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做律师

2001年7 月初, 我坐在公交车上, 去往亚运村一家律师事务所。

这是我辞职后第一天去新单位上班。在这个夏天到来之前, 我经历了痛苦的思考。硕士毕业后供职的单位, 一直对我比较器重,一个多月前, 分管领导又刚刚找我谈过话, 说部门的正职马上退休, 党委有意把这个职务交给我, 让我做好准备。

当副职比较悠闲, 还经常可以在业余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 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正职职位, 我略有一丝惶恐。我看得见各部门正职们的辛苦, 连周末都经常加班, 责任比副职重大很多。

如何选择将来的道路? 是在体制内单位继续努力下去, 走那条看得见未来的稳定道路, 还是重拾读书时的梦想, 选择一个充满挑战又能更好体现自我价值的职业——律师? 这将给自己、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从几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剖析。在性格上, 我比较感性, 不习惯于墨守成规, 不喜欢沉闷的氛围, 有时候还有点冲动, 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就憋不住, 没有三十岁男人的那种成熟。刚毕业不久,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个对女性耍流氓的男子, 我就抓住他不放, 跟着他下车, 用街边的公用电话报警 (那会儿还买不起手机)。结果警察来了把我们带到派出所, 问清情况后认为缺乏证据,把那人放了。我很生气, 跟所长理论起来, 所长一拍桌子, “你再闹, 就通知你单位把你领回去”。搞得我很尴尬。

单位里开会, 放炮最多的那个人肯定是我。即便后来在领导引导下成熟了一点, 但人的本质无法改变, 一不小心又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建议、意见都给抖搂了出来。虽然领导们很大度, 对我的工作很认可, 但长此以往, 得罪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的前途未必那么美妙。如果选择当律师, 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不需要瞻前顾后, 过于忧虑身边的人际关系。

当然, 我也非常担心, 做律师更需要理性和冷静, 我这样的性格合适吗?

在职业理想上, 我还延续着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情怀。还喜欢读汪国真的诗, 喜欢看读研时就常年订阅的《南方周末》, 幻想着美好的社会蓝图, 渴望在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在单位里, 工作之外的言论是受到严格管制的, 我感觉自己似乎没有舞台。

那个时候, 我初为人父才几个月, 在惊喜之余, 新生儿带来的家庭开支也使得我的经济压力一下子陡增, 家庭合计3000 多元的工资收入非常吃紧。后来我提出辞职时, 单位主要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 问我月收入多少才能满足家庭需要。我当场拿纸笔计算了一下, 月工资至少需要6000元, 领导叹了口气, “比你现在工资多一倍, 我解决不了”。

好在我已经有意识地提前消除了做律师的一些障碍, 比如口才和怯场问题。可能受制于血型和星座原因, 在研究生毕业前, 我只敢在熟人面前侃侃而谈, 人一多就不敢说话, 到了大场合更是脑子如断电一般, 思路不畅, 语无伦次。通过特意选择到高校当教官,一两年授课下来, 我已基本消除当众发言时的怯意和恐慌, 演讲时思路能够正常运转了, 临场发挥也有了进步。再加上户口和住房问题也已解决, 在生活保障上已具备一定基础。

最终, 我决定放弃新职位, 奔向那可能充满风雨和荆棘的自由职业之路。我不想再循规蹈矩地活下去, 我喜欢自由, 更想践行在八十年代末刚上大学时就抱定的理想, 在国家发展中能运用自己的那点儿力量促进清正与廉洁。同时, 做律师虽然谈不上稳定, 甚至还有各种风险, 但不需要沉湎于文山会海, 思想轻松, 能自我调配工作节奏, 以及可能提高经济收入带来财务自由, 这一切对我有着无法抵御的吸引力。

家人经过开会讨论, 在争议不大的氛围中同意了我的重大决定。那个时候, 千禧年刚过不久, 律师行业的环境和收入状况还不明朗, 出来闯荡的风险不好预测, 但家人的支持很坚决, “如果实在吃不上饭, 咱们还有拿工资的, 饿不死”。

在软磨硬泡了一个月后, 领导们终于松口, 同意我辞去公职。那一刻, 心中对单位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 互相交织, 五味俱全……

身为外地人, 在北京刚刚工作几年, 人生地不熟的境况还没有改善, 亲戚朋友中没有一棵大树可以依赖, 甚至也没有做律师的前辈加以指导和庇护, 突然闭着眼睛下海了, 我还有前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