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嫁沈阳

1927年春天，二十二岁的朱谌之远嫁东北沈阳（当时叫奉天），当了奉天兵工厂的一位中年技师、同是镇海籍人士陈绶卿先生的继室。

正值青春年华、人才品貌又相当出色的朱家四小姐，在终身大事上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因当事人都早已离开人世，我们不可能知道更多的详情，据住在北京的陈宜老人（她是陈绶卿与原配夫人周氏所生，朱谌之是她的继母）告诉笔者：“说来也怪，听老一辈人说，到朱家大院向我继母求婚的人不少，但她都看不上眼。而当我父亲托人去登门提亲时，继母看到父亲的照片，年纪比她大得多，却产生了好感，明知道我生母过世后留下了两儿两女，拖累很大，她还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陈宜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谌之的亲生女儿朱晓枫是这样说的：“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太好，她以为自己不能生育，因此才情愿走进一个有孩子的人家。何况我父亲是一个工程师，国学也不错，懂书法，能绘画，和她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自然能走到一起。”

对朱家大院的一家之主朱云水来说，四小姐桂凤的这门婚事，倒是“兑现”了多年前算命瞎子对二太太陈氏夫人的“预言”，也算是了却他心头的一桩夙愿——虽然出嫁的地方远了点儿，好在四小姐有文化、心气高，“远走高飞”也在情理之中。

奉天兵工厂也叫东三省兵工厂，建于1916年，是旧中国最大的兵器制造厂，地址在沈阳大东门外，工人最多时达两万五千人。厂内聘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国的技师，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各种口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口径的大炮，多种地雷，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在该厂枪子分厂任职的陈绶卿先生，三年前丧偶，前妻留下了四个儿女，起初由他的姐姐、孩子们的姑妈从家乡赶来照料。后来姑妈回南方，将两个大一点的男孩带回去上中学，两个女孩留在父亲身边，长女陈宜（原名兰芬）这时已十岁，整天待在家里带年幼的妹妹阿菊，连书也没有读。当朱谌之千里迢迢从遥远的浙东来到关外名城，跨进坐落在大东区兵工厂宿舍的“新家”时，眼前杂乱无章的景象，着实让从小过惯了优裕生活的新娘吃惊不小，但她没有退缩，而是安下心来，迎难而上，全力担当起了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妻子、母亲和主妇的角色。

据陈宜回忆，继母刚进门时，她和六岁的妹妹开始都很“顶牛”，饭不好好吃，觉不好好睡，也不搭理这位南方口音很重的新妈妈，但很快，小姐妹俩就被新妈妈和悦可亲的笑容、关怀体贴的爱心，还有她那双无所不能的巧手“征服”了——新妈妈不仅将家里的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将两个小家伙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给她们买时兴的衣裳、在她们的衣帽上刺绣和编织好看的花样；一度冷冷清清的家，也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温馨和快乐了，餐桌上每天都有了可口的饭菜，晚上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新妈妈还会在灯下弹琴唱歌，给孩子们讲故事……

为了让陈宜能上学读书，朱谌之做通了思想老派的陈绶卿的工作，改变了他认为女孩子不受教育照样嫁人的观点。朱谌之手把手地教陈宜识字念书，背《千家诗》《幼学琼林》，做算术，为她补习功课，使她顺利地通过了兵工厂子弟小学三年级的插班考试。1930年陈宜小学毕业，考进了沈阳女子中学，暑假过后，她在继母陪送下，高高兴兴地在沈阳女中当了一名寄宿新生。此时大东区的家中，已增添了两个小妹妹——两岁的奉珍和刚刚出生的沈珍，陈绶卿和朱谌之给两个女儿所取的名字里，嵌入“奉”和“沈”，显然都是为了纪念孩子们的出生地。

20世纪30年代初的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对东三省觊觎已久、一直图谋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早就选定沈阳作为其夺取我国东北的“军事行动”的桥头堡；而忙于剿灭中共中央苏区工农红军的蒋介石，直到1931年9月11日还通令东北防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正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和纵容，给了侵略野心日益膨胀的日本军部以可乘之机。驻扎在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深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借口南满铁路被炸、日本守备队遭袭，对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主力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东北军多数部队都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奉天兵工厂，即损失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三百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中国银行的四千万两白银，亦被洗劫一空。

那是一个令国人难忘的耻辱之夜。“九一八”当晚10时20分，由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沈阳北郊柳条湖路轨爆炸的轰然巨响，竟成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军团发动进攻的信号。从南、西、东三个方向，以猛烈的炮火和疾驰的援兵突袭而来的日本关东军，只经过了零星的战斗和通宵的集结，第二天一早就耀武扬威地出现在惊魂未定、惶惑不安的沈阳街头。沈阳失守、长春失守，本溪、抚顺、营口、辽阳、鞍山、四平、安东……南满和安奉两铁路沿线的所有重要城市，均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沦入赤裸裸暴露出强盗面目的太阳旗下。

猝不及防的灾难，也降临到兵工厂技师陈绶卿一家人的头上。面对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日益嚣张的气焰，关心国事的陈、朱夫妇俩早已感到不安，沈阳沦陷的第二天，陈绶卿为躲避已占领了兵工厂的日本人的追查，带着妻儿住到了远离厂区的一个工人同事家里。事实上，由于时局的紧张、管理和经营上的不善，兵工厂已三个月没发工资，职工的吃饭都成了问题。陈绶卿同妻子商量，不能再这样待下去，身为中国人他绝不会去给日本人制造枪炮子弹来屠杀自己的同胞。朱谌之当然支持丈夫的想法，她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自己的几件首饰，凑足了盘缠，于1931年那个凄凉的北国晚秋，偕夫君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

同他们一起回南方的，还有陈绶卿姐姐的大儿子朱曙光。二十多岁的朱曙光此时在舅舅的工厂里做学徒，后来仍在重庆等地从事军械生产的工作。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二弟朱曦光、三弟朱晓光，此时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但没有多久，都因为家境贫寒和时代的激荡，先后在进步思想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身为晚辈的曦光和晓光，对朱谌之日后走向新的人生彼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晓光还成了她丧偶以后的生活伴侣。当然，这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对朱谌之来说，在沈阳居住的四五年光阴，是非常珍贵和难以忘怀的。这是她一生中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所度过的难得安定、和谐又“完整”的日子。身边有疼爱自己的丈夫，膝下有自己疼爱的孩子，全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即使对一个南方人来说，过于严酷的北国寒冬和不习惯的杂粮饮食，也没有使她厌弃北方，相反她喜欢“北方的气候”和“风土人情”，觉得它“朴质淳厚”，特别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因此直到1949年夏天，人在香港的朱谌之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要将自己刚满十岁的儿子朱明和同龄的侄儿朱晖，从自己身边先期托人送回内地时，她所选择的目的地并非生活舒适和市井繁华的上海，而是当时已经解放的北平，她在寄给女儿朱晓枫、爱人朱晓光的信中一再提道：

北方的气候，风土人情（朴质淳厚），对孩子的身心有帮助，你以为对吗？（1949，8，29，致朱晓枫）

我很爱北方的风土人情，小孩在那里长大，体格和心理上或可较安全。（1949，8，19，致朱晓光）

埋藏在她记忆深处的“北方”情结，当然是跟她年轻时候在东北生活的这段日子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