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话

张忠培

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做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铸成了一座巨大的丰碑。这座丰碑是中国考古学跨入成熟期、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其内涵是治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理论与方法，他从这一理论与方法得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中心或多元说和政权统一、文化多元说（即“满天星斗”）；以及文明形成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三种类型说，“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的三阶段说。这就是他的“一个中国”史观的基本理论和两个学说。

无论是秉琦师的治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这一基本理论，还是他释读中国文化和历史进程的这两个学说，都植根于中国大地，是从中国考古学文化遗存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不对具体的遗迹、遗物做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就不可能发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也不可能发现生产技能的提高、社会关系的变动、生活习俗和艺术创作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不对各文化的总貌、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有所研究，对具体遗迹、遗物的研究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苏秉琦先生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正是在做了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概括各考古学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的宏观研究。这本文集既收录了《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文化与文明》这样形而上的研究著作，也收入了《关于“几何形印纹陶”》《瓦鬲的研究》这样形而下的文章，使读者更易于理解，由苏秉琦先生创立的治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说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中心或多元说以及政权统一、文化多元说（即“满天星斗”）是在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在积累了多少实际材料的条件下和经过了多么长期的分析探索后才出现的。

苏秉琦先生在1981年正式提出考古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已经出现这一认识。他说：“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这个“中国学派”，按照我的理解，即是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并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苏秉琦先生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引导着中国考古学的正确方向，是今天的中国考古学走向前方的一面旗帜。是以为跋。

2016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