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之重要性何在？

与“中国”“天下”持续被关注的热度相比，“大一统”在历史研究中一度处于缺席状态。以往对“大一统”个别零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书诠释和思想史的脉络梳理，很少把它当作一种统治思想和治理实践相结合的古代政治文化现象予以全面分析，观察视野受到了严重局限。

“大一统”与“中国”“天下”的区别在于，它不像“夷夏观”这般强调“诸夏”与“四夷”之间的对立，也不像“九州”“五服”那样想象古代王朝的统治秩序，而更多是把疆域治理与政教关系的构造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细密深邃的政治主张。

“大一统”思想较为晚出，孔子言及天子和诸侯之关系时，声明礼乐征伐如果出自天子，则属于“天下有道”；如果礼乐征伐之权落入了诸侯甚至大夫陪臣之手，则会陷入天下无道的状态。这种判断已经初步蕴涵了“大一统”思想。(60)直至战国晚期，《春秋公羊传》才揭橥“大一统”之义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61)，明确地把“大一统”当作王者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鲁隐公作为鲁国国君，其记载继位年号需将“王”字冠于月份之前，“王”即指周文王，这是奉周文王为“大一统”之主，昭示自己为其诸侯之意。

概而言之，“大一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帝王君临天下制定规则：

第一，“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形成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正统论”发明之首义。何休即云：“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62)大意是说，帝王不但统领着广大的自然地理疆域，同样也统治着人间社会，通过规定时间起始及其运行准则建构出一套政教秩序。

第二，“大一统”倡言“王者无外”的理想，通过创制“三世说”，把“诸夏”与“夷狄”置于一种动态演变的诠释框架之中，突破了“华夷之辨”限定的种族区隔界线。《公羊传》继承的是孔子“夷夏可以互变”的思想，与孟子严分夷夏的主张有别。故《公羊传》虽诞生于战国乱世，却构造出了一统天下的未来图景。这一构想经何休对“公羊三世说”的发挥得以发扬光大。

何休“三世说”以传闻世为据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所见世为太平世。通过这三个阶段的递进演化，“诸夏”与“夷狄”之关系慢慢呈现出开放交融的态势。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这是周王室处理内部事务的时期，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时候“中国”与“夷狄”严分界线，处于敌对状态；太平世则达到了“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的阶段，最终实现了大同理想境界。

正如杨向奎所言：“三世有别，所传闻世，虽主一统而实不一统，夷夏有别，保卫中国乃是大一统的先决条件，以‘中国’为中心，而诸夏而夷狄，然后完成大一统的事业。”(63)

在某些论述中，“大一统”观是与“天下”观重叠在一起的。根据“三世说”的安排，未来大同天下的远景就是“大一统”实现的表现。梁启超阐述的“大三世”与“小三世”的划分就是从“大一统”向“天下”大同的方向转换的一种看法，“小三世”中的“太平世”就相当于“大一统”的实现，因为清朝“北尽蒙古，西尽西藏，南尽交趾，皆定于一”。这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底定“大一统”空间规模，所以只能称“小三世”中的“太平世”，与“大三世”相比，这种“大一统”仍属于“据乱世”阶段，只有从中国乃至亚洲一隅放大扩及五大洲，才算是实现真正的太平盛世。因为“必越千数百年后地球五洲皆合为一，然后大一统局乃成，此谓之‘大三世’”。(64)

“大一统”观突破了“中国”与“夷狄”相对峙的诠释理路，“三世说”体现出的历史规划图景，其宏阔深邃远超“中国”论述的想象力。与此同时，凡是有关“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想也被容纳进了“大一统”观的阐释框架，成为讨论政教关系的起点和前提。

第三，“大一统”观既包含着空间与疆域拓展的意蕴，同时又强调任何军事扩张行动都必须具备足够的道德合法性。借此昭示“大一统”与“大统一”之差异，界分“王道”与“霸道”之别。

秦朝虽然在整合广大疆域方面实现了“大统一”目标，却因缺乏德性支持而迅速败亡，故不时被摒除出“正统”之列，后人阐述“大一统”之性质时经常引以为戒。如明朝人张志淳曾区分“大统”“一统”“正统”之义云：“能合天下于一，谓之大统；合而有道，谓之正统；虽能合天下，而不以道，若秦、晋、隋，只谓之大统、一统可也。”(65)按此标准，秦朝自然不可视之为“大一统”。以此类推下去，元朝应承“大统”之名，却难入“正统”之序，理由是“彼于道甚逆，而以势一之故也”，意思是元朝单靠疆域一统的暴力强势占据天下，是不足以称“正统”的。(66)

还有人区分出有正统而不必一统者，有一统而不必正统者，以及既非正统亦非一统者，等等，若干不同情况。与此相对应，明代加上汉唐是“正统而兼一统”，其他政权如元代只有“一统”而非“正统”，坚持“一统”之说者往往凭借“势”，强调“正统”之义者大多依据“理”。一般来说，“理定可以胜势，势定不可以胜理”。结论当然是“主于理而已矣，势云乎哉？”，其基本态度还是以是否拥有“正统”之“理”为“大一统”最终成立与否的判定标准。(67)

当然，对“大一统”内涵的理解在各朝各代均有不同，所持标准也常有变化，如有人习惯以族群认同划分“一统”与“分裂”之局，有人则更看重疆域扩张与维系的完整性，以之作为“一统”的首要条件。还有人强调道德涵育对于“大一统”形成的关键作用。

宋元以后，以华夏为中心区分内外正统的观点时刻弥漫在一些士人的议论当中，如明人王廷相就把宋元明的“正统性”进行了以下分类：在他看来，统一华夷或可称之为“大统”，但有“正”“变”之分，只有如三代、汉唐和明代这样的王朝，因为“居中国而统及四夷”才当得起“顺也，正也”的名号。至于元朝，因为是从北方之地“入中国而统及四夷”，则属于“逆也”，理应归之于“变统”。还有一种情况是宋朝与辽金等夷狄共处同一空间，“统中国不尽而与夷狄并长”，所以可称之为“小正统”。(68)

另一位明代文人钟羽正则只认汉唐宋为正统，在他的眼里，东周君、蜀汉刘备、晋元帝、宋高宗是“正而不统”；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是“统而不正”。他的看法是，即使“统而不正”，但天下太平无论如何需要有一个皇帝，不能虚而不设，这些非正统的帝王也就自然有其存在合理性了。(69)以此标准类推，蜀汉、东晋、南宋均属正而不统，西晋、隋朝则属统而不正。(70)

与明人相比，清朝帝王与士人均特别强调混一天下为“正统”成立之第一要素，而相对忽略“正”“偏”对峙的蕴意。如有以下说法认为“一统”之含义乃是“已混天下于一，而无正、偏之可言也”(71)。作者罗列出唐、虞、夏、商、周、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和清等数朝。清代是最后一个拥有“一统”资格的朝代。

与“一统”相对照，为什么会出现“正统”与“偏统”之别呢？那是因为“正”乃是与“偏”相比较而言，在蜀汉、前五代、后五代这些天下分裂的时刻，无疑需要甄别“正统”“偏统”，而在“大一统”时期如清朝，就不存在“正统”还是“非正统”的问题。每逢论及帝王之统时，应采取论“位”不论“德”的态度，以避免对“正统”的论述聚讼纷纭。(72)

清人倾向于在“一统”规模的大小上面做文章，故有如下议论云：“夫正统者，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也。一则无取偏安，正则深恶僭窃。故其为说也，上有所承、下有所受，为一例；居中夏，为一例；有道德，为一例。”并引司马光之言为佐证云：“苟未能混一天下，此三端者皆不可承统也。”这是明显以“一统”为首要标准。(73)

以是否占据广大空间为“正统”基本原则，在清朝士人的言论中相当普遍，如有人云：“举中国之大全而受之，堂堂乎得之正而享之久者，乃可以奉为‘正统’而无疑矣。其余，凡偏安之朝，虽蜀汉之正，仅称三国；割据之国，虽元嘉之始，终等齐、梁。皆谓之余分闰位可也。”这明显是把南宋作为偏统，与清朝的“大一统”相对照比拟。(74)

还有一种说法更直截了当，认为只要是偏安之局的政权都无“正统”可言，批评朱熹以蜀汉刘备为“正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南宋偏安格局的合理性，如说“紫阳生南宋之世，高宗南渡中兴与蜀同，故其书宗习凿齿。平心论之，似均未协于史法也”。真正实现“大一统”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夫必合万国而君之，乃得谓之王。王者大一统，反是则皆为割据，皆为偏安也”，所以历史上符合“大一统”要求的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75)

还有人更是直接认为，“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而能一云尔。有天下而一，与有天下而不能一”在史书中记载得很明确，不待言而自明，而“正”则众说纷纭，不可轻易论定。(76)

在此值得辨析的是，强调空间疆域的“一统”并不意味着清帝忽略对“道统”的继承性，如有一段清人所引乾隆帝谕旨云：“天之生人，贤愚不分畛域，惟有德可主天下。如嫡子不堪承位，则以支庶之贤者入继正统。中国，天之嫡子；外夷，天之庶子。我朝有德，当为天下主。本奋迹于东胡，而又何讳哉？”(77)这段话明显是说满人帝王虽出身夷狄，与汉地君主相比，其身份犹如一家之内的嫡庶之别，并非势不两立的异族仇人，故满人同样有资格继承大统。

第四，“大一统”不仅是思想意识的单纯呈现和表达，同时也是复杂的政治践履过程，是一整套治理技术和统治经验的实施方式。故不可局限于思想史内在意义的讨论，必须同时深入探究其具体的外化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形态。“大一统”是个“动词”，与之相比，无论“天下”还是“中国”都像是“名词”。(78)有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中国”这个概念不容易加以界定，而如果改换一种思路，从“大一统”的具体实践中进行观察则似乎更有益于破解“何谓中国”这个难题。谭其骧曾经如此界定“什么是中国”，他把“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79)他指出，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当下中国的范围。在他的视界里，唐宋人眼里的中国均不能作为当今判断“中国”范围的标准。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谭其骧并没有把清朝当“古代”，反而把清朝的“中国”与唐宋的“中国”对立了起来。其实在我看来，谭其骧正好发现了清朝“大一统”观念下的“中国”与以往朝代特别是宋明时期强调“夷夏之别”观念下的“中国”实际存在着巨大差异。清朝人眼里的“中国”范围更接近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版图，因为清朝的“中国观”涵括了内地十八行省之外的边疆各民族区域，这正是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之后所形成的结果。同时也从侧面说明，对与现代国家观念相衔接的“中国观”的认识，更应从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加以把握，而不可拘泥于对“中国”语义的认知。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则认为“中国”概念纯粹是一种“虚构”，因为所谓“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国”（China）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神话”（myth）、一个不存在的“幻想”（non-existent chimaera），正如欧洲也同样时而统一、时而分裂那样，“中国”这个概念并不比“欧洲”更具启发意义或更具成效。所以在薛爱华看来，“中国”这个概念同“欧洲”一样都只能充当地理意义上的术语。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和“欧洲”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四分五裂的（fragmented），由此否定了“大一统”的成效。这明显是以传统的“夷夏之辨”思维框架理解“中国”的形成过程，如有学者认为，这是基于对十六国时期的认识，并非对中国整体历史的观察，而且也并未把清代以后疆域的变化考虑在内。

另一位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与薛爱华不同，在他看来，早期帝国时代的“大一统”并非仅止于单纯的观念，更是秦汉帝国时代政治治理所力图实现的现实目标之一。因而“大一统”就不是薛爱华所认为的“想象”和“虚构”之物，而是从中国早期帝国时期就已经真实存在着的历史功绩。(80)这个观点比较接近于我对“大一统”并非仅仅是观念而且也是一种实践过程的看法。

以清朝为例，清帝说“君临天下”时，总会接着阐述一些具体的事实予以说明，往往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不厌其烦地述说清朝实现了前古未有的“大一统”业绩。“天下”只是一种构想，一种美好的象征，具体必须通过“大一统”实践才能真正予以实现。

清朝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变动，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构想方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清朝在真正实现了疆域“大一统”之后，清帝虽继承了以往的星象分野学说，却开始突破“诸夏”“中国”的地域限制，把星象与地理的对应范围延伸到了更为广大的边疆地区。明代已有“分野既明，疆域乃奠”的说法，亦有“画分野以正疆域”的意识，然而清代因为疆域拓展到了东北、西北、西南等更为广大的地区，故星象分野的格局自然大有变化。邱靖嘉即发现，东北方向，传统星野分区只及辽东，清朝疆域已达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等地，《大清一统志》即以之划归燕—幽州分野区。北部蒙古原非“中国”之地，故长期不在分野之内，清朝蒙古五十一旗则被纳入了赵—冀州及燕—幽州分野区；西藏、新疆则属秦—雍州分野区，甚至台湾也被划入了扬州分野区。因此，只有到了清代，传统的星象分野地理与真正的疆域一统格局才最终达至了高度契合。(81)

满人统治集团通过军事征伐和羁縻控制相结合的手段，实现了南北疆域统一，他们对“大一统”内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汉人王朝。到了乾隆时代，清朝对疆域面积的占有和实际控驭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及的“绩效”特点，乾隆帝曾经得意地概括为十全武功。后人对这些战争的评价有高有低，如平准之役就被公认为是成本低廉的高效军事行动，清军采取“因粮于敌”的策略，进兵途中就地取材，以免消耗太多军粮，使得进军速度不因粮草的供给而受到耽搁。乾隆帝也曾多次表示，平准战争规模虽大，但还是尽量做到不增加民众的赋役负担，赋予了这场战争为和平而战的道德意义。

相反，在川藏交界处进行的大小金川之役则被史家讥讽为劳师糜饷，得不偿失，如狮子搏兔。从边疆一统的角度评估其战略选择，屡次凭数万之师累年攻打一个弹丸之地，似有失策的嫌疑。然而从边疆一统版图的奠定这个角度观察，却又可能得出另一番评价，这次战役至少基本底定了西南边陲，为推进藏区的内地化开辟了道路。

清朝的疆域治理成就远超前代，在完成土地占领后，清廷采取行政渗透与尊崇地方习俗相混合的统治方略，在许多方面继承了辽金元时期的“二元治理模式”。清朝皇帝兼有多重世俗和宗教身份，建立起了年班朝觐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多样化交往机制。

紫禁城曾是汉人王朝的首都，清帝登基并理政其中，表示与汉人政权之间保持着连续继承关系，在避暑山庄接受蒙古王公和藏区喇嘛的朝贡膜拜，又喻示着满洲皇帝与关外其他少数族群频繁发生亲密互动，彰显出的是前朝从未有过的“宫廷—园林二元理政”制度，这显然是紫禁城相对单一的统治功能所无法替代和涵盖的。如果把皇帝假设成一名不断操演宫廷礼仪戏剧的顶级演员，那么，清帝则扮演着历朝皇帝所欠缺的多元象征角色。

从治理实践的角度观察，“大一统”还是一套文本建构和历史书写技术，是清廷“阐教同文”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乾隆帝汇集全国精英文人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把卷帙浩繁的《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这项工程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同步进行。《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大藏经》的满语翻译均是从整体上构建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尝试，昭示着内地与藩部“正统观”的建立基本处于同步阶段。

除此以外，乾隆帝还亲自撰写《评鉴阐要》眉批，评点各类史事人物，树立统一的历史评判标准，各地的地方志纂修在内容和体例上也逐渐趋于一体化，这些举措都是实施“大一统”文治政策的重要步骤。与之相配合，《四库全书》对违碍书籍的甄别删选，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套文化意识形态地图的精心绘制过程。清代文字狱的频繁发生，不可归结为一般性的舆论控制，而是清朝试图建立起一套兼容不同族群的“大一统”文化认知体系。

清朝奄有最广大的疆土，为避免被讥讽为蛮武有力却缺乏教养，就必须彻底清除汉人通过南宋或晚明历史记忆重构身份认同的文化心理优势。

清帝以“大一统”之名不断整合异见的同时，其荼毒压抑私言的情形日趋峻烈。比如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对“夷”“虏”“胡”等违碍字样的删改，大规模波及株连到对多元文化论点的剿杀，许多优秀的著述作品从此便湮灭无闻，遂造成了长时间万马齐喑的黑暗局面。

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仅具有其独特性，而且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几乎具有收编、删改知识界各类异见的超强吸纳能力。它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剧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

“大一统”观不但锻造了中国人对整体政治稳定性的需要远大于追求个人心灵自由的认知心态，而且成为近代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最值得信赖的思想资源。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直到今天，“大一统”都是中国人启迪凝聚民族主义抗议情绪或进行社会动员的最实用口号，这与西方民族主义社会动员所依据的思想模式并不相同，这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