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领奖

一九七九年，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很多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断的传统，也在逐步恢复。从一九五七年我和姚念贻、胡庆汉一起第一次到北京领奖以来，已经二十二年了。现在，文化部又开始给各片种颁发奖项了。我们厂有两部影片得到优秀译制片奖。毕克代表日本片《追捕》，我代表朝鲜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再次到北京来领奖。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曾讨论过应建立哪些制度来使译制片得到更好的发展。我记得刘广宁提出的一套方案特别令人起劲。她认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进片权，可以挑选一些有品位的影片。我们还应该有发行权，有自己的影院，专门放映我们译制的影片。当时我们就知道，她的想法虽然美妙，实际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马上就有人说：“你做梦去吧。”但我至今记得她这套方案，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实现吧！

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在小组会上提出：在领导选片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在一线工作的人参加；我们可以带来直接从观众那里听到的意见。我记得在小组会上做记录的人对我的意见简直是“嗤之以鼻”，他说“我连记都不给你记”。当然，他是对的。我也知道没有这个可能，不过是“姑妄言之”罢了。

那次评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由于“四人帮”原因，一切都被耽搁了十年，所以青年要算到四十五岁。二是，由于多年没有进行过评奖了，所以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军事题材的、工业题材的、农业题材的，年轻导演拍的、老导演拍的，上影的、长影的、北影的……以至原定十几部得奖片，一加再加，一直加到二十多部。当时我想，得这个奖有什么光荣？不过是被照顾的。

回厂后，正赶上每百人有两个晋级名额。有些人说我和毕克“你们两人总归笃定（有份）了”。事实倒并非如此，晋级的既不是我，也不是他。我想厂里也许考虑，你们两人既然得到了荣誉，就该把实惠让给别人了。这也是摆摆平啊。要怪就怪“四人帮”吧，他们把一切都搅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