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正统论”之产生实缘起于西汉帝王树立统治权威之需要，刘邦以小吏出身入承大统，其底层身份难以服众，故需经历一个自我形象神化的过程。原始儒家虽有施行“巫祝”之术的身份，却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人文“去魅化”的洗礼，蜕变为世俗教师，其满口仁义，虽彰显理想情怀，却不切实用，与帝王现实需求完全脱节，难以承担神秘化王权的职责。西汉皇帝急于寻求肉身不朽与长生不老，多以齐地方士为沟通中介，企盼获得与远古圣王相似的神秘体验。
西汉儒家最初仍信守春秋时代尊崇道德力量的旧规条，希图用仁义道德的感化力量打动帝王，董仲舒进天人三策，大谈“天谴灾异论”与“道德养成论”，没想到武帝只对长寿仙境深感兴趣，对修德养心的建议无动于衷。董氏的谏言基本归于失败，其唯独成功之处在于为“正统性”找到了与“大一统”观念接轨的路径，分别从空间、时间和德性三个方面定位汉代“正统”之局。因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者企图以“灾异天谴论”感动帝王的思路，完全不及齐地方士的“符命授受说”那般快捷有效，所以自西汉末年起，儒者开始效法方士，通过编纂谶纬经书，重新唤醒早已弱化的“巫祝”身份，把立论中心转移到寻求帝王符命的思路上来，形成了“方士化儒生”群体。
“方士化儒生”与齐地方士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孔子从人文教师形象重新被塑造成神秘教主，自远古诡异现身，出面为汉朝制法。齐地方士主要伪造圣王仙化故事魅惑汉帝，或者直接鼓动寻找仙方药物，蒙骗帝王可凭此长寿，走的仍是快捷速效的路线。因为方士随意承诺帝王能够立竿见影得道升天，在与儒家竞争中更具诱惑力，但亦常因诡术失灵而迅速失宠。况且汉帝后来渐有所悟，从仅仅关心肉身延命，转而祈求帝位永恒。借此机会，“方士化儒生”终于成功渗入了汉代的政治中枢体系。
“方士化儒生”借助了齐地方士的“圣王神化”传说，将之比附于孔子身上，使得原来早已人文世俗化的孔子，一变而为充满神迹的形象。孔子不仅承担了为汉帝承继大统昭告符命的神启角色，还在《春秋》这本史学著作中提前预言了汉帝当“新王”的许多祥瑞征兆。本来《春秋》记载的孔子“西狩获麟”是个悲剧故事，表现的是孔子虽身怀道德理想却无机会实现抱负的悲怆情景，《公羊传》仍沿袭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涵义。但在“方士化儒生”制作的纬书中，“西狩获麟”却被改写成了一出喜剧。孔子见到麒麟珍兽，意味着找到了承接天命的“新王”，这位“新王”当仁不让就是刘姓皇帝。与齐地方士短期谋利行为相比，“方士化儒生”更有高远的政治追求，他们为皇家制作系统的“政治神话”，成为预告汉朝帝位永祚的意识形态专家。儒家从此全面超越齐地方士，上升到了主导“正统”思想的地位。
董仲舒最初设定“正统”实现之条件，理应包括时间、空间的一体化和德性修养之完善等几大要素。然而从实际历史中观察，似乎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有能力同时具备这几大要素。秦朝虽首次实现了疆域“大一统”，但因施政暴戾而迅速崩亡，汉武帝表面崇儒，但穷兵黩武、德性有阙，唐帝容纳谏言，却重用胡人，裂土分封，最终亡于藩镇势力。
宋朝儒者汲取前朝教训，专注于发挥阐扬“正统”德性之一面，开掘的是董仲舒“大一统”论中为汉帝所忽视之道德教化内涵。理学“道统”直承先秦孔孟一脉的柔性风格于此形成，宋儒彻底摘掉一度佩戴的那副“方士”面具，重归人文化儒生面貌，以师者面目示人传道，理学“道统”播衍于后世，蔚成风气。
汉唐时期，儒家一直与佛道两教持续争夺对“正统性”构建的控制权，却始终寻找不到一条有效路径。这是因为汉唐皇家基本上仍沉浸在符命授受和阴阳五行学说之中，对先秦儒家道德说教始终提不起真正兴趣，直到北宋初年情况才发生根本性变化。
宋太祖以军人黄袍加身，忌讳将领日后效法夺权，故多重用文人领军，太祖又汲取唐末藩镇割据之教训，采取强干弱枝的政治布局。宋太宗重视科举取士，积聚大批出身庶民的士人进入官僚阶层，使其多有机会接近王权，发表见解。宋儒通过“进故事”和“格君心”的渠道逐渐迫使“正统论”主题发生转移。原本流行的谶纬“政治神话”和五德终始、阴阳五行之类的历史循环论逐渐退隐消失，在“正统论”里位于边缘的“德性”教化因素被有意彰扬出来。“格君心”的主要功课就是贬损汉唐帝王不学无术、贪婪功利、举止粗野、疏于文雅，这些帝王因道德缺失丧失江山社稷。反之，劝导宋朝皇帝大量研习儒家经典以提高自我修养成为理学家们的重要职责，这是一个把求仙爱好者转变为世俗道德信奉者的过程，汉唐“正统观”经此番改造，其神秘性大大降低。
宋儒刻意凸显“正统”之道德性一面，实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宋朝与辽金长期对峙，军事抗御实力却每况愈下。靖康之难后南宋帝王更是避居江南，无法实现“大一统”目标，只得退而求其次，通过凸显“正统性”中的“道德”教化优势，以遮掩和补偿军事失利的窘境。宋儒一直强调“功”与“德”之关系并非处于平行状态，“德”是“体”，“功”是“用”，“功”须源于“德”，具有贬低政治军事行动力价值的倾向。这也是后人诟病理学空谈误国，缺乏经世精神的一个重要缘由。明朝因南北分立态势近似于宋朝，在“正统观”的建构上基本继承了宋学对待异族的态度，总是期望以“道德优越感”强化族群之别，以此作为建立正统性的可靠依据。“正统性”中之“大一统”原则虽无法在疆域一统方面真正得到实现，但董仲舒原义中的那句“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47)的构想，倒是越来越在宋明理学主导下的举国体制钳压下变成了现实，最终达成了思想“大一统”的目标。
(1) 朱熹撰：《孟子集注》卷第一《梁惠王章句上》，见《四书章句集注》，徐德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2) 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三《仲尼篇第七》，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9页。
(3)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40页。
(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36页。
(5)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39页。
(6)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页。
(7)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王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3页。
(8)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02页。
(9) 《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03页。
(10) 《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3页。
(11) 《春秋感精符》，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9页。
(12) 《易纬乾凿度》，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60页。
(13) 《春秋命历序》，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886页。
(14) 《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卷一《隐公第一》，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第6—12页。
(15)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七《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93页。
(16) 《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3页。
(17) “大一统”之义还有禁绝百家异论的用意。关于此点，儒家与法家意旨相通，故钱锺书曾举例称李斯与董仲舒之论有惊人相似之处，并指其“均欲‘禁私学’，‘绝异道’，‘持一统’，‘定一尊’；东西背驰而遵路同轨，左右异位而照影随形”。（钱锺书：《钱锺书集：管锥编（一）》，第429—430页。）
(18) 《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卷一《隐公第一》，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第12页。
(19) 参见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1页。
(20) 改用“夏正”亦符合孔子用“夏时”的古义，孔子亦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所谓“行夏之时”即意指用“夏正”（朱熹撰：《论语集注》卷第八《卫灵公第十五》，徐德明校点，第193页）。
(21)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第1255页。
(22)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钟哲点校，第188—190页。
(23)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钟哲点校，第184页。
(24)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钟哲点校，第185页。
(25)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钟哲点校，第186页。
(26)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 》卷第三《玉英第四》，钟哲点校，第69页。
(27)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王褒》，第2823—2824页。
(28)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四《王道第六》，钟哲点校，第96页。
(29)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玉英第四》，钟哲点校，第68页。
(30) 《春秋元命包》，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605页。
(31)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玉杯第二》，钟哲点校，第27页。
(32)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楚庄王第一》，钟哲点校，第16—18页。
(33) 桓宽撰：《盐铁论》卷第五《尊道第二十三》，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34) 参见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
(35) 参见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188页。
(36) 参见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
(37) 《史记·历书第四》，第1258页。
(38) 参见关立行、关立言：《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58—59页。
(39) 《史记·历书第四》，第1256页。
(4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4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页。
(42)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第七中之下》，第1407页。
(43)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春不书王”条，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页。
(44)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春不书王”条，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页。
(45)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春不书王”条，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46) 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四《春秋传》，见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6页。
(47) 胡广等撰：《春秋大全》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 金瑶：《辩阳明先生元年春王正月论》，见《金栗斋先生文集》卷之十，明万历刻本。
(49) 杨于庭：《春秋质疑》卷一《隐公·春王正月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 参见金瑶：《辩阳明先生元年春王正月论》，见《金栗斋先生文集》卷之十，明万历刻本。
(51) 童品：《春秋经传辨疑》卷上《春王正月》，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 杨于庭：《春秋质疑》卷一《隐公·春王正月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 朱彝尊：《春秋论四》，见《曝书亭集》卷五十九《论》，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54) 胡安国纂：《春秋传》卷第三《隐公下》，四部丛刊续编景宋本。
(55) 参见王祎：《改元论》，见《王忠文集》卷四《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五，“改元”条，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第426页。
(57) 参见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第238页。
(58) 参见陈侃理：《秦汉的颁朔与改正朔》，见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8—470页。
(59) 参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41页。
(60) 参见杨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载《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79—93页，文中似乎还是秉承类似的观点。
(61)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3页。
(62)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六《符瑞第十六》，钟哲点校，第154页。
(63)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第1392页。
(64) 参见《史记·封禅书第六》，第1393—1394页。
(65) 《史记·封禅书第六》，第1399页。
(66) 《史记·封禅书第六》，第1397页。
(67) 《史记·封禅书第六》，第1397页。
(68) 《史记·封禅书第六》，第1397页。
(69) 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44页；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70) 参见李学勤：《序》，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3页。
(71) 周予同则有“孔经的方士化”这一说法。（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编，第41页。）
(72) 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页。
(73) 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74) 章太炎：《原儒》，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447—450页。
(75) 参见胡适：《说儒》，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第4本第3分，第255页。李泽厚亦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礼仪”的专职监督保存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4页。）
(76) 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编，第53页。
(77) 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8页。
(78) 周予同原著、朱维铮编校：《群经通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7页。
(79) 《汉书》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4页。）《春秋繁露》也有专卷讲“求雨”“止雨”之道。
(80) 参见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见《青铜时代》，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36页。
(81) 《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498页。
(82)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496—2498页。
(83) 参见《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公孙弘》，第2617页。
(84)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第2732页。
(85) 参见王尔敏：《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时代意义》，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01—432页。
(86) 参见陈侃理：《儒学、术数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9—102页。
(87) 《孝经钩命诀》，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1005页。
(88) 《河图握矩记》，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第1144页。
(89) 《诗含神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462页。
(90) 《春秋元命包》，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93页。
(91) 《春秋元命包》，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93页。
(92) 《尚书中候》，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411页。
(93) 《洛书灵准听》，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第1259页。
(94) 《诗含神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463页。
(95) 《河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第1223页。
(96)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76页。
(97) 参见《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第4113页。
(98)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78页。
(99)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78页。
(100) 《孝经右契》，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1001页。
(101)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80页。
(102)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77页。
(103) 参见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自序”，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页。
(104)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第四《述而第七》，徐德明校点，第117页。
(105)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第六《滕文公章句下》，徐德明校点，第319—320页。
(106)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299页。
(107) 《孝经援神契》，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965页。
(108) 《春秋元命包》，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91页。
(109)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76页。
(110) 《春秋演孔图》，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577页。
(111) 《河图稽命征》，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第1179页。又见同书《河图提刘篇》。塑造现世帝王的“异象”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十六国时期，多位君主被描摹为有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参见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3—232页。）
(112) 参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第1942页。
(113) 《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卷二十八《哀公第二十八》，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第1190—1195页。
(114) 《孝经援神契》，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992页。
(115) 《论语摘衰圣》，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1076页。
(116) 《孝经援神契》，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992页。
(117) 《孝经援神契》，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992页。
(118) 《孝经钩命诀》，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第1010页。
(119) 关于圣王参与封禅大典的各种描述可参见《尚书纬·中侯·我应》《春秋元命包》《礼纬稽命征》《尚书中侯合符后》《尚书中侯挝洛戒》《孝经右契》《春秋演孔图》等纬书文字的记载。
(120)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页。
(121)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龚颖、赵士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8—29页。
(122) 余靖：《正瑞论》，见《宋文选》卷十二《余元度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3)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龚颖、赵士林等译，第204页。
(124) 叶清臣：《上仁宗论日食》，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三十九《天道门·灾异三》，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93页。
(125) 吕公著：《上神宗论淫雨地震》，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四十二《天道门·灾异六》，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431页。
(126) 袁甫：《中书舍人内引第二劄子》，见《蒙斋集》卷七《奏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7) 孙复：《书汉元帝赞后》，见《宋文选》卷八《孙明复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8) 孙复：《书汉元帝赞后》，见《宋文选》卷八《孙明复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9) 杜范：《嘉熙四年被召入见第一劄》，见《杜清献公集》卷之九《奏劄》，清钞本。
(130) 杜范：《军器监丞轮对第一劄·贴黄》，见《杜清献公集》卷之五《奏劄》，清抄本。
(131)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三《敬天》，“诸儒至论”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2)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三《敬天》，“偶句”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3) 吕公著：《上哲宗论修德为治之要十事》，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三《君道门·君道三》，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23页。
(134) 范祖禹：《上哲宗论畏天》，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四十四《天道门·灾异八》，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456页。
(135)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三《敬天》，“皇朝事实”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6) 楼钥：《雷雨应诏封事》，见《攻媿集》卷二十四《奏议》，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37) 郑湜：《相体论》，见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卷三十二《前戊集二·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8) 陈谦：《礼乐论》下，见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卷四十六《前巳集八· 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9) 参见［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黄约瑟译，第15—17页。
(140) 参见［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2页。
(141) 参见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页。
(142) 参见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第132页。
(143) 参见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第3页。
(144) 日本宋史专家寺地遵教授发现南宋时期的集权主义本身就是目的，集权主义的自我目的化，造成其整体性为之稀薄化，结果使得特定政治势力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政治权力的组成遂变得更加狭隘。维护民族整体的想法日趋淡薄，成为南宋政权的基本特质之一。［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3—235页。
(145)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152页。
(146)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152页。
(147) 苏轼：《富郑公弼显忠尚德之碑》，见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五，宋刻元明递修本。
(148) 陈师道：《取守论》，见《后山居士文集》卷第七《论》，宋刻本。
(149) 曾丰：《送罗以宁上书归乡序》，见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卷一《前甲集一·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0) 关于宋代以后文人地位高于武人的现象，宫崎市定认为与科举制的完善有关。经过科举制选拔的士人及其构成的文官制体系成功地抑制了武人势力的扩张，就连当下一些世界最发达国家都难以解决军队对于政治的插手与置喙。（［日］宫崎市定：《科举》，宋宇航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0页。）
(151) 楼钥：《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见《攻媿集》卷九十三《神道碑》，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52) 楼钥：《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见《攻媿集》卷九十三《神道碑》，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53) 楼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见《攻媿集》卷九十四《神道碑》，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54) 张纲：《乞修心治国劄子》，见《华阳集》卷第十六《劄子·奏状》，四部丛刊三编景明本。
(155) 季应旂：《帝王文武德威如何》，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6) 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34—338页。
(157) 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8) 欧阳起鸣：《孝宣优孝文》，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9) 徐元杰：《梅野集》卷一《经筵讲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0) 李昴英：《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见《文溪集》卷之九《奏议》，清粤十三家集本。
(161) 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八《行状》，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162) 《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三年十月己卯”条，转引自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7页。
(163) 如果追溯源头，宋朝的“新功德论”大体应与孟子的“王霸之别”理念相当接近。孟子曾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第三《公孙丑章句上》，徐德明校点，第274页。）
(164) 苏颂：《上哲宗乞诏儒臣讨论唐故事以备圣览》，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六《君道门·帝学中·阅经史》，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55页。
(165) 苏颂：《上哲宗乞诏儒臣讨论唐故事以备圣览》，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六《君道门·帝学中·阅经史》，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55页。
(166) 参见丁应奎：《太宗文武德功如何》，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7) 李雷奋：《上圣道德仁义如何》，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8) 欧阳起鸣：《孝宣优孝文》，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9) 欧阳起鸣：《孝宣优孝文》，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0) 王十朋：《御试策》，见《梅溪先生文集·梅溪先生廷试策并奏议》卷第一，四部丛刊景明正统刻本。
(171) 郑湜：《相体论》，见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卷三十二《前戊集二·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2) 吴兢撰、戈直集论：《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
(173) 袁甫：《蒙斋集》卷一《经筵进讲故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4) 吴兢撰、戈直集论：《贞观政要》卷第三《君臣鉴戒第六》，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
(175) 洪咨夔：《平斋文集》卷第二十九《故事》，四部丛刊续编景宋钞本。
(176) 吴兢撰、戈直集论：《贞观政要》卷第五《仁义第十三》，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
(177) 参见吴兢撰、戈直集论：《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成化刻本。
(178)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上德三》，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79) 程颐：《上太皇太后书》，见程颢、程颐：《二程文集》卷七《伊川文集二·奏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0) 范祖禹：《上哲宗论学本于正心》，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五《君道门·帝学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46页。
(181) 范祖禹：《上哲宗论学本于正心》，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五《君道门·帝学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46页。
(182) 参见田锡：《上真宗进经史子集要语》，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六《君道门·帝学中·阅经史》，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53页。
(183) 参见范祖禹：《上哲宗乞置无逸孝经图》，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六《君道门·帝学中·阅经史》，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54页。
(184) 参见范祖禹：《上哲宗进经书要言以备圣览》，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六《君道门·帝学中·阅经史》，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56页。
(185) 丁骘：《上哲宗乞讲筵开陈祖宗故事》，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十二《君道门·法祖宗》，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108页。
(186) 朱鸿林认为，针对宋理宗的权威受史弥远等权相的挟制，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强调“诚心”的重要，因此发挥《大学》精义尤重“内心”的部分，而对“齐家”“治国”等部分分疏较略，也对朱熹《大学章句》中“格致穷理”的部分有所忽略。其实更加突出强调“诚心”的作用，并非真德秀一人所为，而是南宋士人区分于北宋儒家的重要特点。（参见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见《儒者思想与出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0—101页。）
(187)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一《君道门》，“圣翰”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8) 陈师道：《御书后序》，见《后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五《记》，宋刻本。
(189)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二《圣翰》，“结尾”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0) 参见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第175页。
(191)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十七《纪纲》，“皇朝事实”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2) 《群书会元截江网·纪纲》，“名臣奏议”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3) 《群书会元截江网·纪纲》，“名臣奏议”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4) 《群书会元截江网·纪纲》，“诸儒至论”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5) 《群书会元截江网·纪纲》，“主意”条、“警段”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6) 《群书会元截江网·纪纲》，“事证”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7) 章如愚编：《群书考索续集》卷十二《经籍门》，“桓公”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 常挺：《三王法度礼乐如何》，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9) 彭方迥：《帝王要经大略》，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0) 彭方迥：《帝王要经大略》，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1) 王庶：《论制夷狄之道奏（绍兴八年［一］）》，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八四册，卷四〇五一《王庶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202) 彭方迥：《帝王要经大略》，见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3) 孙觉：《论自治以胜夷狄之患奏（熙宁元年五月）》，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〇七二册，卷一五八二《孙觉一》，第343页。
(204) 魏了翁：《进故事论夷狄叛服无常力图自治之实》，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一〇册，卷七〇九三《魏了翁四一》，第251页。
(205) 吴潜：《内引第一劄论今日处时之难治功不可以易视及论大学治国平天下之道（淳祐九年）》，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三七册，卷七七七〇《吴潜六》，第178页。
(206) 吴潜：《内引第一劄论今日处时之难治功不可以易视及论大学治国平天下之道（淳祐九年）》，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三七册，卷七七七〇《吴潜六》，第178页。
(207) 吴潜：《冬十月一日内引奏劄论夷狄恃力中国恃理四事》，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三七册，卷七七七二《吴潜八》，第207—208页。
(208) 吕祖谦：《匈奴论》，见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卷四十三《前巳集五·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9) 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见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前巳集五·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0) 转引自徐问：《读书札记》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1) 陈公辅：《上钦宗论致太平在得民心》，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四《君道门·君道四》，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42页。
(212) 梁焘：《上哲宗论四者归心之道》，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册，卷三《君道门·君道三》，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34页。
(213) 苏洵：《上仁宗皇帝书》，见苏洵、苏轼、苏辙撰：《宋婺州本三苏先生文粹》上册，卷第八《老泉先生·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8页。
(214) 石介：《中国论》，见《宋文选》卷十五《石守道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关于星象与“正统”建立之关系，参见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三章“帝国符号秩序中的夷狄”第二节“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第88—96页。
(215)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列传第四十八·刘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86页。
(216) 参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页。
(217)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见苏天爵编：《国朝文类》第三册，卷第四十《杂著》，收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编委会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第1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0页。近期有学人认为，《经世大典》以疆域广大为依据，把“元”释为“大”，主要体现的应该是对汉文化认识不深的蒙古统治集团知识层对国号内涵的理解。而多数汉人儒生常“以仁解元”，把“大元”理解为元帝依从天地大德，生生不已，走的是制作“理学化国号”的路子。（参见李春圆：《“大元”国号新考——兼论元代蒙汉政治文化交流》，载《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第59—77页。）此解似嫌牵强。因为中国典籍中释“元”为“大”之例比比皆是，而且“正统观”之内涵尽管在宋代被“理学化”，较为倾向于从“德性”角度阐释“正统”之义，但其汉代原始义中本来就包括空间“大一统”之蕴意，绝非蒙古统治集团知识层率先发明。
(218) 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之六十七《治道》，清文渊阁四库本。
(219) 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之十二《杂论三》，明刻本。
(220) 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之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明崇祯刊本。
(221) 姚舜牧：《来恩堂草》卷之十，“论太祖先见”条，明刻本。
(222) 叶春及：《外志论》，见《石洞集》卷十一《志论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3) 杨荣：《常熟县重修庙学记》，见《文敏集》卷十《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4) 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之十一，“舆地图”条，朱碧莲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6页。
(225) 孙鼎编：《诗义集说》卷之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4—365页。
(226) 徐问：《读书札记》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7) 李文凤编：《越峤书》卷之十三《书疏文移》，明蓝格钞本。
(228) 毛伯温：《毛襄懋先生别集》卷之四《平南录·纪类》，“邵勋”条，清乾隆三十七年毛仲愈等刻毛襄懋先生集本。
(229) 毛伯温：《毛襄懋先生别集》卷之三《平南录·诗类》，“刘桂”条，清乾隆三十七年毛仲愈等刻毛襄懋先生集本。
(230) 丘濬：《大学衍义补》下册，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248—1249页。
(231) 丘濬：《大学衍义补》下册，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257页。
(232) 丘濬：《大学衍义补》下册，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1260页。
(233) 丁绍轼：《修池州府学孔子庙碑记》，见《丁文远集》卷八《记文》，明天启刻本。
(234) 方孝孺：《释统上》，见《逊志斋集》卷之二《杂著》，四部丛刊景明本。
(235) 方孝孺：《释统上》，见《逊志斋集》卷之二《杂著》，四部丛刊景明本。
(236) 方孝孺：《释统上》，见《逊志斋集》卷之二《杂著》，四部丛刊景明本。
(237) 方孝孺：《释统中》，见《逊志斋集》卷之二《杂著》，四部丛刊景明本。
(238) 方孝孺：《后正统论》，见《逊志斋集》卷之二《杂著》，四部丛刊景明本。
(239) 方孝孺：《后正统论》，见《逊志斋集》卷之二《杂著》，四部丛刊景明本。
(240) 丘濬：《大学衍义补》中册，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668页。
(241) 丘濬：《大学衍义补》中册，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668页。
(242) 丘濬：《大学衍义补》中册，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668页。
(243) 丘濬：《大学衍义补》中册，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668页。
(244) 冯琦：《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材疏》，见《宗伯集》卷之五十七《奏疏·礼部稿》，明万历刻本。
(245) 冯琦：《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材疏》，见《宗伯集》卷之五十七《奏疏·礼部稿》，明万历刻本。
(246) 高攀龙：《〈东林志〉序》，见《高子遗书》卷九上《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7) 《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