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天下”之难

与“中国”不同，“天下”在源起时就是一个广义上的空间概念。在金文和《诗经》《尚书》中，“天下”与“四方”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中国”更倾向于突出其“中心”的意思。《诗经》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27)“中国”与“四方”并列而书，“中国”即王都与诸夏国，“四方”就相当于殷商及东夷和原来宗周之同盟国。(28)胡厚宣发现，“四方”的涵义就是中国四周诸国的总称。而作为“四方”中心的“中国”，在殷代是商邑，在周代是镐京或者洛邑即首都的意思，至多意味着王畿附近的地方。(29)若从空间立论，“九州”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先秦就有人提出疑问，如《楚辞·天问》中就追问九州如何安置于天地之间，曾云：“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隋，其衍几何？”还有《庄子·秋水》中那段著名的庄子论中国如太仓之粒米的比喻：“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30)可见“天下”的涵盖范围应该广于“中国”，但“中国”作为中心确有统摄“四方”，吸纳天下资源的蕴意。今人赵汀阳将“天下观”概括为一种“旋涡模式”，大致与此古义相合。(31)

“天下”大于“中国”在邹衍发明“九州”之义时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引称：“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32)这是司马迁较早转述的邹衍“九州论”大义。

邹衍的“九州说”自汉代就被诟病为“迂大而闳辩”。(33)东汉王充更是说“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34)。王充这段话明言邹衍“九州”之说无法求证，基本属于荒诞不经之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邹衍还把“九州”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禹序九州”，基本范围相当于“中国”地界，约占天下的八十分之一；另外一类是所谓“域外九州”，其范围当属“中国”之外。(35)

有学者认为“九州”应该是“四方”（五方）结合体的别名，或者是“四方”观念的直接残存形态。汉武帝时期的“天下观”是一个“中国+蛮夷”的世界。(36)无独有偶，我们在清帝雍正的文字中也发现了一段话，与邹衍对“天下”与“中国”关系的理解相近，都判定“天下”大于“中国”。雍正帝说：“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外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37)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清帝并不认为“中国”是描述“大一统”清朝最合适的地理和政治文化单位。不妨对比一下明太祖即位前的檄文和即位后的诏敕所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38)，就会明白，明太祖的“天下”范围其实仅指排斥异族的“中国”，与汉朝初年包容夷狄的“天下观”截然不同。汉初强调的更近于一种“正四方”的观念，意即把华夏和夷狄统合在同一疆域之中，而不是做出截然不同的划分，清帝对“天下”的认识反而更加接近汉朝对“大一统”的解释。(39)

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下”，实际源起于《禹贡》中的地理观。《禹贡》有“九州”“五服”的划分，“九州”分区偏于自然地理的格局，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天下为九大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详载各州物产与到达王都的路线，叙述多偏于对自然环境和条件的描述。汪之昌有言：“《禹贡》特《尚书》百篇之一……则以大书山川为各州标识，使人一望而知也。”(40)“五服”以王都四面五百里为甸服，每隔五百里，往外增扩一个圈层，形成甸服（中心统治区）、侯服（诸侯统治区）、绥服（绥抚地区）、要服（边远地区）、荒服（蛮荒地区）。(41)

由于《禹贡》成书年代在战国时期，各国分裂割据，每个王者都不可能实际控制自身境外的广大领土。九州制的布局基本上是南三北六，说明北方政治单位多于南方，这也与当时南方尚处于蛮荒状态的情形有关。有人已提出疑问：《禹贡》对南海的地理“载之甚略”，“岂非以其阔远而不胜纪乎？抑其无与中国生民之休戚而略之乎？”(42)

据此而论，以“九州”为基础的天下观仅仅是士人对周边世界的想象。《淮南子·地形训》中有“九州”“八殥”“八纮”“八极”等说法，比喻王权涉及的范围一圈比一圈向外扩展，但这些描述圈层状态的数字都属虚数，无法与真实的地理位置匹配对应。如说：“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43)这里提及的“六”“八”“九”肯定是一种约数，不是准确的统计数字。

与“九州”相比，“五服制”则又像是一种政治隐喻。随着秦朝建立郡县制，历代王朝不断开疆拓土，“九州”版图所设计的想象世界也在逐步变为现实。不过有一点必须澄清，地理版图的扩张与实际控制程度并不是一回事，中央对边远地带的占有往往采取羁縻形式，而不是复制内地的行政管理。圈层内外的区分基本上是以向中央交纳赋税还是仅纳贡品划界。如说“九州各则其壤之高下以制国用，为赋入之多少，中邦诸夏也，贡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赋止于诸夏也”(44)。有学者认为，“五服”结构也是一种王朝贡赋体系，因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版图幅员辽阔，生态条件与物产资源差异很大，向中央集权输送贡赋必须形成区域性分工才能满足王朝消费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贡赋输出地与京畿的距离差别，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不同关系，形成一个由贡赋关系构成的政治地理体系。“五服”虽然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状况，却可以视为一种由贡赋供应构成的国家空间的抽象模型。(45)这种看法还是认为“五服”是一种并非可以和实际历史状态相对应的体系架构。

《禹贡》只记载中央诸夏的赋税收入，忽略其他诸服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九州”概念与“中国”略为相近。如《法言·问道》中有一句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其中说：“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46)这句话是想说明，“中国”不仅居于天地之中心，而且还应该以财赋收入的范围作为边界。至于“五政之所加”与政治实际控制能力所及到底有多大关系，则说得较为模糊。

另一方面，我们只有领会了“五服制”圈层图景中包含的文化意涵，才能理解九州地理版图构造背后的深意。如《国语》中谈“五服制”基本上还是一种诸夏与夷狄共享空间的叙说框架。《国语·周语》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47)这强调的还是统治秩序应该由王都一层层往外推展，显然谈论的不是实际行政控制，而是按文化传播的程度划分亲疏关系。

还有一种说法是按流放人犯的远近判断五服的距离。有如下描述：“中国之人有积恶罪大而先王不忍杀之者，则投之于最远之地，故于要荒二服取其最远者言之，以见流放罪人于此者，其为蛮夷之地。”按流罪远近测量蛮夷教化的程度也是一种人文地理观。按此估计，有人认为五服之名与其每服之内远近详略的安排都是“天下之实迹也”，“故于侯服则言其建国大小之制，至于要荒则言其蛮夷远近之辨，与夫流放轻重之差，皆所以纪其实也”(48)。

“九州”疆域观也是一种经学意义上的想象设计，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理解颇有差异。两者比较，今文经学展示的疆土范围只有方三千里，基本与古“中国”的地境叠合，古文经学则把四夷的地盘也包括在内，标识的是方万里的范围。(49)与“中国”相比较，“九州”“五服”更关注层序格局下的共容共处，而不是对峙抗衡。“天下观”有时也与“中国”的涵义重叠，韩国学者金瀚奎曾统计《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三史中所列“天下”总数为3375例，单指“中国”的有2801例，达83%，指“中国”加上其他异民族之“天下”的有64例，只占1.9%。(50)

这说明，最早的“天下”表述也蕴涵着排斥夷狄的意思，只是表达得不明显也不坚决。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就有“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的说法，把夷狄与十二州的范围关连在一起观察，(51)拒斥夷狄的意思并不明显。有人认为在《禹贡》中，蛮夷戎狄并没有方向感，《禹贡》之蛮，似为外族之通称，故五服之中，四方皆有之，非专指某地之人。两汉以后典籍，逐渐以蛮夷戎狄严整地分配至四方，以后多沿两汉旧说，而掩盖了古义。(52)

居于“中国”范围之外的“夷狄”如果渐染文风，亦可转变为“华”，不是那么严格地按地域划分文化与种族的优劣，更不是那么规整地筑起一个中央的圈子，四周围绕着蛮夷戎狄，两者截然对峙，老死不相往来。特别是魏晋至宋朝这段时期，钱锺书曾云，汉人自称“华”而把鲜卑视为“胡虏”；魏鲜卑又自称“华”，把柔然看作“夷虏”；先登之齐鲜卑又视晚起之周鲜卑是“夷狄”；北齐人自称“华”，目南朝为“夷”；后来南宋时北方的金人对蒙古，俨然自命“汉节”“华风”都是例子。(53)

宋朝以前对种族关系的理解更接近于“天下”观念，不太突出“中国”的涵义。因为在不同族群的眼里，华夏的边界一直在不断游移迁徙，不一定总是处于一个固定地点。统治者只是在无法形成疆域一统的情况下，才会强调“中国”与汉人在诸民族中的核心位置，并对种族界限严加区隔。马端临《文献通考》坚持《禹贡》规定的九州范围就在长城以内地区，目的是区别于元朝的“大一统”观念，其实是暗中为宋朝虽疆域狭小却拥有德性之正统困局辩护。明代张志复的《皇舆考》，万历时王士性的《广志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均持以上观点。(54)

还有一种星土分野说亦与“九州”观念颇有关联。星土分野说意指地上的地理区域与天上星宿分布之间构成某种对应关系，如《周礼·保章氏》中曾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但“九州”一直属于“中国”地界，完全把“蛮夷”生活的地区排斥在外。(55)故“九州”不包括“四夷”的星野分类体系自明清时期就已遭到士人批评，晚明谢肇淛就说九州只占天地十分之一，这是按照华夷之别设计的图景，从天的角度观察，应该平衡地加以看待，“何独详于九州而略于四裔耶”。(56)

到清乾隆年间，随着清军的兵锋击败准噶尔，版图归于一统。乾隆帝在《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的“自注”里说：“今十二州皆中国之地，岂中国之外，不在此昭昭之内乎？……而今拓地远至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较《禹贡》方隅几倍蓰，其地皆在甘肃之外，将以雍州两星概之乎？抑别有所分属乎？”(57)乾隆帝的疑问是，若遇到地少而星多，或地多而星少的情况，传统的分野说很难合理呈现出天地之间一一对应的格局。特别是清朝已拓展疆域到新疆地区，本不在九州分野之列，如何对应描述就更成问题，故他得出分野之说不足信的结论。清代的各类政书自此均奉行乾隆帝的批评，基本都视分野说为荒诞不经之论。如乾隆年间的续修“三通”和清“三通”，除《续文献通考》沿袭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前代文献中部分分野之说外，其他五通均不记天文分野之说。(58)

乾隆帝还认为，那些“境为亘古所未通，事属生民所未有”的地界，并不在古九州的想象范围之内，但在清朝却应有所修正。因为“自昔所称，近有龙堆，远则葱岭，天所以界别区域者，今则建官授职，因地屯田，耕牧方兴，边氓乐业。其境且远及二万余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宋明以来的“九州观”，“仍以九州为纲，则是赢出之地，多于正数，转失分纲之本意矣”(59)。

这样看来，“天下”比“中国”应该具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延展性，然而“天下”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也有其一定局限，主要是因为它基本上仍属于一个士人想象的政治地理概念，与实际历史图景尚存在相当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