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土地愈加广袤，天空愈加无际，海洋愈加阔大；生物充盈了这些空间。众神已占据他们自己的领地，人类应在何处安栖？

——记录于1822年的塔希提传说，引自道格拉斯·奥利弗，《古代塔希提社会》（Ancient Tahitian Society, 1974）

1772年，探险家马里恩·迪弗伦（Marion du Fresne）带领一小队法国水手在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部的沙滩登陆。在迪弗伦的船停靠陆地时，一队异域风情且约有30人的“黑色皮肤，有着毛茸茸头发并全都裸体”的土著居民携着削尖的木棍和锋利的石器从树林中出现，迎接了这些陌生人。令人些许惊讶的是，塔斯马尼亚人竟能辨认出他们的访客是人类同伴。马里恩·迪弗伦是至少8 000年以来第一个进入他们视界的外来者。

冰期末期，由于巴斯海峡上涨的海水，塔斯马尼亚人被隔绝在他们偏远的海岛家园。马里恩·迪弗伦到访时，有3 000至5 000名原住民，分为至少80个不同的30至50人的营居群，占据着塔斯马尼亚（参阅第八章）。他们的后代在西方文明中只幸存了不到一个世纪。这些原住民被认定为地球上最原始的族群，是“介于人和猴子一族之间的链接环上”的野蛮人，外来的欧洲疾病导致他们大量死亡，渴望土地的殖民者的猎杀行为使他们濒临灭绝。从一开始，因缺乏理解而导致的巨大鸿沟就已将塔斯马尼亚人与他们并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分隔开来。

迪弗伦和他的队员谨慎地登上沙滩，同时，【16】当地人堆起一堆浮木。这些原住民用一种像是“从喉咙底部”拖拽出的词汇组成的语言向登陆的白人们打招呼。一名军官想把当时每支南太平洋探险队都携带的珠饰和其他相似的小装饰品送给原住民。塔斯马尼亚人藐视并拒绝了那些礼物。当这些法国人送出活鸡时，原住民厌恶地丢开它们，跑进了树林。最终，迪弗伦亲自设法劝说他们回来。原住民领队们又向木料堆打起手势。在疑惑中，船长点燃了干树枝。塔斯马尼亚人迅速逃向附近一座小山丘的顶部，并且精确地向吃惊的海员们齐射出石弹。法国人逃向他们的船。海员们一逃离射程，就划船沿海岸行进，寻找另一处登陆地点。塔斯马尼亚人在他们身后扔出密集的岩石去追击他们。在两名军官被击中后，迪弗伦无法控制他的怒火，命令步枪齐齐发射。塔斯马尼亚人急匆匆地跑开寻找掩护，遗留下其中一个倒在沙滩上的人。探险队在这个小湾又逗留了六天，希望那些原住民会回来。与此同时，军官们安置好那具被遗弃的尸体，并出于科学的目的对其进行测量，注意到这个人有五英尺三英寸（1.6米）高，有着“略微发红的棕色头发”。之后，他们起航去新西兰，在那里，马里恩·迪弗伦“被土著人吞食”。

在大发现时代这充满冒险的几个世纪中，西方探险者穿梭至全球各个角落，迪弗伦与塔斯马尼亚人的经历并不特殊。在大多数事例中，与尚不为人知的社会的初遇，就像受好奇心驱使而飞速变化的万花筒，时而有令人震惊的魅力，并且常常因浪漫而使人兴奋。“土著”可能是礼貌、殷勤，甚至热情的。然而，他们的行为经常是无法预料的。即使是像著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这样具有丰富的接触异族人经验的航海家，也会在理解塔斯马尼亚人、澳大利亚人等异域族群时遇到困难。“他们以一小组人为单位，在地区间徘徊以寻找食物”，库克写道。（图1）“他们都一样愚昧无知，是人类中可怜的种族，即便那时这个国家的居民具备在全世界最良好的气候下生产日常必需品的能力。”（Reed 1969, 163）最使库克及其他观察者感到困扰的是，这些人对提升他们的个人生活品质并无一点兴趣，完全只是满足于“活着”。这种价值观迥异于以目标为导向、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人，西方人带着心中特定目标探索世界，不论是寻找中国、纯粹的探险、传教活动、贸易还是殖民。

我们生活在一个已被充分探知且熟悉的世界，难以想象遭遇一个从未接触过西方文明的社会会是怎样的情景。【17】BBC著名的旅行家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就是在最近有此类经历的小部分人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陪同一些政府官员去到新几内亚塞皮克河（Sepik River）的源头，一名无人区飞行员汇报那里有些在山中的居所，而这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未知的国度行进两周后，爱登堡的小队发现了两组脚印。

小队跟随着脚印前进并在森林中遗留下礼物。这些陌生人留下明显的足迹，说明他们一直在观察。欧洲人用一种已知的沿河地带方言喊出了问候语，然而没得到任何回应。最后他们跟丢了足迹也几乎放弃了希望。【18】之后，突然在一天早晨，七个小个子、几乎裸体的男人出现在靠近他们营地的灌木丛中。当旅行者们从帐篷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的时候，这些陌生人正站在原地。爱登堡叙述了他怎样和同伴一起向不懂任何已知沿河地带方言的部落男子们匆忙打出表示友好的手势（图2）。幸运的是双方有许多相通的手势：微笑、皱眉、表示惊讶、不赞成和提问。这些手势是理解对方，用铁刀交换水果，甚至加深两个互不相容的社会间关系的唯一途径。这样的手势是少数的、人类共通的、在交流上的遗产之一；早期探险者充分利用了它们。

两个世纪以前的旅行者们对在陌生海岸和荒芜沙滩上登陆的步骤要麻利许多。确实，英国海军部有让船长们遵循的标准指南。小队应以最大限度的谨慎登陆，火器安置在触手可及之处，船上的加农炮和一艘武装艇应在他们背后。如果有人接近，一名军官将会献上礼物——可以是铁质工具、衣物或玻璃装饰品——并且打出表示友好的适当手势。所有人屏息以待当地人的反应。有时候他们会接受礼物，或者犹豫不前直到一个大胆的人上前取走礼物。有时暴力冲突会突然发生，或者探险小队逃离此处。【19】库克船长和他的同时代人深知富于表现力的手语的价值、铁质工具的无限诱惑，以及他们携带的枪炮的力量。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的一名随行军官在大发现时代早期的几年写道：“一些队员像猪一样咕哝叫唤，而后指向其他队员——其他队员像鸡一样鸣叫使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家禽。”（Shipton 1973, 14）经过几个世纪的经验积累，尽管火药和大型舰船有压倒性优势，欧洲人仍总是害怕遇到不可预测和出乎意料的情况，致命的错误预估会带来突如其来的危险和可怕的杀戮。

历史背景

在15世纪晚期至19世纪之间，即所谓的大发现时代，对奇特生物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现是西方文明在知识水平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历史的长期推动促成了这些发现。与近东和亚洲更集权化的、拥有朝贡关系的政治体制大不相同，在公元1000年后，西方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给予了商人更多自由空间并强化了特权。西欧地区穷困贫瘠，处于富裕的亚洲和地中海世界的边缘。商人们及其广布各地的活动网对目标远大的欧洲君主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为首都带来战争、征服还有和平扩张。成熟完善的河道与海上航路为商人提供了价格更低且可靠的交通手段，这使得他们避免了像跨越大陆的旅行商队一样面临通行税和其他危险。由于西欧人扩大了他们的商品经营范围，在一些人手中，金钱的流通更加迅速，利润也增长了，这些人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首要的资本主义创建者。

但是，对所有国家而言，纳贡所得的盈余一直是统治者及其朝廷的支柱。在新西班牙（西班牙的墨西哥殖民地），征服者们向国王交纳他们收益的五分之一。在大发现时代早期的几个世纪中，这些进贡网络戏剧性地扩张，因为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北美东北部的皮货商、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开采者、加勒比地区的糖类作物种植园——都被卷入了庞大的经济依赖网。在很多地区，商人和旅行者供应着价值低廉的异国商品，比如玻璃珠、棉布和铁斧以换取原材料。由于这些材料的生产者习得了对异域产品的品位，他们变得更加依赖于购买其皮货、奴隶或铜锭的人。在很多案例中，商人最终会供应工具甚至原材料，通过劳役偿债式的不等价交换系统在成品中获得补偿。【20】非洲奴隶贸易为生产糖料、开采珍贵矿石和种植棉花提供了劳动力。

15—18世纪，欧洲航海者们在世界航道中穿梭（图3）。他们发现了黄金、白银和宝石资源。他们发现了富于毛皮动物的地区和繁衍着拥有巨大獠牙的大象的热带疏林草原。无论航行到哪儿，他们都会渗入既有的贸易网络，将这些贸易网连接在一起，并操作它们以获取最大利益。回到欧洲，在各个村庄或规模相当的工厂里工作的工匠们会为海外殖民地和供应商生产各类商品货物。一个根植于世界各地更早期贸易联盟的全球性的商业网络，即很多学者所说的“世界体系”，就此诞生。在数个世代间，无论社会是大是小，西方还是非西方，都被连接在一张相互依赖和关联的庞大网络里。除了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一值得注意的例外，这些连接几乎被限制在商人和传教士，以及极少数远离家乡、在邻近固定航线的海岸群落从事劳动的移民中。

四个世纪间，欧洲的贸易在其政府赞助者的保护下运转，各种约束条件和垄断像沼泽一样包围着它。国际贸易沿着可预测的路径流动，大多数利润源自人力、糖料或象牙等货品，而非制造业商品。在这几个世纪中，国家仍然是一种收集贡物的组织，由力图从对手的损失中增加自己财富的统治者支配。之后，在18世纪晚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黎明，英国纺织工业将商业财富变为资本。

英格兰在15世纪已经成为主要的羊毛生产者，其产品出口至欧洲乃至更远的地方。因此，越来越多的土地所有者转向牧羊和其他集约农业。商人群体及其财力支持者居住在大大小小的城镇里，在愈发复杂的贸易中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到了18世纪，土地所有者和商人之间会通婚，大地主和贵族支配着80%至85%的土地。曾经的中世纪农奴，继而是佃户，越来越多地被迫离开土地。在17世纪晚期，高达40%的人口已经离开土地，其中很多人进入制造业，成为领工资的工人。新的更商业化的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与此同时，商人需要更多政治权力以及对乡下工匠的更强控制，这些人制造出供他们分送各地的商品。

英国社会在快速变化，但是这个国家的制造商们面对着强硬的竞争，既来自荷兰人，他们是内行的羊毛加工者，【22】也来自印度的棉和棉布，它们被制成织物以迎合欧洲人的品位。英格兰制造商在生产羊毛制品时混以丝、亚麻或棉，并用精梳羊毛制成精纺毛织物来应对荷兰人。为降低劳动力支出，他们首先将布料生产转移至乡村，然后提升生产流程的机械化程度。而面对印度的竞争，则是采取政治手段，禁止其棉布的进口。同时，英格兰制造商开发了几乎与印度布料一样的亚麻和棉织物，他们利用机械以机制布料省下了亚洲劳动力的成本。到1750年，地方商人与制造商开始愈加紧密地控制生产技术，利用从酿造业、不动产等其他领域获得的财富购买能加速编织与修整工作的简单机械。在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了“骡子”（mule）纺纱机。这种机器不仅使一名纺纱工能同时纺数根纱线，还能绕起加捻纤维并将其抽取出来。11年后，这一革命性的装置被蒸汽发动机取代，又令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增长。一名印度手工纺纱工纺100磅棉花需要50 000小时，克朗普顿的骡机将所需时间减少至2 000小时，而蒸汽驱动的机器则将这一时间缩减至300小时，并且可以由未受专门训练的人操作，这些人主要是薪资低廉的女人和儿童。这个数字在19世纪甚至下降到更低（Wolf 1982）。

不可避免地，更高效率的生产进程使得家庭手工业和小作坊被抛弃，它们被组织有序的工厂替代。工厂使制造商能更好地控制全部生产流程，以及控制曾经以亲属关系作为基础、现在以工资为收入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偷窃行为可以被控制，运输成本降低，发货时间缩短，而用宝贵资本购得的昂贵机器可以尽可能不间断地工作。这种转变不是轻易达成的。很多家庭手工业者强烈抗拒新工厂的纪律和持续的工作，其中很多工厂就像监狱一样。持续的社会动荡，几近内战的状态在1815年后的英格兰社会蔓延，直到19世纪中期工厂体制有了自己的制度，产业工人才稳定下来。

工厂的出现伴随着庞大的纺织制造业城市的兴起，其中曼彻斯特从1773年仅有24 000名居民发展到1851年拥有超过25万的人口。这些新兴城市就像磁铁般吸引着来自周围乡村以及爱尔兰等国家的移民。由于被迫离开土地且无法在故乡受到雇用，成千上万的家庭迁往新兴城市，他们在那儿凭借劳动换取工资。棉纺织业是工业革命及与之相伴的资本主义的催化剂。工业革命的涟漪在拿破仑战争后影响到整个世界。【23】那时，占英国出口品总值一半的是棉制品，而未加工棉在英国进口产品的占比达20%。到1807年，这些棉花中有超过60%都来自美国。生产上的增长是令人震惊的。1790年，3 000包美国棉到达英格兰。到了1850年，这一数量达到450万。

在英格兰纺织业的驱动下，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种基于资本调配、机械制造和雇用劳动力而非基于贡物的新的社会秩序。英格兰农业的重组造成了大量失业，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劳动力和以分配资本支付工资而非进贡、奴役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同样的资本也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为铁路和汽船提供资金，以改善交通联系，为原材料和移民的流动提供条件。这场革命创造出的源源不断的对原材料的需求遍及世界各地，把需求施加在远离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工厂的当地人口身上。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匠和缺少土地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家园，移居远方以寻找财富和新的机会，以及从当地长期所有者手上“购买”或夺取土地。

世界上很多地区的非西方社会在面对大量外来的农民移民时似乎都束手无措，这些移民相信他们有在异国他乡开拓新生活的权利，并且认为不用顾及当地原住民也无可厚非。

大发现时代把世界上全部已有人定居的地区永久地相互连接起来，这仍旧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几个世纪里，西方人与庞杂多样的人类社会先是断断续续而后持续不断的接触，急剧改变了欧洲人对罕见事物和异国风物的态度。

文化的冲突

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的态度变化构成了我们可宽泛地称之为“文化的冲突”的迷人背景。在一个扩张的、拥有完全陌生信仰的复杂文明，与许多需要与周围自然环境谨慎相处以保持平衡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富于进步意义的。西方探索发现的几百年，是关于冲突和不理解、陌生人间谨慎的相遇、对黄金的搜寻和残忍的军事活动、有利可图的贸易、争夺土地与传教士不懈努力的故事。它们也是一段令人灰心的编年史，在始终互不相容的社会间充满了伤感、不幸与幻灭。因这些冲突而产生的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影响至今与我们同在。【24】

在对非西方世界态度和期待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正逐渐展开。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几个世纪，非西方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最初，远航的欧洲人要寻找人间天堂，那曾经的黄金时代最后的净土。一开始，天堂是一个遥远而古老的梦想，随后它又坐落于土地，成为时而与埃塞俄比亚，后来又与印度群岛和西方土地相联系的传说中的黄金王国。讽刺的是，现实情况却为，最开始那些葡萄牙人的探险活动，接触到的是某些复杂程度远不及15世纪欧洲社会的现实。我们的故事从发现非洲南端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开始。作为单纯的牧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过于原始，以致其迅速成为欧洲人观念中野蛮人的缩影（参阅第二章）。科伊科伊人似乎远在基督教的救赎之外。

美洲印第安人则不然，在葡萄牙人到达好望角的几年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将其揭露在讶异的欧洲面前。在印度群岛和新西班牙，关于高贵的野蛮人以及天堂和乌托邦的想象数百年来流连于人们的脑海中。也是在这里，学者和商人争论将印第安人带向“真正的信仰”以及强迫他们劳动的道德正当性。墨西哥成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世界相对抗的前线（参阅第三章）。

那些去到新大陆、探索太平洋、沿岸航行至非洲继而印度的欧洲人，他们所处的文明刚刚才从中世纪封建制度中摆脱出来。他们曾被君主们统治，这些君主过去支配着有严格阶层划分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西班牙人或英格兰人与阿兹特克人或印加人面对的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其帝国统治的前提也是权力和特权只属于少数人。不平等和社会分层是为了共同利益，这一现实被默许，且没人想去质疑。但这些欧洲人是基督徒，他们信仰的是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是全人类的根本信条。使人皈依基督教，就是让他们接受一些信条的影响，这些信条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削弱以不平等为永恒状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特定的时候，这些具有破坏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此——的教义颠覆了每个欧洲民族所建立的殖民帝国。

征服墨西哥已过去近乎五个世纪，人类全部的多样性在这几百年里暴露在欧洲人眼中。然而当成百上千的社会经受着创伤般的文化变迁，严酷的现实降临在遥远的海岸和战场，哲学家和旅行者们编织出一整套传说和成见，至今困扰着我们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这种奇怪的在虚构和现实间的对立永远存在且不断变化。【25】西方对其他社会的看法经常因西方人对他们自己的文明所持有的尊敬态度而起伏不定。当塔希提岛在1769年被发现时，英法哲学家怀着乡愁，为朴素简单的生活发出叹息（参阅第七章）。18世纪，高贵的野蛮人和与自然生活在一起的人开始流行，带着一种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吃惊的震撼突然降临到西方文明。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以高贵为信仰。这不过是当时对非西方世界的正面看法的一部分。拿破仑战争时期，工业革命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永久地改变了全球政治，人们意识到一种崭新的、对工业文明及其令人震惊的技术成就的理智自信，“高贵的野蛮人”就此破灭（参阅第九章）。

19世纪及此前的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成就的高峰，是一个向着将来、指向必然前进之路的标志。但他们的观念却远远没有那么具有包容性。非西方人在欧洲人眼中成为愈发低劣的存在，常被认为只有10岁孩童的智力水平。这种观念与19世纪帝国主义欧洲强烈的种族主义只有一步之差。殖民者和移民在种族优越感的庇护下为吞并部落领土或优质耕地辩护，他们通常诡辩道，这些土地并未得到其本土拥有者的合理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说辞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太聪明的孩子怎么可能习得最新的农业技术，或用一种“文明的”方式管理他们自己呢？把这些问题留给一个优越种族吧，帝国强权们喋喋不休道，与此同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数百个鲜为人知的社会，很多如塔斯马尼亚人和雅甘印第安人（Yahgan Indians）所属的狩猎-采集者文化（参阅第十一章），以及其他像毛利人和西北印第安人所属的复杂社会（参阅第十四章），都在与19世纪的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们接触后被彻底改变了。很多族群，例如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和塔斯马尼亚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了。其他的，如阿兹特克人和毛利人，分散在各地，其中的幸存者沦为新社会中边缘又穷困、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只有极少数非西方社会设法成功地适应了新世界。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些群体能更好地适应欧洲人的支配。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政治结构。很多管理结构松散，有时也存在高压措施的非西方社会，都因派系斗争分崩离析，这使他们很难团结地面对外在威胁。在恰当的时间给予其犹如神赐领袖的精明领导，是很多社会得以适应新秩序的原因。

非洲南部巴索托（BaSotho）的莫舒舒国王（King Moshoeshoe, 1786—1870）就是这样一个人（图4）。【26】他出生在一个靠小酋邦组织起来的、由务农的村庄构成的与世隔绝的社会中。这是一个没有马匹、火器和白人的世界。在他30多岁时，逃离祖鲁（Zulu）强大统治者沙卡（Shaka）的非洲难民涌入了他的家乡，打破了数百年来的旧秩序。就是在那时，莫舒舒成了领导者。【27】通过道德影响和军事智慧，他集合起幸存者，建立了一个以德拉肯斯山脉（Drakensberg Mountains）为屏障的小王国，就在如今南非的纳塔尔（Natal）。他将这个王国命名为“莱索托”（Lesotho），意即索托人（Sotho）的家园。当西方文明扩张至好望角的时候，莱索托才刚诞生不久。莫舒舒在他的后半生里不断地与四处破坏的掠夺者、传教士、手持条约的英国官员和侵犯他领土的南非白人制造出的各种问题作斗争。他是一个仁慈、自律的人，他用民意统治国家，并且只在自我防卫或受到极端挑衅时才诉诸武力。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看到了诸如枪支、马匹、欧洲农作物和书写等欧洲革新中的优势。这种现实主义给予了他关于改变当时非洲权力关系的全面且深刻的理解。为了生存，他领导着他的国民处在一条微妙的分界线上，既保持一只脚坚定地踏在传统社会中，同时又至少拥抱一些福音派基督教教义。他追求这种道路的政治和社会动因实在引人瞩目，以至于他从未受过洗礼，尽管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做了疯狂努力。他的去世和他在世时一样，同时处在两个世界中。

在那段南非白人和英国人都对莱索托的土地感兴趣并且激烈竞争的时期，莫舒舒保持了他领土的统一。他与南非白人突击队残酷地斗争，向他们的指挥者申明他不会放弃他的国家。“它并非属于我，正如你们清楚地知道，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民。如果我迁移走巴苏陀人（Basutos）(2)，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他们。”（Thompson 1975, 294）他最后的外交计策，就是让他的人民附属于对开发巴索托兴趣不大的英国人。如果那些奥兰治自由邦的南非白人也是这样，他们就能够夺取这里几乎所有的耕地了。结果，莱索托在近乎一个世纪中都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禁止白人占有土地，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几乎不鼓励经济发展或高等教育，或者让莱索托成为独立国家。莫舒舒家族在1966年10月4日新独立的莱索托占据了大多数拥有权力和威望的职位。但令人气馁的问题从过去延续至今：土地匮乏，人口持续增长，以及单一的面向南非的矿业劳动力出口。紧随其后的是一段政治动荡期，部分原因在于莱索托新的政治机构没能给仍在弥合巴索托社会新旧要素的那条分界线以反馈。

但是莫舒舒在他身后留下了一项至关重要的遗产：相比周边长期遭受南非白人统治压迫的黑人邻居们，巴索托掌握着更多文化完整性和社会凝聚力。通过政治斡旋，这个伟大的非洲国王竭尽所能，在选项总令人无比失望的世界里，【28】为他的人民确保了最好的选择。极少有其他非西方统治者遗留下这样影响深远的成就。

尽管许多非洲和亚洲社会经由它们的遭遇者而被欧洲文明深深改变，它们仍旧设法适应和存活——就像日本人（参阅第五章）或肯尼亚的基库尤人（Kikuyu）——在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后，作为国家出现在主流社会。

没有历史的人民

“文化的冲突”建立在一个基础性的，也可能显而易见的假设上：过去六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不仅仅是西方扩张的历史，也是成千上万的、多样的人类社会在日益相互依赖和联结的世界中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个重要的观点隐藏在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提到的“世界经济体系”，即作为影响深广的大发现时代的结果中。如一些考古学家建议的那样，如果“世界经济体系”的概念仅限于中世纪后期，而不回溯到青铜时代晚期，那么这个概念还是有些价值的。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在遥远的欧洲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影响到数千英里以外的人群，即便他们可能从未听说过伦敦，甚至从未见过白人。相应的，北美圣劳伦斯河沿河地带对皮草的缺乏和关于新西兰毛利人食人的报道，也可能会以多种方式改变欧洲时事的轨迹（参阅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例如，自16世纪圣劳伦斯河上的欧洲渔民为了加拿大海狸皮而在河岸与印第安人进行交易，国际皮毛贸易就开始有了长期高盈利的历史。海狸皮毛是一种利润很高的产品，先经荷兰西印度公司，后由英国人和法国人进口到欧洲，再销往欧洲各地。加拿大海狸皮给欧洲时尚带去革命性的改变。进口方十分谨慎地控制着再分配环节以使价格维持稳定。毛皮帽很快取代了此前使用数世纪的羊毛帽。拥有一顶海狸毛皮帽曾是拥有社会地位甚至政治背景的标志。直到19世纪早期，毛皮帽子才被丝绸和其他材料的产品取代。

最开始，北美皮草贸易牵涉的竞争不仅在欧洲诸势力间发生，也出现在印第安群体间。由于海狸种群接连不断地被发现，交易的边界快速移动着，捕猎者也不得不转移至更深入内陆的地区。正如我们所写的关于休伦人的段落所示，这项新的贸易对欧洲和印第安社会都影响深远（参阅第十三章）。【29】最初休伦人通过贸易获利。他们的文化和仪式生活都变得更加充实丰富。他们和联盟伙伴一起控制了数千平方英里的皮草贸易，尽管他们极少与欧洲殖民者接触。然而，随着对皮草的争夺愈发激烈，欧洲势力和印第安族群都在为圣劳伦斯河地带丰富的毛皮资源竞争。最终，休伦人屈服于耶稣会士令人无法抵抗的精神高压，并且沦为他们那些缺乏毛皮的易洛魁邻居的牺牲品。易洛魁人夺取了他们的领地和与之相伴的贸易资源。因此，对于相隔在数百甚至数千英里之外生活着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的生活和社会都由被他们忽视的远程贸易和精神力量塑造着。孤立地去考虑西方文明的历史，抑或文中所举的这些社会的历史，都是幼稚且过分简单化的。他们的命运不仅源自他们自身的行为，也被其他人的行为所塑造。

涉及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世界体系理论在概念上是有用的，但它在面对更小规模的历史范畴时是否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它驱使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从全球性的、历史的视角来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它就是有益的。就像著名的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在他对资本主义和非西方社会的权威研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中指出的，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世界时已趋向于忽略历史的作用。而他提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偏远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对历史进程有深远的影响，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人民”是全球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提到，即便在人类学家研究其中最小型的社会时，不考虑到以各种形式被记录下来的、他们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和他们的历史，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换言之，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非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的集合”。沃尔夫说到要阐明“作用于特定群体的因果链……（它们）延伸并超出了单一群体，囊括了其他群体——其他所有群体的轨迹”（Wolf 1982, 385）。(3)欧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沃尔夫所说的单个社会中的“因果链”却囊括了所有大洲，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

埃里克·沃尔夫大体上把“没有历史的人民”还原至历史舞台的中央，调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来实现他这一卓越的综合性工作。他所需要的方式，意味着研究者们必须敢于超出文件和政府档案，进入一个即便在半个世纪前也难以想象的、包含大量多学科知识的领域。探险者的记述、传教士的日志和西方资料只讲述了复杂、多维度故事的某一侧面。当很多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对历史、对它们周围的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时，我们怎样才能修正这种历史的不平衡，并同时从西方和非西方的角度检视文化的冲突？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考古学证据和本地知情者在天主教修道士监视下记录的文件可以占据多大的分量？多学科知识背景下的新一代学者正在寻找转瞬即逝的线索。【30】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英加·克伦蒂南（Inga Clendinnen），作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阿兹特克文化研究的作者，恰当地称我们是“追寻着我们的巨大白鲸的水手亚哈(4)们”。她补充道：“我们永远无法抓住它……当我们处于这些陌生水域之时，我们检视的是自己思想、理解和想象力的局限。接着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在更深的水域中出现的黑影，一番突如其来的大浪，一次偶然的晃动——随后掠过那让人悬心的巨大白影，它的白反射出它自己独有的光芒，映出隐约浮现的地平线。”（Clendinnen 1991, 275）

信息源四重奏

新的学问有赖于下意识的多学科思考，它对传统的和科学系统的信息源的混合产物进行评估，进而创造出多维度的历史综合体。这种方法意味着要抓住通常很吸引人的不完整的信息资源，例如从接触时期获得的口述历史或被遗留在荒废考古遗迹的材料线索。如克伦蒂南所说，有很多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比如塔斯马尼亚人对马里恩·迪弗伦的反应。然而，信息源的多元至少允许我们能够管窥这些事件和反应。这个侦探一般的工作需要各种主要信息源重奏式的结合——史料资源、民族史、人类学和考古学——也有来自很多其他学科的洞见。

史料资源是历史学家惯用的工具，并且体现在多种形式中。探险者对他们航行和旅行的描述，他们经现代学者评注、出版的日志，政府档案，传教士的记述，早期移居者的日记，甚至条约文本，这些都是关于过去五个世纪内历史事件的原始资料。它们几乎无一例外以西方人的观念呈现出事件、人群和社会。

民族史是由非西方的信息源得到的传统历史，是在历史探究中迅速发展起来的领域，不仅涉及分析、收集迄今尚未记录的口述历史，还要对与欧洲人发生接触后的本土文本资源做批判性检视。最重要的美洲民族史来自中美洲，那里对阿兹特克和其他社会的本土描述来自16世纪的修道士，有时也来自在欧洲人管理下工作的说本族语言的人。弗雷·伯纳迪诺·迪·萨哈冈（Fray Bernardino de Sahagun）利用一些消息提供者，完成了对西班牙征服后一个世代的阿兹特克文明的可靠记录。萨哈冈的12卷本《新西班牙博物通史》（General Things of the History of New Spain，以下简称《通史》）(5)覆盖了阿兹特克文明的早期历史，包括它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组织，【31】并以出自本土视角的对西班牙征服的描述作结。单单围绕萨哈冈的著作，一个完整的学术专业就已发展起来，而且明显区别于《门多萨抄本》（Codex Mendoza）等本土文献，后者是1547年为西班牙国王所作的关于阿兹特克社会的民族志记录。

这些信息源充满了学术性的挑战。即便伯纳迪诺·迪·萨哈冈的《通史》具有源于同年轻时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对话的直接性，他也在西班牙征服后的一种敌对政治环境中进行了一个世代之久的工作。萨哈冈认为他的消息提供者是可靠的，他对他们的叙述进行编辑，以使他的著作符合他自己的基督徒的宗旨。知识的裂谷分隔开那些消息提供者和萨哈冈的年轻纳瓦特尔（Nahuatl）语翻译们，翻译们出生在西班牙征服后，处在一个十分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同样的鸿沟也分开了现代学者和那些令人尊敬的修道士。现代萨哈冈专家与这些问题缠斗，首次遭遇了和早期抄写员对高级神职人员原始文本复制时同样的困难，和一种尚不成文的，词语高度变形、杂糅的语言。纳瓦人（Nahua）的讲述充满了典故和未言明的暗示，我们在五个世纪后遗漏了这些。阿兹特克人通过结合抄本上有组织的图画文字和正式演说来铭记他们的历史。这种“替代性读写能力”（alternative literacy）的形式提供了一种对过往墨西哥合理、准确的描述，他们非常依赖记忆法和学校教育。在那里，孩子们靠死记硬背进行学习，就像古代埃及抄写员们一样。早期的修道士们与口耳相传的、如骨骼般复杂的历史纠缠。其后是对精心编纂的往事的缩写。阿兹特克人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了关于宗教信仰和哲学的复杂遗产，而其领导者们出于自身目的又进行提炼。

口述历史，不论是由文本形式记录或是由录音机捕捉而来，都像历史文献一样有严重的局限。最好的情况是，口述史呼应了可靠记忆引起的共鸣，而老人们无疑保留了这些记忆，也能够轻松宣之于口。科学家必须从零碎的口头线索和偶然的暗示中重构他们所经历的内容及其背景。其中大多数都有一套程序——使首领的王朝合法化，提出政治观点，宣示对某块土地的所有权。为了解析它们，需要具备非凡的语言学和批判性的能力，不过一个熟练的专家能高效运用口述传统来准确阐释重大事件，例如日食和主要的人口迁徙。幸运的是，以任何标准来看，陌生人乘大船越过地平线的抵达都是一个重要事件，是人类记忆中一段极为特别的经验。经过几百年后留存下来的偶然的口述传统，有那么一刻让人感到震惊，像是众神从未知世界到来的一刻。一位毛利人首领在他年迈的时候还记得库克船长的队员像“地精”（goblins）一样倒滑向海岸，他们的眼睛就像长在后脑勺一样。民族史告诉我们，与欧洲人的接触无疑是一次粗暴的冲击，【32】就像从天而降的霹雳突然在秩序井然的、可预测的世界中释放。如何能整合这些关于到访的众神的记述和老练的探险者的观察？我们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围绕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的抵达和死亡众说纷纭。夏威夷人真的把他当作他们归来的罗诺神（god Lono）一样欢迎，还是这种描述只是欧洲人的想象或人类学本身所虚构的？辩论围绕同时期欧洲信息源的可靠性，以及学者们对他们并不所属的其他社会的先入之见展开。大体上，同时代观察者的准确性在争论中占上风。

人类学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贯通古今的关于人类的学问。然而，最早被西方人接触到的一些社会早已销声匿迹，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已然辨认不出了。我们对那些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的了解，来自库克船长的日志或传教士先驱的记述等同时代资料，成文远早于欧洲人与其进行长期互动的时期。这些文字时而表现出能穿透数年的直接性，但在不同观察者的眼中其价值无限变换，并且也必然地反映出作者的一些偏见。库克对塔希提人是一位冷静的记录者。他的植物学家同伴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是个有点浪漫的人，他受过古典教育，嗜好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作品，卢梭颂赞了野蛮人所拥有的人类自然状态。

这类记录在与田野工作者，即耗时数年生活在其研究对象当中的人，所进行的现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进行结合时具有一定价值。然而，这些学者必须时刻注意，从未有诸如“民族志现在时”（ethnographic present）这样的东西，意即在最初欧洲人与科伊科伊或塔希提社会接触的时候，那个处于在时间中被冻结的“原始”状态。所谓的“民族志现在时”是一种虚构，因为人类文化自最初的人类先祖制出石斧起就是不断变化的。欧洲人的接触不过是另一个触发文化变革的历史事件，就像更早前的一些发明一样，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飞去来器从整体上推动了狩猎方法和社会内部结构的调整。

民族志就过去五个世纪的非西方社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背景信息，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每个观察、每项研究都只是对一段短暂时间的快照。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指出的，几乎没有人类学家会在深思熟虑后拥有那样一种历史视角，它在过去甚至现在，都会导向形成非西方社会不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显著变化的印象。

民族志和民族史两者都在向我们提供关于人类社会具有显著多样性世界观的重要观点。很多非西方社会在广义上分享着相似的宇宙观念——一种层级化安排的宇宙、一种在生活和精神世界之间的连续体，【33】以及萨满和祖先们作为处于现在的一代和无形宇宙间的媒介，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这些观念深深根植在古代遗物中。至少9 000年前，祖先崇拜在西亚的早期耶利哥（Jericho）就已留有充分证据。伯纳迪诺·迪·萨哈冈的《通史》揭露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复杂的阿兹特克众神和宇宙体系，其中的很多元素都在一种天主教和本土信仰的微妙融合中，从西班牙征服所致的创伤里幸存至今。

西方人信奉一种线性的历史，它以重要事件、国王和王后的统治、普通大众和政治家的活动作为尺度，时间跨度长达数百乃至上千年。现代西方学界那些相对客观的史料编纂者，即作出西方人在学校里学习到的成文历史的作者，可能会在某些时机下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服务，但总归与塔希提人、休伦人和其他非西方社会所持的对历史的想法完全不同。大发现时代的探险者们在与不同文化相遇时，这些文化持有一种关于时间和人生的周期性观点，这一点基于春夏秋冬和播种、萌芽、丰收的永恒循环。这个农业上的循环重演了人类生命的真谛：生殖、诞生、生活和死亡。从出生至死亡，人生在无法改变的节奏中展开。在一个生者承继于死者，又传递给后继者的世界里，伴随着世事恒久如此的期望，代代相继。每个人都享受与土地保持紧密的物质和精神联系，土地养育着他们，并且是循环性的人类生存的关键。许多非西方社会也有对历史的线性感知，如像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那样用字符或日历计量，或者以为人熟知的祖先、日食等重要事件，或者以外来者的到访为参照，利用口述传统来记忆。这种线性的历史有助于时间的再次细分，以证明帝国雄心或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或单纯只是代际记忆中的事物，与由数百年档案和考古学的千年所汇成的长时间跨度的西方历史十分不同。调和周期性的和线性的历史观点，是研究大发现时代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考古学因其描述和解释长时段文化变革的能力而在所有学科中分外独特。例如，在塔斯马尼亚西南部的发掘，给历史补充了人类至少在距今32 000年的冰期晚期就已经占据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南端的信息。考古学家赫伯特·马施纳（Herbert Maschner）最近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研究显示，随着时间变化，那个区域沿海地带的美国原住民社会在文化复杂性和定居形式上都在剧烈变化。他的研究提出，美国国内西北部海岸地带这种复杂的处在接触时期的社会可能并未长期存在于所有地区。

考古学提供了一种长期视角，它在与历史材料结合使用，【34】以此重构早期欧洲定居者的生活境况时也是一个得力助手，例如用以探究15世纪西非加纳海岸上埃尔米纳（Elmira）(6)的葡萄牙要塞等。除了毫无疑问是外国产品的异域手工制品，如玻璃珠、海贝和用于从非洲海岸至海外的长距离贸易的其他小玩意，在本地遗址很难发现关于与外来者互动的证据。在圣劳伦斯谷地区历史时期的休伦和易洛魁考古遗址也提供了早于皮草贸易扩张及与之同时期的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群体进行贸易的证据。

从其本质来看，考古学是一个不表现个性特征的学科，相比个体行为，它更关切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只能提供相对很少的有关欧洲人接触的信息。但是发掘、田野调查和对史前至历史时期手工制品的细致分析能提供极其有价值的关于科伊科伊人或阿兹特克人等社会的早期起源的资料。

这种强大的历史资源的四重奏，为我们的故事编织起丰富多彩的架构。然而，一些值得注意的有时甚至令人吃惊的洞察来自一些预料外的材料：维多利亚时代冒险小说里的绚丽散文；儿童读物；以探险者为创作对象的艺术家们使用的艺术风格，例如第一位用以唤起塔希提景象的苏格兰色彩为库克绘像的艺术家；乃至为冒险家所作的手册和旨在为政府性探险考察提供指引的官方指南。生物人类学家提供鉴定和医学资料；语言研究给出关于古代移民的线索；还有动物骨骼碎片和被长时间丢弃的种子揭露出饮食上的压力，以及有关渔业枯竭或面临周期性干旱导致的谷物歉收时人类改良饮食的证据。这份充满可能性的清单，和随想象继续发展扩大的资料是无止境的。五个世纪时而剧烈并一贯复杂的文化接触为创造性的、非常规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即便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只有极少数人能轻松地接受与他们不同的人，不论这些不同是源于肤色、教义，还是单纯出于思维方式。人类对理解他人的无力加剧了我们工业的、原子能的世界里的紧张局势。本书利用当代学术研究和九种人类社会类型来探索我们祖先回应人类多样性的一些方式。我们今天对待非西方文化的态度，被形成于中世纪的、那强大又鲜为人知的历史力量所渲染，并且在19世纪晚期的帝国全盛期愈渐增强。我们的生活伴随着种族主义遗产和已形成一个多世纪的陈旧观念，这种境况因20世纪的诸多事件愈发尖锐。

---

(1)　英文版部分插图无图题，本书根据原书图注文字提炼出图题以方便索引。本书中地图均系英文原书插图，本书使用时做了汉化处理。——编者注

(2)　巴苏陀人即莱索托居民。

(3)　［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译文：“在特定人群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因果链时……它们也超越了任何一个群体，包含着其他群体——所有其他群体——的生活轨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0页。）

(4)　亚哈是小说《白鲸》中的主人公船长。

(5)　萨哈冈此书的西班牙语原名为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nueva España，结合本书索引可知此处英译名有误，应为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原缩写为General History，下文缩写首次出现之处暂按原文保留。

(6)　此处系原书有误，应为Elm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