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美主流学者的质疑
主题学研究由于民间文学的孕育,在德国茁壮成长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研究无论是其研究方法,还是其研究宗旨,都对当时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补充,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也相一致,理应受到比较文学界的欢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主题学在德国产生伊始,到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欧美比较文学界主流学者的认同。它是在被排斥和抨击中顽强生存下来的,即使说早期的主题学研究本身确实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但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里,像主题学那样在如此困难的境遇里能顽强维持到现在的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之所以形成如此态势,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主题学研究是在民间文学,扩大可称之为民俗学的研究材料之上发展而来的,虽然有某些理论概括和总结,但仍缺乏理性思维上的提升和系统的批评范式。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在研究本质上是学院派的产物,是阳春白雪,和这种来自民间的下里巴人的学问可谓界限分明,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雅文学和俗文化的分野。现在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仍然潜藏着这种倾向。这是不能不让人警醒的。于是欧美学者对主题学的质疑接踵而来。
首先,法国比较文学界的巨擘,法国学派创始人之一巴登斯贝格(1871—1958)以用考证的方法研究文学影响见长。他的研究成果《歌德在法国》(1904)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颇具权威性,被誉为“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高地。”1他对主题学否定大于肯定。他在为《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撰写的《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一文中对主题学提出态度鲜明的批评。他认为“18世纪人们对原始的和自然的作品所发生的好感”,引发了“F.史雷格尔、格林兄弟和他们的浪漫主义门徒”及其后辈的格外努力,“渊源的共同性,雅利安各民族之间存在的最初潜在的亲属关系,由于民间意识的作用而显得真正重要的全部材料所必然引起对于神话的喜爱,所有这些浪漫主义的准备阶段,都导致产生了一种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民俗学’或‘题材史’,形形色色的比较文学,都向这个中心靠拢”2。可见,他对于主题学研究的初步首肯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因此,他随后笔锋一转,紧接着就又对这种研究提出质疑。“这种研究似乎对材料比对艺术更感好奇,对隐秘的遗迹比对艺术家的创造性更感兴趣;在这里,人们对杂乱东西的关心胜过事物的特征。因此,当谈到真正的文学作品时,流浪的犹太人,伊诺克·阿登,浮士德原型,或唐璜等,都可能被作为这种研究的对象,但其目的则几乎和艺术活动的目的相反……”3不仅如此,巴登斯贝格还对受德国主题学研究方法影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加斯东·帕里斯的研究提出批评:“这一研究致力于将文学赖以生存的各种主题归并为单纯的传统要素,没有对它们的主要内容进行根本的变革,除了新的组合之外,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一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不断地在这些主题的原始简朴性和最初的含义中加入伪造的成分,而从前由集体民间意识所提出的一种艺术概念,却绝对纯正地被保留下来。”4他讥讽这是一种“卖弄风骚的办法”。所以,他最终觉得“探讨文学‘主题’的起源和最初含义怎样? 严格说来,关于起源的许多假设的脆弱性,为许多有争议的说法提供了口舌。”5因为其着眼点只在于追溯一些简单的文学形式,即主题、题材、原型等,而未去发掘和确定某些文学独特的创造性,仅此而已。
其次,法国另一位比较文学奠基人,保罗·阿扎尔(PaulHazard)(1878—1944)曾任国际性的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评论》的主编,他对主题学的研究也持否定态度。阿扎尔不知疲倦的求知欲和他的研究活动令后世学者敬佩不已。他创作了两部巨著《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1935)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1946)。“这两部作品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统治着欧洲的思想界。它告诉人们,一个思想史学家在把比较的方法与最精细的文学含义结合起来时,他将可以企望得到什么并如何去获得成功。”6他的著作对欧洲各大文学互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欧洲文学研究注入了激情与活力。这样一位人物对主题学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认同感。因为他不可能将自己限制在法国学派主张的“事实联系”的研究范围之内。即梵·第根所说的“保尔·阿沙尔(即保罗·阿扎尔——笔者注)甚至不把主题学归在比较文学之内,因为它是不管文学影响的”7。马·法·基亚评价他说:“保罗·阿扎尔很想阻止比较文学工作者们去研究题材问题。”因为他将主题学研究的对象即题材“仅只看成是文学的材料,认为它要依靠类型,形式和风格才能发挥作用”8。很明显,这位对欧洲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认为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观点来分析,主题学研究的题材只注重文学材料本身,完全忽视了对文学含义和文体意义的考察,应该将主题学研究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之外。
再次,欧洲除法国以外,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1866—1952)对主题学研究也多有微词。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虽用比较的方法写出文学批评著作《阿里奥斯托·莎士比亚和高乃依》(1920),但他却不承认比较文学,因此,他指责主题学研究更是理所当然。他批评说:“这类研究只能归入单纯的繁琐考证一类,从未进行有机的研究,本身从未引导我们去认识一部作品,从未让我们触及艺术创作的至关重要的内心和中枢,其研究课题并不包含文学创作的美学秉赋,而是已成形的文学外部历史(翻译,模仿,发展中的连续更替和改变),或是对一部作品的形成起过作用的种种零碎材料(文学传统)。”9克罗齐既然认为“比较”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石,那么,对于主题学这种纯粹的材料积累,尤其是不注重审美性质的研究,作为一个美学家他更是不能接受了。他认为所谓的主题学研究是“旧批评最喜爱的题材”。10 主题学或题材史是实证主义的产物,对同一题材不同处理的比较,艺术前提是虚构的,艺术表现与归纳、抽象活动的“概念”是矛盾的,所以站在自己美学立场上的克罗齐认为主题学并不具备文学研究的价值。
最后,再来分析法国另一位比较文学的后起之秀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的态度。他热衷于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在1951年撰写的《比较文学》一书中,他在涉及主题学的研究分支,如类型、题材、传说等问题时,表现出怀疑的态度。第一,他认为文学类型是法国比较文学长期忽略的研究领域。而“浪漫主义者们只加速把历史小说降格到民间文学类型中去了。”第二,在关于“题材和传说”的问题上,他指出题材史虽然是“德国学者们非常乐意研究的一个方向”,但是“在法国,甚至到现在(1951年——笔者注),题材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好评”。因为“题材与主题和文学虚构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可见他对主题学相关领域认识的模糊与偏颇。第三,他指出“民间传说”“古代传说”和“历史人物”的区别。“梵·第根是法国比较孤单的研究文学类型和题材的热心人。”以此说明主题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尚未得到解答的大问题”。最后他表示:“比较文学可以避免陷入那种专搞民间传说或杂乱繁琐的研究工作中去。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机会来为人们思想感情的历史作出贡献。”11
早期的主题学研究不仅在欧洲学术界受到冷遇,在美国也有相似的境况。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文学评论家韦勒克(1903—1995)以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渊博的文学知识研究比较文学。他认为所谓比较文学就是将文学视为一种人类的自由活动而进行的全面研究,无论在语言或者民族方面,“比较”都不承认任何人为的或者武断的限制。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述,在评价作品美学价值的同时,也不否认作品与外界现实和历史存在的复杂关系,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其代表性著作是他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8)一书。该书以研究作品为重点,论述了文学的种种问题,但是并未设置专门的章节来探讨主题学问题,甚至在书后索引中都未出现“题材”和“主题”的有关资料。该书的作者代表新批评派的学术立场,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只是文学作品本身,所以着力区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他们竭力推崇“文学内部研究”,即研究小说、戏剧或诗歌等纯文学的结构、体裁、意象、韵律、故事模式、风格等各方面的特征。而“文学的外部研究”则主要指文学与其他艺术和科学的研究,包括历史文化研究、社会背景研究和作者生平研究等。韦勒克和沃伦明确提出:“题材在尚未被作家吸收、消化之前属于外部研究,而一旦被吸收、消化而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就属于内部研究了。”这种质的飞跃造成的差异性分野,“使得主题学十分可悲地被逐出这两种研究范围之外”。12《文学理论》一书只在“文学史”一章中,论及“主题学”,其阐述还是否定的。“有人会期望这类研究能把许多主题和母题(themesandmotifs)的历史研究加以分类,如分类为哈姆雷特或唐璜或漂泊的犹太人等主题或母题;但是实际上这是些不同的问题。同一个故事的种种变体之间并没有像格律和措辞那样的必然联系和连续性……这种探索本身并没有真正的一贯性。它提不出任何问题,当然也就提不出批判性的问题。材料史(Stoffgeschichte)是文学史中最少文学性的一支。”13新批评派唯一的研究对象是文本的内部研究。而主题学研究主要涉及文本以外的内容,往往会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成为非文学性的研究。这是主题学受到西方主流学者质疑的重要原因。
上述欧美学界的主流学者对主题学以质疑的目光和审慎的态度进行了长时期的排挤,使主题学研究疏离于比较文学的中心区域,并被不断地边缘化。但是这种产生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由于它生存土壤的丰厚,并有一种逆反性张力,即愈是被边缘化,愈是趋向于中心,愈是被人蔑视,愈是要自强不息,使得主题学研究在不断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理论支持的情况下,顽强潜行。
1 [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9页。
2 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3 同上。
4 同上书,第41页。
5 同上书,第44页。
6 [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7 [法]提格亨(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7页。
8 [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0页。
9 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8页。
10 [法]布吕奈尔·比叔瓦·卢梭:《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11 [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0页、41页、49页、50页。
12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13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