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辞赋讽谏

新学期第一次讲课，照惯例，上十次，然后其他时间大家自己读书，做作业。老话讲，“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不同”了，那“花相似”，老一套，所以有时候花也想长得变一变，今年水分多一点，花就长得不同一点，如干旱则又不同一点。人咧，也想做些不同的事，比如说这个辞赋，我已经讲过好多年了，自己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当年开始讲的时候是十讲，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那是最早的十讲。讲了几轮过后，口干舌燥，乏味了，于是乎就想整理一下，有同学把它记录下来，整理了一本《赋学讲演录》，2009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1]。书整理出版了，有一次张宏生老师说，你出了书之后再怎么讲？讲不起来了，麻烦了。所以教材不能轻易出，一出过后就没话讲了，要神秘一点好。这已经公之于众，不神秘了，没悬念了，不好讲了。

正好2009年我在国外客座，于是动脑筋了，以后赋怎么讲？因为有了这本讲演录，读者翻翻就行了，这十讲也是最基本的知识，修习这门课程还是应该温习一下。于是当时另起炉灶，陆陆续续讲了个新十讲。新十讲的内容是：第一赋韵，第二赋法，第三赋辞，第四赋艺，第五赋家，第六赋序，第七赋注，第八赋类，第九考赋，第十习赋（就是赋的创作）。所谓“新”也是相对的，渐渐又“旧”了。这下讲到2013年，又觉得在重复自己，况且又有同学录音了，过后就由我的一位博士生整理，他是2011年毕业的，整理了就把录音稿发给我，在我电脑里大概放了两三年，没时间管，到了今年暑假，闲一点了，没事时在电脑里翻翻库存，发现这个放了好多年的文稿，赶紧把它整理了，就是这个新十讲，又交给北大出版社了，说明年出，因为今年没有出版计划[2]。

等到明年那个新十讲又出了，照本宣科也没意思了啊。不行啊，尽管新十讲还没印出来，但瞒不过自己。这也讲过几轮了，于是我就串起来讲，旧讲讲几讲，新讲讲几讲，跳来跳去讲。讲到比你们早一届的时候，干脆换一个办法了，我就拿我写的十篇论文讲十次。在上学期，就是去年，讲十篇论文之前，曾经在讲旧十讲、新十讲的时候，插着讲了今天要讲的这个赋学十说，或者说是新新十讲，讲过五讲。每一次讲，比如讲一次赋源，然后讲一个讽谏说，我讲二十分钟，让大家讨论。轮到你们这届，忽然感到时不我待了，大概再讲两三届，就要按停止键了，再不能讲了，因为要退休了。所以在这之前，就是这学期，把这个赋学新新十讲系统地讲一遍。说句老实话，讲赋源、赋体，讲汉赋、律赋，这些东西都是常识，大家还是要通过读书，了解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再提出一些问题。那这次的十讲，实际上是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都没有真正的相当有分量的文章来展示它，也就是说，在赋学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边讲边讨论，这一次把这十讲全面讲述一遍，大家听后有不同意见，或者有更多的思考，就对这些赋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也是我讲这十讲的主旨所在。

那么今天首先来讲第一讲，辞赋讽谏说。辞赋很有意思，华丽的文采，是一种美文。当年闻一多讲过，辞赋是以大为美，用词大，造句大，构篇大，意境也大，什么都大[3]。汉大赋为一代文学之盛，以汉大赋为代表提出以大为美之说，是不是全面呢？当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欣赏诗歌，更多地是以小为美吧。比如杜甫讲，“毫发无遗憾”（《敬赠郑谏议十韵》）；杜甫又讲，“花蕊上蜂须”（《徐步》），连蜂的须子上都是花的蕊，多细，多美。但那好诗是小中见大，“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一首小诗，你看气象多大。“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整首小诗里面，多大的气象。还有宋代曾公亮写的“开窗放入大江来”（《宿甘露僧舍》），窗子一开，把大江放进来了，窗子是很小，但一开，那个境界极大。这是诗人的以小见大。如果我们理解赋仅仅是以大见大，往往大而无当，虚饰过美、虚而无征等一些批评也就接踵而来了，尤其是左思在写《三都赋》的时候，批评汉大赋虚而不实、假称珍怪等等[4]，因为他只看到大的一面。实际上读赋和读诗可以反过来，读诗可以小中见大，读赋可以大中见小。在赋的极为宏大的叙事中，你可以发现细微的东西，它也是很细腻的。我们看赋的发展，整个赋史是一个宏大的书写；但是我讲赋学批评的开篇第一讲，倒是讽谏说，这是基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赋评家们一开始多是主张讽喻或者讽谏说。

首先，你要知道讽谏说的由来。这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还要回头看一看。司马迁讲：“《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窜入了扬雄的话：“杨（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5]可以参照《汉书·司马相如传》。两个对照一下，前面肯定是司马迁的话。“大汉文章两司马”，司马迁评司马相如，很有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虚辞滥说”是虚晃一枪，指宏大的书写；司马迁评语的关键价值所在，是讽谏。这就是讽谏说的由来。

从此以后，讽谏就变成了辞赋批评一个最重要的利器。成与否，败与否，得与否，失与否，全在于有没有讽谏。后来渐渐随着文本的发展，也开始淡化这个问题了，淡到最后，到了清代学者，比如陆次云、袁枚，都讲赋代类书，赋就像类书一样，好多材料集起来；或者像志书、地方志，赋就是这样的东西。现在类书多了、志书多了，谁还写赋呢？不必要了，写赋查查材料，把它堆堆就是赋。然后马上就有人反驳了，怎么反驳呢？说得也有道理。南京的一个文人叫程先甲，晚清到民国间人，他写了篇《金陵赋》，在序里面说，如果把赋只当作类书、志书读，那赋何其为赋呢？它就失去了“诗人之旨”[6]。“诗人之旨”，关键就是司马迁的讽谏说。于是这就变成了研究辞赋必须跨越的门槛。

什么叫讽谏说？论赋为什么有讽谏说？扬雄少而好赋，却说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为什么呢？赋要讽，如果不讽，就是劝，劝百讽一[7]。这是接着司马迁的话来的，也是评汉赋，加上自己的自讽或者说自省。由此我们考虑讽谏说，就会出现几个问题，构成了对中国赋学批评，甚至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形成巨大影响力的聚焦点，这个聚焦点就是“依经立义”。中国文学到汉代，围绕先秦到汉代的一些从广义的文学现象到渐渐狭义的诗赋文学的批评，其中有一个大的思想，就是“依经立义”。因为文学与儒家的经典有关，所以要“依经立义”，这是讽谏说的一个基础。

首先看“依经立义”，跟经典有关，跟经学有关。汉代是经学的时代，一切文本都跟经学有关。而经学在赋论的最初体现，就是司马迁的讽谏说。在经学思潮中，跟我们文学更接近的是《诗》学，就是《诗》三百篇。《诗》的经学化，反过来影响对赋家的批评，构成了赋是由《诗》而来的思路，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个“诗”就是《诗经》。后面我们专讲一题，就是“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这与“依经立义”是相关的。

东汉时王逸整理《楚辞》，编撰了《楚辞章句》，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依经立义”，即用经典的系统来评价屈原等楚人的作品，所以大家对它极为关注；而西汉时期一些零星的批评，大家就较为忽略。在这些零星批评中间——当然文献已经掉了很多了——司马迁的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与《诗》之风谏何异”，赋有《诗》的讽谏。司马相如写赋都有讽谏意识，我们读他的作品，不管是《子虚赋》还是《上林赋》，或者叫《天子游猎赋》，再如《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等，无论是在具体的文本写作中，还是在通篇的宏大书写中，以及在表达某种惆怅的情感中间，都有它内在的东西。相比之下，当今写赋，我说是“五有五无”，其中一项叫作“有颂无讽”，赋成了词汇的堆积，但是讽喻精神没有了。从明清以后的创作，大家形成擅长歌颂的惯例，这大概体现了当时专制社会的强化。帝国政治，一言谈，没有大家谈，“谀颂”变得司空见惯，写赋多是一片歌颂赞美之声，阿谀没了底线，清代的馆阁赋大多如此，龌龊得很，但也是无奈，只能如此吧。

正因为讽的精神后来丢失了，汉人赋创作从一开始就有这个“讽”字，才显得意义很大。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还有“美”呢，也有“刺”。赋源于《诗》，有“美”有“刺”，那为什么西汉的时候，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批评这么重视一个“刺”呢？有必要看看当时的《诗》学传统。我觉得司马迁评赋“依经立义”，还要注意一个传统，就是《鲁诗》说。司马迁是治《鲁诗》的，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就是司马迁的这个批评；也许有韩婴的批评，也许有辕固公的批评，但是他们没有讨论赋，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看到持其他《诗》学思想的人对赋的批评。因此我们看西汉的辞赋批评，如果说“依经立义”，归属于《诗》学批评的话，大部分都是《鲁诗》说。要考虑这些问题，这是《鲁诗》的特点。《鲁诗》跟孔子有关，跟这个大的传统有关，所谓“洙泗之间”，属于洙水、泗水间的学问。一直到南宋的时候朱熹还讲，过去天地之中在洙泗之间，而今其在闽浙乎！因为他在福建、浙江教书，所以学术中心在闽浙了！同学们要知道，天地之中而今在哪里？你们要说：“其在仙林乎！”要有这个志向，要学学朱熹，偶尔发点疯不坏事，但心里不要发疯，口头发几下疯不要紧。

《鲁诗》说，一个根本的精神就是“怨”，发愤著书。司马迁很多理论体现《鲁诗》说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里面讲：“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小雅》出来了。这次G20表演节目的时候，朗诵“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忽略了“《鹿鸣》刺焉”，后来网络上马上就“刺”了。现在唯一的讽谏精神，只在网络上还有，这个很有意思，或许这个传统不灭，因为人类没灭。如果人类灭了，那就都灭了。既然人类没灭，这个道还是有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比较张狂地表现，或者比较隐晦地表现，或者比较正统地表现，或者比较旁支地表现，但是不可能没有表现。“《鹿鸣》刺焉”，这就是《鲁诗》说的特点。

我们讨论《鲁诗》说，正好可以结合我过去的一篇文章，带来给大家共同讨论一下，这是《文学遗产》发表的，名叫《西汉韦氏家学诗义考》[8]。读《史记》的时候，觉得文采飞扬，辞章犀利、精彩，文人喜欢；读《汉书》时，觉得学问深刻，厚积薄发，学者喜欢。大家要注意这个区别，读一些学术史，看一些敏锐的东西，汲取《史记》的东西很多，《汉书》抄《史记》，但又有所不同，读学术史的时候，还要多看看《汉书》。《汉书》很重要，《汉书》中间有一篇传非常重要，叫《韦贤传》，如果你治汉代的礼仪、礼义、礼学，了解西汉宣、元时期的“庙制”问题，《韦贤传》是必读的。韦氏是西汉时唯一的以作者身份展示一种诗歌传统的家族，写的是个人创作的非骚体的诗歌，即四言诗。比如韦孟《讽谏诗》，在汉初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叫作《讽谏诗》，还有一首《在邹诗》[9]。他的诗的名字就叫《讽谏诗》，属四言体，或谓《诗经》体。四言没有什么文采，所以魏晋以后文人都重五言诗，不重视四言，但是作为学术史，它还是极有价值的。韦孟创作《讽谏诗》之后，经历很多代，有个韦玄成，是韦贤的儿子，又写了首《自劾诗》，也是四言诗。这个家族诗的创作，大家很少注意，我就把它提出来，是说明韦氏的诗义丢失了。解释《诗经》诗义，他家有《诗经》韦氏学，可是掉了，没有了，于是这个韦氏《诗》学就通过诗歌创作表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诗》学思想。

经过考论，韦孟《诗》学就是鲁学，从申培公而来，实际上韦孟和申培公的时代差不多。谈到申公说诗，汉武帝独尊儒术，对《诗》学也是极其感兴趣的，但申公读《诗》，读的是鲁学，不重文辞重义理，哪晓得汉武帝这个人好文辞。你看司马相如写赋，在景帝的时候就写，结果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写得很清楚了，“会景帝不好辞赋”，没有办法了。景帝不好辞赋，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他就不写了。到了汉武帝好文辞，赋家才在宫廷兴盛起来了。因为好文辞，武帝听了申公的话不过瘾，没兴趣。汉武帝喜欢的《春秋》学是公羊学，喜欢的《诗》学更多地是《齐诗》学，因为他好大喜功，对那个“大九州”、“五德终始”、“大而化之”、谈天说地、天人之道、天人合一特别感兴趣，那时兴盛的董仲舒的公羊说，也跟齐学有关。当时和申培公同时的辕固公倡齐学。辕固公有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因为窦太后讨厌他。窦太后不是讨厌他是鲁学还是齐学的问题，讨厌的是儒家还是道家的问题。窦太后赞成黄老之学，反对他的儒生治国思想。汉武帝用了卫绾这些人做宰相，有儒生倾向，所以窦太后很讨厌。在景帝时，辕固公坚持他的儒家立场，批评道家是“家人”之学，于是窦太后把他弄到猪圈里面去和野猪打架，差一点把小命送掉了[10]。这是儒学和黄老之学之争。武帝上台亲政以后，也就是在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以后，他才真正得到权力，于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包括黄老也下去了。他选择了儒生，那辕固公这些人就被选择了。在儒家中间他又有所选择，刘师培讲过的，汉代学问无非齐、鲁两家。汉代《诗》学虽然是齐、鲁、韩，但齐、鲁更为重要。文学是齐、楚[11]。《诗》学的精神是齐、鲁，汉代早期这两家比较厉害。在武帝朝，更重齐学的思想，鲁学思想在武帝以后渐渐衰落，而鲁学的讽谏精神实际上在整个西汉，也就是说元、成或者宣、元之前，还占着极其重要地位。有关《鲁诗》的讽谏精神，我们可以对照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参看一下四家诗的说法，就可以看出《鲁诗》的讽谏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说韦孟的诗和《鲁诗》的、赋家的讽，是极其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谈到诗之讽谏的同时，还特别讲到“《春秋》推见至隐”，这里暗含了《春秋》学的批判精神。由此我们又要看到另一个问题，或者说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把《鲁诗》学的几个精神给大家提示一下，其中有非常明显的几点。第一是《鲁诗》极重孝行、孝道、家族的孝心，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大家都讲孝。当然《鲁诗》的孝行特别重要，这是它跟传统的庙祭有关的表现。三代传统都是庙祭，祭天以祭庙为主，祭庙以配天，祭天以配庙，比如文王庙、武王庙，是基于“五宗”，天子“五宗”的孝行就是国家统绪。我们的孝行是小孝，基于家庭，是奉祀我们一代一代的祖宗。皇室的孝行就不得了了，天子的孝行就是天子统绪，就是庙祭。庙祭的内涵，最重的是孝行。我们讲到孝的时候，讲到孝养啊、孝顺啊、孝敬啊，都跟这个《诗》学精神相关。《诗》学中，《鲁诗》是特别重视孝的。

那么《鲁诗》为什么重孝呢？是发扬了孔子论孝的精神。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12]所谓孝顺，孔子认为父母行为如有偏差，要婉言相谏，所以儒家特别推崇舜。舜的父亲瞽叟、兄弟象都很不好，但舜能同他们和睦相处。舜兼明君与孝子，在儒家思想中被提到了极高的地位，这也与孝行有关。落实到《诗》学，就是《鲁诗》的孝心，真诚之心。孔子讲孝顺，更重要的是孝敬。孝若不敬，跟养猪养狗一样。养猪养狗也是养，孝要敬，要敬畏啊，这是极其神圣的东西。孝道是我们的道德传统中间最神圣的东西，只有这种敬畏才有一定的纯粹的宗教性，如果这一点都没有，那就没有纯粹的宗教性了。因为中国古代整个没有宗教，至少是没有纯粹的宗教，都是政教，以政教代替宗教，这是自古以来的问题；在道德观念中的敬畏之心、敬爱之心，就构成了一种宗教的意味。我们看《大学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至善”是什么意思啊？其中就有宗教性。哪有东西是“至善”？从理性来说，有真善美，就有它的对立关系假恶丑，对吧？那么超越这个的就是宗教性。宗教性中间，这个敬极其重要。

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韦孟的诗，那就是对祖宗的敬畏，一代一代的传统是要敬畏的，有非常明显的敬畏之心。读《诗经》中的微言大义，就有敬畏之心。《鲁诗》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极其看重这一点。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张汤问董仲舒，祭天、祭地、祭郊，到底庙祭重要还是郊祭重要啊？究竟是祭祖宗重要还是祭天重要啊？董仲舒的回答是郊大于庙。他认为有关祭祀是“天子之礼，莫重于郊”[13]。汉武帝不仅打击了很多强敌，更多地打击与他同属于一个孝道统绪的亲戚，削藩，把兄弟通通打掉，只有天子代表人民。汉武帝代表天，所以郊祭大于庙祭。当时齐学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是鲁学的精神还是体现在诗人之心和批评家的心中。所以孝行是我们讲讽谏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孝行里有一种敬畏之心，这是第一。讽谏说不是随便讲的，它依托的《鲁诗》学有很多重要的精神内涵，第二就是要惕戒、警惕，这是《鲁诗》特别重视的，警诫自己。尤其是汉大赋，描写的对象那么宏大，看得人眼花缭乱，在这个眼花缭乱中间，人们更应该警惕，问题多多。在强大的帝国政治面前，更应该警惕多多的问题，这才是敬畏啊。不断地警诫自己，做得怎么样。警诫皇帝，警诫侯王，不断地警诫。这就使我们想到《汉书·王式传》中的记载：王式是昌邑王刘贺的老师，刘贺当上皇帝后，因为行为淫乱，被霍光废掉，于是昌邑王身边的人都被抓了起来，还要杀掉，在审问王式的时候，有人问，你作为老师怎么没劝谏刘贺呢？王式回答说，我怎么不讽谏了？他原话是：“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14]审问他的人觉得有道理，就把他释放了。这是最著名的以三百篇为谏书的故事。

这就构成了六经致用观，所谓以《诗》为谏书、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等，汉儒的特点就来了。近代有位学者叫周予同，是二十世纪的经学大家，整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他说应该剔除汉儒荒谬的东西，比如《禹贡》治河，到黄河发大水的时候，站在河边把《禹贡》背一百遍，也不能平水患啊[15]。他这说法好荒诞，汉儒什么时候背一百遍？只是因为《禹贡》里面讲九派流通，所以说以《禹贡》治河，真到黄河发大水，就让那些懂通河之学的人去治河嘛，很简单的道理。大家想，王式以三百篇为谏书，那王式是治什么《诗》的呢？是《鲁诗》。你看一下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和有关的《诗》学研究，一般都认为，王式的师承是《鲁诗》。

好了，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这个韦孟的《讽谏诗》。《讽谏诗》写什么？除了自谏，就是谏王，谏楚王戊。他在楚王戊身边做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劝楚王不要越制。这个楚王后来果然是乱七八糟的。楚王戊留下了一个大墓，狮子山汉墓，在徐州。汉代墓很不得了，海昏侯墓也出来了，《齐论语》也出来了，这是后话。总之我们讲这就是《鲁诗》系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讲的讽谏说是极其相关的，尤其这首《讽谏诗》，很有意思，韦孟是治鲁学的，又是在楚王面前有为而作，这就是我讲的讽谏。

还有，鲁学最重以礼治《诗》，叫礼用。我分析韦孟《讽谏诗》的时候，从三个方面去展开，一个叫孝行，一个叫惕戒，一个叫礼用。以礼作诗，以礼解《诗》，这就是孔子的传统。而鲁学论《诗》极重礼，《诗》的核心是合不合礼，这就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于是我们看，所有的赋创作不都是这样吗？哪个不是“发乎情”、止于礼义啊？拼命地描写过后，再来个曲终奏雅，要“止乎礼义”。只是搞得过分以后，根本看不到奏什么雅了，写得太美了，大家都跟它发疯去了。你看这《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哪个不是先“发乎情”？发得不得了。“发情”很正常，尤其是年轻人，要“发乎情”，要有革命的热情，工作的激情。问题是“止乎礼义”，这是最重要的。那赋家都要“发乎情”啊，“发乎情”才能写出那么漂亮的东西啊，不然两句话就没有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没有话讲了。我们写作文，整天就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最近写《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汉代卷》的后记，开头又用到了这两句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熟语又变成雅士所谓的俗语，熟悉的“熟”变成了庸俗的“俗”，越变越庸俗。但是在回顾一段心路历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话比这两句话更好了，没有能够取代它的。就像我们写那个鉴赏辞典的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阶段，大家都编鉴赏辞典，找人写词条，从《唐诗鉴赏辞典》开始，一路写来，后来是大家你抄我，我抄你，抄得乱七八糟，有编辑部特别发了一个条例，其中一个条目是编辑约稿的时候常有的，就是不要总是写“情景交融”之类的话。但是还有比“情景交融”更好的话吗？没有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赋家也重礼呀，所以讲“赋文似礼”，是清人讲的[16]，虽然这句话也是空话，不一定正确，但是确实表明了赋像礼，一方面要编织，一经一纬，编织起来，还有赋家之心，讽喻、颂德，都和礼有关，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大家可以看2016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我写了篇《从“礼法”到“技法”——赋体创作论的考述与省思》，两万多字，是点滴思想的汇集，也受到古人片言只语的启迪[17]。我们不要看古人话很少，好像没有意思，在点滴中，你要发散到学术史去，发散到各种交叉研究中去，就会发现问题。比如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好好论一篇赋体讽谏说受《鲁诗》的影响，我只是在课堂上讲，因为论述起来文献要更多，要找很多旁证，我讲过后，下课就走了，我讲得对不对也不知道，但是肯定有点道理。这是我的一个提法，没有写出论文来。我讲的这篇《西汉韦氏家学诗义考》，是从韦孟讲到《鲁诗》说的问题，应该有一定的意义。

说了讽谏说与《诗》的关系，又要说另一个问题，就是将讽谏说跟《春秋》联系起来。孟子讲，“《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为什么是“乱臣贼子惧”？因为是“天子之事”。实际上孔子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但是无人承担，只能他承担，这是学术的僭越。敢问《春秋》是“天子之事”了，那么汉赋是什么？至少成为一代之胜的、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以及后来的京都赋，都是“天子之事”。郊祀赋、耕籍赋、畋猎赋等，都是有关天子各种礼节的描绘。所以我说汉赋最主要的书写就是天子礼在文学视域的展现。文学视域中间最重要的天子礼的书写，它来自什么？来自过去的雅颂传统。《雅》诗、《颂》诗，《大雅》嘛，《文王》嘛，《清庙》嘛。司马迁极重《诗》之“四始”是有道理的，《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礼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这些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既然《春秋》参与了这个学术传统的建构，我们谈《诗》的时候，似乎忽略了开始就讲的“《春秋》推见至隐”，这个“隐”的问题大了，于是乎我们就要联想到很多学者写的汉赋隐语说。汉赋跟“隐”有关，有人追溯到荀子的“五赋”就是“隐”，《云》《蚕》《箴》等等，开始写一个谜面，然后解读谜面，最后揭露谜底。有关赋体隐语说，已有很多的学者讨论了，像陶秋英啊、朱光潜啊，都主张隐语说[18]。大家都能说出一定的道理，要说某一观点最全面，也难讲，但确实不无道理。赋与隐语是有关联的。司马迁以“《春秋》推见至隐”讲赋的讽谏，和这个隐语说似乎有点关系，大家是否关注到了这一点？

赋家写作，对象是王，是天子，这个讽谏又不能明谏，要婉谏，或谓谲谏，后面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材料。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讲述自己的经历，“观孔子之遗风”，他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然后司马迁又论《太史公书》：“《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9]这都是有联系的。前面讲的《鲁诗》说，还可以看看陈乔枞的《鲁诗遗说考》，算比较重要的文献。然后再读《汉书》的《楚元王传》，结合起来，有点意思。当然治《鲁诗》的人和楚王的关系我还没考虑，因为好多和楚王有关系，汉代的赋与楚王有关系，而赋和楚也有关系，反过来用《鲁诗》批评赋，这里面还有一些潜在的联系。也许文献不足征，难以找到更多的材料，但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到讽谏，大家看看《白虎通》的归类，说的是：“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就是仁、义、礼、智、信。“讽谏者，智也”，婉言相谏，谓之讽谏，所谓“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20]再看《文选·甘泉赋序》：“奏《甘泉赋》以风。”注：“不敢正言谓之讽。”你跟领导讲话，要巧妙地慢慢讲，让他慢慢接受，不能顶着鼻子争，那就不礼貌了。跟天子更是这样，要婉言相谏。你看看汉武帝多喜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啊，召见了他，司马相如不自吹，反而说那写的是诸侯之事，不好，我要奏《天子游猎赋》给你，然后“赋奏，天子以为郎”，可见武帝多高兴。但赋中暗含有讽啊，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又上了《大人赋》，都是一种婉言相谏[21]。然后讽谏的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扬雄的批评话语指出的，所谓“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不仅没讽好，反而劝坏了。汉武帝就是一个典型，只看快活的，不看后面的讽。《大人赋》是讽他的，结果他看得飘飘有凌云之气。从此以后我们都说文章写得好叫凌云之笔，其实上当了，凌云是虚晃一枪，哪是凌云啊，实际上是以讽喻为精神的，这里面包含了一个“至隐”，就是《春秋》褒贬。

人说《春秋》大义，常以一字定褒贬，赋家之心也不容易，也要以一字定褒贬，这就是大中见小。好多地方是一句话就有褒贬，它用《诗经》哪一篇，用《礼》哪一句话，都是有针砭意思的。这种传统又从赋诗言志而来。赋诗言志，要借鉴《诗经》的成话来表现自己的现状和情怀，甚至国家的意志。赋家把它用进来以后，言谈变成了文本，在文本中间你要知道它用什么典、用什么语、用什么话，这就是微言大义所在。所以读赋要细到这个程度，自然有所得，有所明白，否则就是看看热闹而已。

读赋家的作品，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讽谏，叫作“知祸患之萌”。所以我说文学家也是特别了不起的，我们时常讲，读杜甫诗中的安史之乱比读唐史书写的安史之乱更重要，以致有人认为读唐史还不如读杜甫的诗。这么讲是因为诗人亲历了安史之乱，记录得更为真切。这是已然的见解。还有未然的见解，文人的未然的见解很厉害，它是“知祸患之萌”。德之初，好的就要把它发扬光大；祸之萌，就要把它灭于萌芽状态。这是最重要的。你一不小心，它就把你灭于萌芽状态，不能让它起来，一起来就后患无穷。这很有意思，文人的预见性，“知祸患之萌”。不然要文人做什么，要学者做什么，整天就混饭吃啊，拿工资啊，三室一厅啊，买个车啊。文人堕落了，作为也就可怜了。当然，某些事“如今不复敢尔”，也不全怪文人。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里面就讲过，唐人任意讥刺朝廷，“汉皇重色思倾国”，随便讲，调侃朝廷不要紧，到宋代的时候，文人“不敢尔”，宋人就不敢了[22]。不是说宋人不知道讽的功用，知识分子如果连这点都不知道，他当什么知识分子呢，书也白读了，没有用啊。读书还是有用的，只是这个用，有时候不得已，被时代埋没了而已。

赋家有讽谏的思想与功用，才有真正的文学精神。司马迁评相如赋的一句话，能生发出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东西。那这个讽谏是寄托于什么呢？寄托于赋之功用，我把它称为赋用论。汉代论赋全是赋用论。之所以讽谏说重要，就在于赋用，如果谈赋体、赋义，固然重要，但不是那么重要。汉代的时代文学就是重功用，哪个还跟你鉴赏啊，还跟你纯艺术啊？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纯艺术的艺术，西学进来才渐渐开始有这些东西。古人都谈文以经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都是文用，区别只是用得大一点、宽泛一点，还是用得细一点、质实一点。我们反对用得太质实，但汉人极其重质实，切切实实来用，所以讽谏说是赋用论的呈现。

我的想法是，古代赋学批评的开端就是赋用。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候，什么“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啊，开始出现赋体论了，这叫明体，是由赋用转到赋体，六朝时候赋体论昌盛了。近代的林纾，就是林琴南，在他的《春觉斋论文》里面，继用纪昀的评语，说所谓“铺采摛文”就是立赋之体，是赋体，所谓“体物写志”就是写赋的宗旨，是赋用[23]。林纾能翻译小仲马，还是有水平的，他连外文都不懂，却能翻译得那么好，意译为之，人家讲给他听，他就来译。他文采好，所以译出的作品还是蛮了不起的。

刘熙载也讲过，过去赋有两大用处，一个叫讽谏，一个叫言志。什么叫讽谏？“蒙诵”“瞍赋”，“天子听政”，《国语》里面讲的，这就是讽谏传统[24]。外交礼仪上说的赋诗言志，那就叫言志，行人之官就是外交官。所以讽谏和言志始终在赋体中间，开始都不是赋体中的，后来进入了赋体，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什么时候言志最明显呢？屈原他们，“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就言志了。到了大汉帝国的时候，又不仅仅有“贤人失志之赋”了，他们是官员啊，“言语侍从”啊，所以他们要为国立功啊，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啊，职能不同了。于是又回到了与“天子听政”相关的讽喻，这个值得注意。讽谏说和这个传统有关。“天子听政”，“蒙诵”“瞍赋”，与后来写赋不是一回事，但是有它的文化传统和文脉流通。虽然体类不同，但是其间的文脉是断不掉的。所以做学问，自然地打通是比较好的。不一定治诗就是治诗，治赋就是治赋，这中间文脉相通啊，对吧？人同其情的事。这个涵括讽谏说的赋用论，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你看这一期《古典文学知识》，我现在开始写赋话了。年龄大了，对文献有点烦啊，就开始写赋话了，散朗快适。写正规论文引证很讨厌，许多期刊都要注明文献出自某版本、某页、某行，注得那么详细，浪费多少笔墨。连《论语》都要注版本，你说烦不烦。过去就打个括弧，《论语·为政》《学而》，也蛮好的。有时“严谨”得过分，也很头疼。写赋话不一样，类似学术随笔，信手写写，引文献也是在文后打个括弧，出一个简单的随文注。第一篇写的是《申年说猴赋》，2016年第3期开始发，第二篇就是《赋训“富”小议》，赋可以训为“富贵”的“富”。大家注意，你们多听听赋还是有好处的，赋可以富。清人讲的，“赋者富也”[25]。这很好呀，不仅“铺也”，还富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诗穷而后工，没有人讲赋穷而后工吧？赋就要富，你吃饱饱的，快快活活地观赏风景，走遍祖国山河大地，然后写大江大河赋，多开心啊。看到那一片荷花，看到那火树银花，看到那G20，你就可以写赋了。诗就不同了，诗缘情，赋体物，赋是有物质性的，写诗只能做精神的富翁了。

话又说回来，《汉代赋用论的成立与变迁》谈到的首先还是功用。这篇文章很长，中间一段是重要的，就是“从《诗赋略后序》到《两都赋序》”[26]，因为继司马迁、扬雄之后的赋论，或者说跟他们相近时期的赋论，就是《七略》嘛，《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那里面论赋的话讲得很警策又紧要，对吧？《诗赋略》的后序讲了很多内容，如果我们把其中的说法和班固《两都赋序》的说法做一比较，是有很多不同的，可以说前者是二刘遗意，就是刘向、刘歆的话，而《两都赋序》是班固的思想。这二者是不同的，不同得很厉害，我分析了一下，有三大不同：第一个，论述话语不同；第二个，治学背景不同；第三个，政教思想不同。

《诗赋略后序》[27]文字的第一段是从“不歌而诵谓之赋”发论，到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其中由引述《毛诗传》的“登高能赋”转向古代聘问之礼的行人“称《诗》以谕其志”，开启了古代赋论由“赋诗”到“作赋”的思路，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春秋之后”到论孙卿赋、屈原赋有“古诗之义”，说明战国时期赋体草创的历史背景与创作功用。然后第三段有两节文字：一节文字是战国宋玉、唐勒到汉代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评价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另一节引录扬雄《法言·吾子》中“诗人之赋丽以则”一段话，以批评赋家“没其风谕之义”，认同扬雄“孔门用赋”说。这应该跟刘歆有关，刘歆、扬雄两个是好朋友。这是其论述的大概。

我们再看《两都赋序》[28]，它就大不相同了。第一段首先就是“赋者，古诗之流”，引前人的陈说。然后以两扇法展开：一扇是“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另一扇是“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然后写献赋制度。第二段着重突出汉朝武、宣之世的瑞应，完全讲瑞兆，讲“言语侍从”如司马相如等人的赋创作，以及公卿大臣如孔臧等人的赋创作，就是汉廷的献赋制度。第三段从辞赋创作功用提出两点，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讽或颂两分，然后说赋是“雅颂之亚”，以至延及“孝成之世……奏御者千有余篇”，“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就是“大汉继周”思想。[29]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从西汉到东汉的赋用论，就是由讽向颂转型，这是一个明显的界限。但是他们都用“雅”，值得注意的是赋跟雅、颂有相同处，东汉赋跟雅、颂更密切。如果说讽谏说起初更重《小雅》的话，那么后面更重的是《大雅》，如班固就认为赋是“雅颂之亚”，这是汉代赋用论的特点。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通过赋用论的思想，司马迁评赋强调的是讽谏，或者说是由辞赋生发出的讽谏之讽；但是到了东汉班固的时代，更重的是从辞赋中间生发出“雅颂之亚”的思想；到了汉末的时候，批评辞赋又回到了讽。

衰世多讽，盛世多颂，对吧？这也是必然的。汉末又开始出现赋重讽的思想，这个讽跟司马迁的讽有所不同，而且影响了后代的赋论。司马迁的讽的载体是辞赋，辞赋有讽。到了汉末的时候，一谈讽，就抛弃辞赋，认为辞赋那种文章都没有讽，都是“谀颂”之作，是“谀文”。到了魏晋六朝的时候，你看那种批评就是这样了。它已经不同于司马迁在辞赋这个文本载体中生发出的讽，而是跳出了赋这一文学的轨道来看赋有没有讽，这个变化非常明显。正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司马迁通过评价司马相如赋来谈讽，有他的深意，有他的价值，是最直接的赋的批评。我把它摆在第一讲来讲，就是这个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妨看看西汉赋创作之讽，那就太多了，你看孔臧的《谏格虎赋》：“于是，下国之君乃顿首，曰：‘臣实不敏，习之日久矣，幸今承诲，请遂改之。’”自己改正自己，这就是惕戒。再看他的《蓼虫赋》：“季夏既望，暑往凉还。逍遥讽诵，遂历东园。……安逸无心，如禽兽何。逸必致骄，骄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30]讽谏当道者，奢侈骄逸要遭大殃的。这都是西汉赋的特点。在《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里面，就明确地讲：“故空借此三人（按，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话是谁写的呢？根据刘知几《史通》讲，这主要是司马相如的自序[31]，所以司马相如写赋的时候，主观上就是要讽谏的。再看扬雄的《核灵赋》：“自今推古，至于元气始化，古不览今，名号迭毁，请以《诗》《春秋》言之。”[32]世道混乱，不讽行吗？我们还是回到《诗》和《春秋》。

为什么《诗》和《春秋》这么重要呢？讽义最重要。《鲁诗》最重讽，《春秋》是微言大义，以一字定褒贬，因为它是“天子之事”，反对诸侯僭越，所以要讽。这是国之大事，当然重要。在早期文学作品中，讽大量地存在，那么讽是做什么？赋家讽是做什么？它继承“诗人之旨”是做什么？不管西汉的讽还是东汉的颂，这个颂更多地是叫作“大汉继周”，大汉要继承周朝。这里又有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个“五德终始”的问题，汉朝怎么继承周朝，对秦朝的水德如何处理，都在里面了。这是另外的学术史问题了，大家可以参阅相关的研究论著[33]。汉有火德之运，所以大汉就变成火德了。东汉继承的还是汉，王莽不算，汉后有汉，以此类推，大汉之前就是大周，秦可以忽略，“五德”就把它忽略掉了。有了这么个道理，里面就有丰富的内涵了。

由此看赋用，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观德。德最重要，“大汉继周”，就是继周德，也就是“五德终始”的德。火德也好、土德也好、木德也好、金德也好、水德也好，都是德。这个德不仅仅是金、木、水、火、土，而且结合了仁、义、礼、智、信，和人伦道德、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紧密地结合起来，方为真正的德。持政者是成德、明德，还是失德、败德，就成了重要的问题了。

汉人为这德，也就有了大量的论述方法。比如我们看汉赋有各种各样的讽谏方法，关键在看内在的德。就讽谏方法而论，我归纳了一下，如有启发式的，一段段讲，讲得昏头昏脑的，突然好了，就像吃感冒药，你吃着吃着老是不得好，吃了一个礼拜就好了，因为你不吃也好了，慢慢就好了，这叫启发式。一个叫驳论式、辩驳式，很好玩，这是赋家受诸子、《战国策》的影响，假设问对。如果说前面更多是正常的问对，比如孟子对梁惠王、苏秦那些人的问对都是正常的问对的话，那么汉赋都用假设问对，设两个人如子虚、乌有啊，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啊，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啊，都用这个办法。后代就干脆用真名了，比如谢庄的《月赋》，他就干脆写曹植和王粲，借前人做假设问对了。这些假设问对，实际上就起一个作用，就是辩驳式讽谏，因为道理是越辩越明啊，《子虚》《上林》等等都是辩驳式。还有解嘲式，还有以颂为讽式，《大人赋》《甘泉赋》很典型，表面是颂，实际上就是讽。所以各种方式无非起一种讽谏作用。

那么这种讽谏作用是什么呢？是观德。一定要观德，没有观德是不行的，而这就牵扯到赋的源起问题。对这一点，我们一直讨论，很多很多讨论。从“赋”的本义来讲，赋税制度，分为军赋、牺赋、田赋；然后才是赋诗言志，动词的“赋”；再然后到创作，“贤人失志之赋”，文本的“赋”，是赋体。从“赋”字来讲，又可以往两方面延展。我们时常讲，“赋者，铺也”，对吧，“铺采摛文，体物写志”，那“赋”是有“铺”的意思。但它反义为训，它本义是“敛”，是收税，收完再分给大家。我们往往忽略了“敛”的意思。赋有“铺”有“藏”，我们做赋研究的时候，只重了“铺”，忽略了“藏”。藏起来，有东西可藏啊，腰缠万贯，所以叫“缠”啊，不是说腰“摆”万贯，那不行，要“缠”万贯，这就是赋的特点。我有位学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汉大赋的敛藏》，我推荐到《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34]。这是他多年前提交的作业，非常好，大家都重“铺”而忽略了“藏”，那么“藏”就有深意了。如果赋中的劝很多都是“铺”的话，那么讽就在“藏”里面，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

好，这与赋的传统有关，我总是讲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大的传统，文学观德的同时总要娱乐。文学跟史学不同，跟政治学不同。政治学、史学都要观德，哪个不要道德好的人，不要歌颂好的德政？都要这样。所不同的是，文学是用娱乐的方式来表现思想的，所以必须要有娱戏、娱乐。

我常讲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是从娱神到娱人，再到自娱。我们举个代表性的例证，《尚书·金縢》里记载周公当时献了个祝辞，叫“策祝”，那是娱神的。根据《书》里记载，他就是要代武王去死嘛。武王生病了，但武王不能倒啊，武王倒了周人如何打天下、保天下？小成王不就麻烦了嘛？结果武王还是走了，成王还托付给周公了。周公辅佐成王嘛，一直到汉武帝，还叫霍光辅佐他的那个小昭帝，也用这个模式。当武王病时，周公为他向神祈祷，祭拜神灵，摆了一大堆东西，就是祭品，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送礼给神。送上礼，神才能享用，这些祭品叫“牺赋”。物要铺摆，就是“赋”，赋要体物，就是展示，是有关的。陆机说“赋体物而浏亮”，赋体物要明确，赋没有物是写不起来的，赋跟物质形态太有关系了。祭神的时候要摆物，摆物过后，神怎么理解呢？要有辞章嘛，于是乎他就跟神讲嘛，说服神呀，叫神要怎么样保佑武王，武王功德怎么了得啊，惊天地泣鬼神的功劳呀，你这个神灵要收人走啊，你就把我收走吧，只要保佑武王没事就行了。这种说辞或谓祝辞，絮絮叨叨不停地讲，这不就是媚神、娱神吗？让神快乐，才能起作用。所以周公讲，只要你保佑武王，这些东西全部归你，如果你做不到，对不起，这些东西我马上就砸掉了，一起摔毁，什么东西都不给你，你想吃，你闻气都闻不到。威胁他，胁诱，也是一种娱神、弄神的方法。到汉武帝的时代，大家看司马相如献赋给皇帝，不就是娱人嘛？娱的对象，就是汉武帝。再看苏东坡的时代，他写《赤壁赋》，娱哪个？娱自己，对吧？我写得快活，我写个东西娱自己，调侃一下，消释一下被谪贬的牢愁，就是自娱。文人化以后自娱特别重要，自娱自乐嘛，那纯粹文学才渐渐多起来，功用性才渐渐淡退，当然也有作用，但那种直接的外在的功用是渐渐少了，内在的自娱更多了，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你想，人家在宗庙献祭的时候，就要对神虔诚，他媚神做什么？要神保佑他。保佑好人，就是德啊。实际上周公的“策祝”之辞就是歌颂武王之德，祭神实际就是歌颂武王之德。都是这样子，后人如法炮制。我与一位学生写了篇关于《长杨赋》的文章[35]，《长杨赋》最典型，我们研究《长杨赋》，把它当成一般的游猎赋显然不妥当，《长杨赋》更多地是议论，议论中间更多地是讨论汉德问题，以致东汉赋家写京都赋的时候，突出的就是汉德问题。《西都》和《东都赋》，《西京》和《东京赋》，两都、两京，为什么班、张都赞美东都呢？因为东都有汉德，西都败了嘛，对吧？是败德而失败，德失而失败，所以东都重建汉德，特别与汉明帝永平礼制有关，修礼以建德。不管是班固还是张衡，都歌颂汉明帝，那个时候的礼制是什么？就是德教。赋家描写，就是观德。

赋家观德，在批评的思路上有所不同。西汉更多是看祸福，这件事有祸还是福，然后再训诫，再改变，最后多半是天子茫然，或者天子幡然而悟，都是这样子，然后赋就要结束了。为什么？改造嘛，我错了嘛，改了就好了，终于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不做孤家寡人了嘛。东汉就不同了，东汉赋描写重威仪，礼仪的威仪，然后“宣威”而“昭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内“宣威”，海外也“宣威”。朝元礼，就是元会礼，接见外宾的礼仪，在京都赋中有大量的描写，就是这个道理。虽然二者出发点不同，归根结底都是观德。

由讽谏到观德，都在赋用论中间展开，在当时也许是理所当然，有所作为，就有所书写；那后人就不是这样子了，后人不知道你所作所为，只是看你的文本而已，然后对照历史来省思你文本的价值。后代的摹写也好，批评也好，都是这样。那也就出现了文本自身的矛盾，就是我讲的“词章与经义”的矛盾[36]。一方面要“尚辞”，文学娱乐嘛，要把辞章展现出来嘛，一方面要有讽谏思想或者颂德思想，那就是经义。所以辞章和经义形成了冲突。

这个冲突，最突出地表现在扬雄身上。扬雄悔赋，懊悔写赋，太精彩了。扬雄是赋学创作的大家，也是赋学批评的大家。在他的《法言·吾子》中间，在《汉书·扬雄传》中间，有很多课题可以生发。他不仅讨论赋，还讨论了纺织业，还比喻女子姿色，还看到了化妆术、女孩子打扮，然后又讨论了人的品格，屈原的品格就像金玉一样，等等，这都是牵扯在一起的，这些东西都有意思。而且特别提出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他的赋学思想非常非常丰富，究其根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讽谏说来的。讽谏是核心，其他都是外表。

像前面说的，司马迁评相如赋的讽谏说极重要，重要在赋用，赋的功用，这是一个大的批评思想。倘追问讽谏说在汉代评论中的实践是怎么样的呢？纠缠于讽与劝的矛盾，最典型的就是扬雄了。你仔细看看《扬雄传》就知道了，他喜欢司马相如赋而为四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他不像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写的时候是逐层逐层地写，写到一定的时候，好像一个回旋，那里头有曲终奏雅。有小曲终奏雅，有大曲终奏雅。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一定要到最后奏雅，有时候在一段之后，如写一段游猎过后，赋就来一个小曲终奏雅，然后接着写歌舞，歌舞以后他又来一遍。大家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关节，分清自然的段落，曲终奏雅是不断出现的，赋家是通过创作的文本来表现他的一种讽的思想。到了扬雄的时候，就不同了。扬雄赋里面要表现这个思想，同样要模仿司马相如赋，不同的是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讽挂在嘴上了。他的四赋每一个赋序，不管是外序还是内序，都是“以风”“以劝”，哪怕里面不讽，他也讲我在讽。这到底是什么呢？自我的心理安慰，还是给同仁的一个暗示？不知道。总而言之，他就把讽都挂在嘴上，表现出所有的赋的创作都是要讽，尤其是大赋创作，小赋或许抒发一下情怀，但大赋创作一定要讽。他把讽摆在突出又显要的地方，这就构成了“讽”和“谏”的问题，到底是婉谏还是直谏，这又成为赋学批评中间的问题了。有的婉谏，大赋习惯婉谏；到了汉末的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直谏，甚至不仅是“谏”了，直接就是批评了，直接揭露批判了，达到否定的高度了。但观德的思想，还是一脉相承的。其间的区别，也是赋变迁中的问题，值得注意，值得讨论。

正因为这个讽，《诗》之讽与赋的讽，又可联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孔子讲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那么赋怎么样？赋应该是都有的，兴、观、群、怨也跟《诗》一样，等同“诗人之旨”。但在兴、观、群、怨之间，我觉得赋最重要的就是“观”。赋的这个“观”，如果要写文章来阐发的话，可以写《赋可以观》，这个“观”字很重要，还没人认真写一篇《赋可以观》。诗当然“可以观”，赋“可以观”更重要，观“盛德之形容”。班固评司马相如的时候就说：“多识博物，有可观采。”[37]写赋需要博物，赋家要有渊博的知识，这在最后一讲要说，就是赋兼才学。因为渊博，所以才“有可观采”。“观”重要，物态的“观采”只是表面的“观”，更重要的是透过这外在的现象看其本质，就是内在的“观”，也就是观德。观德就是合德而颂，失德而讽。

赋“可以观”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赋的“观”跟讽的关系，跟颂的关系，经常会纠缠，会有矛盾，而且还很明显。赋要观辞，要观德。观辞就看到了“虚辞滥说”，好似废话连篇。我们观物总要把它看得非常显明，可以言简而意赅地表现，但赋不能。大赋要铺陈辞章，要藻采，就是“铺采摛文”，它就必然营构许多虚辞，往往会掩盖了它内在的东西。这就构成了两个命题，一个是“虚辞滥说”，一个是曲终奏雅。对此后人讲得很多，也是较为精彩的，比如明朝人谭元春，他论诗的时候说：“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这句话很有意思，后来刘熙载在《赋概》中用这句话来论赋：“谭友夏论诗，谓‘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此说每为谈艺者所诃，然征之于古，未尝不合。……赋家用此法尤多。”[38]赋的铺陈，最终要归于雅正，往往就以一句看一篇，特别是文人化以后，文人都喜欢斗巧嘛，有警句了嘛，有字眼了嘛，这也影响到赋。陆机写《文赋》，观点就大不同于汉人，他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对吧，片言居要，一篇警策，一句话在文章的关键处，是“一篇之警策”。片言居要，就是“一句之灵”，灵动的一句话，可以成就一篇的精彩。但考究其渊源，不就是我们说赋寓含的讽谏之意或曲终奏雅嘛，这和汉人的讽谏说还是有关的。只不过汉人的做派和想法更加宏整，而后人更加技术化一些，技术化就是斗巧嘛。过去人讲故事，说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主人很不高兴的，因为他很年轻呀，小年轻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开始他写什么“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主人讲这有什么意思，“豫章”就是“洪都”，“洪都”就是“豫章”，等于废话。接着写“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那是星野与地域的分野问题。“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一般吧一般，只能说一般。等到“一句之灵”出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主人拍案了，这就精彩了。真是“一句之灵”，“回一篇之朴”啊。

文章到了文人化、技术化过后，有了大的变化，汉儒整篇的诗学精神也好，经学情怀也好，道德内涵也好，发展到唐宋以后，已经不便在一篇中展示，往往在一句中展示。比如唐代科举考试的闱场律赋，后人的评点就是这样，说这赋好得不得了，如评裴度的某篇赋，说从中可看到他后来建功立业的征兆[39]。又说某人赋里这句话真不得了，能做宰相，后来果然做了宰相。一句话就看出你有没有宰相的气势、宰相的胸襟，后人评价范仲淹赋就是这样的[40]。这也是“观”，“观”的视野有不同，过去观一个通篇，一个宏大的气象，后来观一些细微的、技术的东西。这技法中间有礼法，礼法中间也内含了技法，二者的交汇慢慢形成了所谓的辞赋的经典化。这种经典化到清人最典型，树立汉赋的经典，树立唐赋的经典，树立时赋的经典（就是当时创作的经典）、馆阁赋的经典，都与这些问题相关，这里头有丰富的内涵。我说这叫以讽建德，文学创作的时候也像思想家一样，其以讽建德，思路就是以反彰正，文学的力量就在于以反彰正。比如老子，是典型的处处以反彰正，“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都是以反彰正。老子用大量的否定词，他真的厌世吗？他也不是厌世之人，对吧？他是要通过否定来彰显那个内在的、更重要的、正面的东西。而赋家用这种方式来创作，就是我说的以讽建德。批评你做不到，你不乐意；树立起你，标榜你，你就乐意做了。这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极大的影响。因为赋家大部分都是儒家，我们前面讲过的，简宗梧先生做了一个分析，汉代凡是有赋创作又撰有子书的，基本上都是儒家，只有淮南王除外[41]，汉赋多半是儒家的文学化。如贾谊是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他的《新书》，就在儒家类，这里面有他的王道观念，儒家的王道观念，就是“天子听政”的王道观念。所以讽谏说跟这个王道观念是紧密结合起来的。

讽谏在赋中的经典化，本身就构成了王道与俳优的矛盾。赋家倡导王道说，为什么啊？赋家具有王道精神啊。但是赋家身份是什么？俳优嘛，就是枚皋讲的“俳优畜之”，文人如同俳优，统治者手中的玩偶。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溢出赋家的范围了，比如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杜甫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白也说“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定要建功立业，结果一下子建错了功，跟了永王璘，倒霉了。建功立业要看怎么建，看运气好不好，跟没跟对人，文人是这样，赋家也是这样。诸子衰歇了，没有诸子思想怎么办？通过文学的表现，赋家最早通过文学的表现来阐发他们各自的诸子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就仿效屈子嘛，屈原被称为屈子，就是因为有子学的精神[42]，如果赋家忽略了这种精神，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

赋家的思想构建与王政有关，就是王道。王道在于德，德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但是大家要注意，这在思想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矛盾和冲突，因为汉赋形成的时代，正是霸道形成的时代，是武、宣之世，到元帝的时候才用纯儒嘛，所以宣帝责怪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岂可用纯儒乎？[43]不能用纯儒，要用德法精神，有德还要有法，法家思想，外儒内法，这才是汉家的制度。正因此，我们要注意汉赋中间的描绘，尤其是游猎题材的描绘，那就不仅是文德了，更重要的是武德。武德精神在赋中的体现是很重要的，就像军队的武乐充斥于赋中，很剽悍的，很雄壮的。赋“体国经野”，要有力量，健壮而雄伟。

因此，赋家讲求的王道，不仅包括了文德，还包括了武德。这是赋家的特点，他跟纯儒是不同的。他受这个大时代的激励，才能写出这个时代的文章，正因为有汉大赋这些大文章，再加上大史学的书写，如司马迁的文，而后“大汉之文章”才能“炳焉与三代同风”，有这种精神嘛。“大汉继周”，继的是什么啊？包括汉赋继周诗，继承周朝《诗》的传统，所以赋盛而诗衰，对吧？汉代的文人，诗谈不上，只有一些乐府歌诗还可以，文人创作的诗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谈，班固《咏史》，质木无文，但汉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所以“大汉继周”，从文学史来讲就是汉赋继周诗，这里有文德精神，有武德精神，有王道精神，有霸道精神。王霸之道的融织，形成华丽而雄壮的文章，才是赋家的思想。

但是赋家的深层地位又是文人，或者是诸侯王豢养的，或者是朝廷的御用文人，为天子所利用，必然又是俳优之流啊。这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候没有办法表现。赋肯定要描写一些壮丽的形象，天子游猎气象，充分展示出来，皇帝才会高兴，才能叫“尚书给笔札”，要不然纸笔都不给你，不给你笔你写什么写，写了才能赐为郎，给你官做，才有禄可干。干禄，赋家要吃饭，还要吃好一点的饭，当然，赋家又不是为了吃饭，逢迎一通，凑合为文，敷衍了事，而是要有所建树，这就要看汉赋创作的内在含义。

汉赋内在的含义通过什么来表现？有时候不是通过物象展示来表现，当然也可以通过物象展示来表现；也不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表现，当然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但要含蓄中见精彩；赋的精彩在于引经与用经，它的很多思想是通过引经和用经实现的。我曾经有一位博士生就写汉赋用《诗》的这个传统。引经和用经，更重要的是怎么用，如果说东汉过后引经比较多的话，西汉更多地是用经，活用。

这些年写了不少有关辞赋的文章，有一篇文章我还是蛮得意的，是跟我一位学生合写的，叫《汉赋用经考》，在某年写的记不得了，发表在2011年的《文史》上面，有五万多字，刊登在那一期的第一篇[44]。自己得意的稿子投去，怎么会不用？我们桐城过去一个人叫史尚宽，当过民国考试院秘书长。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学法律的，兄弟两个，后来胡汉民把他招回国做了大官，做到了考试院秘书长。有一次选举大法官，参选者是要竞选的，大法官那个地位很高，他手下管理四个部，可指挥四个部长，其中一个部长跟他讲，啊呀秘书长，你要出去活动活动啊。我们桐城人好玩，傲得不得了，他听后说，我活动什么，选我是他们的本分，不选我是他们无知。哈哈哈！这多么精彩。当时我父亲坐在边上，后来老跟我们讲这个话。虽然史尚宽最后落选了，但这话给人鼓励很大，我也借此鼓励学生，投稿怕什么，用我的稿子是他们的本分，不用是他们无知。但你们不要用无知对无知，你写得不好也不行。你写得很自负，投过去，他不用也不行，即使盲审的时候个别人不同意，你也可以跟他“狡辩”嘛，说他不懂。我年轻时乱读书，读到赫胥黎演讲稿，说他那天要去皇家科学院讲演《天演论》，就是进化论，上台前就吓得要死，你想台下坐的皇家院士一大堆。他怕自己站不住，就在演讲的头一天去请教演讲家法拉利，问明天怎么演讲，说自己有点害怕。他当时很年轻。结果法拉利就给他一句话：他们一无所知。你们以后应聘要试讲，不妨记住这个故事，当然不能自以为是，要狂而不妄，自己要做准备，同时要想，听课的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很重要，这叫底气。

话说远了，汉赋引经、用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表面看好像跟文学没关系，但实际上增添了文学的内涵，赋的内涵。赋家在文中什么地方用经，用什么经，引什么经，都有讲究的。比如引《诗经》，引《甘棠》或者引《鹿鸣》，你要知道它的背景，这里头就可以做学问了。从广义来讲，要注意《诗》的本义；从狭义来讲，这个赋家是什么学术传统的，引《齐诗》，引《鲁诗》，还是其他什么，你要追溯根源，他的家学，他的师承，他的一些深层遭遇，从这里面演绎出去，就能找到很多问题，哪怕一个小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比如刘歆创作的《遂初赋》，他要立《左传》于学官，得罪了大司空师丹，有一批博士弟子攻击他，结果他就被外放了，外放过程中写了这个《遂初赋》，是最早的一篇述行赋。刘歆在赋中引经用典，引得最多的是什么？《左传》嘛，因为他是治《左氏》学的，他的父亲刘向治《梁》学[45]。这里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我们如果谈到赋引经的时候认为只是掉书袋，就忽略了这里面的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赋用经跟整个赋体建构的思想内涵相关，就是它的主旨，立赋之旨。表面上好像引经跟文学没什么关系，你要考虑赋旨，就有可思考的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层意思大家更应该注意了，注意什么？就是这个文学作品或者说是刘歆的《遂初赋》对《左传》学的贡献。我们研究的文学作品，其实对学术史也是有贡献的，不能说文学作品对学术史没有贡献。治史学的人有时看不起我们这些文人，好像我们都是讲大话和讲空话的，他们才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拿个瓦片在考古，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描写个瓦片就不行。实际上我们也有贡献，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文本，我们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本，这个文本有价值。当时写《汉赋用经考》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想法，不仅要了解汉赋是怎么用经的，比如怎么用《诗经》，我们还要使大家知道，汉赋用了经，赋家在赋创作中的某种解读跟当时社会的对接，对《诗经》学是有影响的，对不对？赋用《诗》成了《诗经》学的一部分。我们看一看明清学者疏解《诗经》就晓得了，研究《诗经》学的人，他不一定非要搞《齐诗》如何、《毛诗》如何、郑玄如何、郑众如何、王肃如何、孔颖达如何，不一定是这个了；他反而说扬雄如何、张衡如何，对吧？他注《诗》，却引证张衡《东京赋》这一文本，看赋里面怎么讲的，然后李善怎么注的、五臣怎么注的，他引用了好多赋的文本、诗歌的文本，这是文学与经学的交融。就像一些诗论家，或宋以后的诗话作者，把《诗经》跟诗话对接起来，把《诗经》跟杜甫诗对接起来，以诗证《诗》，因为传统是一致的。这无须割裂，不要他是经学、我是文学，没有这个道理。《诗经》学跟赋也能对接，后人注《诗》大量地引诗、引赋。我是桐城人，喜欢研究桐城派，中国社科院的王达敏先生，研究桐城派有名气，有次和我谈了一个小时，他说我是“内功”。我曾想做一做桐城的经学，略做整理，试写了一篇《徐璈〈诗经广诂〉考论》，在《安徽大学学报》发表了[46]。我有个窍门，写什么地方的人，就给什么地方发表，比如写浙江章太炎，就给《浙江学刊》去发[47]。徐璈的《诗经》学属于今文学派，研究的是三家诗，其中就引证了不少赋的作品。

我前面讲了，赋文繁缛，有了赋代类书说，程先甲又说赋与类书不同，要“无戾于古诗之旨”，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讽谏说。我们又发现，古人讲赋代类书给我们很大启发，就能写出文章了。那反过来说，程先甲说类书荒唐、无知，失去“诗人之旨”，这文章又出来了。写文章要多面思考，有时要逆向思维。当年傅璇琮先生要我编写《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抒情小赋卷》，程千帆先生说选到苏东坡为止，以后没什么有价值的作品。后来我就想，程先生这个大家讲了过后，那不是后面的都没人问津了吗？好，我逆向思维，反过来理解，于是选到苏东坡只是全帙一半，宋以后选了一半，成了这本书的特色。比如清代选了蒲松龄《酒人赋》，写酒鬼，喝醉了发酒疯，无药可治，只能拿根棍棒对他屁股一打，好了。蒲松龄是教训世人浑噩，那小赋写得很精彩啊，是讽世，是讽谏传统，是一把利刃。可以说，讽谏对整个辞赋批评而言是把利刃，可渐渐淡褪了，因为“风者讽也”的“风”渐渐变成风、雅、颂的那个“风”，跟那个“风”同义了，汇入了六义说。六义入赋，下次课再讨论。

这学期讲的是赋论范畴，都是问题，大家不妨思考思考。赋的有关知识，可参考前面的两个十讲，当然更重要的是读原著，如《文选》中的赋篇。好，今天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