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为某种机缘的作用，将它曾被人长期遗忘或故意掩盖的真实细节——如惊鸿一瞥“显影”于岁月的深潭——给同样偶然路过的后来者，以眼球的撞击和心灵的震颤，继而掀起情感、思索与行动的波澜……

对我来说，阅读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16辑上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就是这样的“机缘”。因为，那篇文章是我见到的第一份来自海峡彼岸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共地下党人被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的文图资料，尽管它报道的是五十年前发生在宝岛的政治事件，事件中的主角多已不在人世，但作为关心这段历史、渴望了解事件经过和人物命运的一名文学工作者，我还是为它所披露的事实所深深吸引和感动了。

1950年6月10日午后4时，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响起的枪声中，倒下了四名政治犯的身躯。他们是同一案件中的四名受难者：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原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叫朱谌之，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同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委联络的情报人员。秦风先生的文章在叙述5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施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诸多史实中，特别交代了这桩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的来龙去脉，还引用了“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主办“吴石案”的“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项下，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的议论：

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谌之。——引者注）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以捕杀共产党人为己任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完成了杀人任务之后，竟对他们视为死敌的对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表示钦佩，而且将此种“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写进了“内部工作总结”，用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对部属的“训导”，可见这位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让杀害她的刽子手们也不得不叹服。

“老照片”在发表秦风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两幅与上述案件有关的历史图片，其中之一是“1950年6月10日，聂曦被押下刑车”的特写镜头，另一幅是同一时间“吴石案”中四位“主犯”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在法庭栏杆前和军警包围下，聆听死刑判决时摄下的。这后一幅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目击”了早已消逝的历史画面，第一次看到了身陷囹圄的朱谌之烈士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形影——

这是一位端庄、颀长、纤柔的江南女子，穿一件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衣，眉目清秀的面庞上，刚刚梳理过的短发有几缕散落在耳际。此时此刻的她，已然经历了深入虎穴、刺探军情的极度艰险，也挨过了落入虎口以死相拼的巨大危难；在“保密局黑狱”（借李敖著《白色恐怖述奇》之《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中的用语）关押审讯的四个月中，更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考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正面临着不共戴天的敌人的最后判决。

但见她：两拳相握，迎面挺身，紧靠在四周漆黑、阴森可怖的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围栏前，神情自若，态度从容，目光镇定地注视着前方，与身后站满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警队列形成了鲜明又极不和谐的对照……

恐怕当年拍照片的人也不会想到，他摄下的这个瞬间，如此真切地吻合了“‘保密局’综合检讨”中的那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为这位临刑前的女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做了一份形象化的佐证。

我知道朱枫烈士的名字，是在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出版的《世纪风采》杂志上读到她的感人事迹。这位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商家庭、毕业于20年代名校宁波女师的知识女性和寡居少妇，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入股”新知书店、援助李友邦创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为起点，爱国热情的迸发、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在艰苦环境中的锻炼，使她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经济和秘密工作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党员。1949年11月27日，朱枫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被捕，最后喋血台北刑场。她牺牲的时候，还不到四十五周岁，短促而又烙满时代印痕的一生行状，至今鲜为人知，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和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有关她的一切始终“尘封”在岁月的档案里，只有零散的片段浮现在知情者的记忆和亲友们的思念中……

不久，我有幸结识了烈士之子朱明，后来又认识了烈士的女儿朱晓枫，原来他们都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到了许多有关朱枫烈士生平的宝贵资料和重要线索，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烈士遗属纪念、追思先人的深挚情怀和期盼能有一部传记作品真实记录烈士事迹的愿望。然而身为写作人的我，迟迟没有接受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光阴飞逝中不少熟悉朱枫、同她共过事的故交和亲友又在悄悄地离去。因此当新千年伊始，“老照片”上独家发表的秦风文章和据称是原国民党相关部门的存档照片映入我眼帘时，蛰伏在我脑海深处的写作冲动，被来自海峡对岸的这一线“鸿影”牵引着、牵引着，按捺不住地喷发出来……

——不能让时光之流带走这位名叫朱枫的巾帼英雄的云水襟怀与松柏品格，不能让她走过的那条曲折艰辛、追求进步和光明，又充满了真情与挚爱的人生之路，永远地沉默和湮晦在“忘川”之中！

——她是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和深闺少妇，“毁家纾难”，投身于时代的烽火的？又是怎样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引导，成长为一名忠心赤胆、百折不挠的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义无反顾地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呢？

——何谓“真实的爱”？何谓“伟大的感情”？1949年10月25日，身在香港、长期同家人天各一方、切盼北上与骨肉团聚的朱枫，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决定接受党组织交代的重要任务，准备离港赴台，在寄赠给爱人朱晓光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词留念，临别抒怀：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给
梅　留念
　　　一九四九.十.廿五

同样是一张五十多年前的老照片，一直由她称为“梅郎”的爱人朱晓光珍藏。照片上的朱枫身穿浅色短袖旗袍，面颊丰腴，眼含笑意，安详地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留影的这一瞬，距离她被捕牺牲、血染台北刑场的日子，只有七八个月时间，影中人写在照片背面上的那几行娟秀又挺劲的钢笔字迹，却成了生离死别的最后遗言、天人相隔的伤心见证！

我没能见到烈士遗物的收藏者、已故离休干部朱晓光老人，却在他位于北京朝阳门附近的故居客厅里，从其后代手中接过了夹在旧相册里的这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那一行行饱含着珍贵信息和深刻内涵的情感表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淘洗和人间的沧桑巨变，依然醒目清晰，甚至更加鲜明、生动了！真像是从遥远年代里跋山涉水而来、摘取自南国风雨中的一枚永不褪色的红叶，在它那如火、如血、如花、如诗的缕缕叶脉间，依然镌刻着峥嵘岁月里的人生故事，交织着烽火征途上的牵挂和思念，诉说着风云儿女的艰辛与悲欢，直到映照着的伊人捧着一颗丹心含笑远去，投入海天怀抱，将满腔忠贞的热血倾注进了时空的汪洋和喷薄的晨曦……

她的毕生追求，她的超越了庸常儿女情态的公而忘私和舍生取义，都可以视作她对自己临危受命时这段肺腑之言的诠释与注解——她留在人世间的，不就是一份以平凡的岁月和非凡的勇气，升华与印证这种“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的红色答卷？！她以鲜血和生命写下的，不就是一位深明大义不让须眉的东方女性，在大时代的熔炉里赴汤蹈火、百炼成钢的人间传奇？！

追寻她的足迹，记录她的生平，传扬她的精神，是一项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随着能够回忆和谈论烈士事迹的知情者越来越少，这项工作更迫在眉睫了。

于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努力，便有了这部打开在读者面前的以朱枫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