读的”。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对某人或某物喜爱，或着迷，或深感兴趣，我们就很少会去干预、控制、改变和改进。我发现，对于你的所爱，你是准备放任不管的。因为在浪漫爱情和父母亲情的极端例子中，被爱的人甚至被视为是相当完美的，以至于任何改变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敬的。
换言之，我们愿意放任不管。我们对他不做任何要求。我们只希望他保持现在的样子。在他面前，我们是被动的，承受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可以更真实地理解他，是因为他本身的特质，而不是我们想要他、害怕他，或者希望他成为的样子。认可他的存在，认可他的存在方式，能使我们成为不干涉、不操纵、不抽象化、不干扰的感知者。在哪种程度上，我们能不强行灌输我们的想法，不操控他人的行为，不期望别人为自己做出任何改变，在那种程度上，我们就实现了这种客观性。
我认为，这是一种方法，一条通往某种真理的特殊途径，通过这种方法、这种途径，真理可以被更好地探寻和发现。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途径，也不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我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爱、兴趣、痴迷、投入也有可能歪曲关于对象的某些真相。我只想说，在全套的科学方法中，爱的学问或“道家的客观性”在特殊情况下有其特殊的优势。如果我们能真正意识到，对研究对象的爱会导致某种盲目同时导致某种清醒，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要走得更远些，甚至关于“难题的爱”也这样看。很明显，一方面，你不得不对精神分裂症着迷，或者至少对它感兴趣才能坚持下去，去了解关于它的真相，并对它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完全痴迷于精神分裂症问题的人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也会形成某种不平衡状态。
大问题的问题
我在这里使用了阿尔文·温伯格著作中某节的标题，这本书叫作《对大科学的思考》，这本书包含了许多我想表达的观点。用他的术语，我可以用更戏剧化的形式陈述我的备忘录的主旨。我现在的看法是，曼哈顿项目正在对我认为的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大问题[9]发起进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家，对于所有具有历史紧迫感的人都极端重要（这也是一个研究“重要性”的标准，我现在将其添加到经典标准中）。
第一个，也就是首要问题是培养“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必须培养更好的人类，否则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消灭，即使没有被消灭，也会变成生活在焦虑和紧张中的物种。这里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当然是定义好人，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中已做出种种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启动数据、一些指标，也许已经多到可以用来说明曼哈顿项目中的人了。我自己也觉得有信心，大的应急计划是可行的，并且，我确信我可以列出一百，或者两百，或者两千个部分问题或附属问题，这足以让很多人忙个不停。好人可以同等地被称为自我进化的人，对自己和自己的进化负责的人，完全觉醒的、清醒的、睿智的人，完满的人，自我实现的人。很明显，任何社会改革，出色的宪法，精妙的计划或法律，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除非人们身体健康，进化良好，身体强壮和善于理解，并希望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付诸实践。
与我已经提到的“大问题”同样紧迫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良好的社会与好人之间有一种反馈。两者彼此需要，互为必要条件。我要撇开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两者密不可分，共同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没有一个的情况下实现另外一个。我所说的良好社会是指根本上的全人类的社会，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我们也有初步的资料（见第十四章），讨论自律性社会的安排即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很明显，只要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社会就会产生对应的机制，这种机制能使这些人要么作恶，要么行善。重点是我们必须把社会机制与内心健康这两者区分看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好坏由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决定。
社会协同的核心概念是，在一些原始文化中，在大规模的工业文化中，有一些社会趋势超越了自私和无私的二分法。也就是说，一些社会机制必然会使人彼此对立；在另一些社会机制中，一些人打着帮助别人的幌子来谋求私利，无论被帮助的人是否愿意。然而一个人必须剔除私欲，才能称自己是在无私地帮助别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像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经济措施，它实际上是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攫取财富，然后用于社会福祉的机制运行。这与销售税的操作机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销售税从穷人身上收取的税收比例比从富人身上收取的税收比例高得多。销售税的运行机制采取的不是虹吸效应，而是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漏斗效应。
我必须非常严肃地强调，以上这些都是最终的大问题，比任何其他的问题都更重要。温伯格在他的书中提到，大多数技术产品的进步，都可以被认为是某些人为了攫取利益而采取的手段，而不是单纯为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意味着，除非我们把技术和人类发展的主动权放在品德高尚的人手里，否则这些改进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危险的。技术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还表现在攻克疾病，增加寿命，抑制和减轻疼痛、悲伤和苦难等方面。关键是谁想让坏人活得更长？或者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原子能的使用和在一场竞赛中先于纳粹完成它的军事利用。原子能不管是掌握在希特勒的手里，还是像今天这样掌握在很多国家的“希特勒”手里，对人类肯定都是没有好处的。原子能相当危险。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的科技进步。人们也可以问这样一个经典的问题：科学的进步对希特勒式的人物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技术进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邪恶的人很有可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具有威胁性，仅仅是因为先进的技术赋予他们力量。一个完全残暴无情的人在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中很可能不会被打败。我认为，如果希特勒赢了，如果当时全世界的人民没有奋起抵抗，那么他的残暴统治可能会持续一千年甚至更久。
因此，我希望所有的生物学家和所有具有优良品质的人，运用他们的才能致力于解决“两大问题”——培养品德高尚的人和建立良好的社会。
上述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观点，即传统的哲学科学中的道德中立、价值祛除、价值中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这可能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因此，正如波兰尼所阐述的那样，我要再次强调，科学本身的出发点应该是出于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实现人类福祉的不懈努力。科学本身必须是一种道德准则，正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证明的那样，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固有价值，那么，所有后果都能由于我们自己为这一固有价值服务而产生。我想补充第三点，人类的本性可以驱使科学服务于良好的价值。实际上，我认为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这一观点合理化，即使没有充分的和最后的证实。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哪些是适合人类发展的优良品质，也就是说，找出人类的内在价值是什么。科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多次实验，展示了根植于人类内心的价值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在生存价值的意义上和成长价值的意义上证明了，什么样的价值使人类更健康，更聪慧，更加温文尔雅，更加快乐，更加充实。
换句话说，这也是我想为生物学家们提供的所谓的未来研究策略。其中一个策略是，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或许所有疾病，毫无例外地都可以被称为由精神压力引起的或者有机体本身的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任何“身体的”疾病追根溯源，那么他将不可避免地发现心理上的、内在的和社会性的变量都是决定因素。这绝对不会让结核病或者骨折这一类疾病变得更加让人难以捉摸。这仅仅意味着，在结核病的研究中，人们会发现贫穷也是一个因素。就骨折而言，邓巴曾肯定地认为骨折跟心理因素没有关系，但是在她将骨折案例作为控制组进行研究时，她惊讶地发现心理因素与骨折确实是有关联的。因此，我们对“容易发生事故的人格”非常有经验——不妨称其为“鼓励事故发生的环境”。也就是说，甚至一次骨折也是身心的和“社会—躯体的”，假如我可以仿造后一个词。这就是说，即使是传统的生物学家、医生或医学研究人员，在消除人类的疾病与痛苦的问题上，也应该综合他所应对或者治疗的疾病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考虑。例如，已有足够的数据表明，进攻癌症的富有成果的广阔系谱也应该包括所说的“身心因素”。
换言之，有迹象表明（这主要是推断，而不是硬数据），通过心理治疗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有可能使寿命延长，并且使他的疾病易感性降低。
低层次的需求被剥夺不仅会产生这些疾病——在传统意义上被称为“缺陷性疾病”的疾病，而且这一术语也适用于我在第二十三章中所描述的“超心理学”，也就是被称为精神上的、哲学或存在主义的疾病。有太多疾病可以被称为缺陷性疾病了。
简言之，没有满足安全、保护、归属感、爱、尊重、自尊、身份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求就会导致疾病和缺陷性疾病。整合在一起，这些疾病可以被称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具备追求真理、美德、善良、正义、秩序、法律、统一等超越性动机的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都可能丧失这些超越性动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观，就会产生我所描述的广义的和狭义的超越性心理疾病。我坚持认为这些缺陷性疾病与维生素C缺乏症、糙皮病、爱情饥饿是一体的，具有相似性。我应该在这里补充一些传统上证明身体需求的方法，例如对维生素、矿物质、碱性氨基酸等物质的需要的证明：首先是身患不明原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患病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缺乏某种东西会导致疾病，那么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我所描述的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也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生物需求，也就是说，它们的缺乏会导致疾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用了新发明的术语“本能”来表明我深信不疑的观点，即这些数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需求与人类机体的基本结构有关，其中涉及一些遗传基础，尽管可能与这些遗传基础联系不大。这也让我对生物化学基质、神经系统基质、内分泌基质或躯体装置的发现非常有信心。这些发现将在生物学层面上解释这些需求和这些疾病。
预测未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许多以“下个世纪”或“2000年的世界”为主题的会议、书籍和研讨会，更不用说报纸文章和杂志的专栏了，各种畅想21世纪世界的文章铺天盖地。我浏览过这种主题的“文学”，如果人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与其说受到了启发，不如说我对此感到震惊。这种文学95%的内容都是纯粹的技术变革，暂且不谈好与坏、对与错的问题。有时整个新闻业看起来几乎都是不道德的。这一类的文章谈论更多的是新机器、假体器官、新型汽车、火车或飞机以及更大、更好的冰箱和洗衣机。当然，翻阅这种文学的时候，会看到有人漫不经心地谈论大规模杀伤能力的增强，甚至整个人类被抹除的可能性，以此来恐吓读者。
这本身就是对真正涉及的问题视而不见的标志，实际上，几乎所有参与这些会议的科学家都不是研究人的科学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地质学家，而生物学家中很大一部分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即与其说是描述型不如说是还原型的生物工作者。偶尔被选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特长也只在于专业技术方面，信奉一种无价值观念的科学。
很明显，“改进”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与目的无关的改进方式的问题，而且并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被掌握在愚蠢或邪恶的人手中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只会造成更具有危害性的愚蠢和邪恶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些技术“进步”实际上可能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我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必须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我不得不指出，大部分关于2000年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例如工业化、现代化、增进富裕、占有更多的物资、靠开发海洋增强食品生产能力、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城市管理来控制人口爆炸，等等。或者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描绘许多预测的浅薄性质：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讨论仅仅是根据现存事实的无用推断，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稍微向前做了简单的预测。按现在人口增长速度计算，2000年世界的人口将会一路攀升；按现在的城市增长速度计算，在2000年，城市将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或问题，等等。我们似乎无法掌握或规划自己的未来——好像我们不能扭转现在的趋向，即使我们不赞同这些趋向。就像我认为，为了未来世界的发展，我们应该减少人口。这完全没有理由，至少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没有理由。如果人类愿意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同样，我们也应该缩减城市规模、汽车产量，缩小航空业发展的规模。我怀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预测本身就是那种没有价值观的、纯描述的科学概念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