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外力推引与内部回应：外源性次生型城市化
晚近以来，随着一批沿海、沿江、沿边城市被迫开埠开放，中国早期现代化在外力强行楔入下艰难起步，西力东侵成为沿海、沿江、沿边城市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近代中国现代城市化因此烙上“被城市化”的半殖民化鲜明印记。外力推引在开启近代中国城市化运动时也启发近代国人救亡意识、现代意识和城市意识，纷纷主动回应，积极应对，开始了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城市化的艰难探索。外源性推力与内源性动力通过刺激—回应、引领—示范的双向互动，共同开启20世纪中国现代城市化运动的滚滚大潮。
第一节 直接推力与间接推力：近代开埠开放对中国城市化的多重影响
一、“刺激”与“回应”：中国早期城市化运动的启动
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史观影响甚至主宰世界历史研究，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典型者便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就城市史而言，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也是在“刺激—回应”的模式下展开的。
（一）传统中国城乡合一，没有真正的“城市”。尽管城市数量众多，规模巨大，“但是城市周边的环境通常都是拥挤的乡村，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城市尽管规模宏大，却只是形成了更大的农业环境的‘质量密集’版而已”。[1]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而言之，称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根本就不存在城市。他认为西方城市具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是一个“城市共同体”。“只有在西方，才出现大量的城市共同体（就此字之完全意义而言）。近东（叙利亚、腓尼基，或者还可加上美索不达米亚）同样也有，不过只是种短暂性的结构。其他地方有的只是雏形。”[2]韦伯以西方的“城市”标准来评判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城市，指出中国城市的一些所谓“非主流”特征：首先，城市功能的非商业性，“在中国，城市是个要塞及皇权代理人的治所”。[3]其次，中国城市没有独立的市制，不具备行政主体法人资格。“亚洲的城市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法人的性格。亚洲的城市，整体而言，的确也构成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就如同西方中古梅罗琳与卡罗琳王朝统治区域的城市一样。然而，与西方中古及古代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东方我们从未发现城市——即以工商业为主，且相对而言较大的聚落——的居民对当地行政事务的自主性及参与的程度，会超过乡村。”[4]第三，中国传统城市没有市民阶级或阶层。“亚洲的市镇居民并没有具备类似西方古代及中古‘市民’的特殊身份”，[5]“最重要的，城市的团体性格以及‘市民’（burgher）的概念（相对于乡野人而言）从未存在于亚洲的城市，就算有，也只是些萌芽罢了。”[6]第四，中国传统城市“不存在有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例如市参政会）”。[7]“在中国，同样也没有‘市民’与‘城市共同体’的概念。”[8]
（二）传统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淹没在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颇不相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较高，甚至走在世界前列。如何一民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也远远居于世界前列。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只有3%，而中国在唐代时城市化水平即达10%，南宋时期，临安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更高达20%左右。此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逐渐下降，直到19世纪初中国城市化才落后于世界。”[9]但国外尤其是欧美学者对此并不认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指出，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长期很小，一般都只有百分之几，特殊时期也未超过20%。[10]乔尔·科特金亦认为：中国“尽管拥有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可是按照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中国还是不能达到同等程度的城市化水平；就此而言，中国城市化水平还不足西欧、地中海，或者日本公元一千纪以来的一半”。[11]
（三）近代中国处于边缘和半边缘社会。“关于世界体系的概念框架来源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他将整个世界经济视为一个由具有等级性的区域经济体——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组成的不断演化的市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半边缘以及边缘的方法不只是一种对世界各国的另外一种分类模式，它更是反映了一种对世界经济动力的特定理解，它能反映出由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进程和经济财富的变化而造成的不同响应。”[12]这种“世界经济动力”通过种种超常规的手段向所谓“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强行推进，将全球经济与社会纳入由西方主宰的新的秩序体系之中，后进之国家和地区，亦即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地区，在其冲击和裹挟下，蹒跚开启了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反映了一个更广泛、更长远的历史趋势，卡尔·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农村的城市化’。在他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社会革命’，摧毁了亚洲、南美和非洲古老的、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型城市的发展代表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结果”。[13]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及地区的早期现代城市化动力除了文明的冲击作用，更直接的因素是欧洲人的殖民、贸易甚至武力入侵。“欧洲人通过殖民和贸易的世界扩张影响了世界经济与社会。在欧洲人入侵之前，虽然各种边缘地区处于不同的城市化水平，殖民化和工业革命造成了人口在城市中的空前集聚，这些城市彼此依赖，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形成有网络和等级的体系。”[14]
将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国家两分为“核心”——“边缘”“半边缘”的看法，显然是西方史学家的一种傲慢与偏见。然而从世界近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形来看，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确乎是在欧美影响和带动下开启的，至少在时间顺序上是西方而不是东方最先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迟至19世纪中期，由于缺少城市化的某种动力机制，老迈的中华帝国只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故道上蹒跚而行，因为现代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发展相比绝非简单的量的增长，现代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与传统城市增长机制具有本质性差异，现代城市化运动不仅使城市自身功能发生本质性改变，更带动城乡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整体转型，亦即由传统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而现代城市化带来的所有这些改变都源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策动力——工业化运动。“夫工业化者，系指因机器之助，用雄厚之资本，完美之组织，以实行大规模生产之制造业是也。故工业化一词，实即所谓工业革命，或称之曰新工业。此等新工业，因种种原因，麇集于一定之都市，于是都市方面，乃日趋于工业化之一途焉。”[15]然而19世纪晚期，中国并不具备这种动力机制。开埠前，中国还是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还没有起步。“工业化的特征有二：第一是生产方法的机械化，凡以前用人力的地方，现在都可以机械代替。第二，因为生产方法的改变，土地只需要少数人用机器来耕种便行，所以人口职业的分布，在农业中自然只占小部分，在别的实业中，如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等占大部分。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已经工业化的，如英美；又有一些国家，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如中国。”[16]开埠后，中国工业化程度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低水平上徘徊。其机械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我们以为筋肉的生产方法，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哪一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生产方法。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中国，正站在两个极端。美国平均每人可以驱使的生产力量，等于13.38马力，中国平均每人可以驱使的生产力量，只有0.45马力”。[17]从工业门类看，近代中国明显偏少，美国在1927年，全国的工业，共有335种，其中在纽约可以找到305种，在芝加哥可以找到275种。中国的新式工业，据实业部调查，共有98种，其中在天津只可找到39种。在汉口只可找到20种。[18]从工厂的数量上看，1904—1908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企业全国有227家，“毋须论证，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表示发生了一次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基础的‘工业革命’”，“据已有的统计，1912年中国已有20749个‘工厂’，这个‘工厂’的概念是模糊的，但当我们注意到只有363家企业使用机器生产，其他所有剩下的20386家企业只是依靠人力和畜力操作的时候，那么它的涵义也就清楚了”。[19]现代城市化运动区别于传统城市化，其一，城市人口的增长不是依靠自然增加和政治、军事性移民，而是经济且主要是工商业拉动的结果；二是现代城市化绝非城市人口数量的机械增长和城市空间的简单扩张，而是传统乡村社会和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现代城市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都市的发展是要靠几个条件——就是大规模的市场，便利的交通，雄厚的金融组织，各种的工业，专门的人才，以及一切新市政设备。凡此都是应用人工去发展都市。……中国有许多都市是由于政治原因，如帝王公侯首都食邑，造城凿池以永保其子女玉帛。其他还有因军事而起的都市。但是都市之演成，大多数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现今欧美的大都市皆属此类。”[20]正是基于这两个本质属性，近代中国并不具备现代城市化的基本条件，于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力量充当了城市化运动兴起的主要推手，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和城市早期现代化在外力的推引下开始艰难地启动。
二、直接推动和间接推动：开埠城市的空间拓展与城市化
外力启动和推动中国早期城市化，体现在直接推动和间接推动两个方面。
外力推动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首要表现是在一批通商口岸的开辟。
“吾国历代虽有与各国通商互市之事，然在满清道、咸以前，大都锁国独立，其经济之变迁，要皆限于国内。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辟，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陬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足者，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21]从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到1922年2月4日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转租给日本，整整80年时间，除山西、河南、陕西、贵州等内陆省份没有开埠口岸外，绝大部分省区都门户洞开，“中外贸易之状况，年盛一年，凡商埠之订约开放及自行开放者，几遍通国。”[22]80年间，中国究竟开放了多少条约口岸，多家统计并不一致。1907年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1期发表的文章《中国商埠纪略》统计有68个（另有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三条河流域整体开放给日本）；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统计通商口岸城市共有104个，其中约开商埠共75个。漆树芬《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光华书局1925年出版）统计为69个；1933年3月出版的《申报年鉴》第1期统计的全国约开商埠为76个；今人隗瀛涛先生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统计数字为85个，其中有6个为相同的口岸，实际口岸为79个。笔者通过查阅原始条约，踏勘比对后认为，实际口岸应为79个（见表1.1）。虽然总数与隗先生相同，但具体口岸有些微出入。
表1.1 近代约开商埠一览表
开埠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首先是由于通商口岸城市的集聚效应，使人口向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迁移，近代中国出现了“有意义的城市化发展”。人口持续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最显著指标。如“上海在开埠时连郊区人口在内约50万，而到1880年仅城区人口就达100万人”。[23]宁波在1820年有23.5467万人，到20世纪初为33.4872万人。厦门1832年有14.4893万人，到20世纪20年代，厦门已经拥有约30万人口。广州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第四个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据1932年的调查，全市人口共103.0255万人，市区人口就达95.0306万人。[24]1895年，天津人口58万，1931年122万，1937年140万。[25]1933年3月出版的《申报年鉴》第1期对106个10万以上城市人口进行统计，总计城市人口为3076万人。而同期另一份《十年来各通商口岸人口比较表》中，截至1931年，48个开埠口岸城市总计人口为1353.5万，占10万以上城市总人口的1/3以上。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具体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上海；在4个人口100万至2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个是开埠口岸城市，即广州、天津和南京；5个人口50万至100万的城市全部为开埠城市，即香港、汉口、杭州、青岛和沈阳；在18个20万至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0个为开埠城市，即大连、苏州、福州、重庆、宁波、镇江、温州、长沙、滨江、长春；在48个人口10万至20万的城市中，有14个是开埠城市，即澳门、芜湖、安庆、沙市、宜昌、万县、厦门、汕头、潮州、烟台、安东（今丹东）、营口、牛庄、张家口。[26]
外力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最为直接者当是租界的开辟。
从1843年12月中英双方在上海划定租界界址，到1902年1月10日清朝政府与日、英、美、德、法、西、丹麦、荷兰及瑞典、挪威国领事、代理领事或副领事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将鼓浪屿辟为公共租界，60年间，“英、法、美、德、俄、日、比、意、奥等9国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10个通商口岸开辟了25个专管租界”。[27]
外人在华所辟之租界，一般都在旧城之外的郊野构筑新城，租界开辟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空间城市化步伐，昔日乡村田园景观仿佛一夜之间即变成繁华时尚的现代都市。上海租界初辟时，其地除了有少量农田可供耕作外，“余则卑湿之地，溪涧纵横，一至夏季，芦草丛生，田间丘墓累累”。[28]但是仅仅过了25年，租界面貌便大为改观，1865年，租界内已有马路大街13条，“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识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29]1880—1890年的《海关十年报告》记载：“中国人有涌入上海租界的趋向。这里房租之贵和捐税之重超过中国的多数城市，但是由于人身和财产更为安全，生活较为舒适，有较多的娱乐设施，又处于交通运输的中心位置，许多退休和待职的官员现在在这里住家，还有许多富商也在这里。其结果是中国人占有了收入最好的地产……”[30]
与上海相类似，天津的租界开辟前亦为农田菜地，据1861年5月（咸丰十一年四月）来天津的英国牧师殷森德回忆：“英租界地区是一片很长的菜园，在现今的中街稍西一点儿，是一片片破烂不堪的土房，从那儿到海大道，主要是一些高粱地、水坑和一些坟地。戈登用铅笔在这一带未开化地区画出河堤大道、马路，以及建筑用地块等。”[31]然而仅仅过去二十余年，这一地区就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1884年（光绪十年）出版的《津门杂记》如是描述：“天津开设通商口岸，始于咸丰十年庚申之秋。准其西洋诸国永租地基，建屋贸易。自紫竹林前至东北沿河一带，为法国租界，房舍尚未盖齐。紫竹林南，自招商局码头以下，地名杏花村之处，为美国租界。居中之地为英国租界，东以河为至，西以海大道为至。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32]
汉口自1861年3月英国开设租界，到1898年7月日本设租界，30多年间，共有英、德、俄、法、日五个国家在汉口辟土建市，租界开辟之前，汉口城区主要在沿汉水附近扩张，是一片杂乱拥挤的商业城镇空间，江汉关以下滨江地区则是乡郊荒野之区。租界开辟后，汉口市区向长江边扩展延伸，汉口沿江地带出现了一大片新市区。据统计，从1861年到1949年，武汉著名的建筑工程300多项，其中100多项为外国人所建，且绝大部分建在租界内。《海关十年报告》曾以惊叹的笔触描述了这种巨变：“在汉口，变化之大更是令人惊叹。……新近开辟了俄、法、德租界，几年前还是稻田与肮脏小屋杂处之地现在铺设了马路，竖起了高大的住宅。这些新租界与英国租界相连，使汉口有了长达两英里长的河街。”[33]
重庆在开埠前，城市区域主要在江北展开，而此时的江南地区，还只是士民登高游览之处，诚如宋代诗人余玠所云：“木鱼敲罢起钟声，透出丛林万户惊。一百八声方始尽，六街三市有人行。”1891年（光绪十七年）重庆开埠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日本在南岸王家沱设立专管租界，一批日资洋行、工厂陆续开办，南岸地区迅速崛起，一时店铺林立，机器轰鸣，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里已成为重庆一个喧闹繁华的新市区，人口已达1.2356万户，6.4512万人。[34]
外力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极端表现是外国侵略者的直接占领和殖民统治，包括葡萄牙占领的澳门，英国租借地香港，先后被德国和日本占据的青岛和先后被俄国与日本占据的大连等单体城市以及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据的台湾和“九一八”后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地区等。
澳门在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被葡萄牙殖民者强租之初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在殖民者的经营之下，慢慢演变成一个欧化色彩浓厚的海滨城市。19世纪40年代，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游历中国传教布道，在澳门便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在很多方面，澳门像英国一样，是个时尚的海滨胜地，物质生活舒适优雅，甚至媲美欧洲生活的奢侈。”关于澳门的景象，施美夫写道：“澳门的风景，从海湾眺望，非常壮观。澳门是中国对外国人开放的人间乐土。两个世纪以来，澳门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下，呈现出欧洲城市的风貌，到处是教堂、塔楼和堡垒。”[35]
香港于1842年被迫割让给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香港，还是一个偏隅一角的小渔村，英国强租之后，修筑了所谓“维多利亚城”，但也只是一个被农舍和渔船包围的孤零零的城堡而已。当年英国传教士施美夫从澳门到香港传教，所到之处，满眼所见皆为海湾、舢板和农舍：“我们……登上一艘小船，沿着港湾向东而行。……农居村落历历在目……这些零散村庄的居民，显然以务农或捕鱼为生。这些村落散落在两里半的路上，从维多利亚城可以眺望得到。”[36]但是仅仅过去不到50年，香港迅速城市化，20世纪初即成为广东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本省中大城市较多，乡村中则市镇人口比较集中。人口在10万或10万以上之城市有十个：广州（150万至200万）、香港（约52.5万）、佛山（南海，45万）、潮州（25万）、新会（20万）、江门（16.8万）、小榄（14万）、韶州（曲江，12万）、石岐（10万）、潮阳（10万）”。[37]
台湾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强占，日本侵略者看好高雄和基隆一南一北两个商业港口的商业价值和战略地位，着力在两地进行港口开发，台湾地区的城市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基隆取代淡水迅速崛起为全岛第一大城市，而高雄也逐渐取代传统商港安平而成为台湾第二大城市。其他如台北盆地、台南平原的城市化也渐趋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台湾，日本人在台湾地区先后设市11个，包括台北、台中、台南（1920年）、高雄、基隆（1924年）、新竹、嘉义（1930年）、彰化、屏东（1933年）、宜兰、花莲（1940年）等。可以这样认为，台湾现代城市分布格局正是在日据时期形成的。
从1898年德国强租青岛，到1922年青岛归还中国，青岛有长达24年的殖民地屈辱历史。开埠前，青岛还是一个偏僻的渔耕之乡，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为周边农渔民服务的小集镇。光绪二十二年（1896）编纂的《海云堂随记》载：“本口原有商铺四十九（家），今为六十五家。”民国时期的《胶澳志》载：“民以农为务，士敦经术，俗多狷介，衣冠文物有古风。胶即接壤，风尚相类。”[38]德国租借青岛后，投入巨资进行港口建设，使青岛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商业港口之一，并取代烟台成为山东最大的出口港。“……他港卒不能与之抗衡。而出于芝罘及天津之货物，渐以青岛为宣泄之尾闾。且天津港口，于冬期冻结，船舶不能出入时，出口的货物，又麇集于青岛，故将来天津之贸易，有逐渐移于青岛之势。芝罘之贩卖草帽辫商人，亦感于山东铁道之减少运费，而悉移住于青岛。”[39]开埠前，胶澳地区人口总数为8.3万人，分布在274个自然村落之中。1910年，青岛仅城市人口即达16.114万人，人口年增长率为52.36%。开埠前，青岛仅有可通骡马车和独轮车之街道10条，德国人租借后，按照西方城市模式进行规划和建设，城市景观由传统市镇一跃蜕变为具有浓厚欧陆风情的现代都市。“德租时期，青岛一切由德人经营，马路宽广，街衢清洁，与山东其他城市截然不同。”[40]1914年日本强占青岛后，除了继续加强港口建设外，把发展工业放在重要位置，青岛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日据时期在青岛殖民开发的主导精神支配下，日占当局将殖民地财税收入和官营企业丰厚利润中的1.26亿日元用于城市开发。这包括以大港为起点，在其周围建立的仓储、金融、商贸服务及居住的新商业区，以及加工工业和纺织工业为主的台东、四方、沧口新工业区。较之德占时期，整个市区的面积扩展了7倍多（德占时期欧人区为24万坪，华人区为20万坪，日据时期全市达350万坪）。修建扩建了能容纳大规模投资的水电、道路、通讯等市政设施，如青岛—佐世保海底通讯电缆等，这使青岛的城市功能由近代商贸运输口岸转向工商兼之、轻纺为主的近代工业城市。”[41]
近代，与青岛有类似遭遇的城市还有大连。1898年3月27日，中国被迫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是日，沙俄军队占领旅顺。3月28日，占领大连湾。同年5月7日，中俄签订《旅大租地续约》。通过上述两个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在辽东半岛开港、建市、筑路等特权，开始了其在大连长达7年的殖民统治。1900年10月27日，大连港（俄国人称达里尼商港）举行奠基仪式。新的城市完全按照欧美现代城市模式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规划分为市政区、欧洲人区和中国人区。经过数年建设，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一座现代化城市已初具规模。“此时，达里尼的行政区已经基本建成，具有了欧式城市的模样，而欧洲人街区的建设用地已经基本整理就绪，莫斯科大街、基辅大街、彼得堡沿岸街等主干道之具形状，位于中央公园东边的第一批城建用地已拍卖。在数年前还仅仅是一个小村落的地方，到1903年1月，实际人口就已达4.1268万人，此地一跃就变成了一座繁华的大城市。”[42]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获胜，从而取代俄罗斯获得在大连建立殖民地之特权。1905年1月27日日本辽东守备军发布命令：“明治三十八年（1905）2月11日以后，‘达里尼’改称‘大连’。”[43]从1904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长达4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间里，侵略者不断膨胀的贪欲和野心加速了大连城市规模的一次次扩张。城市规划与建设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军政时期和民政时期，承袭俄治时期规划；1919年进行区域扩充规划与建设；20世纪30年代实施综合规划与建设；1941年推行关东州规划。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大连城市人口达到70万人，城市用地45.7平方公里，城市框架完全成型”。[44]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渗透对城市化的推引
外力推动中国近代城市兴起，除了强制性作用外，还有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力。民国学者顾敦鍒指出，传统中国虽然也有几个大城市，但在其基本的社会组织中，乡村是普遍的，而城市则是偶然的。“但自海通以还，吾国受了西洋的影响，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所谓西洋的影响，实有三种。第一是交通频繁，商业逐渐发达。第二是机器的输入，工厂创设。这二种原因，已使吾们的人口，逐渐地向城市集中。第三种原因，是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德谟克拉西的影响。清末，内政不修，外交失败，有识之士，咸知非取法西洋，革新政治，不足以图存。光绪帝韪之，乃于三十一年，派遣专使，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三十二年，各专使归国，即奏请宣布立宪宗旨。清室乃于是年七月十三日，下诏预备立宪。三十四年八月，又下九年预备立宪之诏。这再接再厉的新政运动，与市政有极大的关系。原来所谓西洋政治，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初步，就是地方自治，而市政的推行，就是地方自治的一部分的工作。”[45]西方影响首先表现为工业化带来城市化。中国近代工业完全是舶来品，机器、工厂这些洋玩意儿是外国人挟着洋枪洋炮一起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于开埠城市，较大和较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成为近代工业中心城市。“盖中国之所谓重要都市，仅限于通商口岸。此等通商口岸，其地位已属优秀，且按条约之关系，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亦以通商口岸为限。不论其工业之性质是否适合于此等都市，亦不论此等口岸是否可以发展工业，凡所投资，弥不以此为目标。益以国人醉心外力，以为租界等等，足以保障投资之安全，因之中国之通商都市，往往为各种工业发达之区。例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处，凡我国之所谓新工业者，无不有相当之发达。”[46]不仅最早的新式工厂是洋人开办的，即使到了20世纪初，外商投资现代企业所占比例仍然很大。这些外资企业在城市社会里往往成为吸引工人就业的主导因素，据巫宝三和汪馥荪的材料统计，1933年外国在华开设工厂共有673家，工厂数量虽然不多，却有职工数23.5万人，占全部工人总数的30%。[47]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推动了传统农业文明、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城市社会的缓慢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有些畸形甚至变态。“这些经过工业革命的国家，不但摧残了本国的旧式工业，使本国的人口都市化，他们的影响，还达到别的国家，使别的国家，也起重大的变化。新式的工业，既是大规模的工业，所以他的市场，并不限于本国，连别国也包括在内。他们用机器制造出来的货，送到别国的国境内，于是别国的土货，也经不起压迫而衰落了。中国土布的消沉便是一例。别种土货，只要是用旧法制造出来的，迟早都要遭遇同样的命运。旧式的制造品，既不能行销，于是靠此为生的人，非改行不可。乡间既无他们的机会，只有往都市去。所以美国、英国的工业革命，间接也促成中国的都市化，正如新大陆的农业革命，间接促成东欧各国的都市化一样。”[48]
近代外国资本对铁路投资和建设催生一批新兴交通枢纽城市亦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现象。“综合观察，我国铁路可分为二种：一为外国在我国直接投资铁路，二为间接投资铁路……各国在我国所有之直接投资铁路，大概归各国之政府所有，或由其政府所指定之公司所有，由我国政府于一定期间内，许与建筑、经营、收入、管理诸权。”[49]列强投资铁路影响近代中国早期城市化，于胶济、滇越、中东、南满等铁路所在区域都有充分体现。
胶济铁路是1899年至1904年德国在山东修建的由青岛至济南的铁路。1899年9月，胶济铁路在青岛开工建设，1901年4月，胶济铁路由青岛修至胶州并通车，1904年6月，胶济铁路全线建成并通车，同时竣工通车的还有博山支线。胶济铁路全长395.2公里，支线长45.7公里。沿线设有青岛、城阳、蓝村、胶州、高密、丈岭、岞山、黄旗堡、蛤蟆屯、潍县、昌乐、谭家坊子、青州、张店、周村、王村、明水、龙山、济南等车站。胶济铁路的修筑，大大推动了铁路沿线的经济转型，城市化运动突飞猛进。除青岛外，潍县是胶济铁路修建后的最大受益地区之一，“工商两业自昔称盛，自胶济通车后，尤有长足进步，商业控制之领域日广，生产有工业化之趋势。县城为经济中心，为青岛、济南间最大之市场，在本省各县中，工商各业实无出其右”。[50]至1930年代，潍县城区有大型街巷200余条。城市人口达82781人。廿里堡盛产烟叶，但铁路未修前由于交通不便，流通不畅，只能屈居乡野，与市场无缘。胶济铁路开通后，廿里堡“不仅名闻全山东全中国，但凡全世界与烟草业有关的人们都知道它”。[51]益都杨家庄，铁路未通前，为一偏僻小村，“固无商业可言”，胶济铁路建成后，商业勃兴，一下子兴起二十多家商号。[52]博山铁路未通前其经济只是周村的附庸而已，张博支线建成后，其煤炭产业迅速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商品出入频繁，如料货（玻璃）、瓷器、布匹、杂粮、杂货进出贸易，日见发达，而尤以煤炭业为繁盛。”[53]博山因此脱离周村而成为地区工矿和商业中心。
滇越铁路为法国殖民者所投资兴建，滇越铁路中国云南段由昆明经呈贡、宜良、开远、蒙自、河口出境，故亦称昆河铁路。是路1903年动工兴建，1910年建成营运，是近代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打通了一向闭塞的云南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对于云南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滇越铁路所到之处，商业繁荣，人口聚集。河口，铁路未修前只是一个仅有四五户人家的停船码头，铁路通车后，不几年即发展成为近5000人的小城镇。1932年《马关县志》载，河口“商店资本有达国币数十万者”。蒙自，1910年，人口为6.0912万人，铁路通车后，取代大理而成为云南商业重镇，其商品流通总量占云南全省总量的40%以上。商业的繁荣引来大批外地人来此经商兴业，到1932年，蒙自人口飙升至13.1587万人，较铁路通车前增长一倍有余。“自前清辟为商埠，株守一隅之蒙自，一变而为商业竞争之蒙自。自滇越铁道告成，商业竞争之蒙自，再进而为国防重要之蒙自。”[54]蒙自县内的个旧，是闻名遐迩的“锡都”，但铁路通车前因为交通的原因发展受限，宣统元年（1909）滇越铁路碧（色寨）河（口）段通车，给个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910年，个旧人口为1.0682万人，1932年猛增至9.3586万人，成为仅次于昆明的云南省第二大城市。开远，旧称“阿迷”，“水利称便，民多务农，在昔铁路未兴，工商业均不发达。自滇越铁路交通后，路当冲要，一切舶来物品日新月异，工乃渐知改良，商则渐事远贩”。[55]因为滇越铁路在此设立二等站，很快由名不见经传的小集镇一跃而成为滇南商业重镇。“自铁路交通而后，商业渐增繁盛，治城东北隅车站，外侨聚居，商旅盈集，货物充斥，俨然成一商埠。”[56]1910年开远人口为5.4602万人，1932年增加至9.6408万人。昆明，虽然为云南省会，但在传统社会，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光绪三十四年（1908）奏准开埠时仅4万余人，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时也只有8.5万人。铁路通车后，昆明城市地位和城市功能迅速提升，成为重要的交通中心和商贸中心，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海内外商人蜂攒云集。“自清宣统二年火车开通以来，交通便利，商务繁盛。”[57]铁路通车带来昆明商业繁荣的同时，给昆明城市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一是城市中心区向火车站位移，城市空间范围大大拓展，“民国昆明城行政区划为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及商埠一区、商埠二区，共计六区，商埠区以滇越铁路火车站和铁路线为起点和控制节点划定，并吸引邮政、医院、洋行、力行、仓储、零售、饮食等行业进入。于是，铁路车站及附近站场，成为新的商业中心”。[58]昆明城市空间因此而不断拓展，附近乡村被城市所吸纳，成为新市区。“昆明县境，外围历少变迁。居中划出之市区，一再扩大其辖境。县境附郭之村落，由县转移于市府管辖者，大小四十余村，皆比较富庶之区域。户口数目，与耕地面积，约各减少十分之一。”[59]二是人口不断向昆明集聚，城市人口显著增长。滇越铁路“大大提高了昆明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商业贸易范围扩展，经营商品种类增加，数额上升，店铺增多，各种贸易公司不断开业，昆明城区范围扩大，城市人口急增，全市人口由开埠前的4万人增至1910年时的13.7万余人，市区人口增至7万余人，到1922年增至11万余人，12年内增加了360%，其中尤以工商业人口增加为速，由1922年前的1.6577万人增至3.0037万人。1932年人口又迅速增加到14.37万人，1910年至1932年的人口增长率为69.1%，到1932年城市化率达到43.93%，为全省最高”。[60]
外国投资铁路带动城市化最为典型的是东北，其中包括俄国投资和管理的中东铁路和日俄战争后日本投资、管理的南满铁路。
1898年8月开工、1903年7月全线通车的中东铁路，推动和帮助人口向东北迁移，带来东北地区人口剧增，为城市化快速发展准备了充分的人口条件。据统计，1895年，东北地区人口69万余人，到1911年已达199万余人，15年间增长了2倍。一批新兴城市在铁路沿线兴起，并因此形成城市群和城市带。既有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齐齐哈尔等大城市，也有满洲里、牡丹江、绥芬河、公主岭、开原、铁岭、辽阳、大石桥、瓦房店、安东、本溪等中等城市。此外，一大批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中东铁路修筑前，东北地区1万至3万人口的小城镇只有20个，到20世纪30年代增加至53个。1902年，东北地区一般以小城镇为主，2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只有2个。1930年城市化状况大为改观，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3个，10万至20万人的城市2个，3万至10万人的城市17个，1万至3万人的城镇53个。最为典型者为哈尔滨，中东铁路修建时，哈尔滨还是一个小渔村，随着铁路的修筑，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街道由1900年的61条，增加至1931年的376条，城市面积近70平方公里。人口由1898年的2万人增加到1930年代的30万人。[61]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攫取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的控制权，为此，日本专门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管理和经营此路。“满铁”一方面投资修筑了安东至奉天线（260.2公里）、旅顺支线（50.8公里）、营口支线（22.4公里）、辽中附近的烟台支线（15.6公里）、抚顺线（52.9公里）5条支线铁路，另一方面采取圈占、兼并、抢购、商租等多种手段“以所谓‘满铁附属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建立殖民地。满铁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占据了大量的所谓‘满铁附属地’”。据统计，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总面积达到482.9平方公里，分布于铁路沿线长春、铁岭、奉天、辽阳、海城、大石、熊岳、盖平、瓦房店以及公主岭、四平街、开原、鞍山、抚顺、本溪等近20个城市。从1907年至1923年，“满铁”总共对“满铁附属地”140处进行了规划，“满铁附属地”规划以服务于铁路运输、建设高水准的殖民地城市为目标，围绕铁路和火车站展开。“满铁附属地”的建设，客观上推动了相关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满铁附属地”初始居民人数只有2.6852万人，到1931年，骤增至36.8074万人，不到30年增长了近15倍。其城市空间范围也大大拓展。“由于‘满铁附属地’的城市化，就使原属于东北中南部一些城市的外围农村地带演化为城市新区，城市的版图因此大大外延了，从而更加凸现出各自的近代城市形象。”[62]
最迟到19世纪晚期，东北地区的城市化进展缓慢，乏善可陈。施坚雅曾将传统中国分成九个大区，对其城市化状况进行逐一分析和评价，但谈到第九个大区——东北地区时，却不置一词：“我的分析完全没有涉及满洲这个中国第九个农业区，在全书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文章。其主要原因是汉族大规模到本地区定居也只是清朝最后十年的事情，因此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满洲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发展，而且它的城市体系还在萌芽阶段，至多是刚刚出现。真正使满洲发生迅速变化，并使它成为中国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那全是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发展造成的；而且也只是在本世纪最初十年里中国才开始把正规的民政系统在满洲推行，因此，如果要按行政级别那样对到1893年为止的城市进行分类，这对于其他八个地区是可行的，但在满洲却行不通。”[63]20世纪初期，东北早期现代城市化运动的启动，当然有多种动力因素起着不同的作用，如政府的移民政策鼓励关内移民往东北迁移等，但外国列强的武力强占以及为本身利益需要而进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如日俄之于大连，“九一八”之后日本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的整体布局和建设，通过工业、商业和交通主要是铁路投资促使东北经济转型，拉动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人口增长，应该是20世纪初期东北地区城市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第二节 “被城市化”：外力推引下近代中国城市化若干特征
所谓“被城市化”，是外力植入性被动的城市化。“中国从前没有近代的都市，都市的建设是自五口通商始，是西洋人硬在中国建设的都市，和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全不调和的缘故，所以像上海附近地带和上海租界相比较，两方相差，简直要使人感到相差百年之多。”[64]“中国都市之兴起与各国都市均不同，中国本来还徘徊于市镇经济之下，是被外国的兵舰大炮冲进来以后，凭借不平等条约才开辟了许多商埠——即现在的都市。一切工商业交通器具与金融组织，都被外国人垄断下来；虽然以后中国人努力直进，而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与根深蒂固的势力的压迫，直到现在，各大都市仍旧在外人势力支配之下，不过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65]胡适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开辟租界，既直接催生了一批大城市，同时也带来示范效应，开启了中国现代城市化运动。“大城市的市政大都是受了租界的影响而产生的。上海闸北与南市的市政历史便是明例。”“现在中国的情形很像有从乡村生活变到城市生活的趋势了。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的人口的骤增，各处商埠的渐渐发达，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我们这个民族自从有历史以来，不曾有过这样人口繁多、生活复杂的大城市。大城市逼人而来了！”[66]
外力推动或启动的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有三个主要特点。
其一，城市的殖民化特征明显。外力开启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在种下现代城市文明种子的同时，也结下城市畸形与变态的恶果。“夫今日中国之都市，姑无论其发展程度未臻理想之境，纵有少数繁盛大埠，究其实际，可谓已非我有。盖自表面观之，设官施政，固属我主权管辖之下；然都市生命之所寄托之一切经济势力，已大部垄断于外人之手。彼等凭借不平等条约之护符，挟其雄厚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直接扼制我都市经济发展之咽喉，间接吮吸我农村之膏血，‘借刀杀人’，我则兼蒙其祸。”[67]“只要稍加注意我国都市之发展情形，便知道很多畸形变态，例如近百十年来的都市，很多偏在沿海一带，且每一大都市，多以外国经济势力作中心，甚至被划定了许多租借区域，行使外国行政权，这种都市，无疑是适应外力侵入产生的，非由本身之自然生长，故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颇不相容。……”[68]外国势力掌控之下的条约口岸和租界，首先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的桥头堡。“我国商埠的特质，如从形式上而论，第一是一部不平等条约之明文，第二是由条约上演绎而成历来见惯不惊的一种不法之习惯。如以其一贯之精神以观，即是始终不外外人在此商埠有特权之独占，务使我们长久处于经济被榨取的地位。换言之，即由此商埠之开放，我们的行政权，实受若干之限制，司法权实有若干之范围不能及，财务行政之征收权，亦屈不得伸，此就公经济之关系而言的。至私经济所吃亏的地方，亦不弱于前者，其最显明处，即自国之生产品，常受外来品之压制，私人企业，常受无形之打击。……呜呼！商埠为我国困民穷之源。”[69]西方列强为了便利其商品倾销，较为注意于交通和商业流通方面的市政建设，造成城市功能畸形发展。“中国都市之发生，大半由于门户开放，自由通商而来。其最初之设备，无一不注重商业与交通，而不计及于新式工业之是否相合。故有毗连租界之都市，其建设愈久者，其危害于国者亦愈深，……各大都市之商业，分华商外商两种，外商之事业，不外（一）将其本国之奢侈品，运售于中国，而增长中国人之骄养习惯。（二）将其国之过剩生产，贱价出售，而阻止中国工业之发达。（三）藉保险、储蓄、银行以吸收中国现金，而为金融上之操纵。（四）借商业以安置侦探、浪人，为殖民之前驱，并收买游惰之国民，为破坏之活动。（五）将中国之原料，贱价购运，以供其国之制造，成高价之商品。（六）至于华商之经营，则不外乎为外商之买办代理店，销售洋货，使易于发展，或代洋商收买土货，以便于集中。（七）普通之洋货店、电料店、五金店，几居商人之重要部分，虽欲不为卖国之行为而不得。（八）无论何项都市，中国商人，除饭店、旅店、点心店、西药、戏园、电影、澡塘［堂］、妓馆而外，几无商业之可言，只有南纸、绸缎、中药、酱园等数类，为正当华商，其余均可谓之为附属或消费商业。（九）金银兑换，以及交易所之买空卖空，与洋行家勾结，而营陷人之事业。就上列各种事业观察之，如以国家经济，及国民生计，为前提，则都市之商人，无怪被称为汉奸，为洋奴，为地棍。盖中国无特产之制造，无炫人之商品，无法律之裁制，无官方之指导，商人之行为，虽欲不病国而不可得，商人之不幸，抑政学界之羞也。”[70]在上海这个最主要的条约口岸城市，对外贸易的入超成为常态，“上海在对外和国内贸易上所占有的首要地位，至少到1865年已经稳固地确立了。……从1850年以来的大多数岁月，丝茶的出口以及鸦片和棉织品的进口，像全国一样，在上海对外贸易上占有压倒的优势。然而，尽管上海处于茶丝贸易的关键性地位，从1864年（江海关开始有完整的记录）到1936年为止，除两年外，上海从国外进口的货物，按价计算，超过向国外出口的货物。直到1925年为止，入超平均每年约达10%”。[71]近代德日控制下的青岛，虽然市政建设有所成就，但城市经济发展却乏善可陈。“三十余年前一荒岛渔村，无人问津；今日竟成为繁盛之都市，考察与游历者接踵而至——青岛市发展之迅速，盖必有其由来。或以为青岛襟山带水，景物幽秀，兼以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其所以有今日之地位，盖亦如瑞士之为吸引游客之胜地。虽然，以风景气候而论，青岛固为东方之瑞士；唯尚有胜于瑞士者，即其兼为工商业之要埠也。盖青市为华北唯一之不冻良港，地居冲要，绾毂交通，港湾设备优良，地方治安巩固；其腹地山东，原料丰富，人民勤朴敦厚；胶济线西接津浦，更可与西北诸省通有无；凡此一切，皆使青市有成为理想的工商大埠之可能。当政权旁落外人之时期，种种设施大都以侵略及殖民为目标，虽有所谓善政，亦不过市政工程之举办，自不计及我国经济之发展。”[72]
城市经济的殖民性、依附性特点在东北表现得尤为突出。外国列强营建东北城市的经济目的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即将城市作为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的桥头堡，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早年投资铁路，并在铁路沿线规划和营建城市，目的都是为了方便攫取东北矿产和农副产品（如大豆），倾销本国商品。因此，东北城市一开始就作为日、俄经济的附庸而存在，有极强的依附性和依赖性。“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城市经济与日俄在中东和南满铁路上的竞争密切相关，如两路的运价竞争，其大豆运费政策就直接影响沿线城市的大豆加工产业，油坊及相关行业的营运深受其害。“九一八”后，东北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东北城市成为日本战备品供应基地，工矿城市畸形发展，矿产资源被过度开发，钢铁工业成为日本钢铁工业的附庸，采掘、冶炼、加工相互脱节，重化工业以日本军事需要为最高原则，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矿业城镇畸形发展，规划紊乱无序。反之，一些非铁路沿线、资源相对缺乏的城市得不到重视，任其自生自灭，逐渐衰落。
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容许外国在通商口岸直接开办工厂以后，外资在华工业投资大量增加，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时事新报》曾对中国工厂中外投资状况做过统计，其结果表明外商投资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较重要的工业门类，外商投资占绝对优势，如船舶制造全国有27家企业，外资企业22家，蒸汽机制造27家，外企22家，钢铁企业9家全部为外企。纺织工业，“中国之纱厂业，不全操于国人之手，以纺锤之数目论，国人所有者占全国总数57%，日人所有者39%，英人所有者4%，但以投资之数额论，则国人之棉纺织业投资，仅居投资总额28%，日人之投资为70%，比较言之，中国纱厂中每一纺锤仅有资本39两，在日本人所设之工厂中，每一纺锤，竟有资本137两，易词言之，日人所设纱厂之财力，较国人所设者大三倍有半”。[73]所以，漆树芬指出：“总之，据上种种为大量的观察，我国固有之市场，已为外国割据一半，所以我国之工业发达能力，我国工场仅占其一半，外国人分去一半，一般工业如是特种之纺织工业亦如是，我国工业界，当然常呈受外国压迫之状态是必然的，非偶然的。”[74]
城市的殖民化特点还表现在那些设有租界的通商口岸城市市政的严重分割。作为一种外源性次生型的现代化模式，西方人将先进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理念和经验带给中国城市是通过租界而实行的，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划出特定区域，设立特殊的市政机构——“工部局”，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国中有国，城中有城，尤其是像上海、天津、汉口这些设有多国租界的城市，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城市的市政统一。因此，国人讥称为“畸形的上海市”和“畸形的汉口市”：“惟是上海是一个市，而分辖于几个市政机关。说明白点吧：是分辖于吾国的市政机关和几个租界的市政机关。明明是一个市，好像变成几个市（有租界的地方也就同上海一样）。一切的市政，各不统属，不相联络。因此，各有各的特色，纳税亦有不同。”“汉口市的情形，大抵相同。不过租界的地位，稍为偏于一方而已，但是租界之外，还有特别区……德俄租界的市政机关，现虽改为警署，但其待遇，也和其他不同。”[75]
像租界这种华洋分治，城中有城，国中有国的现象在殖民地化的山东半岛和东北地区表现得更加露骨。俄占时期的大连，市街布局分为中国区、欧洲区和行政区三大部分。欧洲区规划建设于环境优雅、风光绮丽的海滨，不仅城市管理权全操于俄人之手，而且铁路、钢铁、重要装备工业也都为沙俄所掌控。“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沿线所有城镇，都有附属地和中国市街的截然划分。东北城镇经济的这种殖民地性和畸形性，在关内只是少数沿海大城市的特征，而在东北却比较普遍。”[76]满铁附属地的城市区域也被强行划分为“日人街”和“华人街”，如安东自1905年日本军政署强划民田320多万坪为其附属地位，安东街市就被分为日本区和中国区。抚顺千金寨的“日人街”和华人区无论规划标准和建筑质量都有天壤之别。“‘日人街’……马路宽敞整齐，两侧洋楼建筑式样别致新颖。”“千金寨中国人居住区……房屋建筑参差不齐，构筑简陋，街道弯曲，宽窄不一。矿工们居住的房舍，低矮潮湿，环境恶劣。”[77]
由外力开启且由外人长期控制的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商场充斥着舶来商品，街市弥漫着异国情调，这种殖民化色彩即使在租界收回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挥之不去，其流韵余风已深深浸入到城市骨髓之中。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篇题为《三教街的透视》的文章描述其时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是汉口市最欧化的中心地带”，有汉口第一条柏油路，“有发售顶尖舶来品的百货商店——惠罗公司，立丰洋行，有供给正号摩登男女谈情说爱的咖啡馆——松柏厅，有专以中国骨头外国气味的男女做主顾的理发处——比得美容室。夏的来到，一年一度刷新的露天夜游园里，有舞厅，有球场，有餐室……”有琳琅满目的西洋商品，“通明透亮的玻璃窗柜里，陈列着花绒的锦毯，金色的铜床，西蒙子钢条弹簧床绷，异样的衣裳，异样的鞋帽，异样的化装［妆］物，异样的陈设品，异样的一切。供应汉口市各界仕绅的需求，那扇血口似的大门张开着吸吮我们次殖民地人民的脂膏血肉！”当然也有舞厅、赌场、妓院，有白俄舞女、烂醉如泥的美国大兵……“总之，这罪恶渊薮的三教街，从前是旧俄租界，现在还有俄国总会，一切穷奢极欲的玩意，大半是毛长三寸，有国归不得的白俄流氓经营的。旧俄的皇族政权就是这般猪仔断送的，处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国同胞甘愿步他们的后尘吗？我们要知道，旧俄帝国的灭亡，不过是‘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万一中国亡了，恐怕不是‘楚人得之’吧？”[78]
其实，何止汉口，近代中国的很多都市在殖民化的畸形状态下莫不如此。如“外国人统治下的上海，在其持续期间，是一个五光十色、令人振奋的地方，那是旅游图所无法夸大的。例如，上海因名副其实地被当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而闻名。我们看到1869年一位公爵为此而作出的证言。萨默塞特公爵（the Duke of Somerset）那年访问上海后，在上院把上海称作‘罪恶的渊薮’”。[79]在上海，黄、赌、毒泛滥，黑社会势力极为猖獗。据罗兹·墨菲研究，上海的卖淫业走在全世界前列，在伦敦，960人中有一人当娼妓；在柏林，580人中有一个娼妓；在巴黎，481人中有一个娼妓；在芝加哥，430人中有一个娼妓；在东京，250人中有一人为娼；而在上海，130人中就有一个娼妓，其比例几近1%。“另一方面，鸦片窟和赌场不计其数”，“有组织的赌场也是一种巨大行业，大概上海的赌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规模要大得多”。造成这种社会乱象的原因，与上海特殊的城市治理格局有关，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各管一段，各司其政，法律、道德乃至整个社会控制系统紊乱失序，于是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丛生。“上海是两种文明会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的地方。对洋人来说，上海是化外之地，不受他们本国文化知识的影响和管辖。每个人各行其是，或者很快与当地的恶习同流合污，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在上海，道德简直是毫不相干，或者毫无意义，这是连一个不速之客也都体会到的气氛。上海也是一个停靠港和海军驻地……海员往往占外国人口的大多数。对华人来说，上海同样是不受限制的。那些选定来此过新生活的人，例如商人，由于上项选择而与传统中国及其所行使的维护道德的约束断绝关系。另有一些在饥荒或内战期间漂泊到市区内，或者被从乡间拐骗出来充当私家奴仆的人，就此失去家庭联系，这种境遇在传统中国，便是衣食无靠，道德败坏。其中有不少人沦为娼妓，那是不足为奇的。”[80]
其二，城市空间布局由内陆向沿海、沿江和沿边转移。“由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功能结构主要体现在军事防御和政治中心方面，因此古代城市体系表现为一种缺乏横向联系的垂直结构，城市与城市间主要是一种行政统属关系，其联系的纽带是行政指令而不是经济的相互交往。……另外，作为一个内陆型的农业文明古国，中国历来偏重于在内地构筑其城市体系，沿海城市体系一直不发达，在传统城市结构体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地位。”[81]这种状况由于开埠得到结构性改变，“例如近百十年来的都市，很多偏在沿海一带，且每一大都市，多以外国经济势力作中心”。[82]《东方杂志》1907年第11期文章《中国商埠纪略》对包括自开商埠在内的通商口岸城市进行分区统计，“其在南部者凡二十六……其在长江沿岸者凡十七处……其在北部者凡八处……其在满洲者凡二十四处，其在其他各地者凡十一处”。漆树芬亦指出：“我国所开商埠总数，已达九十七处之多（含自开商埠——引者注）。从我国之二十二行省及数特别区而论，占有最多通商口岸之区域，首数奉天之十三商埠，吉林之十商埠，广东之九商埠，其最少之区域，则当数江西、河南、甘肃三省之各一商埠，然在各行省与特别区域，且连一个商埠也未开放者有数处，如贵州、陕西、青海等处即是其例。”[83]从城市的具体分布情形来看，“这一时期这类计城市仅沿海地带自北而南有：安东（今丹东）、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青岛、海州（今连云港）、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赤坎、淡水等20个城市。沿江地带从东到西计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13个城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两条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与此同时，在我国广大西南、西北的内陆边疆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陆路商埠城市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这类城市在北方地区主要有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在西北地区有甘肃的嘉峪关，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在西南地区有云南的河口、思茅、蒙自，广西的龙州，以及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共13个城市（镇）。这些城市与上述沿海、沿江两条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相结合，共同组成了与世界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附庸性的贸易商埠城市体系”。[84]城市化的总体水平亦为沿海、沿江、沿边三大区域高于内陆地区。施坚雅指出：“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全新的海港城市兴起了，如香港和汕头，其他港市也有惊人的发展，最引人注目者为上海和天津。长江下游的城市体系得以重建，沿海三大区域的城市体系也得到一番富有深远影响的改造。”根据他的统计，1893年，20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全国为2351万人，占总人口的6.0%。其中，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为475万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0.6%；岭南地区的城市人口为286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7%；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人口为166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6.4%；西北地区城市人口为13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5.4%；长江中游地区城市人口为39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5.2%；华北地区城市人口为58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8%；长江上游地区城市人口为25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7%；云贵地区城市人口为71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5%。八个大区中，只有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三大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总的看，1893年时，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这三大区域城市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北区和长江中游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程度最低的是华北、长江上游、云贵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中，华北城市化程度略高，其他两区域几无差别。”[85]
其三，城市功能结构由传统政治、军事中心向现代工商中心转型。中国城市尽管起源很早，规模颇大，数量不少，但其功能结构都较为单一，除了少量的商业性和手工业市镇如清初“四大镇”之外，大部分是军事重镇和行政中心。据美国学者罗兹曼等研究，“19世纪初，在大约拥有3000或3000以上人口的1400个城市中，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地，而在人数超过1万的城市中，大致有一半是府或省治的所在地。这些城市的巍峨城墙，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完全将市场、商店或居民包括于其内，但却体现着政府权威的尊严”。[86]由于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诚如漆树芬所云：“列强一切之军事、外交、政治、经济诸设施，无不以投资地与市场为中心，而极其纵横捭阖之能事。盖其目的，端在攘得商埠与殖民地而已。”[87]这就使得被迫开放的条约口岸城市较多成为商业中心和出口加工中心。开埠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功能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城市的功能结构要素中，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和防御功能而成为城市功能的主体。天津开埠后，很快由一个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天津卫和漕运枢纽、芦盐供应地一跃而成为摆脱京畿附属地位的华北地区经济中心。“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88]二是一批前近代的商业市镇开始向工商复合型城市转型。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以及交通特别是航运中心，更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1937年前，对于中国工业在上海究竟集中到多少程度的估计，各不相同，但是显而易见，就全国按照西洋方式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论，上海就占有其中的将近一半。刘大钧的数字表示：1932年至1933年，全中国现代棉纺织厂共136家，其中64家在上海；烟草制品厂共60家，其中46家在上海；现代面粉厂共83家，其中41家在上海；全国各种现代工厂共2435家，其中1200家在上海。中国现代工业制造的产业工人，据他估计，其中有43%是上海各厂的工人；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89]三是由于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结构的转型，垂直的、相互分割而且偏于内陆的城市体系开始转型为网络的、“彼此发生联系”的城市体系，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并向横向的经济中心城市缓慢转变。城市与区域之间也开始超越旧有的行政统属关系和地区管辖范围而建立起新的交往机制。如天津、南京等城市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超越行政疆域界线，与山东、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城镇发生唇齿相依的经济联系。武汉（武昌、汉阳、汉口）作为两湖地区（湖广）的行政中心，由于其成为“采铁、炼钢、开煤”的工业重镇，也跨越传统行政管辖范围，把触角伸向江西萍乡等地，使这些地方成为其能源供应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初具雏形的近代城市体系中，传统政治性城市的中心地位逐渐失落，经济中心城市尤其是一批沿海沿江开放城市取而代之，成为城市网络的纽结点。例如，天津到清末迅速上升为华北城市网络体系的中心位置，上海不仅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中心，而且是联结南起广州、香港、澳门、福州，北到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和上至宜昌、沙市、汉口，下至九江、芜湖、镇江等沿江城市的近代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其他如广州、福州在华南、东南城市网，大连、青岛在华北、华东城市网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
第三节 刺激·引领·示范：城市化进程中外力与内力的双向互动
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受之于外力的开启和推动是一个不争的历史真实，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外力与内力的互动关系。
一、被动回应：洋务运动对城市化的推动
作为次生型后发性现代化、城市化国家，外力对中国早期城市化运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刺激效应，二是引领和示范作用。而外力与内力的互动作用就表现为刺激与回应、示范与效仿。“刺激—回应”是为被动反应，而“示范—效仿”则逐渐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
必须承认，西力侵入并开启现代中国城市化确乎给国人以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的殖民掠夺使国家利权丧失、城市畸变所带来的丧权辱国之痛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救亡图存、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考。西力刺激的另一方面是通商口岸的繁华的都市文明，使国人眼界大开，深感自身已落伍于世界进步潮流，必须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欧美为参照，效仿租界，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光绪二年（1876），康有为“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90]光绪五年（1879），又游上海，感叹“上海之繁盛”，“见西人殖民统治之完整，因思其所以致此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举一反三，就小知大，遂别开境界，以是尤知学贵实验”。[91]
晚清时期国人对西力东侵刺激的被动回应，客观上推进早期现代城市化进程，有两件重大举措，一是自开商埠，二是自强新政（亦即洋务运动）。
清朝政府自开商埠始于1898年对岳州、三都澳、秦皇岛的开放。1898年4月（光绪二十四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文云：“泰西各国首重商务，不惜广开通国口岸，任令各国通商，设关榷税，以收足国足民之效。中国自通商以来，关税逐渐加增，近年征至二千余万，京协各饷多半取给于此。惟是筹还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拨恒苦不继。臣等再四筹维，计惟添设通商口岸，藉裨饷源。”[92]1898年8月10日，光绪下谕旨，同意总理衙门的上奏，宣布“广开口岸”：“谕军机大臣等：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三月间，业经准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王岛（即秦皇岛）开作口岸。嗣据该衙门议覆中允黄思永条陈，谓各省察看地方情形，广设口岸，现在尚无成议。着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拓展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该将军督抚等筹定办法，即着迅速具奏。”[93]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4月28日，三都澳正式开埠，同年11月13日，岳州开埠，秦皇岛亦于两年后开埠。自此以后，各地竞相效仿，奏请开埠。晚清自开商埠数量几何？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天宏通过详考后认为共36处，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其所列自开商埠一览表中，湖南长沙系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于1904年7月1日开埠。东北地区包括奉天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及吉林省宽城子（今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和黑龙江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共16处，系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与日本签订之《中日新订东三省条约》或称《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由中国政府“自行开埠通商”。包括长沙和东北16商埠，虽美其名曰由中国自行开埠，但却是在条约所逼之下被迫被动之举，显然与其他自开商埠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晚清完全自主开放的商埠实际数额应为19处。在这19处商埠中，按照杨天宏的分类，有沿江、内地、关外三大类型，剔除上述我们不敢苟同的17处，这19处自开商埠中，属于沿海型的有秦皇岛、海州、吴淞、三都澳、鼓浪屿、香山、公益埠、葫芦岛8处，属于沿江型的有武昌、岳州、浦口、天生港4处，属于内陆型的有济南、潍县、周村、湘潭、常德、昆明、南宁7处，黑龙江的海拉尔属“关外”型。若按商埠行政级别来划分，则属于省会城市的有武昌、济南、昆明、长沙诸城；属于府厅州县级的有岳州、湘潭、常德、南宁、潍县、海州、香山、海拉尔等；属于县以下村镇或居民聚居点的有秦皇岛、三都澳、周村、吴淞、浦口、天生港、鼓浪屿、公益埠、葫芦岛等[94]。随着商埠的开放，一些传统政治性城市和区域性集市型市镇开始了功能转换，其中较成功者当推济南、昆明等省会城市。
济南开埠前，其经济地位不仅远逊于青岛、烟台，甚至连潍县、周村都不如。美国学者鲍德威（David Buck）在其《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中称这一时期的济南“只能算一个三流的商业城市”。但是开埠后，不到10年的工夫，济南就发生了本质的蜕变。首先是近代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1904—1909年间，济南就相继出现了济南电灯公司、泺源造纸厂、金启泰铁工厂、小清河轮船公司、宏济阿胶厂、火柴厂、鲁丰纱厂等一大批近代化新式企业，涉及交通、纺织、机械、五金、建材、农林等众多行业。各企业以吸收国外技术、购进机器配合近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进行生产，在此背景下，济南脱离了单纯商业、手工业的经济模式，初步奠定了近代工业经济基础。到20年代末，市内有各种商店3554家，工业企业172家，家庭手工业1745家，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完善、结构合理的近代新式工商业发展格局，成为清末‘自开商埠’经济发展的典范”。[95]其次是城市面积的扩展和空间结构的改观。开埠前，济南与中国传统城市一样，是一个局限于城墙之内、街道布局呈棋盘方格状、城与市分区明显的旧式城市，城区面积狭小，宣统时有街巷30余条，城市功能以政治、军事和文化为主体，城墙内以官署为中心以及为其服务的商业区，城北为大明湖风景游憩区，南郊为军队驻扎地，手工业则主要在外城区。开埠后，十王殿以西、五里沟以东、津浦铁路车站以南、杆石桥以北被划为商埠区，“东西不足五里，南北约可二里，共地四千余亩”。[96]以后又有两次大的拓展，1918年，将普利门外沿顺河街向西到纬一路的地段划入商埠区；1925年，又将清泉街（今并入顺河街）以西、馆驿街以南拓为商埠，这样就使新区与西关老商业区连为一体。济南商埠区历二十余年建设，面积由最初的四千余亩扩展到一万三千多亩，形成了以火车站为中心，以经二路为东西主线，以纬二路和纬四路为南北支架，具有贸易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等现代经济功能的新城区。开埠还带动了济南城市的整体发展，老城区、津浦、胶济铁路沿线地段，亦逐渐兴起为市井繁盛之地，“西关向为商务繁盛之区，圩门以外如馆驿街、丁家崖，自昔居民甚众，近更毗连商埠，游民萃集，东自迎仙桥迤西至十王殿，南自杆石桥迤北至麟祥门，以及胶济、津浦两车站左近，商民时寻隙地，增建庐舍，星罗棋布，俨成市廛。现据警署调查，共有七千五百三十五户，男一万七千七百四十四名，女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五口，其地既不隶于商埠，又难归诸乡区”。[97]城市人口也在开埠后出现较快增长，清末，济南人口计25万左右，其中城市人口14万；1914年，济南人口25.85万人，总人口增加并不算多，但城市人口16.57万人，较开埠前增加2万有余；1929年济南人口更增加至37.9万人，以后人口不断向济南聚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济南成为一个有近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98]济南作为山东“三流城市”的不良形象也因此而彻底改观，“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之中枢，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99]
洋务新政也是外部势力刺激的产物。考外力对洋务新政的“刺激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面对西方武力入侵时，中国的长枪短刀不敌西方的坚船利炮所带来的丧权辱国之痛，“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100]“窃惟外洋各国皆以枪炮雄视一时，机智一开而不可复塞，殆亦天时人事之所趋，中国固未可置之于不讲。……今强敌各擅长技，中国独不屑蹈袭，以为墨守故常，不难角胜，且以为可以购求于外洋，此实自欺欺人之语，固必不可得之势也。”回应西力入侵，唯有“自强”，“窃臣深以为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所谓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也”。[101]其二，惊羡欧美“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需要效法西洋，“购器设局，自行设局，以制洋产”，[102]“保我自力权力”。[103]于是有洋务官吏倡办的矿业、钢铁、纺织等民用工业，由此开启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窃为通商以来，凡华民需用之物，外洋莫不仿造，穷极精巧，充塞土货。彼所需于中国者，向只丝、茶两种；近来外洋皆讲求种茶、养蚕之法，出洋丝、茶渐减，愈不足以相敌。土货日少，漏溢日多，贫弱之患，何所底止！近来各省虽间有制造等局，然所造皆系军火，于民间日用之物，尚属阙如。臣愚以为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是以虽当竭蹶之时，亦不得不勉力筹办。至于开采铁矿，尤须机器西法，始能钩深致远，取精出旺。”[104]从1862年至1911年大约60年间，由洋务官吏倡导并主持的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1862—1877年的‘军事工业’时期。在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及西式武器在反对太平天国中显示出作用以后，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领导者，开始设立兵工厂和船坞生产武器，支持他们的‘自强’政策，以防备想象上的来自西方的威胁。（2）1878—1894年的‘官督商办’工业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企业由官方主办，特别是棉纺织业和采矿业。尽管也采用了其他的组织形式，然而‘官督商办’形式是最普遍的。（3）1895—1902年的外国工业在通商口岸牢固建立的时期。这是以《马关条约》中授予日本——以及‘最惠国’条约规定的其他列强——在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特权为基础的。为了应付外资的威胁，清政府也在口头上鼓励工业。另外它还鼓励投资于士大夫们开办的工商企业，从而在表面上清除其反对工业化运动的最后痕迹。（4）1903—1911年的在华外国经济激烈竞争；清政府赞助新式工业，以及市民的大响应时期。随着商办企业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在工业经营中官僚的作用减少了，并使得‘官督商办’企业黯然失色。”[105]
“洋务新政”对于中国早期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乡村人口在工业化运动的吸引下聚集到工矿企业和城市生产生活服务领域。据时人保守的估计，其时唐山、开平有工人及相关人员5万左右。湖北大冶铁矿及附近矿区有三千余。据统计，到1894年，包括洋务企业在内的近代工业中仅雇用工人就近10万人，其他附带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工人家属当更多。与乡村人口城市化相伴随的，是一些传统村落被早期工业化浪潮所吞没，演变成新的工矿城镇和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光绪初年，一位外国记者游历开平，这样描述其沿途所见：“几天以前我刚从开平一带探查煤矿回来。我们那天早晨从天津动身，当天晚上到达北塘河上的芦台，旅程计一百二十里。从天津到芦台，经过的地方是一片平原，十分荒凉；有些地方连一栋房舍一棵树都看不见，又有些地方只有几块地种着麦子和黍子；但大部分是野草和芦苇。”“第二天早晨从芦台动身，当天晚上到达开平，旅程计一百二十里。翌日正逢集日，当地每五天一集；很多乡下来的人使得这地方看起来非常热闹，满城都成了集场。开平是个小地方，除了集日以外，没有任何重要性。从前它有城墙，有些地方还留有废城残迹，但颓毁已很久了。从芦台往开平的路上，最初五六十里地方很像从天津到芦台路上的情况；过了这一带，地渐有高低，看得到农田和树木了，愈近开平愈密，景色也美多了。”[106]但是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平的自然人文景观已发生根本改观，徐润在这一年写给家乡父老的信件记述云：“润于同治季年与唐景翁创办招商局，嗣办仁济和两保险及开平煤矿。是矿出煤向由旱道营运，颇为不便，于是唐山设铁道达胥各庄，由胥各庄开一河道直达芦台之河，于是始可运至塘沽、天津等处。是矿初设地名桥家屯，阖村烟户只十八家，现已千计；附近各庄亦随之增多。”[107]湖北大冶在大冶铁矿未建之先，仅有一条四户人家的所谓“谈心街”，不几年便“日跻富庶，人材蔚兴，屹然为扬子江流域一巨镇”。[108]江西萍乡安源也由人烟不稠的荒山僻野变为几万矿工和商民结集的“小南京”。
晚清洋务新政兴办的现代军事、民用工业设址多在通都大邑，如江南制造局之于上海，金陵机器局之于南京，福州船政局之于福州，湖北枪炮厂和汉阳铁厂之于汉阳，湖北丝麻四局之于武昌，天津机器局之于天津。据统计，1861—1894年，清政府兴办了19家大型军工企业，分布在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天津、西安、兰州、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台北、汉阳等省、府、州城。这些现代企业的开办和营运，改善了城市的功能结构，聚集了大量的城市人口，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如天津机器局，从1884年开办至1895年止，李鸿章在天津的投资约白银800万两，1870年前后常年的经费就达30万两，这个数目相当于以往天津县城一年开支的50—60倍。在李鸿章的悉心经营下，天津机器局规模宏大，蔚为大观。“机器局，即制造局，一在城南三里海光寺，工匠六七百人，以机器制造洋枪炮架等物，兼制小火轮船。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气机管放气为号，响声遥闻数里。一局在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人称东局，地广数百亩，屋宇机器全备，规模宏大，井井有条。工作者约二千人，日费不止千金，专制火药及各种军械。……水雷、水师、电报各学堂，并附于东机器局肄业，考究洋学。……水师学堂，设在机器东局之旁，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蔽，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109]这一集工厂、学校乃至游息场所为一体的大型企业联合体，俨然一功能齐全的小社会。“巨栋层栌，广场列厂，迤逦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樯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与天津郡城遥遥相峙，隐然海疆一重镇焉。”[110]“显然，近代大工业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刺激是不容忽视的。天津机器局的建立，如同在天津传统城市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111]
洋务新政对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构建功不可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近代城市群的崛起，除了该地区传统城市体系素来发达外，与以上海为中心的洋务活动有很大关系；华北地区因秦皇岛、唐山等城市的形成以及天津的崛起而形成秦皇岛至天津一线城市带与开平矿务局和天津机器局的兴办直接相关；东北地区从1881—1894年，先后兴建大批金矿、银矿和煤矿，推动了这一区域农村向城镇的转化；湖北地区洋务活动不仅使像汉口、汉阳、武昌这样的政治文教型、商业型城市向近代工商业新型城市转型，而且推动长江中游城市化进程，使类似大冶、萍乡的僻乡荒野迅速转化为工矿城镇。据统计，中国近代207个城市中，有1/4以上城市直接受惠于洋务新政，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格局大体奠定于清末，洋务新政和开埠通商在其间起了决定性作用。
尽管晚清自开商埠和洋务新政对于早期现代城市化有所推动，但毕竟是一种西力东侵刺激下的被动回应，其历史的局限十分明显，这种局限在自开商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自开商埠的城市级别偏低，除了像武昌、济南、昆明这样的少数省会城市外，其余城市皆为二三流城镇甚至小渔村和荒岛。杨天宏经过研究后，将清季自开商埠分为“区域性城市”如济南、武昌、昆明等，人口少于7.35万、多于2.55万的“中等城市”如南宁、岳州、常德等以及“地方级城市”或“集镇”如秦皇岛、鼓浪屿、三都澳等三大类型。这些开放城市既先天不足，其区域影响力又十分有限，因此，其对于现代城市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自然受到限制。
其次，许多自开商埠虽然宣布对外开放，有的还做了宏伟的开发规划，但实际运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无实际作为，武昌自开商埠即为典型例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十八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请自开武昌口岸”：“窃臣近见各国预议条款有内地任便通商一条，势在必行。查武昌省城滨江距北门外六七里之江岸，即与汉口铁路马头相对。前年美国人勘粤汉铁路时，即拟定此处为粤汉铁路马头，将来商务必然繁盛。近年洋行托名华人私买地段甚多，各国洋人垂涎已久，此处必首先通商无疑。此处若设租界，距省太近，营垒不能设，法令不能行，有碍防守。查岳州系自开口岸，名通商场，不名租界，自设巡捕，地方归我管辖，租价甚优，年年缴租，各口所无，一切章程甚好。前三年，奉旨令各省查明可开口岸地方奏办。窃拟趁此条款尚未宣布之时，即请旨，准将武昌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作为自开口岸，庶不失管理地方之权。此时先定为十里外，若临时洋人嫌远，再酌改为七八里。统俟体察情形办理，合并声明，奉旨在先，彼自不能侵越。事关地方权利，省城防卫，当因时势急迫，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先行电奏，旋于十月初八日由西安电传奉旨：张之洞语电悉，着即照议办理。”[112]张之洞将武昌城北滨江地带开辟为商埠的目的，除了看到其“与汉口铁路马头相对”，“拟定此处为粤汉铁路马头，将来商务必然繁盛”的商机外，主要目的在于扼制洋人在内地任便通商的势头，维护国家利权，便利省城防卫等。得到朝廷批准后，张之洞于同月二十二日（12月13日）“札江汉关道知照各国领事，告以武昌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作为自开口岸，择地开设通商场。附开办章程五条”。[113]随即成立商场局，委湖北布政使瞿廷韶总办商场局事务，有关司道官员和武昌府知府、江夏县知县分头经办。先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武昌沿江大堤的徐家棚和青山延伸，费银53000两筑成“武丰堤”（今称武青堤），涸出土地3万余亩，将徐家棚一带民地收购为官有，并将其划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延聘英国工程师斯美利帮助丈量地段，绘制《武昌开埠》地籍全图，全面翔实地记载了商业区的规模、方形基建地貌、道路地价等级区号、地产归属等。规定华人可以购地经营，而洋人只能租用。同时，绘制了道路规划工程详图，包括垂直于长江的马路26条，称通江马路，平行于长江的马路7条，称为横马路。张之洞“寄希望此地开发之后，地价上涨，售地后可偿还借款。张对此十分乐观，认为‘武昌东西控长江上下之游，南北为铁路交会之所。商场既辟，商务日繁，地价之昂，可坐而待’。他预测‘五年之后，铁路大通，北达欧洲，南穷香港，群商趋之若鹜，自然争先订租。今日一亩，异日百倍其值’。估计租地、卖地可收回2000多万两。不仅还清借款，而且大有盈余，可开办通商场，修驳岸，造马路，设中国人自营之巡捕房（警察局）、工部局（市政管理机构），设渡江轮船，以其成为与汉口相媲美的武昌大商场”。[114]然而张之洞的宏图巨制最终并未付诸实施，变为现实。该地不仅晚清、民国时期无所改观，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初，武昌徐家棚一带仍然是菜地环绕的铁路工人棚户区，现代化的工商大埠之梦终为幻影保存在历史档案的陈迹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国势衰微，外患日亟，弱势的地方当局没有能力实施其宏大计划；二是张之洞不久调离湖北，人走政息；三是“具有关键意义的粤汉铁路筹划虽早，但因经费无着，迟迟不能起步，因此以粤汉码头为兴机的武昌自开商埠就无法形成，地价上涨、卖地还钱等设想只能成为空想”；四是对岸汉口的租界已经形成区域级乃至国际级贸易大埠，武昌冀图通过开放口岸、建设商场以分其势难矣。
第三，自开商埠虽然有像济南这样通过大规模投资和建设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个别案例，但总体而言，大量自开商埠在开埠后城市人口并没有大量聚集，城市功能并无实质性改观。“秦皇岛在开埠前只是一个小鱼村，因开平矿务局运煤之需而兴建的秦皇岛港，也不过‘栈房三两，代卸钱粮’，规模十分狭小。秦皇岛开埠之后，贡生程敏侯赋诗致贺，留下‘荒岛继踵学开通，改良辟作春申浦’的诗句，其‘荒岛’的称谓，应当不是纯粹的文学语言。从人口上看，开埠数年之后，秦皇岛亦仅有5000人，其属于‘集镇’类商埠，应无争议。三都澳在开埠前‘除了几间破旧农舍以外，看不到其他东西’，开埠之后，人口渐增，但直到民国初年，该埠亦不过八千人。天生港、公益埠、葫芦岛、鼓浪屿等埠的情形亦大率如此。”[115]
二、主动求变，知识精英对现代城市化的深刻体认
如果说，晚清社会对西方冲击的认识还较为表层，其回应的若干举措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城市的发展，那么，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社会精英人士对西方刺激的回应已直逼问题的本质，即通过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使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从而缩小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被动困局。
首先，近代中国之所以挨打和被掠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落后——工商业落后和城市落后，只有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乡村社会为城市社会，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复兴自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我国以工商业落后，影响所及，农业亦衰靡不振，以此国力日衰，远不可与欧美各工商国家相抗衡，于是加紧工业化之呼声，响彻全国。盖目前我国不求复兴则已，如欲求复兴，则必自工业化开始。但如前述，我国过去为一农业国家，因此欲求工业化，则过去‘以农立国’为背景之思想与制度，必须予以改正。都市为发展工业之基点，应予重视，先自建设各工业基点起始，由点而控制线，由线而扩张至面，如此国家建设事业，始可逐步完成。”[116]正是由于近代中国没有能跟上世界现代社会转型和进步的步伐，“所以今日的问题不是如何去抵抗都市，而是如何充实都市，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都市，以抵抗外人的侵略，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得平均的发展。我们如能使都市发展与繁荣，方能有健全的农村，救济农村同时要充实都市，成为我们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心，那末中国的发展必能于整个的国民经济及国家有益”。[117]“我们主张以城市为工业化的手段，即以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期内，应列城市建设为首要工作。这不但是鉴于城市中有可资利导的人力资本与资源等等，以及城市确具工业的相当规模，尤其是研究过欧美各国工业化的历史，再熟审本国现状后，我们深信：惟有自此‘开步走’，才能顺利地达到最后目的——中国的工业化。”[118]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国家才能摆脱积弱积贫的状态，自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列。“中国要达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理想，中国要想以名实相符的强国来维护世界之和平与繁荣，甚至说要求自己民族不灭国家不亡，则中国所急切所需的是工业化，让我重述一次中国急切所需的是工业化！”
其次，不少知识精英对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近代文明是一种城市文明。“近代文明，系一种都会文明，系一种商工业——尤其是工业——文明。盖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村系生产的中心，也就是一国经济的中心，所以人口的大多数，多半是定居于农村里面。然而一到工业文明时代，因为工厂系设置在都会中的原故，所以都市就一变而为生产的中心，同时，都市也就成为一国经济的枢轴了。在农业文明时代，都市大抵为政治都市，或宗教都市，乃至军事都市，而于经济方面，那只不过是手工业的场所及农夫们的交易场所而已；但一到工业文明时代，都市就开始变为经济都市了。这时候，全国的人口，都向着各都市移动。并且现在还正在向着都市移动。”[119]城市文化代表近代文化，“城市为文化之母，文化为城市之花，凡一国无建设城市之能力者，其文化必难十分发达，无文化之国家不能生存于今日竞争时代也，欧美各国十九世纪以还，即重视市政，缘文化之表现，在城市也”。[120]
第三，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文明，为产业革命的产物，产业革命又以城市为据点，所以，现代文明首先发源于城市，然后推广到农村。中国要现代化，虽不一定循西方的旧路，但也需把握据点，建立基地，以若干城市领导全面建设，否则数十万农村，如一盘散沙，一切建设，抓不住纲领，建国大业也就无从着手。所以，建设城市在整个建设事业中实居极重要地位”。[121]以政治、军事言之，“近代都市，不特是国家军事的据点，同时也是行军的府库，和巷战的战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边疆上交通要道上分别建设若干都市，使成国家军事据点，点与点连而成线，线与线结而成面，而面与面通而成体以构成一个‘都市系统网’，也就是‘军事据点网’”。以发展现代工业而言，“没有都市，简直就没有工商业，这是从历史上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世界数十个大都市，几乎完全是工商业都市，不用说了；而一个国家，都市人口愈集中，工业也必愈发达。据杰佛生统计，英国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人口总和，占全国人口44.2%，美国则占29.6%，德国也占26.6%，我国则仅占6.4%，这是表示我国尚未工业化的象征，故最理想的市乡人口各占一半，而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至少应占全国人口的25%，方足充工业化时劳力的源泉。所以今后二三十年，都是我国大量设市的时间。因为都市增多，工业方有所寄托！都市增多，方能发生据点领导农村的作用；都市增多，游资方会集中；都市增多，工业技术方能进步；都市增多，原料方易运来，成品方便运去。换言之，要发展工商业，农产品方有出路；要发展工商业，社会财富方能增加，要发展工商业，入超国方能变为出超国；要发展工商业，才能由半殖民地经济，变为独立自主的经济，所以说我国苟欲富强康乐，自非使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不可；而工商业的建设，又非先建设都市为其基地不可”。就发展农业，救治农村言之，“我国农业如此落伍，实非赖都市工业技术予以扶助，势难使农业科学化近代化。譬如促进农业增产的大小农具工厂化学肥料工厂，及发展农田水利的‘邦卜’工厂，都需要都市为之制造，而农产五谷蔬果，也以都市为其最大消费市场，集散运转市场，至于农产加工，农业合作，集体垦殖，农业货栈等等，莫不需要都市的技术和资金为之臂助的。所以，农业的高度发展，必以都市为其支援，方能使农业工业化、集体化。如此以农立国的我们，还不需要大量设市么？”就文化发展言之，“都市是文化的渊薮，古代已然于今为甚，希腊罗马春秋战国的文明，固然是‘都市国家’的文明，而论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等文化思想与制度，也是由都市滋长出来的。尤其近代都市的文化，其发展而集中的情形，远非乡村所可梦见。各级学校的开办，图书、博物科学等馆的设立，美术、音乐、艺术的研究，直接有关文教不用说了。而慰安娱乐的设施，社教宗教的分布，医疗卫生的创置，交通水电的敷设，乃至社会福利，社会教化，安老慈幼等近代文明产物，几乎无例外地以都市为本位。我们为了将都市文化移植于乡村，使人类两大形态的社会，共存共荣，也必以乡村都市化，都市乡村化为对等设施，然后终能使人类的文化思想和制度，更进一步的”[122]。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何在？在于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无可讳言的是，中国所以不能现代化，即由于不能工业化所致，而不能工业化，又由于发生据点作用，领导农村的小都市太少的原故，所以现代化的程度，实以都市建设的多少为其指标。欧美近百年来人口渐向都市集中，即证明都市建设的积极性。中国之所以落后，即由于忽略了都市的建设，……现代的人，没有人会否认‘欧美的文明是城市的产品’这句话吧！的确，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从都市里带给人类的，我们要建国，必先要现代化，要现代化，必先建市！”[123]因此，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中国尽快跟上欧美现代化的步伐，便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的一种共识。“中国目下的问题，概括地从根本处着眼，当然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这似乎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吧。……在我们有一种武断的看法，认为要中国‘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城市建设’。孟禄（Munro）教授说：‘高等文化是都市的产物。’我们根据事实，应相信这句话的正确，果于此，便可证明中国现代化须先建设文化之产地的都市。”[124]
近代国人效法欧美，积极作为，主动推进城市化当然不止于认识层面。进入民国，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由政府和国家主导，社会、企业、市民积极参与的城市化运动有声有色地展开，由此开启了中国自己的“城市时代”，“大城市扑面而来了！”
[1]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2] 《韦伯作品集》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
[3] 《韦伯作品集》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4] 《韦伯作品集》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5] 《韦伯作品集》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6] 《韦伯作品集》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7] 《韦伯作品集》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8] 《韦伯作品集》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9]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10]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9页。
[11]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12] ［美］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页。
[13]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14] ［美］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15] 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16]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笫230页。
[17]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9页。
[18]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笫93页。
[19]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6—7页。
[20] 奚东曙《都市发展之社会学观》，见金慕陶编《都市与农村》（创刊号），1935年4月21日，青岛：都市与农村旬刊社出版。
[2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845页。
[22] 《中国商埠纪略》，《东方杂志》1907年第11期。
[23]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5页。
[24] 根据巫澄志《解放前的广州人口——1932年广州人口调查评介》，《广州研究》1984年6月29日，第40页。
[25] 陈克《殖民地、城市化、现代化——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与城市发展》（打印稿），王方中《中国经济通史》第九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82页。
[26] 申报年鉴社《申报年鉴全编》（第一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27]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28] ［美］卜舫济《上海租界略史》，岑德彰译，1928年上海版，第17页。
[29] 黄懋材《沪游脞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复印本。
[30] 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31] ［英］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许逸凡、赵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32] 张焘《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121—122页。
[33] ［英］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31）》，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30页。
[34] 参见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66—467页。
[35] ［英］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温时幸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53—55页。
[36] ［英］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温时幸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59、63页。
[37]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
[38] 袁荣叟《胶澳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28年，第362页。
[39] 《德意志之山东经营》，《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
[40] 任银睦《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42页。
[41] 任银睦《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2—153页。
[42] 蒋耀辉《大连开埠建市》，大连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
[43] 蒋耀辉《大连开埠建市》，大连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44] 蒋耀辉《大连开埠建市》，大连出版社，2013年，笫232页。
[45] 顾敦鍒《中国市制概观》，《东方杂志》第26卷第17号。
[46] 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页。
[47]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5页。
[48]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4—85页。
[49]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300页。
[50] 胶济铁路管理局《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第3册），1934年铅印本。
[51] 张伽陀《鲁东种烟区三个月的观感》，《东方杂志》1936年第6期。
[52] 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第4册），《益都县》，第15页。
[53] 何炳贤《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第175（丁）页。
[54] 《蔡锷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55]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年第11期。
[56] 《觉报》1915年10月21日。
[57] 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航空铁路汽车资料，1931年抄本。
[58] 车辚《滇越铁路与民国昆明城市形态变迁》，《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7月第34卷第3期。
[59] 高自清《昆明县政概况》，1945年石印本。
[60] 何云玲等《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主要城镇人口的变化》，《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年6月第29卷第3期。
[61] 参见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7月第29卷第4期；荆蕙兰等《铁路交通视角下近代东北城市化特征及其影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4月第32卷第2期，李占才《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10月第13卷第5期。
[62] 曲晓范《满铁附属地与近代东北城市空间及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63]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4页。
[64] 杨哲明《现代市政通论·徐蔚甫序》，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
[65] 奚东曙《都市发展之社会学观》，见金慕陶编《都市与农村》（创刊号），1935年4月21日。
[66] 张慰慈《市政制度·胡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
[67] 金慕陶《都市建设发凡》，《都市与农村》1935年第3期。
[68] 张笃伦《漫谈市政建设》，《市政评论》第10卷第3期。
[69]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107—108页。
[70] 顾仁武《市政赘言》，《南昌市政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7期。
[71]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9页。
[72] 易天爵《青岛工商业之概况》，《都市与农村》1935年6月11日，第5、6期。
[73] 何廉、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工商半月刊》1930年第2卷第2期、第3期。
[74]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402页。
[75] 方逖生《市政与汉口市》，《道路月刊》第31卷第2期。
[76] 苏崇民《论近代东北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入侵的关系》，《东北城市经济论文集》，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编《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5095号），1985年，笫5页。
[77] 金辉《满铁与抚顺早期殖民化城市》，《兰台世界》2013年12月上旬。
[78] 寒徽《三教街的透视》，《平汉新生活》1934年第2期。
[79]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页。
[80]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81] 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涂文学自选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82] 张笃伦《漫谈市政建设》，《市政评论》第10卷第3期。
[83]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117页。
[84]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3页。
[85] ［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2—74页。
[8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9页。
[87]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21页。
[88] ［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89]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
[90]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10页。
[91]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92]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丙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见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62页。
[93]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158页。
[94] 参见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95] 党明德、林吉玲《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68页。
[96] 《直隶总督袁山东巡抚胡会奏济南城外自开商埠先拟开办章程折》（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7期（1905年8月25日出版）。
[97] 《续修历城县志》卷四，《地域考三·户口》。
[98] 党明德、林吉玲《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86—87页。
[99] 《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四编第一章，《济南》，第1（丁）页。
[100] 李鸿章《复陈筱舫侍御》，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91页。
[101] 《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川总督丁宝桢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44—345页。
[102]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十《议制造火柴》。
[103]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四《寄译署》。
[104] 张之洞《筹设炼厂折》，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747—748页。
[105]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12页。
[106] 安特生《开平煤产纪略》，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13—614页。
[107] 徐润《在建平金矿寄故乡父老信》，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53页。
[108] 《大冶铁矿盛公碑》，1924年刊刻。
[109] 张焘《津门杂记》（卷中），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61页。
[110] 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公廨·天津机器局记》。
[111] 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23页。
[112] 张之洞《请自开武昌口岸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见《张之洞全集》（第三册），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577页。
[113] 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3页。
[114] 皮明庥主编《武汉通史·晚清卷》（下），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115] 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2—123页。
[116] 周维恭《宪法市制平议》，《市政评论》第10卷第4期。
[117] 奚东曙《都市发展之社会学观》，《都市与农村》创刊号，青岛《都市与农村》旬刊社，1935年4月21日。
[118] 陈光道《从实业计划论工业化与建市之关系兼评宪法对于市自治之规定》，《市政评论》第10卷第4期。
[119] 李鸣非《都市人口比例演进观》，《市政评论》第3卷第10期。
[120] 王晋伯《举办市政之根本策略》，《市政评论》第2卷第11期。
[121] 晏嗣平《论宪法及省县自治通则中“市”之规定》，《市政评论》第10卷第4期。
[122] 邱致中《我们对于宪法市制的具体意见》，《市政评论》第10卷第4期。
[123] 曾守汤《略论宪法市制与建设县辖市的重要性》，《市政评论》第10卷第4期。
[124] 姜春华《城市建设中的几个建议》，《市政评论》第2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