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水城：阿姆斯特丹与三角洲
大约在我乔迁荷兰的一年后，天开始下雪。不是西欧这段日子常下的那种蒙蒙细雪，而是我打小以来从未见过的真正的雪；大片的雪花肆意飘落，如同泡澡时水面上那层泡沫一般覆盖在鹿特丹的街道上。不消多时，我家周围的街道全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运河也结结实实地冻住了。电车停止运行，绝大多数商店也都关了门。就好像，荷兰回到了冰河时代。
2010年，在心血来潮与好运气的共同作用下，我搬到了荷兰。一架本该带着我从秘鲁去伦敦的飞机由于坏天气在这里备降，有位年轻的荷兰女士为我提供了当晚的住处，最后我就与她一起在此一直住下了。在这意外到访的短短几个月内，奇怪的是，我很好地融入了这里：我拥有了荷兰的工作、房子还有女朋友，也开始学会说好荷兰语。然而，天气的变化迅速把我拉回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现实。我开始逐渐了解的荷兰一瞬间重回陌生，这令我感到手足无措。在英国，我知道流程是这样的：一有下雪的迹象我就会打电话请病假，然后抓上雪橇或滑雪板去山上。但我在这个任何滑雪运动都不可能开展的地方该做什么呢？这里最高的山也就勉强够一只狗藏身。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的荷兰女朋友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去拿双溜冰鞋！”
一开始，这似乎是个滑稽的提议。我很多年没滑冰了，而且在我们英国本地滑冰真的是一项很小众的运动——只有初次尴尬约会的青少年，或是穿着亮片紧身服争夺奖牌的运动员才会去滑冰。但在荷兰，情况完全相反：滑冰简直就和喝咖啡、吃奶酪一样普遍。我接触到的每个荷兰人家中的某个角落，几乎都藏有一双溜冰鞋，即使他们不常使用，而且滑冰比赛冠军在这里就像其他国家的足球明星或奥林匹克短跑运动员一样受崇拜和景仰。在异常寒冷的日子里，关于举办一场沿着结冰的运河穿越荷兰北部的十一城之旅（Elfstedentocht）的可能性讨论主导了日常新闻。到荷兰的第一年，我努力学会理解和领悟这个我加入的社会；喝小杯的啤酒，尽量避免大声喧哗，以及早饭要吃三明治。现在，参加滑冰活动似乎成为我为了融入这里理应走的下一步。
于是我屈于同辈压力，在这座穿着白色夹克的城市艰难跋涉，来到默兹河（Maas）下游河畔一家破旧的小运动商店。店里，一个留着斯大林式小胡子的老人迅速说服我花一周的薪水买下最贵的溜冰鞋；大量长得像底部焊着刀片的塑料滑雪鞋的冰上用品，随时准备给任何胆敢嘲弄它们的人划一口子。我把新玩具藏在我的外套里带回家，把它们藏在床底下，并嘱咐我的女朋友（现在是我的妻子）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买了它们。
第二天，我走到路的尽头，坐在一条小河边，胆战心惊地把自己塞进溜冰鞋里。厚重的雪毯隔住了声息，街上一片寂静，周围也无人踪。河里的冰看起来很厚——我猜大约4英寸——我小心翼翼地弯低身子踏了上去。经过颤颤巍巍的几分钟，我终于能够在覆盖着运河的白色棉花糖上划出细细的黑色轨迹了。
我以前从未注意过这条流经我家的小河——鹿特河（the Rotte），鹿特丹就因它而命名——但现在我意识到它实际上延伸数英里，联结其他大大小小的河流，奔向乡村。在一座铁路桥下快速低身通过后，我一路向北，经过古老的风车和被冰包裹的船只，渐渐远离城市。滑了两个小时，仍未滑到路的尽头。我停下来买了一杯浓烈的糖浆似的热葡萄酒，坐在冰上一饮而尽，然后继续朝着地平线滑去。
也许听起来很奇怪，在冰上的那天是我生平第一次思考荷兰河流的导向作用。在其他国家，我一般把河流当作从某地去往另一地的途径：在差不多十年的闲散户外行中，我沿着尼罗河从阿斯旺（Aswan）到开罗扬帆起航，在恒河、特里苏利河（Trisuli）、帕瓜雷河（Pacuare）上泛舟，还在赞比西河（Zambezi）、长江与湄公河上乘坐渡船。然而在荷兰，河流很容易仅仅被当成一种背景噪声，而非什么重要景致。经过几个世纪的围海造陆工程，这个国度仍覆盖着大量的水体，数不清的运河、溪流、排水沟与人工湖纵横交错。每天沿河或跨河骑车、步行，我也逐渐习惯于忽视它们，不曾思考它们到底是什么：通往其他地方的蓝色高速路。
滑冰之旅后没几天，所有的冰都化了。但我被我的所见迷住了：一幅我的寄居国的替代地图，在这里，联结社区的主干道是河流，而非公路或铁路。我开始好奇，如果一直沿着河流向前，我能走多远？
有一天，我在鹿特丹图书馆查阅了这一地区的几幅地图，得出了一个结论：相当远。我滑冰的那条鹿特河实际上是默兹河的一条小支流，而默兹河本身又形成莱茵河下游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理论上我可以沿河跑步、骑车，或在河上滑冰、在河里游泳，不只是到离家几个小时的热葡萄酒售卖点，而是远至穿越荷兰的所有路，直至深入德国甚至更远——事实上，是一直到瑞士阿尔卑斯山顶，差不多跨越半个欧洲大陆。
就在几年前，我曾在离乌干达（Uganda）的尼罗河不远处住过一段时间，并开始短暂地迷恋上那些在荒野跋涉数月、发现尼罗河源头之谜的维多利亚时代探险家们的故事。显然，探索莱茵河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一路溯洄、探寻源头仍有令人愉快的纯洁目的。居住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河流之一的蜿蜒处却未曾一览其源头，就好像住在一座伟大的教堂隔壁却从未踏足教堂内部，或是生活在一座巍峨的山岭脚下却从未见其巅峰一样。
我自认为已经非常了解莱茵河地区了。在写前一本关于荷兰的书[1]时，我曾乘坐船和火车详细探索过这条河的一小片区域，从多德雷赫特（可笑的）复原的挪亚方舟[2]出发，直到北海（the North Sea）[3]附近的防洪海堤。往远了说，我也很了解德国莱茵河，有几年为了工作或纯粹游玩，我可能隔月就探访一下波恩（Bonn）、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科隆（Cologne）等城市。做低薪政治助手的学生时代，我曾花了两个愉快的夏天探索阿尔萨斯（Alsace）与南莱茵兰（Rhineland）；而后成为高薪的演讲稿撰写人与说客的我迁至荷兰，因思念高山而在瑞士阿尔卑斯、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度过了无数个周末。然而，莱茵河仍有大片区域我尚未涉足，关于这一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我也知之甚少。看来一趟沿河之旅是一个行远知广的诱人机会了。我开始学习地图和旅行指南，计划通过骑车、乘船、坐火车、徒步等方式沿河游览全程。当夏天降临，我想，我就该动身上路，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从荷兰出发直至其山上的源头。
划船，就像你自己揉面团或是假装自己没有宿醉一样，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开始的几下划水还挺顺利，但随着我借来的划艇开始加速，我很快发现自己就像一个失控的滑雪者在进行障碍滑雪一样，从河面的一边到另一边摇摆不定。无论我多努力地尝试，都没法利落地划动双桨而不激起一阵阵水花，溅向岸边紧张的行人们。
我在阿姆斯特丹断断续续地工作过几年，也很熟悉这个城市，但我觉得到水里去也许能提供新的视角。我是对的：从阿姆斯特尔河（Amstel）的水面上看去，万物较之街上的视角变得截然不同。平日里喧嚷的城市静了下来，排列在水边的荷兰小房子隐约间变得高大起来，就像峰顶铺着红瓦的瘦高的山。我手忙脚乱地划船向北，一路溅水扰民地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老城中心的尖塔下。在这里，一只桨笨拙而沉闷地撞击到石墙上，而另一只则无用地在水面上掠过，我只能满怀嫉妒地目送一只绿头鸭轻巧地游过去。好在这会儿的天气按荷兰人的标准来说出奇地好，也就是说既不刮风也不下雨，只是有一点阴而已。
河上几乎没什么小船，但有几十艘有着小小的驾驶室和盆栽植物船顶的游艇系泊在岸边。其中几艘是漂亮的老式荷兰驳船——刷着黑漆的钢锚骄傲地挂于水线之上——但大部分船还是比较常见的：单层的小木屋，就像园林的大棚浮在水面上。这些船只的结构很普通，可它们停泊的地点却很不简单，暗示着它们的所有者的富裕程度：一艘典型的阿姆斯特丹游艇远比差不多相同面积的公寓贵好多。从一座桥下慢慢地划过，我迅速被一个与我同龄的荷兰男人划着皮艇超过，他从超市载了几兜物品毫不费力地往家划去。我一边笨手笨脚地划着桨，一边朝他挥手打了个招呼，他嘲弄地朝我点了下头，仿佛在说“你肯定不是这里的人”。
一如既往，我震惊于水上生活的丰富多彩。十几个年轻人坐着敞篷摩托艇在河上漫游，一边喝着小塑料杯装的橙子阿贝罗酒，一边互相嬉笑打闹。然后来了一位驾着汽船的老者，船头还卧着条黑狗，老人经过年轻人的摩托艇时冲他们大喊：“小心！转角处有警察在测速！”
河岸上几个渔夫正在给一艘小船充气，看见他们我就想起几个月前我曾在这附近的一座桥上偶遇一个英国年轻人——忙着给他从附近超市买的塑料儿童小艇充气。小艇一充足气，他就往上放了一打罐装喜力啤酒，然后摇摇晃晃地踏了上去，他的腿跨在小艇的两侧摇摆不定，像一只在浴缸里的长颈鹿。我试探性地问他在做什么，他一边从几艘大驳船之间穿行划过，一边打开一罐啤酒，回头冲我大声喊道：“我在进行真正的周游，不是吗！”
★★★
从很多方面来说，从阿姆斯特丹开始我的莱茵河探险都是个荒唐的决定。就像不少人给我指出的那样，通常认为的莱茵河出海口并不在阿姆斯特丹，而是在其西南方向50英里[4]外的荷兰角港（Hoek van Holland）北海海岸。但我关于起点的选择可完全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可笑。
相对于一些河的路线是从A点直接流到B点，莱茵河则复杂得多。以瑞士阿尔卑斯山口附近的托马湖（Lake Toma）为源头，莱茵河一路奔流而下，流经瑞士的一小片地区后进入袖珍国列支敦士登，其后又继续径直北上穿过奥地利，汇入珍珠般的博登湖（Lake Constance）。[5]离开博登湖后，莱茵河又向西流动，再次进入瑞士境内，流经巴塞尔（Basle）后折向北行，充当德法的一段边境线，而后在德国西境往北奔涌。这看来似乎已经够复杂的了，但一旦跨过边境进入可以自由漫流的荷兰低地后，莱茵河变得越发无法无天，溢入广阔的细小水道网络，部分是人工的而部分是天然的，名字对英语母语者来说简直要他们吞了自己的舌头：艾赛尔河（IJssel）[6]、下莱茵河（Nederrijn）、贝内登梅尔韦德河（Benede Merwede）以及多德西科尔河（Dortse Kil）。荷兰唯一被真正称为莱茵河的实际上只是一条穿越国境中心的小河流，而承载绝大多数莱茵河运量的河被称为默兹河，荷兰南部的广阔三角洲也以莱茵——默兹——斯凯尔特三角洲（Rhine-Maas-Scheldt delta）之名广为人知。
对于一个水道学新手来说，这个或许很让人困惑，但我们还是完全可以说莱茵河三角洲覆盖了荷兰西南部的大片土地，这里到处能看到来自德国莱茵河的河水。荷兰的地图上布满了以莱茵河及其支流而命名的地点——莱茵萨特瓦德（Rijnsaterwoude）、莱茵斯堡（Rijnsbur）、莱茵戴克（Rijndijk）、莱茵河畔阿尔芬（Alphen aan den Rijn）、莱茵河畔纽沃堡（Nieuwerbrug aan den Rijn）——还有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画家（出生于莱顿市）伦勃朗·凡·莱因（Rembrandt van Rijn）。阿姆斯特丹、弗利辛恩（Vlissingen）、代芬特尔（Deventer）坐落于荷兰的不同角落，但如果在科隆的河里放上一只橡皮鸭，它就可以随河水起伏漂流，抵达上述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此说来，德国的莱茵河不像是直接能从A点到B点的单线水路，而更像是阿姆斯特丹酒吧里一杯洒了的啤酒，肆意在地板上流淌，直至门口。
对我个人而言，这个混乱的地理现象带来的最主要影响是它让我的旅行路线规划变得十分困难。谁敢说莱茵河真正终于何处，而我的旅途该从何处开始？经过大量的地图学习后，我最终选择了一条兼顾地理合理性与趣味性的路线：快速通过阿姆斯特丹及周边，然后沿着小段旧莱茵河（Oude Rijn）径直向南，通过北荷兰省与南荷兰省，直到荷兰角港的广阔入海口。从那儿开始，我会放慢步伐沿着新默兹河（Nieuwe Maas）、莱克河（Lek）与下莱茵河来到德荷边境，然后全程沿着莱茵河穿越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还有列支敦士登直到其源头[7]。阿姆斯特丹不是一个主要的莱茵河城市，但它间接接受了莱茵河水的滋养，城市里挤满了数不清的莱茵河游船的观光客，还有一条长长的运河连接起莱茵河。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姆斯特丹似乎就成了最佳的出发地。
选择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第二个原因是，相较于荷兰的任何其他地方，这个城市或许更能成为塑造像莱茵河这样的河流对傍河而居之人的生活方式的缩影。阿姆斯特丹基于阿姆斯特尔河两岸的堤坝，在13世纪从一个小渔村崛起，这些堤坝后来联结在一起，形成了阿姆斯特尔水坝。起初，它只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地方，在17世纪中叶开始快速发展，安特卫普（Antwerp）的封锁导致其大量贸易转移至阿姆斯特丹，同时也让新教徒避难者为了新的自由和机遇北上涌入阿姆斯特丹。在半个世纪内，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大致翻了三倍。16世纪晚期，荷兰探险家和商人奔向全球各地寻求新的领土和财富。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于1602年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一家跨国公司——相当于17世纪版的壳牌或者通用汽车。荷兰成为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所描述的“世界的搬运工”，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运输贸易至中国台湾、日本、巴西、南非和北美。荷兰人建立了纽约市，并以他们家乡的小城镇命名了布鲁克林（Brooklyn）和哈莱姆（Harlem）；偶然发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以荷兰南部省份西兰省（Zeeland）给后者命名。在国内，他们也开展了极富野心的国家重建工程；抽干湖里的水，并对莱茵——默兹三角洲湿地进行开垦。在17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荷兰人都处在极其幸福快乐的良性循环中。国外贸易产生的丰厚利润用于投资新的船只和探险队，至于开垦土地所解锁的新地，则用于挣更多的钱来投资更多的土地开垦。那时的荷兰盾——就像美元或比特币——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通行货币被广泛接受。
在阿姆斯特丹，这一“黄金时代”的繁荣也改变了这座城市。它迅速从一个相当闭塞的小地方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一个交错着几十种语言，河边码头摆满了异国香料、布匹与食物的国际化大都市。围绕水坝广场上最初的阿姆斯特尔水坝为同一轴心，人们开凿了一些配备复杂的水闸系统的运河，可以定期泄水冲刷，以保证从城市一端到另一端流动新鲜的水。其中最著名的水流都被赋予了堂皇而高雅的名字：绅士运河（Herengracht）、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与君主运河（Keizersgracht）。新近的有钱商人在运河边建造面积不大但气势宏伟的房子，就像书架上数量有限但内容深奥的书籍。外国游客会震惊于他们在北方威尼斯的所见所闻：艺术家、发明家和诗人；高耸的教堂；所有运河上干净的桥梁。
像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道出塑造荷兰文化的所有影响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外来者所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典型“荷兰”之事，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如莱茵河之类的河流的影响。建造风车是为了给沼泽排水，而建造堤坝则是为了阻挡河水漫溢。从湿地开垦而来的平坦绿野为奶牛提供了水草，奶牛则生产了大量的牛奶。牛奶能被制成奶酪，郁金香也开在草地上。街道都铺上了砖石，这样开垦的土地积水消退时街道的路面也不会裂开缝隙。荷兰人自己会在平坦的运河边或堤坝顶骑自行车，穿着木鞋防止淤泥沾染，还因为喝牛奶、吃奶酪而越长越高。或许最重要的是，纵横贯穿在这个国度的水路是繁荣之源的主因，是这个浸泡雨水的欧洲角落成为文化与经济超级大国的黄金券。水，这一荷兰人曾经最主要的敌人，最终让他们发家致富，让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一大最美丽和繁盛的城市。
抛弃了难划的船后，我沿阿姆斯特尔河继续徒步北上，而后顺着绅士运河转向西行。阿姆斯特丹的外沿边缘依然混乱无序，但对于步行者而言，依靠四条如箭靶上的圆环一般环绕水坝广场的主运河，还是很容易找到旧城中心的。我来到了所谓的九小街（Negen Straatjes）区域；17世纪漂亮的连栋房屋、咖啡馆和时装店聚集在此地。我有一年多没有步行来过这儿了，所以期待着可以洞察这里有哪些变化。这个城市向来以作为避难所与娱乐天堂而闻名，但近年来有点在危险的边缘试探的风险，因为太多游客来这里参加一些在自己国家被认定为非法的娱乐活动。作为回应，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开始关停风月场所、增加旅游税并制定较严格的毒品法律。这些变动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于是当权者也在努力寻求合理的平衡。过分的宽容或许会让阿姆斯特丹变得危险而混乱，但限制太多却容易使其沦为乏味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8]，热恋的情侣也许会喜欢在这里漫步，但荷兰人却很难真正在这里工作或生活。
这些或许只是我的想象，但现实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步：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变得比过去干净了一些，空气也镇定祥和了不少。这里仍有数量惊人的游客，但旧城棒极了：砖块铺连的运河，古老的连栋房屋，还有像溪水中的鱼群一般在窄窄的街道里穿行的成百上千辆自行车。阿姆斯特丹式生活方式随处可见，许多人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啜饮着瓶装的小酒，吃着小块的奶酪，任世界就在几英尺外喧闹。阴天的周二中午，整个城市却笼罩着一种晴朗周日的公园里的波西米亚氛围，本地人看起来像是瘦身广告前后对比照里的“后”照。我停下来给一座桥拍照，听见一个大约6岁的小女孩用荷兰语大声对她妈妈说道：“噢，多么漂亮的桥啊！我想它非常非常非常老了。像是1960年代的！”
在西教堂（Westerkerk）附近，我找到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坐在外面的鹅卵石地上，我尝着喝起来像运河水的凉茶。我的荷兰语讲得不错却不太连贯，但当服务员意识到我是英国人时立马过分热情地恭维了我。我不止一次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没有太多语言技巧的国家。如果一个荷兰人想要说“流利的”英语，他需要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熟记于心，但如果一个英国人想要说“流利的”荷兰语，他仅仅需要点一杯饮料。
喝完茶后，我从西教堂朝红灯区方向往东走，穿过涂着黑漆的老房子形成的“深谷”。就像所有最好的城市那样，阿姆斯特丹看起来更像一个村庄而非大都市。在半个小时内，我中途碰到了三个熟人，他们都对我计划要去的地方感到困惑不已。“跟着河流去阿尔卑斯山？”他们中的一个问道：“你为什么会想要那样做？你就不能乘火车吗？”
我的朋友对莱茵河的这种不屑之情并不罕见。在过去，几乎没有人会质疑这样一条伟大河流的重要性。在路况糟糕的年代，河流是运输货物和客流的便捷方式。当人口在增长时，河流提供了用于果腹的食物；当大型工厂在扩张时，河流提供了动力和冷却需要的水；当战火蔓延时，河流提供了抵御入侵者的天然壕沟以及转移士兵们去浴血奋战的途径。进入20世纪，很多欧洲人还把家附近的河视为氧气或是Wi-Fi，是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
然而在21世纪，河流已然跌下神坛。在这个时代，只需一晚，郁金香就可以从肯尼亚运到阿姆斯特丹；和平条约可以通过电话会议来谈判；作战可以使用无人机；产品可以用从中国下载的图纸来打印；因此，认为缓慢而平稳的流水与船只可以塑造国家的观点就显得过分古怪了。在欧洲，河流成为一种亲切的日常景观而非国家的重要财富，是遛狗或者喝咖啡休闲的好去处，但不再像氧气或Wi-Fi那样重要。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关心河流了。政治家和外交官仍然为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控制权夜不能寐，为控制尼罗河泛滥、湄公河改道或是建设刚果河（Congo）大坝的提案殚精竭虑。但莱茵河从未得到它应有的关注。权威的欧洲史几乎不提及它，欧洲人谈到它时只会耸耸肩。尤其是年轻一点的荷兰人，他们通常对莱茵河地区抱有奇怪的偏见，总认为莱茵河畔的城市枯燥乏味，即便他们自己会蜂拥至邻近的巴黎和柏林之类的河畔城市。在21世纪，莱茵河已然变得像是佛教或债券市场：人人都听说过它，但几乎没人真正了解它。
在这个喜欢夸大其词的时代，莱茵河也常被拿来与亚马孙河（Amazon）或刚果河之类的河流巨头作比较。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莱茵河是这些最伟大的河流中的一员，是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大重要轴心。莱茵河在欧洲大地上蜿蜒了800英里，是欧洲中西部第二长河，仅次于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共滋养了大约5000万人，几乎和意大利的总人口数量一样多。它还影响了一些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外交家和政治家，经常在欧洲战争与欧洲史中扮演要害支点的角色。“莱茵河”，维克多·雨果写道，“是独一无二的；它汇集了河流的万般面貌于一身……像尼罗河一样神秘莫测，像美洲河流一样金光闪闪，又像亚洲河流一样充满幻影与寓言”。
一定程度上，所有的河流都扮演着双重角色：在长度层面它们进行聚合，但在宽度层面进行分隔，莱茵河也不例外。沿其之长，它形成了欧洲贸易体系的大动脉，是荷兰、德国、法国和瑞士工业运载其产品至全世界的一个主要出口。鹿特丹的港口是目前为止欧洲最繁忙的港口，每日货物吞吐量超过100万吨，是离它最近的港口吞吐量的两倍以上。莱茵河流经的几个国家——荷兰、瑞士、列支敦士登、德国——都属于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行列，这或许并不是巧合。同时，莱茵河流经的最后两个国家——德国与荷兰，出口量比美国与墨西哥加起来的还要多。
再视其之宽，这条河也起到了分隔的作用。在罗马帝国时代，莱茵河是帝国的边界，实际上，直到那里罗马人才放弃扩张计划、进行调停并对河对岸的蛮族虎视眈眈。随后，莱茵河也曾无数次成为争夺的焦点，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冲突的爆发来自对控制莱茵河地区的渴望，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争夺河流中游煤炭和钢铁资源。今天，莱茵河处于和平状态，但它还是在很多地方成为两国边界，比如德法、德瑞、瑞列和瑞奥；它让人想起现代的国境线依然是真实、触手可及的，而非电子地图上模糊的线条。
离开了莱茵河，欧洲将会变得面目全非。德国会远比现在穷得多，荷兰仍会是一片死水，瑞士也会更加闭塞，北海则鲜有贸易。离开了莱茵河，也许不会有世界大战，也不会有欧盟。法国人也许说的是德语，或者德国人说的是法语。汽车制造业的巨头也许在日本而非德国，而游客在阿姆斯特丹惊叹不已的绘画也许是意大利人而非荷兰人画的。如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1908年所写：“就对于历史的影响而言，莱茵河在欧洲河流中是独一无二的。”
★★★
把这一切记在心里，我坐在阿姆斯特丹的水边，潦草地罗列了自己想要探索莱茵河的几个主要方面。第一，也是最简单的，我想要更深入了解莱茵河是如何、且还将如何塑造它所流经的国家和居住其间的人们的。第二，我渴望发现莱茵河地区是怎样变化的。在推动我本次旅行的这些年里，这一地区（如同欧洲很多地方一样）危机四伏。经济发展磕磕绊绊。德国深受难民危机所累，而法国不断遭受残暴的恐怖袭击；奥地利总统选举中，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差点当选；瑞士出台了针对穆斯林的法规，而“包容的”荷兰爆发了反移民的抗议活动。更远一点的，英国已经决定推动自由贸易的最佳方式是退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东欧的独裁领导人正在威胁欧盟的团结。一位美国总统正在试图瓦解北约并阻碍欧洲对美出口商品，他的举动在地缘政治上就相当于一只试图抓住自己所追赶的汽车的狗。
这些变化带来的威胁很多时候是被夸大其词的，但在我心里，这也给我关于莱茵河对现代的相关性问题的思考增加了新的维度。在一个国际贸易被视为背叛、而很多领导人倾向于建立壁垒而非桥梁的世界里，莱茵河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网络盈利与在工厂里挣钱一样普遍，当人们都坐飞机而非船舶去旅行，当文化影响力的传播依靠新闻和病毒式视频而非顺流而下的艺术家，河流还重要吗？而在这个文化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是否还存在能被跨国认同，能团结起荷兰、瑞士和德国人的统一的“莱茵河文化”？我出发去寻找这些答案，阿姆斯特丹在我身后越来越远，而阿尔卑斯山还在遥远的前方。
[1] 指作者，的另一本著作《荷兰人为何与众不同》（Why the Dutch are Different）。本书脚注若无特殊标注，则为原书作者注。——译者注
[2] 2012年，荷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打造了一艘与《圣经》中描述大小一致的挪亚方舟，面向公众开放。——译者注
[3] 荷兰人命名的北海，与其南方的须德海相对应，是大西洋东北部边缘海。——译者注
[4] 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1英尺约等于0.305米。——译者注
[5] 严格说来，这一描述过于简化了，且瑞士境内尚有多处被认为是莱茵河的起点。但是，托马湖被广泛认同为前莱茵河（Vorderrhein）的最主要源头。
[6] 那不是打印错误——在荷兰语中，字母IJ是一个连字——两个字母发一个音，通常用大写字母书写，发音同“爱”。
[7] 贯穿这整本书，我对我所到访的地点名称保有一定的命名自由。首先，我有时会将河流的支流描述为“莱茵河”，即使它们严格说来是组成破碎的莱茵河三角洲的大量河道的一部分，比如瓦尔河。其次，我通常依靠今天的地名与边界——比如提到某事发生在“1800年的德国”，即使统一的德国在那时并不存在。最后，作为一个英语写作的英国人，我会使用地点的英文名字——比如用“Cologne”取代“Köln”（科隆），用“Basle”取代“Basel”（巴塞尔）。这些小伎俩或许会激怒那些学究式的地理学家，但确实能让事情变得更容易操作。
[8] 1787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出巡途中，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在女皇必经之路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将金村”成为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的代名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