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代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最近十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报刊（1949—1976）研究开始起步，但整体而言还未引起学术界的真正重视。[1]究其原因，当在两点：一、这一时期文学的“文学”价值未获广泛承认；二、研究者往往泥陷于某种方法误区。而对其“文学”价值的质疑，与方法迷误实亦纠缠甚深。那么，是怎样的方法迷误呢？对此，洪子诚曾有反省：“处理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现象时，十分容易构造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图景。比如把作家简单区分为‘依附’‘奴性’的，与坚持‘独立精神’‘反抗’的两类。又比如出现‘官方’与‘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权力话语’与‘个人话语’等‘对立项’的概念”，“（这）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会带来很大的妨碍”。[2]这类“二元对立”的描述方法其实源出于启蒙主义研究模式，它还可以更简洁地表述为“‘政策’与‘对策’的历史”以及党与“文学上持不同政见者”（Literary Dissent）的故事。[3]无疑，这类故事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文学史“常识”，它们怎么会给当代文学（报刊）研究带来“很大的妨碍”呢？笔者以为，这中间是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客体化、抽象化等常常为人忽略的方法论问题的。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有必要先结合已有的当代文学报刊研究对此予以恰当的辨析，并在国家/个人、主流/边缘等已成“常识”的启蒙主义研究框架之外，重新设置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与问题。
一 启蒙叙述的双重误读
“二元对立”的启蒙叙述是当代文学报刊研究中的“公共知识”，譬如，研究者已习惯于把报刊作者分为两类，“即顺应时变的主流作者与夹缝中生存的‘另类’作者”[4]，把报刊研究定位在“考察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这一载体，对新的文学格局进行设置……以及媒体在体制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反应”[5]。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但在整体意义上，它无疑包含着对当代文学（报刊）复杂性的忽略、删除甚至扭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此类启蒙主义叙述对国家和个人存在着双重的误读。
启蒙主义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文学）的误读可分为客体化、同质化两个方面，前者更为严重。那么，何为“客体化”？洪子诚实有述及：
所谓“客体化”，即一种对象被解释者以外在于其自身的逻辑去解读、判断，而其自身“独立存在”的逻辑却被“遗忘”，并在事实上沦为被表述、被支配的客体。这种认识上的扭曲，是当下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文学的真实遭遇。具言之，中国当代史（社会主义）主要不是在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上展开的，但学界却以知识阶层特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认知作为依据，构造了中国当代史。尽管中国共产党最初发动革命的初心、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工作都不在于制造伤痕，但在不少知识分子讲述出来的历史（如“伤痕小说”）中，新中国恰恰被误读、被窄化为伤痕记忆的载体。这种讲述当然有确凿的事实证据，但仅如此理解国家，无疑与社会主义自身的逻辑“擦肩而过”。那么，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政治狭隘化为权力管制，它还有怎样的追求呢？这至少表现为两层：1.它是革命知识分子帮助下层民众争取正义与权益的社会运动；2.它是后发国家摆脱被奴役地位的现代化实践。作为与封建专制政权有绝然区别的发展性政权，社会主义的这两重诉求皆未完全达成预期的目标，但又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当然同时也存在因方法失误而导致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对此高度复杂的历史，海外观察者的评价比较平实：“从国家整体来看，它们与1949年相比是大大地改进了，对于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也是很了不起的。它使社会地位平等化，没收聚集起来的财富，并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们提供最小收入和服务”，“提高了穷人、妇女、青年和某些少数民族的社会机遇和精神收益，同时也缩小了极富者和极贫者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与社会革命相联系的政策和运动给许多中国公民，特别是那些被打成敌人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新形式的社会分层开始产生，它将大批人口置于较低阶级的地位”。[7]这种判断兼顾新社会的得失，但国内启蒙主义者只愿以知识阶层在新社会“向下翻身”的经历作为历史讲述的唯一标准，而对新政权在完整工业体系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全民普及教育、农村医疗等方面的切实功绩缺乏必要的认识与认同。这种幸存者记忆和认同使有着“多重面孔”的社会主义政治被“改装”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治理。
社会主义文学（报刊）被客体化为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也就不难想象，如下启蒙式判断可谓比比皆是：“（当时）文学的独立思想品质丧失，成为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粗暴、单一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创作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作品人物的语言是纯粹的墙体标语”[8]。这类观点与孙犁、赵树理、柳青、茹志鹃、李凖等大批作家的创作实践并不相符，但它们无疑切合当前语境。对此，程光炜结合“改革开放”语境予以解释：“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里被巧妙安装了80年代的‘新启蒙编码’”，因为“改革开放”“这种叙述需要‘人的主体性’来支撑，更需要将‘十七年’的事件性安插在这么一个不利于它的解释环境中，并用主体性来刺激它、揉搓它、开掘它”，因此，“‘十七年文学’被整理了也就等于被陌生化了”，“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9]可见，社会主义文学（报刊）被客体化，是历史的、现实的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事实上，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它有自身的叙事逻辑。它的确承担有意识形态治理的功能，但远在新政权建立之前，它就已经是：1.“人民”（下层民众）反抗暴政、争取生存权益的“弱者的武器”；2.民族独立的动员叙事。这两层性质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将农民召唤到公有制人生中去（这被认为是避免贫富悬殊、使下层免于精英势力打压的可行性道路）、激发全体国民建设国家的热情。遗憾的是，这两层根基性的内涵皆被新启蒙编码屏蔽在意识形态治理之外。
可见，启蒙主义叙述对社会主义政治及文学的阐释存在双重客体化的问题，它的“很大的妨碍”不难想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人性”等指责缺乏意义，只是这些“症状”都与中国的非西方位置、下层民众的“少数者”处境有关。“……竹内好确信，为了反对西方的侵犯，非西方必须团结组成国民”，“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称的‘普遍同质领域’（universal homogenous sphere），就成不了国民。所以，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现代国民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排除该国民内部的异质性”。[10]而如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要争取独立与发展，必然经历内部整合（即兼含建构与排斥的“纯化”），更兼共产党革命以下层民众为主要的利益主体，其现实中的对立面（上层精英）沦为被排斥的“异质成分”不言而喻。而且，排斥还指向“主体”民众的日常“杂质”，譬如其内部差异，以及与集体不协调的个人欲望。而后一症状，其实也是“少数者文学”的普遍特征：
在中国，由于下层民众（“少数者”）以前整体地被否定，其反抗必先追求整体性肯定（“正面假象”），故诸多不合正面之要求的“杂质”必遭排斥。可见，社会主义文学内在的双重排斥性与其双重正义追求（民族独立、下层解放）互为因果，若剥离特定历史语境仅以“外部”方式将之“非人”化，是缺乏说服力的。
启蒙主义对国家的另一重误读在于同质化。这在当代文学（报刊）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表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文学”等分析概念在操作上并不那么有效。其实，所谓“主流”并非现实的文学力量，而主要是印在文件、规定上的文字，它们要真正落实为文学现实还要取决于报刊主编、文艺领导等“代理人”的认可程度和利益取向。这决定了现实中的“主流”内部差异重重。恰如当年评论家王淑明所言：“（革命胜利）一方面固然表示文艺界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同时另一方面，也就带来了文艺思想上某种情形的混乱，虽然大家在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下团结起来，但对于某些文艺上基本问题的认识，如普及呢？还是提高呢？要不要写小资产阶级呢？描写落后群众，还是表现先进分子呢？……还达不到统一的认识。”[12]这里面有委婉的措辞，其实当年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要更严重。当时，“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确已成共识，但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经”还是另有所循，新四军系统的文人就与延安文人不同，他们在报刊上往往“言必称苏联”，对《讲话》则未予以特别的重视（见新中国成立初《文艺》月刊、《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等）。即使在延安文人内部，曾经遭受重要挫折、力图重获领袖信任的丁玲对《讲话》的解释与执行也比春风得意的周扬更趋激烈、政策化，对国统区作家也更少包容。至于白区出身的自由、率性的夏衍，对《讲话》的执行力度就比较有限。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往往意识不到这类“代理人困境”的存在，直接把多有歧异和摩擦的“主流”同质化甚至标签化了。
较之对国家的两重误读，启蒙主义对个人的误读要少一些，主要表现在将知识分子（尤其“幸存者”）经验普适化。其实不同社会群体（阶层）的“人性”诉求并不一致，恰如论者所言：“如果说，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工人阶级和贫农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必须形成集体主义才可能与强大的统治阶级抗衡，那么，衣食无虞的小资产阶级更为渴望拥有更大的个人精神自由。”[13]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两种“人性”是各自现实环境的深刻反映，难辨孰是孰非。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毛泽东称为“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
可见，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启蒙主义叙述都已从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的武器蜕变为当下垄断性的“认识装置”（柄谷行人语），对当代文学（报刊）研究带来了社会主义文学客体化、“个人”普适化等多重“妨碍”。
二 启蒙研究的非语境化
不过，启蒙研究的“很大的妨碍”更严重的表现还在于其常常脱离具体语境而不自知的抽象化思维。这表现在，文学报刊运作与文学创作存在绝大区别——创作或可孤立于斗室之内，但报刊实践必然广泛涉及主管部门、出版机构、文人创作、市场传播、读者反应等诸多流通环节，处于复杂的权力关系与利益纠葛之中。然而启蒙主义研究几乎致命地忽略了这一点——在理论上，他们或许并不否定语境的重要，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单纯地将报刊解读为观念（“国家话语”或“个人话语”）的载体。有研究者甚至把“党报党刊”“国家文学”的概念绝对化、普遍化，仿佛报刊内始终有某种超级观念在运作，在宰霸一切。这当然有所根据，如当时报刊发刊词“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14]，内容则频见有关抗美援朝、斯大林寿诞、总路线及“工人习作”“工农兵评论”等专辑。但是，这些真的能代表报刊所有真实吗？不妨看两个例子。
一是1951年《文艺报》对夏衍的批评。当时，因《武训传》事件《文艺报》多次不点名地批评上海文艺领导夏衍，尤其张禹的文章不满夏衍仅检讨了事，认为倘若只是检讨，就“无非是旧官僚式的笑骂由人”，“像从前封建朝廷士大夫的‘清讲’那样”，故提议追究其“行政责任”。[15]文章义正词严。同时，《文艺报》也在该文前加了严肃的“编者按”（以很少使用的黑体字型排版），称“（讨论）应着重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能单靠像这篇文章所要求的用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才需要更好地展开思想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错误的文艺思想，建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上海文艺工作才能正确地前进”。从字面解读，此篇“编者按”显然有纠张禹之“偏”、保护夏衍之意。故有研究者称：“可以看出主编对这一问题仅看作是一个文艺问题：文艺思想存在问题所以需要帮助解决，但它不是政治问题”，并以为主编丁玲并不那么“服从”主流意识形态，读者可从中“听到文艺的嘎嘎挣扎之声”。[16]这种理解，就单纯地将报刊文章理解为观念载体了，且看似合理：张禹文章代表“主流”，丁玲的“编者按”则委婉持以“异议”。但毋宁说，这种“合理”只是研究者头脑中有关主流/异端的启蒙思维定势的反映，真相却大异于此。研究者应该未读过另外两条相关史料。一是《夏衍传》所载此事对夏衍的伤害：“他当然也不会忘记，建国以来，由丁玲、冯雪峰等人控制着的《文艺报》曾给自己横添了多少罪名。张禹那篇颇有引人入罪用意的妙文，就是刊发在《文艺报》上的。《文艺报》的编辑们还加了一条‘编者按’。……一个‘单’字，多么含蓄而有深意！”[17]无疑，传记作者认为“编者按”同样伤害了夏衍。可惜，我们往往不易“读”出其中的“含蓄”。那么，丁玲为何要伤害夏衍呢？又有一条材料可作补充，此即1951年12月19日胡风写给梅志的家信：
显然，胡风认为“丁婆”（丁玲）刊发张禹文章意在对夏衍“复仇”。事实正是如此。该“编者按”可说是与张禹一唱“红脸”一唱“白脸”，看似保护，实则将夏衍的错误浓墨重彩地凸现于全国文艺界之前，“杀气”隐约。当然，据笔者掌握的史料看，丁玲如此不惮于利用《文艺报》“敲打”权重一方的夏衍，并非因于小小过节，而与当时中宣部内部胡乔木、周扬、丁玲之间复杂的人事纠葛有关。[19]在此事上张禹、丁玲或许都没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或《文艺报》看得多么神圣：意识形态修辞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用以“攻伐”对手的工具。此时报刊文章体现的就主要是利益、权力甚至意气，与意识形态或文学观念实在无甚关系。
另一例子是1953年《文艺月报》对耿庸的批评。在该年7月号上，《文艺月报》发表了两篇批评文章：《从一篇〈真理报〉的专论谈到〈《阿Q正传》研究〉》（陈安湖）、《驳〈《阿Q正传》研究〉的一些错误论点》（沈仁康）。从字面理解，两文是为维护主流观点（鲁迅“两期论”）而展开的对耿庸《〈阿Q正传〉研究》一书的正常的学术批评。但真的如此简单么？事实上，两文系该刊副主编唐弢组稿而来，但在编委会上遭到了刘雪苇（华东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彭柏山（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明确反对，随后唐弢致函夏衍，经夏衍亲自到该刊编辑部坐镇，两文才得以面世。[20]那么，两篇正常批评何至如此曲折？这是因为刘雪苇、彭柏山等人从中感到了某种危险，而唐弢之所以组来两稿，也与上海文艺界由来已久的周扬（夏衍）派与胡风派的矛盾有关。双方对此皆心知肚明。但势力强大的夏衍终究占据了上风，《文艺月报》随后接连刊发批评亦门、冀汸、路翎等胡风派的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是明确捍卫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但实则是为了夺取话语制高点而有意挪用主流辞句，并最终达成在势力斗争中取胜的目的。
这两个例子都是当代文学报刊运作中的常见事实。它们表明，文学报刊不止是单纯的观念载体，启蒙研究的非语境化的抽象定位更多的是书斋式假想。其实，报刊经常利用观念或意识形态修辞为权力/利益服务，恰如美国媒体学家詹姆斯·卡伦所言：“思想和‘再现体系’都是被相互竞争的群体用来争取其利益的话语‘弹药库’的组成部分。”[21]党刊也好，社论也好，高调意识形态也好（甚至异端言论），都可能只是“弹药”。遗憾的是，启蒙论者不太愿意承认这类事实，譬如有论者以为：“（党报党刊）编辑规则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纪律，而且非常严明，所以，党报党刊的文学编辑几乎杜绝了滥用职权、以个人好恶为纲厚此薄彼或进行利益交换等情况。”[22]这多少是研究者的美好想象。中国社会从来都充满比较复杂的人事矛盾，社会主义年代也很难例外。当时文艺界不但自身矛盾纷出，而且还往往不幸地、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政治斗争，其中假意识形态之名而行斗争之实的报刊批评何止一例两例？如《文艺报》对《说说唱唱》杂志的批评，《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与《文艺报》的激烈冲突，《人民文学》对《望星空》的批评，都有一定的利益背景。而1960年代中前期报刊对《早春二月》《李慧娘》《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海瑞罢官》等作品的批判，更有着政治角力的内幕。如果研究者不能或不愿深入历史语境，进而发掘观念冲突下的利益博弈，其研究必然遭到“很大的妨碍”。
这种“妨碍”导致许多报刊研究陷入前述知表而不及里的尴尬，甚至落入想当然的境地。譬如，1952年年初，丁玲从《文艺报》主编任上离职，有些研究者就很自然地从主流/异端之二元对立的启蒙思维予以推理：丁玲去职，肯定因于“上级领导”对其编辑工作中异端思想的不满。带着这种推理，研究者还找到了证据，即《文艺报》此前刊发的《〈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等文章。故如下结论“水到渠成”：
其实，单从《文艺报》看，丁玲自谦“战斗性”不足的文章确有两三篇，但该报左“斩”右“杀”（含丁玲亲自发起的《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章却不下百篇。而且，研究者对当时文坛格局缺乏了解。1950—1953年间，文艺界的“上级领导”是胡乔木（周扬当时名义上是“负责”文艺界的，但在1954年后才真正主导文坛），胡乔木则积极扶持丁玲，并欲以之取代周扬。1951年，丁玲兼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等要职，并在该年底逾过周扬主持北京文艺界整风。她卸任《文艺报》主编并非因为领导不满，恰恰相反，她是负载着胡乔木的期望去接管《人民文学》，《文艺报》则转由故人冯雪峰兼任。此时，在胡乔木支持下，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一系实已掌握当时最权威的文学资源。其间并不存在所谓丁玲“不力”、冯雪峰“紧跟”的事实。[24]又如，有研究者以为，“党报党刊的文学编辑在推介新作家、新作品时稍有不慎，就会给作家和编辑本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反右’过程中，《人民文学》的编辑秦兆阳、李清泉因为推荐文学新现象‘不当’而被打成右派就是这方面的缩影”[25]，其实情形并非如此。若研究者多看一点秦、李的资料或黄秋耘等知情者的回忆录，就知道两人遭难实主要因为他们在“周（扬）、丁（玲）之争”中对周扬公开表示不满。工作“不当”等，更多是公开场合的借口。
那么，如果文学报刊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观念的机械载体，其后又纠缠着怎样的“人”呢？无疑，此处之“人”不仅是研究者认定的被“包下来了”的“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26]，而更是身处复杂观念与利益情境中的个体，尤其是势力中人。所谓“势力”，实指一种以思想接近尤其是利益协同而形成的非正式私人群体，又称宗派或派系。黎安友认为，“成员对领袖的效忠”以及“全体派系成员为派系的利益工作”的原则，是中国传统精英政治的基本方式。[27]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单位制度，资源集中，势力冲突愈发明显，文艺界亦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在出版国有体制下，少数国家级刊物成为稀缺资源，作家须仰求于报刊，不同文学势力更视之为不可或缺之物，因此，“有力的作家们进行了对于这些刊物的争夺战”[28]。不过，私人势力染指报刊也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威胁，故文艺领导人对此多有批评。1951年底，周扬表示：
但批评作用有限，新中国成立未几许多文学报刊就陷入了“一层又一层的小领袖主义”[30]，甚至周扬、丁玲等文艺界领导自身就是报刊“争夺战”中的“有力”者。这类“有力”的各派文坛力量主要包括：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一系，周扬以及夏衍、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何其芳、陈荒煤等作家兼文艺官员形成的派别，1960年代中期崛起的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此外，左翼系统的胡风派、解放区文人中的“华东系统”、延安文人中的太行山作家群体（赵树理等）和冀中作家群体（孙犁、萧也牧等），“文革”中后期围绕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而集聚的部分文人，都曾掌握或希望掌握报刊资源。
可见，纷乱纠结的“人事”和彼此冲突的观念（意识形态）交织并存，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报刊现实运作中的“力的关系”。其间力的相互作用颇为复杂，不但存在观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势力之间的纠葛（都戴着意识形态的“有效面具”）。这重重矛盾，尤其是利益对于观念的“腐蚀”，使文学报刊一方面推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另一方面又从内部毁坏、损害着主流意识形态。
三 多元主义与重新历史化
遗憾的是，启蒙论者很少能自省到启蒙之于主流、异端的多重误读，更少意识到报刊背后势力/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许多研究满足于反复讲述主流/异端观念冲突的故事，由而陷入重复性研究的难堪：无论研究《人民文学》还是《文艺报》，无外乎寻找主流与异端的矛盾，无外乎证明“一体化”所言不虚。如此作论，并非要否定一体化，但它至多是报刊“多重面孔”中最易识别者而已，对其过度强调，事实上已经部分遮蔽了报刊内在的复杂性。那么，研究者怎样才能真正面对此类复杂性呢？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告别启蒙，即“从被‘新启蒙编码’设置的‘十七年整体性’理解中走出来，绕过正悄悄形成的‘十七年’研究的森严行规”。[31]这在方法论上无疑是有困难的，但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调整。
第一，借鉴、吸收多元主义的媒体研究方法。当前研究过分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认为包括刊物在内的整个文坛都“仰承国家意识形态的喜好，在国家政策的指挥下有序的运作”，“被无形的国家意志所掌握、控制”。[32]多元主义则明确反对此类假设。英国媒体学家杰姆斯·罗尔认为：
1949—1976年间的中国文学报刊同样牵涉多重“力的关系”，它们不可能只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言堂”，甚至也不止是主流与异端的“二重奏”。那么，又有哪些力量围绕在报刊周围呢？它们不仅有观念层面上的主流异端及诸多未必便于归类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而且还有现实利益层面上的各种文学势力。这种交叉、重叠的观念与势力，不是“二元对立”的启蒙“装置”可以化约的，而多元主义方法可以切近这种真实，恰如凯尔纳所言：“媒体文化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主要的社会群体和诸种势均力敌的意识形态都在争夺着控制权”，所以研究者应该“（从）现实斗争的角度来读解文化文本，把意识形态的分析置于现存的社会—政治的论争与冲突中，而不是仅仅涉及那些被假定是铁板一块的统治性意识形态”。[34]这是很具操作价值的提议。[35]如前所述，当年文学报刊“周边”纷争迭起，有崇奉《讲话》的报刊主编，也有对《讲话》心存保留的文艺领导，而对《讲话》的崇奉还会引发有关阐释权的争夺，更兼各种文学势力存心各异，以意识形态或文学观念为“弹药”、为势力利益而“你争我夺”。换句话说，国家意识形态的确在谋取领导权/“霸权”，但“霸权是一个过程”，“它并非是单一的，并非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指主流集团行使自上而下的和几乎完全控制意义的过程”，“恰恰相反，霸权是不断地建构与再建构；它是斗争性的与协商性的”。[36]国家意识形态要和谁“协商”呢？这当然包括读者、市场，尤其是观念、利益各异的各色“代理人”。这种协商其实有时也会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失败而告终。这种不断流变着的“你争我夺”的报刊史实，唯有采用多元方法才能得到恰切的呈现。
第二，重新历史化。启蒙模式陷入重复性研究，还因于缺乏真正的历史化，不深入语境，“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37]。前述对丁玲卸任《文艺报》主编一事的“推论”即是如此。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如新中国成立初年报刊上大量出现的“读者来信”一度被想当然地以为是“控制知识分子”而设，其实呢，是源自毛泽东的群众情怀。毛泽东以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党，它的报纸就理当反映人民的疾苦与呼声，故他多次批示，要求报纸“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38]，要求将反映基层官员不作为和腐败的来信整版刊上《人民日报》，以形成群众监督。文学报刊上的“读者来信”即由此而来，其初起与“控制知识分子”毫无关系。[39]那么，怎样通过重新历史化避免此类“想当然”呢？要在两点。其一，与当前启蒙“共识”保持适当距离，耐心重返各种报刊具体而微的办刊过程，“建构尊重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化性的‘过程美学’”。[40]即不预下判断，而是深入报刊创刊、运作、挫折、停刊或复刊等事件现场，捕捉到其自身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文艺报》在1950年代中前期一直处在“周、丁之争”的旋涡中，《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长期孜孜以求地培植清新、明净的“革命美学”，《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则力图在文坛“杀出一条血路”，《文艺》月刊有意绕过《讲话》、直接援引苏联理论资源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正统，《文艺月报》始终泥陷于各类派争、创刊六年无甚作为，“同人刊物”《诗刊》则非常重视通过旧体诗词与各位政治领袖建立“亲密”关系。这种种问题，与“想当然”的主流/异端之争未必有关，但却是历史自身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呈现。其二，史料的“内”“外”互证。真正理解报刊“历史”，还要求研究者视野不局限于报刊文本。譬如只看《文艺报》上刊发的文章，的确会产生丁玲不“紧跟”、被撤职的误解，但只有多接触陈明、王增如、徐庆全等人提供的“外部”史料，才能明白真相。恰如鲁迅所言，中国人常常“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41]，所以研究者唯有广求史料，多疑善辨，才能接近事情的真相。报刊研究者唯有对“你争我夺”的文坛格局有整体的把握，才能突破报刊文本的表面文辞，捕捉到其中的“微言大义”，明白“千篇一律”之下的暗示、反对或影射。遗憾的是，不少研究者为求速成，对“外部”史料缺乏广求的耐心。
第三，反思并调整自我认同。启蒙主义的“妨碍”还因于研究者对社会主义政治下受害者的情感认同和反对者的身份自设。研究者若以受害知识分子立场自居，社会主义政治及文学就必然会沦为单质的“集权政治”。一体/多元、共名/无名等研究思维的流行，就是这类自我认同的结果。它当然包含一定的合理诉求，但问题同样不容回避，即它“以历史的‘压迫’为背景，以重新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为主轴，在‘重叙’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影响、干扰了历史本身丰富性的呈现和展开”[42]。那么，怎样理解这种“干扰”呢？这主要表现在这类自我认同多以知识分子的情感倾向与利益诉求为基准，而对下层民众的“人性”诉求缺乏深层共鸣。借用甘阳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一文中的概念，当下学界奉信的实为“贵族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却是“平民的自由主义”。“贵族”追求参政权利，平民则以经济/社会平等为“人”的尊严的首要条件。邹谠以“公民”“群众”之别解释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例如要土地，要求男女平等。中国革命是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开始的，进而要求政治权利，要民主”[43]，而社会主义文学从源起上就是为下层争夺生存权的“弱者的武器”。但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这对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认识“新的人民的文艺”造成了严重的“妨碍”。但要反思此种自我认同也无疑困难重重。一则它有虚高的正义，反思或质疑都会被等同于背叛良知。更困难者是本能的经验限制，“我们的社会地位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框架”[44]，不少学者念念不忘“教授当年”、难以想起“当年”途有饿殍，并非因为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们无力超越自我的经验、趣味和利益。如果说，现代文化“主流就是从一个被压迫者的立场看问题”[45]，那么今天知识界的主流却是在忽略被压迫者，在虚拟的反抗下与现实中的权力、资本达成共谋，“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对“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则“闭口不谈”[46]。不难想象，由于思维定势与现实利益的支持，启蒙研究者的自我认同调整将甚为艰难。
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调整总比具体观点的改变来得困难，但对于真正希望推进当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学者而言，又是可以预期的。那么，经过以上必要的方法调整，当代文学报刊研究将打开怎样的与启蒙模式不同的问题空间呢？这亦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可以从多元竞争的层面重新认识“当代文学”的发生、形成及发展过程。一方面，“新的人民的文艺”是在与多种差异性的文学观念的竞争中完成对当代文学的建构的，并始终与多种异质“文学成分”保持共存。另一方面，各种先后崛起的文学力量也在参与这种竞争，并利用报刊争夺文坛正宗地位、控制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建构“正确的”文学知识而重新配置文学利益，在此过程中，势力斗争中的私方利益对“新的人民的文艺”构成了强烈侵蚀，从内部瓦解着“新的人民的文艺”之于现实生活的再现能力。其二，可以通过报刊编辑体制从流派主义到派系主义的变化，重新认识“当代文学”在创作、批评、传播等各个领域生产方式的变化，从微观的报刊史实深刻剖析宏观的文学生态。其三，重新历史化的报刊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有关当代文学史重新认知的田野工作，这种工作不但可以“释放出被当前‘文学常识’所压抑和排斥的内涵，重新激活被压抑的另类文学实践和复杂多歧的脉络”[47]，而且还有资于我们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学史叙述、学科权力关系的重新理解。这三个层面，都是在启蒙主义之外，当代文学报刊研究者能够和应该拥抱的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