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争:竞争将如何塑造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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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婚姻

谁是婚姻挤压的对象

当前中国农村婚姻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天价彩礼”和数千万“光棍”问题,以及早婚早孕、“闪婚闪离”等社会现象,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婚姻伦理失序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涉及农村“婚姻挤压”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婚姻挤压是指适婚男女性别人口出现较大落差而导致一种性别的人口找不到配偶,成为婚姻家庭的被碾压者和被排挤者。在中国农村,若社会性别比中男性超常规多于女性,会造成一段时间以后大批男性难以成婚的现象,进而可能带来一些问题。

调查发现,婚姻挤压有三个层级的作用机制,分别是性别挤压、梯度挤压和竞争挤压。性别挤压机制所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所挤压的则主要是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受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所挤压的主要是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相对贫困家庭的适婚男性农民,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农民受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

性别挤压是农村婚姻挤压的第一个层级,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所挤压的是哪个性别的适婚农民。在农村,由于男女性别比超常规失衡而带来的对农村适婚男性的挤压,使一部分农村男性在适婚阶段无法实现婚配。与超常规性别比失衡相对的是常规性别比失衡。性别比以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常规性别比也就是性别比的正常值,一般是在102—107之间,也就是出生100个女性对应102—107个男性,高于107或低于102都属于超常规性别比。由于女婴较男婴的存活率略高,所以在常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并不会导致过多的适婚男性无法婚配。即是说在正常情况下,虽存在男性光棍现象,但这只是个别现象,不会造成社会问题。

我国农村的超常规性别比是指高于107的正常值。根据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7,高于正常值。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男女出生性别比城市是112.8、集镇为116.5、农村为118,农村和集镇的出生性别比高于城市。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会有3000万—4000万找不到配偶的光棍存在,他们主要集中在农村。

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现出来的,而是要在“80后”进入适婚状态后才逐渐暴露出来。“80后”也成为最主要的挤压对象。“80后”适婚男性在高性别比下出生,他们当中必然会有一部分被“剩下来”。同时,“80后”适婚女性又有一部分被“70后”适婚男性娶走,给“80后”留下的机会就更少。当“80后”向下一个年龄段寻找“90后”适婚女性时,发现“90后”不仅出生性别比更失衡,而且出生人口本身就较“80后”大量减少,其婚姻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

如果将农村婚配视作一个市场的话,男性和女性都是婚姻市场中的资源。在超常规性别比状态下,适婚男性远多于适婚女性,女性就会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男性则是富余资源。性别比越失衡,适婚女性的稀缺性就越强。这样,在全国农村婚姻市场中,适婚女性是卖方市场,适婚男性则是买方市场。由于适婚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是稀缺资源,就会成为男性和男方家庭竞争的对象。市场上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往往秉持的是“先下手为强”的原则,因此适婚男性或男方家庭对适婚女性就会尽快尽早地“下手”,唯恐被他人占了先机。而适婚女性对适婚男性的态度则是“边挑边选”以找到最合适、最满意的。结果,农村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就会被人追求或说媒,适婚女性的婚育年龄不断提前,男子则因不断被选择而使其婚龄不断推迟。

适婚男性在本年龄段找不到对象的情况下,就会到下一个年龄段里找,使得男女婚配的时间拉长,甚至出现“隔代婚”的情况。适婚女性在市场上的绝对稀缺性,使得男性为了婚配成功,不仅要在下一个年龄段里找,而且还会到上一个年龄段里找二婚女性。由于性别挤压,在农村离婚女性在二婚市场上的竞争力一点也不逊色于头婚女性。找不到结婚对象的男子会成为“光棍汉”,这是性别挤压最常见的社会后果。

农村超常规性别比还极大地抬高了婚姻成本,给农村适婚男性和男方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伴随着在超常规性别比下出生的人口成为适婚人口,适婚男女在婚姻市场中严重不成比例,适婚女性从之前平等的市场主体转变成优势主体,那么女方就可以在婚姻市场上待价而沽。男方迫于性别比的形势,为了尽快找到对象,就会加高自己的条件,包括建更好的房子、在城里买房、买高档的大件消费品、给更多的彩礼等。彩礼就逐渐地从之前弥补女方损失的物质赠予变成了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的“具体标价”。谁能够支付高额彩礼,谁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强,谁就更可能娶到媳妇。适婚女性资源越奇缺,女方家庭的要价就越高。

婚姻的梯度挤压是指在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的情况下,当适婚男性从低龄女性中择偶也无法满足婚配问题时,就会到别的地区吸引适婚女性,从而会挤压该地区适婚男性的求偶空间。

农村实行外婚制,女性外嫁,男性外娶。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女性本身是婚姻市场中流动的资源。“向上走”是女性流动方向,也有一些适婚女性因为个体原因不得不“向下走”。在适婚性别比相当的情况下,女性流出村庄的数量与从外边流入村庄的数量是相当的,这种双向流动使得男女基本上都能成婚,村庄中只有个别身患残疾的适婚男性较难成婚。这说明婚姻中没有性别挤压就不存在梯度挤压。

当农村出现性别挤压之后,女性成为稀缺的市场资源,农村适婚女性在婚配对象上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那么,女性在婚姻流动中就会选择那些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这样会更有利于她们的生活和家庭发展。于是那些自然条件好的地区的女孩就会留在本地找对象,或者流向更好的地区和家庭,而那些自然条件不好的地区或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的适婚女性就会流向那些自然条件好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样,农村适婚女性就从双向流动向单向流动发展,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的适婚女性不再(或较少)向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流动,结果就造成了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婚姻梯度挤压。

可以将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称之为婚姻市场的优势地带,而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称之为婚姻的低洼地带。梯度挤压就是婚姻的优势地带对低洼地带的挤压,使得低洼地带的适婚男性婚配困难。农村婚姻的梯度挤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传统通婚圈内的梯度挤压和全国婚姻市场中的梯度挤压。

传统通婚圈内的梯度挤压就是同一地区内部不同自然和经济条件地区的挤压,“山上的姑娘嫁山下,山下的姑娘嫁城郊,城郊的姑娘嫁城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婚姻低洼地带的适婚女性向优势地带流动,弥补了优势地带因超常规性别比带来的适婚女性之不足,而低洼地带的适婚女性资源则显得更为紧缺。在优势地带,外来适婚女性的流入使得其女性资源相对充裕,适婚性别比相对均衡,其适婚男性就较容易成婚,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就较低,甚至一些身患残疾或长相丑陋的男性亦能成婚。优势地带的男性因地域优势而弥补了其个体和家庭条件的不足。优势地带的适婚男性可以在较少的婚姻成本下完成婚配,他们若在本地找适婚女性成本较高的话,还可以到低洼地带找要价较低的适婚女性,这样就会使得本地适婚女性无法索要高价,从而整体压低了当地的婚姻成本。

在婚姻的低洼地带,由于本地大量适婚女性流失而外地适婚女性又较少流入,造成了适婚性别比严重失衡。那么,当地适婚男性要想结婚,留住本地适婚女孩乃至吸引优势地带的女孩,就得加筑自己的婚配条件,比如在城镇买房、购置更高档的耐用消费品及给得起更高的彩礼等,以个体及家庭的优势条件来弥补低洼地带的劣势。这样势必推高当地的婚姻成本,使得低洼地带的男性及其家庭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焦虑,他们要付出较优势地带更大的努力和成本才结得了婚,但是仍有一批适婚男性结不了婚。从光棍的分布来看,低洼地带的光棍数量要较优势地带多,低洼地带光棍成批次出现,而优势地带光棍少或者是零星分布。

从全国婚姻市场来看,东部地区是优势地带,中西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是低洼地带,因此梯度挤压就表现为东部农村挤压中西部农村和中部农村挤压西部农村。由于东部农村的女性很少远嫁中西部地区男性,而东部地区的男性却可以迎娶中西部地区的女性,因此东部农村是女性资源净流入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女性流入极大地充实了东部农村的适婚女性数量,甚至造成了适婚女性多于本地适婚男性的局面。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地农村适婚男性结婚较为容易,他们若找不到本地适婚女性结婚,还可以找外地女性结婚。根据我们在浙东、苏南等地农村的调查,找外来打工女性结婚,在当地农村虽然不是首选,但是总归比打光棍好,这使得东部农村较少有光棍现象。

相对于东部农村和中部农村,西部农村(西南、西北)是全国农村婚姻的低洼地带,是适婚女性的净流出地,全国其他农村地区的适婚女性较少流入西部农村。异地婚较本地婚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跑婚”、离婚的现象较为严重。

竞争挤压就是指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低洼地带的适婚男性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而成为婚姻竞争的失败者,它挤压的是那些无法提供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

竞争挤压包括两个方面的挤压,分别是全国婚姻市场竞争中的挤压和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中的挤压。在全国婚姻市场竞争中,一方面由于婚姻的全国市场对本地市场的挤压,中西部地区低洼地带适婚女性净流出,本地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本已很高,另一方面农民偏好本地婚,希望子女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成婚,于是进一步推高了适婚女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的稀缺度,使本地适婚女性可以“待价而活”,导致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就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本地婚姻市场要高于全国婚姻市场,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找对象结婚要比在全国婚姻市场更难。要想在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得支付较全国婚姻市场更高的婚姻成本。

在婚姻成本负担和参与婚姻市场竞争上,中西部农村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个体模式,一种是合力模式。区别在于父代是否担负子代婚配责任。前一种模式中,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较弱,子代的婚姻成本主要由子代个人承担,子代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条件去赢得适婚女性欢心。个人条件既包括个人的自然条件,如个人形象,也包括个人的能力,还包括个人创造出的婚姻所需的房子、车子、大件物品等物质条件。由于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婚姻要价高,而适婚男子又势单力薄,因而难以支持其在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中胜出,他们转而到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婚姻要价相对较低的全国婚姻市场中去找婚配对象。全国婚姻市场的空间相对较大,竞争胜出的可能性也就较大。

代际合力是指父代跟子代共同承担子代的婚姻成本。在婚姻市场中,竞争的是高额婚姻成本的支付能力。在上述两种模式中,显然代际合力模式更具竞争力,而个人模式更容易导致农村适婚男性成为婚配困难者。所以,在中西部农村“低洼”地带,父代责任较大的地方光棍数量相对较少,而在婚姻责任主要由个体来承担的南方地区则光棍数量相对较多。

由于低洼地带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男方要想获得女方青睐就得将自己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来,使自己被女方选中。这样男方就得在婚姻支付上下功夫,包括给更高的彩礼、建(买)更好的房子、购置更高档的大件消费品等。

在本地婚姻市场内部,由于信息相对透明通畅,不仅男方之间竞争激烈,女方也会相互比较和竞争。在儿女双全的家庭中,一方面女方通过向男方要高额彩礼,以提高为其兄弟成婚的支付能力,或者偿付儿子结婚留下来的巨额外债。婚姻要价越高,其家庭支付能力就越强,其儿子成婚的概率就越高。说明女方家庭要高额彩礼的逻辑同时也可能是男方家庭竞争适婚女性稀缺资源的逻辑。

另一方面女方家庭相互攀比谁索要的彩礼高,谁在当地就越有荣光和面子,那么其女儿也被认为是“值钱”、被人看得起。而那些索要彩礼相对低的家庭不仅会被当地认为“很窝囊”,在亲戚朋友面前没面子,以后女儿会在男方家没地位、容易被欺负。女方家庭通过索要高额彩礼来抬高女儿的身价。这样,亲朋邻里中只要有一家提出索要高额彩礼及其他条件,其他家庭就不得不纷纷索要更高的彩礼。男方兄弟越多,家庭条件越差,女方提出婚配的条件就越高。

无论是男方之间的竞争,还是女方之间的攀比,都会不断抬高低洼地带的婚姻成本。其结果是那些因为个体条件或家庭条件较差而无法支付不断攀升的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就存在婚配困难。低洼地带的婚姻竞争越激烈,对个体条件或家庭条件较差的适婚男性就越不利,他们就越有成为光棍的风险。

从全国适婚男性光棍的分布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农村较少有光棍现象,倒是因为大量适婚女性流入,当地女性资源出现“过剩”的情况。农村光棍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村,其中西南和西北农村的光棍最集中,这些地区不仅是全国农村婚姻市场的低洼地带,而且也是中西部农村婚姻市场的低洼地带。中部农村的光棍现象主要散落在贫困落后的山区,平原丘陵地带的光棍相对较少。所以,从西部到东部农村光棍分布呈阶梯状递减。

在中西部农村内部,婚姻的支付能力也有地区差异。北方农村父代支持子代的婚姻竞争,使得当地适婚男性的婚姻支付能力较强,在婚姻市场上较有竞争力,既能一定程度上留住本地适婚女性,又能在全国农村婚姻市场上吸引女孩,因而光棍相对较少。南方农村尤其是西南农村主要是由子代支付婚姻成本,父代不参与子代的婚姻竞争,因而当地适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强、婚配难度较大。西南农村是全国农村婚姻市场的低洼地带,其适婚女性资源大量外流,同时当地适婚男性又得不到父代的强劲财力支持因而婚姻竞争力较弱。那么,在性别、梯度和竞争三重挤压下,当地适婚男性就很可能成为全国农村婚配最困难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