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朝政职官·名臣逸闻
1.什么是“封建”？它最初的内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一致吗？
翻开历史教科书，我们经常能看到类似“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词汇，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的一种社会形态，与中国古代所讲的“封建”含义不同。那么在古代，“封建”的含义是什么呢？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它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分封政治制度。所谓“封建”便是“封土建国”，即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属区域内建立邦国。相传黄帝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备。
周朝时实行分封制主要是出于保卫中央政权的考虑，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但发展到后期，各诸侯国间亲戚关系逐渐淡漠，东周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诸侯连年征战不休，分封制度已名存实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管理国家。严复在《论中国教化之退》中说：“秦并天下，更古制，更井田而为阡陌，废封建而置郡县，黜儒术而任名法。”汉朝初年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郡国并行制，但后来被废除。可见“封建”制度只是先秦存在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相差甚远。
现在我们说的封建制度是指社会形态的一种，它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与手工业相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式，具有封闭性、独立性等特点。其中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地主阶级和农民是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二者尖锐对立。封建主义后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2.古书上常说“三公九卿”，这些官职具体是什么？
据《礼记》记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言使能也。”可见，夏朝时期已经设立三公九卿之职。
然而，“三公九卿”具体为何职位，众说不一。西汉今文经学家认为，《礼记》所载“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
秦朝变革官制，不设三公，“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又设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为丞相副手。因为秦代最高职位有三，后人遂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具体而言：
丞相，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
太尉，最高军政长官，负责管理全国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里。
御史大夫，执掌全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负责监察百官。也是副丞相。
秦汉时期，在这三大职位下设“九卿”，作为中央行政机关分掌具体事务，如祭祀、礼仪、军事、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等。其中包括：
1.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地位很高，属九卿之首。
2.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
3.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4.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
5.廷尉，掌管司法审判。
6.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
7.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
8.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
9.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
随朝代的更替，“三公九卿”又有不同所指。如东汉确立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为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宋代以后，则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东汉时的九卿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到了明清时期，九卿则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以及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以前的九卿之官已成虚衔或加官、赠官。
3.“丞相”和“宰相”是一回事吗？“宰”“相”并称，是一个官职吗？
看关于古代的电视剧时，经常听到“宰相”或“丞相”之类的名词，都指代仅次于皇帝的最高行政官员，但历史上却没有“宰相”这个官职，这是为什么呢？
“丞相”一词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秦武王开始，设左右丞相，但有时也设相邦，魏冉、吕不韦等都曾居此职。秦统一后只设左右丞相。西汉初萧何为丞相，后迁为相国，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任。到文帝初年，设左右丞相，以后只设一丞相。汉初各王国拟制中央，也在其封国中各设丞相，景帝中元五年改称为相。
唐宋以后，尚书省或中书省有时设左右丞相，相当于原来的尚书左右仆射，位居尚书令或中书令之次，握有实权。明初，中书省无令，仅设左右丞相，权力极大。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并下令撤中书省，废除丞相。由皇帝亲自掌管六部，直接管理国家政事。至此，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被废除。
“宰相”则并不是我们历史上存在的官名，它是泛指最高的行政长官，通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汉的丞相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所以它的官名随着朝代更替，先后出现过相国、丞相、大司徒、司徒、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多达几十种官名。
可见，丞相是具体的官职名，宰相则是指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丞相和宰相区别并不大，以至于经常被混用。
4.文官与武将什么时候分开的？上朝时文东武西的列班又起于何时呢？
文官与武将的分开，是指文官不再作战，而专门有了指挥作战的武将。人们对它们分开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观点。
《史记》中说，黄帝时期已设立了“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尚书》称，商朝时期，有了文武百官。虽然夏商时期，文武百官已经分门别类，可是卿、士大夫们既要管理政治上的事务，还要领兵作战。并且“司马”平时只管政治，而无统兵之权，战时统帅也是由天子临时任命的，战争一结束，统兵之权又会上交天子。可以说，在西周之前，文官武将是不分的。
又据《史记》记载，在春秋时期，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天子，他常亲自领兵作战。《左传》中也说当时文官武将都可领兵去作战，可见那时“大夫”是文武一体。也可以说，文官武将在春秋时期尚未分开。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掌握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各国君主觉得那些既能管理行政事务又能领兵作战的官员，一旦造反，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不造反，时间长了也会引起君权旁落。于是，他们决定采用文武分职的方法，让文官只负责管理内政，武将只负责领兵打仗。这样，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得以确立。可以说，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将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士兵总量不断增加，指挥作战逐渐成为一门艺术，一支军队的指挥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就在这个时期，一批名将应运而生，例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都是专职武将。而文官则专职负责朝中政事，不再领兵出征。
可见，文官武将分开的具体时间，应是战国时期。
那么，上朝时，文东武西的列班又起于何时呢？《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据此可知，文东武西是汉初叔孙通所定的朝仪，文东武西的排列位次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5.周瑜被呼为“大都督”，他这个官职与后来的“总督”“提督”是一回事吗？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瑜曰：“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恐将军狐疑不定。”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言罢，便将此剑赐周瑜，即封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
从此，这位智勇双全、风流潇洒的周瑜便被人们称为“大都督”。那么，“大都督”是怎样的官职呢？它与后来的“总督”“提督”是一回事吗？
一般来说，“大都督”一职是在战时设立的，为作战期间的最高军事领导，战后一般会收回，如司马懿，陆逊等；但也有例外，如周瑜，一直担任该职。
“总督”是在明朝时期开始设立的一种官职，指临时授大臣进行军务巡查，带有军事性质，如宣大总督、陕西三边总督等，其巡查范围有遍及数省者，也有限于一省内若干府州者。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开始常设两广总督。从那时起，总督兼管民政，成为地方军政首长。清朝时期，设立了众多的总督，比如直隶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等，他们统辖一省或数省的行政、经济及军事事务。
可见，这里的“总督”与“大都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提督”一职从明嘉靖年间开始设立。各省巡抚或镇守总兵官常常加封提督军务、提督等衔，可见，明朝时期的“提督”并不是正式官名。清朝时期则在每个省设置一名提督军务总兵官，属于省绿营兵的最高长官，但是受到“总督”的节制，也不是正式的官名。
可见“大都督”是在战争期间设立的，而“总督”“提督”在和平时期也存在，而且，所管理的范围也比“大都督”广，涉及了行政、军事上的事务。如果说三个官职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负责了一些军事上的事务。
6.何谓“三省六部”？它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三省六部”制，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划分方式，是最早从汉代开始、经隋朝确立、到唐朝完善的一种制度。其中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指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唐朝三省为中央最高中枢政务机构，一般为中书决策、门下审核、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分别为中书令（隋为内史令）、门下侍中（隋为纳言）、尚书令共行宰相之职。六部为尚书省属下的中央行政机构，分掌各方面的政务及政令的贯彻执行，并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五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等，有领导、监督之权。
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他们议政的场所叫政事堂。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炀帝曾封杨素为尚书令），后唐太宗曾任此职，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职务等同宰相。贞观年间，唐太宗也经常召见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并加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等头衔，后来又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名号。
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益，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皇帝大权旁落。但是由于职位重复与普遍化，所以三省六部制在唐中叶以后，趋向名存实亡。
宋朝沿用唐朝制度，亦设三省六部。元朝则只保留中书省，后来明代朱元璋废中书省，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清代沿用明制，至此三省六部制退出历史舞台。
7.“乌纱帽”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会成为官位的别称？
如今，“乌纱帽”已成为“官位”的代名词。那么，“乌纱帽”为什么会成为官位的别称？这又是从何时开始的？
乌纱帽原本是民间的一种便帽，正式作为“官服”则开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明朝以后，戴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的代名词。
东晋成帝时，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都戴一种用黑纱制成的帽子，就是最早的“乌纱帽”。南朝宋明帝时期，王休仁对这种帽子做了改进。改进后的乌纱帽在当时很流行，官员百姓都喜欢戴。当时的乌纱帽颜色样式都不固定，全看个人喜好。
直到隋唐时期，乌纱帽仍然是作为常服的帽子。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说：“自古以来，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但是，为了适应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隋朝用乌纱帽上的玉饰来显示官职的大小。
宋朝初年，为防止议事期间朝臣们交头接耳，赵匡胤想了一个办法，从此改变了乌纱帽的样式。这种乌纱帽其实叫幞头，是方形的，上面有一折，幞头后背的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只脚，用铁丝或者竹篾为骨，后来慢慢把脚加长。这种幞头貌似庄严，其实在官员群聚的朝廷，甚为不便。至于地位比较低下的公差等都戴交脚或局脚幞头，乐官则戴牛耳幞头、银叶弓脚幞头等。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乌纱帽的命运有了关键性突破。由于官员们特别爱戴乌纱帽，朝廷遂正式将它列为王公百官上朝及处理公务的必要配备。并下了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从此，乌纱帽成了官员的特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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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纱帽
8.现在的“省”是一级行政单位，它与古代的“中书省”有关系吗？
“省”在中国指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中国自隋唐以来就存在“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那么这两个“省”之间存在联系吗？
截至2006年8月中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
“省”最早的含义是指天子所居之所。唐朝时中央设三省六部，“尚书省”为其中一个。元代中央行政机关叫“中书省”，又于各地方行政区设“行中书省”，这是中书省的地方派出机关，简称“行省”。后来演变为“省”。现在“省”的概念由此发展而来。
“省”的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是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象征。它说明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9.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创立者是谁？
如果说“四大发明”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具体智慧，那么，科举制度体现的则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造力。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人政治智慧的杰出体现。因而，有学者将科举制度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的确，科举制度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蔑视其他行业的“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观念，当官以求富贵的官本位观念，无不打着科举制度的烙印。
那么，这样影响深远的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谁首先提出了这一制度？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定由中央亲自选拔官吏。据史料记载：公元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公元598年七月，又令五品以上的京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向朝廷举人。隋炀帝时期，公元607年四月，中央下诏，凡文武百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公元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4科举人。但此时的做法，只是为了满足临时选举人才的需要，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后来，隋炀帝又设置了明经、进士两科，并通过“试策”的方式选举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
隋代科举虽然只是草创，但是它已经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后来科举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无论门第高贵还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都可凭借才学做官。
10.知府见知州，谁给谁磕头？
知府和知州都是中国古代官职名，均为地方行政长官。但这两个概念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二者在官衔和职能方面都是不同的。
“知府”一词最早产生于唐，当时建都之地称府，以府尹为行政长官。宋升大郡为府，以朝臣充各府长官，称以某官知某府事，简称知府。明以知府为正式官名，为府的行政长官，管辖所属州县。清沿明制不改。知府又尊称太守、府尊，亦称黄堂。
“知州”的产生是为了削夺节度使权力。宋太祖为了防止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规定诸州刺史得直接向朝廷奏报和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除所驻州之外（所谓支郡）的政务。后来，逐步派遣京朝文官接替刺史管理州务，称“权知某州军州事”。“权”表示不是正式职务，只是代理；“知”就是管理的意思；州军事的“州”代表民政，“军”代表军政。简称知州。明清以知州为正式官名，为各州行政长官。
据《日知录》载：“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始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尝为开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可见，宋以前实行的是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并无“府”之说。
不过“州”是很早就有的，比如《三国志》中刘备曾为“益州牧”。那时候州比郡大，所以州牧就是一方诸侯，但没有“知州”的概念。唐初虽有“府”，但“府”的长官叫府尹，而非知府。准确讲，这两个官职都是宋以后才有的。一般来讲，知府比知州官衔要高，但也有和知府平级的；知州比知县管辖范围广，但也有和知县平级的。
11.明清科举的“八股取士”是怎么回事？严格到什么程度？
我们经常听人说“八股文”害死人，那什么是“八股”？这种制度真有那么可怕吗？
其实“八股”只是行文的一种体例，但它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明代成化年间，科举考试的方法做了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而文章内容更加空泛。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其影响中国长达400多年。
八股文，是指文章由事先规定好的八部分构成。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两句点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用数句或十数句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总字数，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最后改作700字。
八股文除了体例要求严格僵化外，从命题范围来讲，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应试者还必须按四书五经的内容代圣贤立言，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八股文从形式到内容都严格到“僵死”的地步，任何人都无法施展，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十分明显。
然而明清取士，却以科举为重，而科举又以八股文为主，于是教育重心当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这就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八股文要求的排偶句式不务实，考试内容也仅仅是阐述清楚书中的“圣贤之言”，并不要求学子有任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造成很多考生闭门只读圣贤书，而对百姓和民间疾苦缺乏基本的观察力。最后考中的很多人并无真才实学，只是成为皇帝忠实的奴仆。
12.明清的科举考试和今天的高考一样吗？与公务员考试一样吗？
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中国历代皆有考试制度，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今天人们生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重要考试，比如想上大学就必须通过高考，想成为公务员要参加公务员考试。有人认为，这是明清以来科举制度的延续，但真的如此吗？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封建等级和特权密切相关。很多寒门子弟，十年苦读只为一朝能够金榜题名，飞黄腾达。读书人走的道路叫“仕途”，更有人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于是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
为何古人认为书中有钱粮、美女和权势地位呢？因为考中举人的人能享受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和税粮。“官本位”之所以在封建社会根深蒂固，是因为官员掌握国家权力，而考中进士的人又都有官做。所以，读书人无不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明清以来，实行八股取士。这种制度用僵化的文章体例束缚人思想的自由发挥，所论之题，千篇一律，老生常谈。
而现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不光考查作文的功底，还包括其他自然科学知识，讲究知识的学以致用。通过合理的考查，达到真正选拔有用之才的目的，这与明清禁锢思想，只是为了选拔听命于皇帝的奴仆的考试存在本质差异。单就作文而言，高考或公务员考试题目都较为实际，考生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更为科学。另外，高考录取后，学子并无特权；公务员考试录用，按法律来讲，也没有特权，这是现代考试与古代科举的另一显著差别。
13.顶戴花翎是什么？官员们为什么要戴这些东西？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服饰也在不断变化。到了清朝，服饰经过漫长的演变，变得更为系统了。清廷对官员的服饰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官位不同，服饰的品质、数量、颜色也各不相同，甚至连帽子上一颗小小的珠子也有各种规定。这体现出森严的等级观念，而顶戴、花翎则是官员级别高低最典型的标志。
“顶戴”，就是官员戴的帽顶。从颜色来看，一、二品是红色，三、四品是蓝色，五、六品是白色，七品以下为金色。即使相同颜色的顶戴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二品有纯红和杂红之分，三、四品有亮蓝和暗蓝之分。另外，进士、举人、贡生都戴金顶，生员、监生戴银顶。
此外，“顶戴”上戴的东西也有严格的区分：一品戴珊瑚，二品戴起花珊瑚，三品戴蓝宝石或蓝色明玻璃，四品戴青金石或蓝色涅玻璃，五品戴水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戴砗磲或白色涅玻璃，七品戴素金顶，八品戴起花金顶，九品戴镂花金顶。
“花翎”是皇帝赐予的一种插在帽子上的装饰品。“翎”分“蓝翎”和“花翎”。蓝翎是鹖翎，花翎是孔雀翎，它有单眼、双眼和三眼之分。六品以下的官员只赏给蓝翎，五品以上的官员赏给单眼花翎。双眼花翎赏给大官，三眼花翎只赏给皇族或是有特殊功劳的重臣。
一般来说，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褒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互保荐花翎。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都是。到清朝末年，甚至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此时，清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
14.明清官服上绣有“禽兽”，为什么要绣那些图案呢？
看明清时期的电视连续剧，可以看到众文武官员身着官服、头戴官帽，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不论文官还是武官，胸前、背后皆配有动物图案。仔细观察，其图案又有所不同。
有些绣着仙鹤，有些绣着鹌鹑，有些绣着麒麟，有些绣着犀牛。总之，类型多样，不一而足。那么，政府为什么要规定在官服上绣这些图案呢？
原来是为了区分官职的大小。因为这些图案是官服制成后补缀上去的，故被称为“补服”或“补子”。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的官阶、身份与贵贱。只要一望官服上的禽兽图案，便可知道其人的品位和官阶，这和当今军人制服上的肩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官与武官所补缀的禽兽图案也有区别，主要是文官采用飞禽饰样，武官采用走兽图案。
文官补缀的图案分别为：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
，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
武官补缀的图案分别为：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罴，六品绣彪，七品与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制作这些禽兽图案的机构，是皇家专门织造丝绸锦缎的织造衙门。皇家织造衙门聚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他们用各种绣丝彩料，运用精湛的织绣技术，织绣出了栩栩如生的图案。
这种补缀制度，到清朝时非常严格，任何人不得随意增添，否则将以刑法论处。如年羹尧的儿子因穿了四团龙补服，在给年羹尧定罪时，就有“非其人，不得服其服，顺礼也”。尽管清廷三令五申禁止私自补缀比自己官职高的禽兽，还是有官员因自己的职位低，为了利益，冒着杀头的危险，找绣工造假。而那些只为谋取利益，穿着官服不办实事的官员，便被老百姓称为“衣冠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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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服上绣“禽兽”溯源
15.清朝时，汉族大臣连对皇帝自称“奴才”都不可得，这是为什么？
“奴才”一词无疑是个贬义的称谓。可是，在清朝，满族人却以自己是皇上的“奴才”为荣耀，满族人自称“奴才”，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因为和皇帝没有主奴关系，只有臣子的身份，所以，就不能自称“奴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天保和马人龙为科场舞弊案共上了一个奏折。奏折开头是这样写的：“奴才天保、马人龙……”看过奏折后，乾隆皇帝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
乾隆为什么要说马人龙冒称“奴才”呢？因为马人龙是汉人。本来，满族统治者一向严格要求汉人与自己保持一致，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唯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才被认为是冒称。
从表面看，“奴才”似乎不如“臣”体面、有尊严，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鲁迅先生在杂文《隔膜》里写过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原来，“奴才”是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16.过去官员出行为什么要鸣锣开道？什么人才能乘坐“八抬大轿”出行？
看古装戏，经常能看到官员出巡的情景。前面有差役鸣锣开道，后面是“八抬大轿”；一时间行人急着闪避，当官的耀武扬威而去。就是这样普通的细节，里面也有很多学问，它与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关。
鸣锣开道，现多用来指为某人或某物的出现做好准备，在过去则是为了宣扬官家的威严和权势。首先锣声的多寡就有讲究。锣鸣七下，表示县太爷起轿或行辕出行；鸣锣九下，是府一级的官员出行；鸣锣十一下，代表省、道一级的官员出行；皇帝出行，则要鸣锣十三下。
“轿子”也是中国古代官员或贵族喜欢乘坐的交通工具，产生年代非常早。《尚书·益稷》中，大禹自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四载”当中，就包括原始的轿子。1978年，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开掘的春秋战国的古墓中出土了三乘肩舆（古轿子）。它们的制作颇为精巧，包括屋顶式和伞顶式两种类型，这说明在此之前，肩舆已有了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
先秦到两晋时期，统治者和官员出行主要以乘车为主，但轿子一直存在。唐朝时，轿子的使用则仅限于皇帝或妇女、老弱。宋朝时，轿子得到普及，大到皇帝官员，小到普通百姓，皆有使用。按照用途不同，分为三类：皇室王公所用的，称为舆轿；达官贵人所乘的，称为官轿；人们娶亲所用的那种装饰华丽的轿子，则称为花轿。抬轿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2—8人。
人们常说的“八抬大轿”起初是官员等级的一种反映。民间的便轿一般为二人抬，官员则分为四人抬和八人抬。如清朝就规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可见在清朝，“八抬大轿”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乘坐的，不像“鸣锣开道”，一个小县令也可以。
17.古代的官府为什么叫衙门？这个说法从何而来呢？
古代，人们都称官府为衙门。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由于猛兽拥有利牙，人们便用利牙象征武力，而“爪牙”则指代地位重要的将领。《诗经·小雅·祈父》记载：“祈父，予王之爪牙。”《后汉书集解》记载：“武帝征四夷，有前后左右将军，为国爪牙。”由此可见，古代君王非常器重能力超群的将领，把他们视为左膀右臂，并让他们执掌国家军事和武卫。这些将领就是君王的爪牙——像猛兽的利牙一样。
君王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常常将猛兽的爪牙摆放在办公和指挥场所。后来因为嫌麻烦，就在军营门外的营门两侧，用木头刻画夸张的兽牙作为装饰，这就是“牙门”。可见，“牙门”在古代是一个军事用语，是军旅营门的别称。
至于“牙门”何时演变为“衙门”，并成为官府的代称，没有详细的记录。但据史学家们研究，最迟应该出现在唐代。据唐人封演《丰氏闻见记》记载：“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稍讹变转而为衙也。”可见，当时官员都有点尚武精神。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也说：“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曰牙……俚语误转为衙。”
“衙门”一词在唐朝以后更加流行起来。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道“牙门”了。以“衙门”为基础，又产生了一系列与官府相关的职业和物品的称谓，如“衙役”“衙内”“衙牌”等。到了近世和当代，“衙门”和“衙门作风”又逐渐演化成官僚主义的代名词。
18.为什么把报到称为点卯？古代的早朝都是卯时开始的吗？
“点卯”在北京方言中是指“到那儿报到或看一眼”，有打个招呼或应付差事的意思。在古代则是指衙门开办公事和早朝的时间，具体来说，这与中国古代地支计时的方法有密切联系。
古代通常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分别用十二地支指代。如子时是指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然后依次是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个时辰对应两小时，卯时就是凌晨的5—7点这段时间。
以明朝早朝为例，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到凌晨5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通常，当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时，百官行一跪三叩大礼。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可见凌晨5点是宫门开启的时间，皇帝在卯时接见大臣并讨论政务，故有点卯一说。而不需要上朝的官吏则将这个时间作为开办公务的时间。每次事先查点人数时称点卯，吏役听候点名叫应卯，其点名册称为卯册。若需签到，则称为画卯。如李存《义役谣》：“五更饭罢去画卯，水潦载道归业晡。”
后来点卯制度流于形式，很多官员不过前去报个到或者敷衍应付一下，于是点卯也就有了应付差事的意思。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定都之地，深受皇权文化的熏陶，于是成为民间俗语也就不足为怪了。
19.现代人星期天公休，中国古代的官员能休假吗？
现代人工作或学习都是一周公休两天，而在中国古代，普通劳动者是没有休假概念的，官员们的休假制度，则散见于各代官志中。
据《汉律》记载，早在西汉时就有明文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意思是公务人员上了四天班，第五天则放假洗澡更衣、修发刮脸。到了东汉，这个制度又有了放宽。据《史记·百万君传》载：“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它规定官员不但可以洗澡更衣等，还可以回家看望老小、夫妇团聚。
到了唐代，休假制度从5日休一天改为10日休一天，即在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的最末一天休息。除此之外，每年的“清明”“冬至”还放1—3天假，让官员回家祭祀祖宗，称为“至日”。宋朝公务人员的休假制度更加宽松，他们全年的实际休假达到98天。
明朝的休假制度较之宋朝有所改变。月假是3天，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冬至等节日可放假18天，每年休假只有50多天。清朝的休假制度前期基本上沿袭明朝，到后期则发生变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大量进入中国，他们每星期休假一天，时间一长，国人产生了认同感。到了1910年，清朝政府在上层基本上实行了星期天为公休日制度。
可见，中国古代是有官员的休假制度的，除了正常的公休日，还存在节假日，这与现代相同，但在具体规定上却有差异。中国双休日的规定开始于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重新发布修改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即实行双休日工时制，从当年5月1日起实施。
20.“公侯伯子男”是中国创制的爵位制度，还是从国外引入的？
“公侯伯子男”是中国古代的爵位制度，而在西方也有公爵、伯爵或男爵的等级特权制度。那么它是中国本土就有的，还是后来从西方引进的呢？
“公侯伯子男”是中国最早实行的爵位制度。据《通典·职官·封爵》载：“黄帝时，方制万里，为万国，各百里。唐虞夏：建国凡五等，公、侯、伯、子、男。殷：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摄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士受地视子、男。”
不同爵位虽然封地范围有大小，但在本国内的地位和权力却是相等的，仅仅是礼节上的待遇有一定程度的差别。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诸侯国内部的爵分为有卿、大夫、士三级，每级又分上中下三等。各国按国之大小待遇不同，如《左传》中载：“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凡此种种，以后历代又存在变更和演化。
西方封建社会也存在类似的封爵制度，但是“公爵”“伯爵”这些名词仅仅是我们按照汉语文化术语进行的翻译。以英国的爵位制度为例，五爵制度包括：Duke（公爵）、Marquess（侯爵）、Earl（伯爵）、Viscount（子爵）、Baron（男爵）。下面还有Baronet（从男爵）、Knight（骑士）等称号。法国与之类似。其他国家如德国将爵位分为十五等，波兰则实行四等爵位（没有子爵），匈牙利为三等爵位（没有侯爵和子爵）。
可见，“公侯伯子男”的封爵制度在周朝以前就广泛存在，西方也存在封爵制度，但彼此不存在传承关系。
21.现今有60岁退休制度，古代官员也可以退休吗？
中国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到了这个年龄，就可以回家养老，享受天伦之乐了。
那么，古代官员们也可以退休吗？当然可以，官员退休在古代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叫作“致仕”，意思就是“把官职还给君王”。
《周礼》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做官的到了70岁就要告老还乡，“还禄位于君”。
周以后各朝各代基本都沿用了这个制度。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明清两代则改成了60岁退休。尤其是清朝，官越小退得越早。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是：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
官员退休后是否依然享受国家的俸禄呢？
唐以前，官员退休后，朝廷就不再发给他们俸禄了。比如，建初六年（公元81年），东汉大臣郑均退休后，皇帝只赐给他一个“终身尚书”的空名，没有分毫退休金。
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退休后，可拿到一半的禄米。宋代，真宗帝赵恒登基后，朝廷明文规定：文武百官退休后可按其俸禄，给予一半退休金。退休金制度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由于退休后，权力和地位都失去了，于是，有些官员便运用各种手段，尽量拖延退休时间。但也有不少贤达之士，退休年龄一到就主动退休，把事情让给年轻人来做。
有些人为此还写了退休诗以明心志。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既是医学家，也是文学家，退休后便写了一首“退休诗”：
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
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
22.“八百里加急”的公文真的要求一天飞驰八百里吗？
在文艺作品中，常能见到这样精彩的一幕：“一卷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话音未落，烟尘滚滚中，骑者已如箭一般飞驰而去。
这是古人在快马传递紧急公文，有点像现代的邮政特急件。
古代没有邮局，传递文件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二十里设一个驿站，一站一站地往下传。文件传递时间则由紧急程度来定，紧急的要求每天三百里，特别紧急的每天四百里、六百里，所谓的“八百里加急”，就是特急件。遇到这样的信件，就要用最快的马死命跑，差不多可以日行千里。每到一个驿站换一次，吃喝全在马上。
非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启用八百里加急送信。因为这样的送信方式基本上是要跑死马的，如果送信人体质差一些，也会劳累过度而亡。历史记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曾亲自驾驭驿马日行三百里。而唐朝的最紧急通信要求日行五百里，其级别用的无疑是御马。比如，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玄宗则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可6日之内唐玄宗就得到了消息，算下来每天传递速度达到了五百里。
正如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所写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那么，对于这样紧急的任务，如果被强盗劫去了怎么办？
对于这一点，唐朝律法也有规定，如果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一旦延误时机导致战事失败则处以绞刑。《唐国史补》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处理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文书。本来应该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事后，这个员外郎就被免了职，而泄露机密的人则被处以绞刑。可见，如此严厉的法律，一般强盗是不会抢劫的。
23.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吗？
中国最早的农民起义是哪一次？这是个有争议的话题。现在史学家一般认为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但在此之前也爆发过好几次起义，那么这些起义为什么不被认为是最早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呢？
据说武王伐纣时，由于兵力空虚，商纣临时释放了大量奴隶，将他们武装起来和武王的军队作战。但奴隶在阵间起义，倒戈相向。西周厉王在位时期，禁止国民谈论国事，采取高压政策和严刑酷法来统治平民。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拿起武器，攻入王宫，赶走了残暴昏庸的周厉王，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国人暴动”。
春秋末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盗跖。他率领手下9000人，攻城略地，专好杀富济贫，被当时的奴隶主阶层视为“盗”。
战国时期，庄蹻曾领导楚国人民大起义，杨宽的《战国史》称庄蹻是农民起义领袖，在《吕氏春秋》《荀子》和《商君书》上也有记载。这次起义发生在公元前301年，比陈胜、吴广起义要早100多年。
而秦末的大泽乡起义规模非常大。当时秦二世任用奸相赵高，大量征发人力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又兼以严苛的法律，百姓怨声载道。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一行900多名贫苦百姓被征发到渔阳，因大雨所阻，不能按时赶到，依秦律当斩。于是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率众起义。义军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给秦朝统治者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最后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战线太长而归于失败。
史学家一般认为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最早的农民起义。这主要是依据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划分，一般认为春秋为奴隶社会逐步解体的阶段，而战国时期封建制度才逐步确立。所以以前的几次起义只能算作是奴隶起义，而不是农民起义；庄蹻领导的起义虽然发生在战国时期，但规模无法和大泽乡起义相比。
24.“徙木为信”和“作法自毙”分别是什么意思？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秦孝公在位期间，先后通过一系列措施使秦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徙木为信”讲的是商鞅在新法公布前通过“徙木”赏金的方式来竖立威信，而“作法自毙”则是他逃亡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徙木为信”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说的是商鞅在新法公布前，为了能够取信于民，于是在都城南门外竖立一根三丈之木，并称有能从南门搬到北门者，赏十金。没人响应。后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过去，果然得到了五十金。这样做显示出商鞅能够言必行、行必果，因此令行无畅，秦国变法取得了成功。
“作法自毙”则来自商鞅逃亡途中的感叹。由于商鞅废除了当时很多世袭贵族的特权，规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因此遭到了很多贵族的反对，但由于秦孝公的支持，奈何不得。有一次，太子师触犯了法律，商鞅请示孝公后，依法严惩。太子前去说情，但也无济于事。
后来太子即位，为惠文王。那些痛恨商鞅的贵族便诬陷他谋反。惠文王虽然知道商鞅没有谋反的动机，但由于太子师的事情仍下令捉拿商鞅。商鞅无奈逃出其封地，准备去往他国。这日来到关下，已是傍晚时分。守关士兵云：“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无奈之下到一家旅店投宿，老板却说：“既是客人我们当然欢迎，请问您是谁，弄不清身份，我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走出旅店，不由得仰天长叹：“我这都是作法自毙呀！”
25.“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是成也由于萧何，败也由于萧何，意为生死成败全系于一人。语出自宋朝洪迈的《容斋续笔·萧何给韩信》，“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
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宰相，他曾月下追韩信，成就了韩信。但是，韩信之死也是因为他的谋划，所以大将军韩信的生死成败完全系于他，故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韩信年少家贫，后来投奔项梁，默默无闻；隶属项羽后，也只做个郎中，曾数次献策于项羽，均未被采纳。刘邦入蜀时，韩信弃楚投汉，仅捞到迎宾小吏的职位，却因犯法差点儿被斩首。他口出狂言，惊动滕公夏侯婴，被荐为治粟都尉。萧何发现韩信是个奇才，向汉王推荐，但仍未获重用。韩信自觉出头无日，便随众将逃亡。萧何未及请示，便月下追韩信。后来韩信被拜为大将军，这便是“成也萧何”。
之后韩信与项羽逐鹿于中原，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封王列侯。但后来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便削了他的兵权。陈王谋反，韩信暗中联络，但被家臣告发。吕后想召见韩信，但又恐其不肯就范，于是同萧何商议。萧何老谋深算，派人传旨韩信，声称陈王已经被捉拿斩杀了，列侯、群臣都要进宫朝贺。萧何欺骗韩信道：“你尽管有病在身，也得勉强进宫朝贺，以免皇上生疑。”韩信一时糊涂，踏进宫门，即被吕后预伏的刀斧手劫持捆绑，后在未央宫被杀。这就是“败也萧何”。
总之，萧何在韩信的人生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韩信因他而被重用，最后又因为他的机谋而死，着实令人感叹。现在人们便用这个典故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由一个人造成的。
26.中国从“共和”元年才有确切的纪年，这个“共和”与民国的“共和”性质一样吗？
通常意义上的“共和”是一种民主制度，指通过选举方式产生国家机关和元首的政权组织方式。但在中国历史上，“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有精确时间纪年的开始。这个“共和”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是一个含义吗？
西周时期，厉王残暴不仁，乱杀谤王者遭到百姓反抗。国人起义后，他逃离镐京，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共和元年。关于为何称“共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厉王出逃后，周王室一直处于没有国君的局面，一度由朝廷重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据说二人经常在一起和其他大臣讨论政务，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共和”。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明正统论》亦记载：“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另外有一种说法认为，“共和”与周、召二公无关，乃是指共伯和代理政事，故名。“共”是西周的一个诸侯国，伯是封爵，“和”乃是共伯之名。意思是当时国内无君，由当时很有声望的共伯和代理政事，因此这一年才被称为“共和”元年。唐代颜师古注：“共，国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宋代学者赵应麟在其著作《诗地理考·共和》中亦提道：“共伯和者，厉王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凡十四年。按《汲冢纪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
可见，以上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理念有区别，后者指的是一种依靠选举制度产生的政权组织形式。
27.“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典出何处？它与“投笔从戎”有何联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意思是不进入老虎的洞穴，怎么可能得到虎子呢？比喻不经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语出范晔的《后汉书·班超传》。“投笔从戎”意为扔掉笔，穿上戎装，比喻文人从军。这两个典故都与东汉的班超有关。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班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超出使西域，竟立功封侯。”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事便发生在班超出使西域的路途中。班超在西域出使多国，威名远播。一日，班超一行来到鄯善国。国王刚开始热情接待，但一段时间后却又变得十分冷淡。班超知道是因为匈奴使节来访，国王才犹豫不决，于是召集手下随从商议：“最近国王突然对我们变得冷淡，一定是匈奴使节来游说，让他不知该靠向哪边。”
一不做，二不休，班超决定杀了匈奴使节以坚定鄯善国王皈依汉朝的决心。当时他对随从说了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晚上，班超联合随从36人，冲入匈奴营寨，经过一番血战，匈奴使臣全部被杀。鄯善国王无法向匈奴交代，只好答应归顺汉朝。
班超出使西域几十年，加强了与西部少数民族的联系，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为中国西部边陲的稳定和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