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起点

民国成立不久,因了翻译的繁荣，文人心态大不同于先前。亦新亦旧的人物出现了。他们懂外文，又深谙旧学，学术的格局也因之变化。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文人处处发现问题，有一种解决问题的冲动。各个领域的人都在探讨中国文化的走向，他们觉得旧的治学方式存在问题,引进新的方法和视角,才可能突破精神的盲点。

我们在许多文人著述中感受到他们对语言认识的自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这是中国第一本语法书，作者马建忠受到西方语法研究的启发，对中国的汉语进行词语分类和研究。在书中，马建忠感叹，西方童子入学有章可循，孩子在一种规则中很快把握写作的本领。“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以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他集十年之力写成此书，乃有寻求汉语规律的梦想。

马建忠之后，研究语言学方面的人渐渐增多。胡适回忆，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时候，他跟赵元任一起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他的演讲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赵元任发表的专论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彼此关心的对象是交叉的。看那时候他们的学术理念，能够感受到一个特点，就是都意识到母语如何与现代社会衔接。中国人要走入现代，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白话文是活的语言。他关于文学改良的观念，在此已经萌动了。

之所以都关注语言,可能与我们的表达出现问题有关，也与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萌动有关。1904年，严复看到了《马氏文通》，刺激了他的思想。在为《马氏文通》写序的时候，他说，西方是有语法的，我们中国却留下了空白。自从马建忠先生搞了第一本中国的文通，对汉语有了现代人式的认识。要搞翻译，要学习西洋文字，不懂语法是不行的，同样，弄通母语的规律，也是一种责任。严复先生对《马氏文通》的认可，有一种解开汉语之谜的渴望。

语言研究中也不乏世界主义者。1907年，吴稚晖在巴黎办了一个叫《新世纪》的杂志，主张世界语。世界语是波兰的一个叫柴门霍夫的医生发明的，当时也翻译成万国新语。吴稚晖以为大为可行。他的观点发表后，章太炎不以为然，写了一篇文章叫《驳斥用世界语来写作》。章太炎坚决反对这种外来语言，以为是一条死路。有意思的是章太炎的弟子们后来也有主张用世界语来写作的，比如说周作人、钱玄同、鲁迅，他们比自己的老师切实和激进，对此一种语言有了解并引入的冲动。

晚清的时候，世界语的方案被认为是可行的选择。蔡元培有一次跟钱玄同说，在西方，有的人用世界语写成了哲学著作、医学著作、科学著作，写出文学著作也未尝不可。后来钱玄同把蔡元培的看法写信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也呼应这个观点。这也有世界主义的因素在。我们现在看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当可以想见那时候的状态。

这种语言研究的自觉，慢慢催促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像章太炎先生，他主动用废置语，把已经不被用的词语给捡来，用到今天的文章中。这是逆积习的选择。还有顺积习的选择，康有为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边专门讨论过语言的繁和简的问题。在《新学伪经考》里面说，“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开始是繁，后来就变成很简要了。“故篆繁而隶简”，从大篆到小篆是繁，到隶书就简单了。“楷真繁而行草简”，意思是，楷书是很繁复的，但是行草简单了。“人事趋于巧变，此天智之自然也”。无论保守者还是激进的文人，很多人在讨论语言的问题时，都有与先前不同的观念流露。

语言研究的自觉，开启了一个风气。文学的研究、哲学的研究、历史学的研究，最后落脚在语言的研究。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意识到语言哲学的价值，语言哲学里边有诸多文化的隐喻，它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存在。人是怎么样表达的，表达的可能性在哪里，是每个时代思想家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但是那时候的知识界，仅仅从语言的层面讨论思想表达问题，影响甚微。只有把语言问题与文学现象联系起来，才能够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民国成立后，文化界涌现出了各类思想，吸引人们的多是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的思潮。语言问题也恰是与这些思潮一起被人们意识到的。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办了一本杂志叫《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这本杂志诞生之前，中国有几本杂志非常重要。其中有一本很重要的杂志叫《甲寅》，主编是章士钊。这本杂志当时谈社会问题，谈文化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力。但陈独秀后来不满意它调子的平稳，另起炉灶，有了打造新平台的冲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民国的时代。当时胡适在美国很兴奋，他很自豪中国是亚洲唯独一个多党的、民主共和的国家。新中国要有新的文化，中国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自己对国内文化动态的关注度很高，给一些报纸杂志投递了诸多文章。他和陈独秀的结识就在这个时期。

《新青年》眼光很开阔，不久就把胡适这样的人拉进来，有了国际的视野。第一期阵容可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一个作家，叫马克斯·欧瑞的随笔，叫《妇人观》，讨论女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是缺乏个人的，对女性并不尊重，对儿童的教育也一片空白。陈独秀想借此文引起国人内省。他还翻译了美国国歌，用的是文言文，很古朴：“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他一共翻译了四段，用屈原式的骚赋体，说明当时他还是旧式文人的积习。以旧文法表达新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新青年》所推介的文章很有世界眼光，薛琪瑛女士翻译的剧本，刘叔雅翻译的哲学、科学的文章，胡适所介绍的欧洲的短篇小说，周作人介绍的日本文化，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对西洋思想的推介等等，都有春风扑面的新鲜感。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他有一种表达的冲动，这个人很可爱，文字单纯，显得聪明。我们看他的日记，可以想见那时候的情形。他写日记，记载了那时候各种话题（那些日记多是与他自己相关的内容，别人说他什么，当天报纸记着他的什么都剪贴，以备后人查考。鲁迅后来有一篇文章，讽刺他，说其日记是为了后人研究他而写的，不免自恋）。胡适先生有很多想法，他和朋友们讨论文学的问题，发现中国人的表达出现了问题。那时候他受到了自己的导师杜威先生的影响，也喜欢詹姆斯，这两人都是实验主义的哲学家。胡适一辈子主张怀疑，他说：“做学问要在没有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杜威的思想很有意思，主张实验主义，反对形而上的学问。他觉得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的演绎，易把人推向一个极端。而杜威是强调问题，解决困难，强调具体的方法。胡适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后就成了杜威的“俘虏”了，一辈子没有离开他的影子。胡适反对空谈主义教育，喜欢研究问题。怎么研究呢？就是发现问题以后，先假设一个观念，然后开始求证。这样的一种理念，跟形而上不一样。但陈独秀跟他正好相反，陈独秀所奉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思想。先设定一个目标，为之赴汤蹈火。现代中国文坛上有两派势力很大，一个叫左派，一个叫自由主义派。现在两派一直在打架。新左派基本上是从德国古典文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来。自由主义有很多和杜威、罗素等人的思想有关。胡适是属于后者的。他思考文学现象，不是从义理入手，而是着眼于文章学的经脉。《文学改良刍议》的问世，终于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

胡适留学时候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英语译介成汉语的时候，是文言文好呢，还是白话文更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他与友人通信讨论白话文与新文章的写作，恰是实用精神的体现。之后，才慢慢进入精神的层面。

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问世，新文章的理念便有了标志性的表达。这一文章的出现，主要是不满于康梁。因为他们的精神有伪饰的地方，还不能算是真的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的是文章学层面的东西，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背后有一种哲学的影子。晚清的南社、鸳鸯蝴蝶派、留学生写作，在文章学方面已经为胡适提供了许多资源。他觉得现在主要问题是话语逻辑不属于现代人的，我们要从文言进入到白话，顺畅地表达现代人的感觉。他说古文有问题，主要是把自由感放弃了。他谈到“八不主义”，都是文章学方面的话题。首先，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我细看了一下，这个分类都有问题。“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可以合并的。这些看法是针对酸腐的古文而来的，当时八股化很严重的应用文，已经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胡适要拯救汉语的书写，有很大的野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观念的外化。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这样的话，王国维也说过，都是史家的感觉。胡适觉得古文滥调不行，文章是应当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白话从谈话开始，强调“谈话风”的重要。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这个语言是从你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假的东西。所以，“八不主义”分析得还是不错，特别是第一个，言之有物，关于情感、思想要与人生真的境遇有关，文学当然是要有情感，要有思想。胡适所言，要显得比同代的许多文章家真诚。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后世有不少人批评他。钱锺书就讽刺他的功底还不及林纾，汪曾祺的微词就更多了。汪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些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地遗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讲，很有分量。当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起飞转型的时期，可是作家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作品里用母语来表达丰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太干枯了，单调得很。白话文被单纯化时，汉语内在审美的机制被抑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度。

当胡适把文学语言作为工具的时候，就不能够发现我们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这是他的问题。这个思路延伸下来，会误入歧途，被形式主义所裹挟。语言也是内容，完全把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可能存在盲区，就把其复杂性简单化了。王国维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词语都是随着人的精神而扭动的，胡适的审美意识，被进化论的意图伦理所左右，自然不能搔到问题的痒处。

与胡适不同的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看到了胡适的文章以后大喜，遂为之广为流布。不过，他觉得还不能停留于此，不解渴，胡适的根底还是改良主义，不如叫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文章有一种狂士之风，那种洞世的目光在笔端闪闪发光。这样的文字今人也不易写出来，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气象。这是对中国文学史微缩的一个判断，把它微缩到一个画面里面，有冲击力，但不免简单化。他对魏晋以来雕琢阿谀的铺张所提出的批评很有意思。特别是三大主义。第一，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很多人不敢谈国民文学，谈起国民就想起国民党。其实国民文学，我们现在有没有，也颇值得讨论。第二个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他认为重要的就是写实主义，真实地再现生活。写实的文学就是要直面人生。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叫瞒，一个叫骗。它的结果就是不会面对问题，人们日益陶醉着，遁迹山林，不食人间烟火。这种文章在晚清一些报纸常可见到，所谓无病呻吟正是。第三个是要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把山林文学那些不痛不痒的东西转变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字，在他看来殊为重要。我觉得这三大主义说得还是不错的。把文学社会化，文学承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样的文学。但文学有时候就是个人的，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是很复杂的，文学具有无限种可能。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可能，南社文人的写作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胡适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以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似乎就有一点偏颇。他的独断主义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陈独秀的文章不久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呼应其文章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多章太炎的弟子都参与其间。钱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这里，钱玄同最为热情，对旧文学大骂出口，颇为峻急，有些甚至失之偏颇。他在《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论白话小说》等文中，不断抨击旧的文学。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

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为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为全篇不通。

这样的话，显然过激。倒是朱希祖这样的人说得平和。他写过一篇文章，说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的大褂，文言文是绫罗绸缎。朱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说做文言文字句只能含蓄，不许直说，古字造句等都非常简短，句语也有神秘的色彩，也有灯谜式的，也有像歇后语似的，矫揉造作，一副假腔，如同游戏，戴了假面具一样。他说古文是有这样的问题的，白话文就是把真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一览无余了。

胡适谈论此类问题，还比较含蓄，锋芒是内敛，他许多没有说出的话，倒是被刘半农言及了：

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如何始能对得工巧的，这种人我实在没有工夫同他说话。其能脱却这窠臼，而专在性情上用功夫的，也大多走错了路头。如明明是贪名受利的荒伧，却偏喜做山林村野的诗。明明是自己没甚本领，却偏喜大发牢骚，似乎这世界害了他什么。明明是处于青年有为的地位，却偏喜写些颓唐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却偏喜作出许多极恳挚的“怀旧”或“送别”诗来……康有为作《开岁忽六十》一诗长至二百五十韵，自以为前无古人，报纸杂志，传载极广。据我看来，即置字句之不通，押韵之牵强于不问，单就全诗命意而论，亦恍如此老已经死了，儿女们替他发了通哀启。又如乡下大姑娘进了城，回家向大伯小叔摆阔。胡适之先生说，仿古文章，便做到极好，亦不过在古物院中添上几件“逼真赝鼎”。我说此等没有价值诗，尚无进古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

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认可。傅斯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著文《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说：

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涩晦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为碑志者，末缀四言韵语。为赞颂者亦然。其四言之作法，直可谓偈辞咒语，异曲同工。又如当今某大名士之文，好为骈体，四字成言，字艰意晦，生趣消乏，真偈咒之上选也。

如何建立新文章的理路，人们进行了有趣的探索。其中胡适功莫大焉。五四以来的文学注入了新风，那是叙述主体的位移所致，有学者将此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胡适的笔意里有“一清如水”的味道，散文里的“即兴”与“赋得”的差异，都与心口是否一致有关。“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实也是“心之文”的一种体现。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的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儒家本来有敬的精神，那是心理神圣的存在，只言片语即可达成。但后来的儒生不是这样，把思想搞得一本正经，洒脱的存在不见了。几千年来的文人在一个套子里模仿孔子，却没有孔子周旋于尘世的自如无伪的样子。寻道而失道，思想自然也就不会表达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至，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思。周作人则是另一个样子，其笔调散漫、平实，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这时候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刘绪源先生说：

“谈话风”不仅是最为透明的，同时也是最为综合的，它不让你只专注于某一项，而要让小说的、诗的、理论的种种要素全部融入“自己的性情里”，也就是一种全人格的表达，亦即前人谈到“文人传统”时所说“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达到了这一步者，才能写出上好的“谈话风”。同理，也只有达到这一步，创作生命才有可能绵延不绝。

这个看法，周作人在文章里也表达过，可说是“言志”观念的体现。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风的沉没与堕落，自感载道文学的悖谬。在他看来，那些夸张地言理的文字，多有问题。韩愈式的布道，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戏文字说出世间的道理来。周作人谈散文传统，对明末颇有兴趣，而晚清的可心者却数目寥寥。刘绪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谈梁启超的文章，其间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辐射。但是，他们对梁氏“新民体”的拒绝，大概是因为基本审美理念有别。或者说，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这个看法，是启人心智的。新旧之变的真意或许是在这里。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自从“新民体”出现，中国文坛文风大变，但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不过还是韩愈体的再版。一些学者注意到后来的白话文在根底上与其不同所在，说的是确切之论。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刘绪源《今文渊源》说“新民体”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是白话文流变的隐秘，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内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新民体”后来被五四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这原因一是其衔接的是韩愈式的逻辑，还是道统里的血液，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新文学有六朝以来的溪流在，加之英法日诸国的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本我的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士大夫者流毕竟与之颇有距离。周氏兄弟的笔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学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杂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适的文章，乃明儒与近代实验主义信仰者的汇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遗风，正与今人的好恶接近。大凡远离道统的文章，都可见出深切的隐喻。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现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内心的，新式的表达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地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乡土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过去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文人介入到大众的表达里，又糅合着现代性的情怀，便有了新文学的诞生。这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表达的胜利。那个时代的人与文，是除旧布新的。

五四以后有趣的文人的语言表达，并不都排斥古文，他们改造了古文的句式，用了另类的笔法。也借助于野史的笔锋，毫无正宗家法的套路，自由行于天地之间。鲁迅文章背后都有文言文的元素，废名作品的禅学味一看即知。后来的张爱玲的写作，决不放弃明清以来的俗文学与士大夫的传统，曹雪芹的幽魂一直游荡其间。连赵树理这样的人，文章亦土中有味，古文和大众口语的因素被平和地呈现着，老少咸宜，象牙塔内外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些人是没有古今之分的，并不把自己划到笼子里。白话文的健朗的时期，恰是思想无所限制的自由时期，表达的样式其实是思想的样式，这是古人就曾说过的。文白之间，本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对立。由文言到白话的过程，也恰是人的戴镣铐舞蹈到自由奔跑的过程。只是动作的方式不同罢了。

新文学在短短的时期内，就有了各类流派。模仿鲁迅的，跟随周作人的，暗袭胡适的均有。文章的发展，有师承，有突起的创新，内中的情况复杂。以师承为例，今文的流派时间均短，谈不上大的传统。但追随周氏兄弟的人大多形似而神不似，是一个问题。周氏兄弟特别的地方，是在思维方式上与人有别。而这些都非文章学内部的位移，而是生命哲学的转变。这个转变，打破了过去的诸多樊篱，士大夫与平民、雅士和农夫的界限消失，遂有了开放的文体。这里有诸多神奇的地方未能被人们总结。比如新文学家的知识结构，翻译实践与整理国故的关系等，大约都和白话文的成就有关。后来的文人写作只管写作，翻译只是翻译，学问只问学问，互为呼应的文体不见了。细细分析那时候的文章，杂家的智慧多，杂识也暗含其间。模仿《新青年》诸君的人，笔力里没有那些暗功夫，文章要超过前人，也是难的。刘绪源从一些文章的关联考察审美起落之间的问题，都让人有不小的联想。他对神似与形似的看法，关于模仿与创新的思路，都是历史经验的产物。我们今天文学里的问题，其实还在相似的范围里。文章的风格，乃智慧与素心使然，还有和上苍与大地的交流，后人在笼子里做思考状，其实是远离本源的。

除了“谈话风”外，民间俗语入文也是一种尝试。《新青年》三卷五号有易明先生的《改良文学之第一步》说：

窃以为文学改良，当先普行俗语。盖中国文字之繁难极矣，从其事者尽毕生之力，始克有成。推其极又不过夸耀一人，尊重一世，而于收普及之效，遗千载斯民之歌颂，则邈乎未之前闻。岂其力不足以致此耶？非也。盖落古人之窠臼，坐斯弊而莫知救也。然惟用俗语，庶足以挽回斯弊。吾故视为文学改良之第一步。

俗语入文，在初期白话文里殊难为之，只有鲁迅等在小说中如此试验，颇有些成效。真正做到此点，一是通俗小说家，二是后来一些来自乡村的左翼作家。不过，这里做得最好的，还是鲁迅及后来的老舍、李劼人、赵树理等。民国初，激进的文人讲用俗语，其实很难做到。他们多少都有士大夫的遗风，诸事殊难做到。但口语入文，大概都没有难度。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诸人，很快就做到了此点。

其实在上海等地的作家中，那些写市井生活小说的人,辞章是有俗语的味道的，只是因为他们观念略旧，新文化人不太关注他们。这些被喻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已经在文字里贯通了现代人的口语和地域特色。胡适、陈独秀的文章都还是书面语，自然不能舒展出泥土气和人间烟火气。对于新文化人来说，清理旧的文章学理念中的余毒，才是根本任务。

文章学观念最大的变化，乃对韩愈以来的传统的颠覆，这是那时候文学进化的标志之一。其中周作人最为自觉，其观点对后人影响深远。周氏对传统文学不满的地方，是每每被伪道学的东西支配，颇有些问题。而白话文后来出现问题，也与伪道学的因素相关。要避免这个弯路，就必须从清算韩愈开始。周氏谈及文章之道，常常要讥讽韩愈，用来影射载道的文学。他谈韩愈的文章很多，其中《谈韩文》云：

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流泽孔长，至今未艾。简单的说，可以云一是道，一是文。

在《反对韩文公》中又说：

《送孟东野序》……这样的跳跃岂不就是牵巧附会，而且违反“章旨”，连文章的起码条件还够不上。古人云，辞达而已矣，这就是说讲话只要把意思表达出来就是了，不但是说话也是作文修辞的准则，凡在说话或作文之前一定先要把主意想定，随后运用适宜的词句将这意思说明白，这其间虽然也有些技巧，但是总不能随意的跳来跳去，将伊周的和声鸣盛，与草鸟应时发声，混在一起，作为物不得其鸣的例证。用了这样的文章作范本，教导学生去写古人，除了写出思想混乱的东西来，哪里还有别的希望，它的唯一的长处，就是声调铿锵，读起来好听而已。

周作人的思想，在五四后越发远离儒家的文章学理念，把旧文化的遗存做了多样的分解。他的文章观有一种希腊、日本文化的痕迹。主张的是率性，走心性自由之路。而要破这层关系，不清理那些旧的遗存是不行的。

如何破除陈规，周作人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文章乃“言志”的产物，非“载道”的工具。言志是即兴的，载道是赋得的，后者乃奴性的文本，其价值大可存疑。后来在为俞平伯书所作的序言里，他一再强调文学的即兴的意义，而把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定位在这个层面上。

后来京派文学的出现，与这种思潮的关系很深。周作人成为思想的领袖，是自然的。他们在学识上和审美走向上，都与皇权文学与政党文化的文章学观念格格不入，即便躲在象牙塔里，亦不抑制个人情思的自然流淌。遂有了超越功利文学的出现。发扬其思想的，是废名先生，他对周氏的文章观念大为赞扬。他对比新文学诸家，以为唯有周作人的文章观，最有个人主义的价值，余者多可存疑。比如废名看到希腊品格对周作人的意义，那些知识与存疑的思想，加之个人心性自如表达的意识，都系中国最为缺失者。此后俞平伯、沈启无等，都亦步亦趋，有模仿的作品出现。那些激进的直面现实的文人文体，就与他们颇为隔膜了。

京派文章学的理念，基本是书斋式的，一点六朝的遗风，一点现代人文知识，一点晚明的诗趣。有时候不免沉闷、自恋甚或消极。自然，在杂学与思辨里，亦有醒人耳目的作品，嘲讽世风的犀利也不亚于左翼文人。可是他们的文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接上地气，顾影自怜则不可避免了。

颠覆士大夫文体最为深切的，是鲁迅的文章。他与京派相近的是也有学问，常怀情思。但因为一直关注现实，且有小说家思维，那文章的调子就不同了。鲁迅与周作人文风出于一道，后来走向野性之路，把小说家者流的感觉渗到文章里，迂腐的气息就全被蒸发了。而周作人的旧式文人的鬼气一直盘旋其间，文章就少了鲁迅的放荡不羁的东西。比如《野草》的短章，都是血写的，鲜活、灵动，死亡边缘的突围与悸动。不能逾越的峰峦被逾越了，文眼有了火光的照耀。这就是“非文”，也是“非诗”，但更像文与诗，是被沐浴后的真文与真诗。

鲁迅的文章“逆谣俗、逆风土”是生命的躯体燃烧所致，周作人的文章之“逆俗”乃观念、趣味之舞，神动而行不动，痛感是缺失的。他们身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峻急、沉郁的，一个是平和、淡雅的。汪曾祺说他们分成两支，不是夸大之言。鲁迅的路与周作人的路，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路径。

白话文学面世，文言文引退，不久就被人们所接受。打倒文言文，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这是历史进化的一个过程。可是文学并不像这几个精英知识分子所想的那么简单。就文章的演变规律而言，文白之间存在一种互为转变的可能。朱光潜后来谈及于此，认为桐城派大毛病也不见得很多，他在安徽读书的时候，校长吴汝纶也是一个桐城派的人物，著名的翻译家。他要求文章是严谨典雅，忌讳藻饰堆砌。他讲究声音节奏，着重立言得体，觉得古今中外上品的文章都离不开这几个条件。朱光潜说：“我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我始而反对，因为自己也在‘桐城谬种’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转过弯来了，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我在美学方面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文写的。写白话文时，我发现文言的修养也还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胡适主张的文学改良，真的改变了文学的生态，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都出来了。后来文章的发展，越来越简单化，词语的数量也在减少。语言的审美就低不就高，反智的一面出现了。到了“文革”时期，汉语词汇量少得可怜，“话”白了，意少了，诗情则更为寥落。这一点，汪曾祺看得很清楚。他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是白话文。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好多年后有一个名叫张中行的先生写过一本书，叫《文言与白话》，是专门讨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他分析了文言文的优点和缺点，白话文的优点和缺点。书中谈了一些很有趣的看法，比如，现代作家中最好的文章是懂古文的人写的，鲁迅、周作人、钱锺书都是这样。包括他自己，文章也是文白相间，很有意思。张中行认为，文和言是两个问题，书面语与口语糅合起来，有审美的新意，其实并不容易。他在《作文杂谈》里说：

上一段说到文向言靠拢之难，其实更难的是言向文靠拢。这在理论上虽然非不可能，实际上却罕见。罕见，文想靠拢就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叹。其结果就成为，就是大力提倡写话的人，其文章的体质和风格，十之八九还是来自“文”以及自己的修炼。这种情势还会有更深远的结果，是文，就它同言的关系说，是若即若离，也就是与言接近而又自成一套。

由此可见，文言与白话，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书写的变化，有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好的作家，不太计较新旧的好坏，旧有旧的好处，新有新的长处。断然划出界限，彼此隔膜，相互讥笑，原也是可笑的。到了汪曾祺、张中行这一代，可以从容地讨论文白的问题，这已经是个客观的存在。像钱玄同那么偏激，和林纾那样的固执，如今看来都是可笑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