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胡启明

（华南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威尔逊著《中国：世界园林之母》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畅销书。它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在于它把文学形式与科学内容融为一体，既有学术性，亦有趣味性。一般读者可把它当作游记或探险故事来阅读，增长见识；而专业人士则把它视为博物学家的科考报告，可从中获得有关中国西部的自然资源、农业生产、经济贸易，以及社会结构、宗教、民俗等方面的许多信息。

一

在前言中，威尔逊开宗明义提出了“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强调中国植物对世界园林的贡献，简略回顾了前人在中国开展植物采集引种的工作和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并坦然承认，能取得如此巨大成果，“特权和机遇都很重要，我只是充分利用了这两方面”。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特权与机遇”均源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

16世纪初，葡萄牙人从海路到达中国，1545年第一次把中国的甜橙引种到欧洲。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的商人来到中国南部沿海，逐渐有了正常贸易来往。他们开始将一些中国庭园常见的栽培花卉，如菊花、茶花、牡丹、芍药等带回欧洲栽培。1700—170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肯宁汉（J. Cunningham）到厦门、舟山采得植物标本600种，并带回两个重瓣小菊花品种。1751年，林奈（Carl Linnaeus）的学生奥斯贝克（J. Osbeck）在广州等地采到植物标本242种，其中有37种载入林奈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 Species Plantarum）第一卷。这一切都使西方植物学界和园艺学界感到兴奋。到18世纪末，西方通过各种途径从我国引进的植物除上述常见的几种名花外，还有石竹、角蒿、翠菊、月季、射干、枸杞、迎春，以及银杏、苏铁、侧柏、臭椿、栾树等。

但随后清朝政府控制十分严格，规定所有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处，并规定只能与官方批准的十三家商行交易；外商不能与官员直接联系，须经商行买办转达；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市内和近郊，不准雇用中国仆人（官方批准的翻译和买办除外），经商、传教和其他活动都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英国政府曾先后两次派遣正式外交使团，携带重礼，分别于1793年到达热河行宫和1815年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但均无功而返。1

这种状态到184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鸦片战争失利，清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领事居住，英国人可携带家属，自由来往。2

《南京条约》于1842年8月签字生效，当年12月，伦敦园艺学会即开会决定派福琼（Robert Fortune）来中国执行采集引种任务。在福琼临行前，园艺学会秘书林德利（Lindley）给他的指示 3汇集了当时英国顶尖级园艺学家和植物学家的意见。

从这份指示中可见，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收集一切可得到的资料，甚至连带回去的泥块都给予关注。指示中所提及的坚硬泥块（hard lumps of mud），实际上就是广州和珠三角地区盆栽花卉用的“花泥”，取自“桑基鱼塘”（非河床），晒干后敲碎成块状，肥沃且排水性好，不易板结，特别适合南方多雨地区使用。

但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他们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信息多来自广州地区，指示中所提及的植物名称都是粤语译音，离广州较远地方的内容多不准确。在指示中的22条注意事项里，第2条即为：不同品质的制茶植物。当时西方普遍认为红茶和绿茶产自两种不同的植物，甚至植物分类的老祖宗林奈也被弄糊涂了。他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 Species Plantarum）第1卷发表了茶（ Thea sinensis），然后又在1762年该书的第2卷发表了绿茶（T. viridis）和红茶（T. bohea）两个种，显然是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观点的影响。这个问题直到福琼深入福建产茶区才得到澄清，原来两种茶均出自同一种植物，只是加工方法不同而已。

福琼不愧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园艺学家，他先后受聘于伦敦园艺学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43年至1861年间先后四次来华，活动于中国香港、广州、上海、嘉兴、舟山、宁波、杭州、绍兴、福州等地，遍访各地园林和苗圃，甚至穿上汉服，戴假发，扎辫子，潜入福建武夷山和安徽产茶区。在此期间，他成功地将中国城市栽培的许多观赏植物引入英国，共达190种之多。1851年他还亲自把2000株茶苗、17000粒刚发芽的茶树种子，还有6名中国制茶专家送到印度。自此印度兴起了茶叶生产事业。4

由于福琼的出色工作，以致有一段时间造成西方园艺界产生了“中国植物资源已再无新内容可收集”的错误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60年清廷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四国《天津条约》，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此中国门户大开，西方各国竞相派出商人、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官和专业人员深入内地，从事各类活动。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至1911年清朝结束，曾在中国采集植物的，据《中国植物志》记载，其中较重要者就有180余人。威尔逊在本书中提到了最著名的几位：

戴维（Pere Armand David），法国传教士，也是一位知识面很广的博物学家，先后数次（1863—1864年，1866年，1868—1870年， 1872—1874年）来华，在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和华西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在四川发现了大熊猫和珙桐。他采集的植物经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A. R. Franchet）研究，于1883至1888年出版了《戴维中国采集植物志》（ Plantae Davidanae ），共2卷。

亨利（Augustine Henry），英国外交官。自1882年至1900年，先后任职于湖北宜昌、海南、台湾、云南蒙自和思茅5海关。每到一处，他除利用业余时间自己采集植物标本外，还雇用当地人大量采集。据统计，仅他在湖北宜昌及周边地区所采的植物就有2500种，其中新属25个，新种近500种，并在湖北西部也发现了珙桐的分布。

德拉维（Pere J. M. Delavay），法国传教士。1882年来华，在广东惠州短期逗留后转往云南，直至1895年。在大理和周边地区共采得标本约20万号，共4000余种植物，其中有1500种为新种。此外他还寄回法国240余号植物种子。他所采集的标本也经弗朗谢研究，出版了《德拉维采集植物志》（ Plantae Delavayanae ），共3卷。

法格斯（Pere P. Farges），法国传教士。1867年进入中国，1891年受弗朗谢委托前往四川东部大巴山区域采集。之后的9年中共采得植物约4000种，并有少量种子寄回法国。

他们的工作虽然偏重于纯植物学方面，未能有目的地采收种子和活植物进行引种栽培，但正是他们许多有价值的新发现重新燃起了西方植物学和园艺学界对中国植物的强烈兴趣。精明的商人更看到了其中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把目光对准了中国西部这块神奇的土地。也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威尔逊有幸四次来到中国。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威尔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成就了他这位“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二

下面简要梳理一下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简略地介绍了中国西部的山岳和水系，但实际上书中所涉及的地域仅限于现在四川省的西部和青海省的一小部分，没有包括西藏和新疆。这是由于作者使用了“中国本部（China proper）”这一错误概念——一个西方列强杜撰出来的称谓，即把纯汉族人聚居区视为“中国本部”，而有意把少数民族地区排出中国的范畴。对此，译文没有直译，而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

第二章和第七章分别介绍了湖北西部和四川盆地的地貌、地质和矿物资源。那个时期中国的地质资料非常少，威尔逊除亲自调查过一些矿区外，还多次提到李希霍芬（Richthofen），一位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也是近代中国地学研究开创者之一。1868—1872年，李希霍芬先后在中国进行了7次野外考察，历时近4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1年9月—1872年5月的一次考察，从陕西越过五丁山，进入四川广元、梓潼，经绵阳到成都，然后转入嘉定，顺长江返上海，途中对三峡地区考察甚详。1877—1912年出版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Studies Based There On ），共5卷，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2集，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地理学和地质学可以说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三章特别描绘了三峡地区的道路、交通和住宿条件。以自身的经历介绍来这一地区旅行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应作的准备，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还特别告诫西方游客，在三峡水域航行千万不可有傲慢思想，要尊重当地船工，相信他们的驾驭能力。如果不切实际地以西方的方式行事、瞎指挥，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

第四章和第五章叙述了从宜昌开始，以现在神农架林区为中心的湖北西部的调查采集。那时的神农架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方圆数百里，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传闻内有野人野马，深入其中无异于探险。

从第六章至第十章叙述从湖北西部横穿四川东部到成都平原的旅行。

第十一章至第十七章是对整个四川西部的采集描述。

第十八章至二十章则分别对峨眉山、瓦屋山和瓦山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这里要稍加说明的是，威尔逊先后来华四次，6书中各章节的顺序和其中记载的地点、内容和每次行程的先后，并不完全吻合。有些地方他曾去过多次，可能是多次经历的综述；还有些地方被省略，书中并未提及，如湖北的保康、长阳、五峰、建始等地。

从上述各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以前所有的采集者比较，威尔逊来华已不是一般普查性的泛泛采集，而是目的十分明确，要求非常具体，就是来“淘宝”的，不仅要采标本，还要采收种子、插条、接穗、鳞茎、苗木等活体，将这些植物引种到西方，进一步开发利用。

威尔逊前两次来华受英国维奇公司（Veitchian Nurseries）派遣，主要目的为采集新发现的珙桐种子和美丽的绿绒蒿，均如愿以偿，并获得许多其他有价值的观赏植物，轰动了整个西方园艺界。后两次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派遣，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具有观赏和经济价值的乔木和灌木种类，特别是耐寒、可能适应北美环境的种类。其要求较仅考虑商业价值的维奇公司更为全面和严格，更注重科学性和在科研方面的价值。具体要求在阿诺德树木园主任萨金特（C. S. Sargent）给威尔逊的信中有充分表达。7

在前后四次共历时11年的采集中，威尔逊共采得植物标本65000号，含5000种植物，寄回1500种植物的种子，还有许多鳞茎、接穗和插条，最后有1000余种植物引种成功，在西方落地生根。根据威尔逊采集的大量标本，萨金特主编，由多位专家执笔，编写了《威尔逊采集植物志》，共3册，于1911年至1917年先后由阿诺德树木园出版，为研究我国中部和西部植物极重要的参考书。

第二十一章是对中国西部植物区系的概述。威尔逊惊叹“中国中部和西部遥远僻静的山区简直就是植物学家的天堂，乔木、灌木和草本聚集在一起，复杂得令人茫然失措”。他认为中国西部之植物是全球最丰富的温带植物区系，估计中国的植物有15000种。这个论断不仅被学术界公认，而且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国植物丰富程度还在不断提高。据最新资料统计，中国现有维管植物共314科，3246属（其中石松类和蕨类39科，162属，裸子植物10科44属，被子植物265科， 3040属）8，共35000余种，占全世界植物总数的10%，是美国和加拿大植物总数的1.5倍，而其中约50%为中国特有。特别是一些古老的裸子植物，现在北美和欧洲只有化石记录，但仍然存活于中国。著名的活化石“水杉”的发现地就在四川省万县，距威尔逊曾经到过的地方不远。

中国植物种类远较其他温带地区丰富多样，原因有三：首先是国土辽阔，从北温带一直延伸到热带，欧洲、美国和其他温带地区都不具备这一条件；其次是中国有40%的地方在海拔2000米以上，包括许多隔离的山系，提供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植物种类；再次，自新生代中新世（Miocene）以来，当北半球气候渐渐变得不适合植物生长，特别是在第四纪冰川时，中国没有直接受到北方大陆冰盖的破坏，只受到山岳冰川和气候波动的影响，基本上保持了第三纪古热带区比较稳定的气候，其连贯的陆地，使北方的植物可向南方迁移，找到避难所，免于灭绝。9

东亚与北美植物区系亲缘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现已知具有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属已多达111个，其中现代分布中心在东亚的属和种都远比在北美的多。这些植物的分布式样不仅说明两地植物区系的亲缘关系，还可追溯到与热带和冈瓦纳古陆植物区系的联系。10

从二十二章到三十章介绍了中国的植物资源，包括各类野生和栽培的经济植物及其产物。书中收集到的资料已相当丰富，甚至深入到生漆、桐油、乌桕籽油、不同的纸张和茶叶等主要产品的深加工过程，以及白蜡虫的繁殖、饲养和白蜡的生产。

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根据苏联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瓦维诺夫 （Vavilov）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八大起源地之一。11栽培植物种类多，品种资源丰富，当今世界上主要栽培的1500余种作物中，有近1/5起源于中国。大豆、绿豆、赤豆、水稻、大麦、莜麦、荞麦、粟、稷、茶叶、油桐、漆树、大白菜、榨菜、小芹、茭白等均起源于中国。属于中国原产的果树有50余种，如桃、李、杏、枣、柿、板栗、榛子、柑橘、柚子、金橘、荔枝、龙眼、黄皮、中华猕猴桃等，而且每种都有大量的栽培品种。

虽然瓦维诺夫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不包括观赏植物，但许多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包括乔木、灌木和草本花卉同样也是原产于中国或以中国为分布中心。如山茶属（ Camellia）共280种，中国有238种；杜鹃花属（ Rhododendron）共960种，中国有540余种；报春花属（ Primula）共450余种，中国有300种；丁香属（ Syringa）共19种，中国有15种；含笑属（ Michelia）共50种，中国有41种；木兰属（ Magnolia）共90余种，中国有30余种；蔷薇属（ Rosa）共200余种，中国有80余种；牡丹属（ Paeonia）共35种，中国有11种。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12

中国民间有利用植物保健、治病的悠久历史，中草药更是一个宝库。据较保守的统计，中国可供药用的植物多达10000余种。其中许多种类和方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深入研究后，其成分和疗效得到科学论证，并不断有新发现。“青蒿素”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许多中国植物现已引种到世界各地，不仅栽培成功，还取得进一步发展，有些还成了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加速经济发展起到显著作用，因此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如茶（ Camellia sinensis ），现在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肯尼亚都有大面积种植，茶叶年总产值甚至超过中国。

甜橙引种到美国后，在那里育出了著名的华盛顿甜脐橙，畅销全世界。

直接与威尔逊有关的是中华猕猴桃。他早在1900年就在宜昌栽培这种植物，很快受到外国居民的欢迎，称之为“宜昌醋栗”，同时他也将种子寄回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和美国农业部引种站。1904年，新西兰女教师伊莎贝尔探访她在宜昌从事传教工作的妹妹时，从威尔逊栽培的猕猴桃获得少许种子带回新西兰。1314正是这些种子将猕猴桃发展成为今日新西兰的支柱产业，成为一种新型水果，风行全世界。

粮油植物如大豆，1898年美国农业部有计划地派人来中国采集引种大豆，并开始选种和育种工作。现在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但国内长期生产不足，需向美国大量进口。

油桐原产中国，出产一种速干性的工业用油。当时西方制造商对桐油的价值才开始有所认识，威尔逊即向美国农业部提出建议，引种发展油桐（见第二十七章）。1905年美国农业部从中国输入了第一批油桐树种子，在加利尼福尼亚植物园、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等地试种，取得成功。至1946年，美国桐油年产量已达1500万磅。15

观赏植物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正如威尔逊所说：“在美国或欧洲找不到一处园林没有来自中国的植物，其中有最美丽的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亦即：没有中国植物不成为庭园。由雷德（A. Rehder）编写、1927年出版的《北美栽培乔灌木手册》（ Manual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和贝利（L. H. Bailey）编写、1924出版的《栽培植物手册》（ Manual of Cultivated Plants ）两部著作中就收录了大量从中国引种，成功应用于园林布置的植物。据报道，北美引种中国的乔木和灌木在1500种以上；美国加州的树木花草有70%以上来自中国。16

除了直接引种成功，转化为商品推广应用的种类外，还有许多种类被用作选种、育种的原始材料，培育出了许多新奇美丽的新类型、新品种。例如以中国引进的月季花（Rosa chinensis）、香水月季（R. odorata）和野蔷薇（R. multifl ora）为亲本与欧洲品种杂交，选育出了繁花似锦、香气浓郁、四季开花、姿态万千的现代杂种——香水月季和多花攀缘月季。17又如鄂报春（Primula obconica），原本是一种不起眼的杂草，广布于我国中南和西南部。1879年由宜昌引种到英国，经多年选育，现在已成为冷温室冬季和早春盆花的主要花卉，广泛栽培于世界各地。现有品种多达数十个，花有红、白、紫、橙、蓝等色，重瓣和大花类型，花期长，故又称为“四季报春”。威尔逊在本书第二十五章末段指出：“诚然，我们使这些种类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几乎改变了它们原来的面貌，以至于现在中国要从我们这儿得到新的变型和变种。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原始材料，我们今日之庭园和温室花卉会是何等的贫乏。”

威尔逊此书不仅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是“全球花卉王国”“世界园林之母”，西方的园林深受中国的恩泽，而这种恩泽还将与日俱增，同时也简要地介绍了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它对世界文明发展各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1 Cox, E. H. M. The plant hunting in China.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45.

2 陈致平．中华通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3 见书末附录一。

4 Cox，E. H. M. The plant hunting in China.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45.

5 今云南省普洱市。

6 具体的时间、行程和地点可见书末附录三。

7 具体的信件内容见书末附录二。

8 李德铢．中国维管植物科属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9 Hong, D. Y. and S. Blackmore. Plants of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10 Peng, H. and Z. Y. Wu. Floristic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flora. In Hong, D. Y and S. Blackmore. Plants of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156-175.

11 Zeven, A. C. and P. M. Zhukovsky. Dictiona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their centres of diversity.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Publishing and Documentation. Wageningen. 1975.

12 Zhu, T. P. Plant Resouces in China, In Wu, Z. Y. and X. Q. Chen (eds),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vol. 1: 584-656.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4.

13α 黄宏文等．猕猴桃属 分类 资源 驯化 栽培．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4β Hong, D. Y. and S. Blackmore, Plants of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15 俞德浚．中国植物对世界园艺的贡献．园艺学报．1962.1（2）：99-108.

16 陈俊愉，程绪珂．中国花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17 陈俊愉，程绪珂．中国花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