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编 主题学研究的学科史

第一章 主题学的发生学意蕴

第一节 德国民俗学的孕育

主题学最早产生在德国，它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继后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发生学的起源分析法进行考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17世纪的德国，自三十年战争1以后，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300多个小公国割据称霸，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怨声载道。德国人是最早知道咖啡的欧洲人，但是因为贫穷，在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已经喝了一百多年以后，才在18世纪初喝上咖啡。德意志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要想象西欧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启蒙运动引导政治革命，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普鲁士具有启蒙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外来的古典主义文学改造在于德国现实本身，要想振兴民族文学和文化，只能从研究传统的民俗学入手，只有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促进民族的统一，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们几乎将自己无用武之地的全部精神创造力完全集中在了民族文化艺术上，以便在精神领域构筑他们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王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浪漫主义的民族概念。“它赋予‘每个民族’以自己的‘超个性的个性’，把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连在一起，作为‘民族灵魂’亦即‘民族精神’的统一标志。”2这种民族概念为德国主题学的产生准备了温床。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其《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反启蒙运动的思潮，其实源自别的地方，源自那些德国人。”3他在继后的论述中进一步强调：“无论如何，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德国。”4经过浪漫主义者的努力，终于形成德国18世纪在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繁荣局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5在诸多的先进人物中，主要有德国民族文学奠基人莱辛（1729—1781）、“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赫尔德（1744—1803）、歌德（1749—1832）、瓦格纳（1747—1779）、席勒（1759—1805）等。

其中，作为民族概念之父的赫尔德的学术思想对德国主题学的发生影响最大。他青年时代的著作《论德国新文学》（1766-1767）指出德国文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它依赖于各自的语言，而语言又依赖于社会。他强调了“把文学本身理解为民族精神的表现”6的观点。其理论著作《论语言的起源》（1772）认为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论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诗歌》（1773）提倡文学要打破陈规陋习，以适应自由表达感情的需要；《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又名《民歌集》1778）主要收集和翻译了德国、秘鲁、马达加斯加等国的162首民歌。他对民歌的重视，影响了继后浪漫主义诗人对民歌的态度，以及主张重视民间文学研究的风气。以“世界公民”自称的赫尔德还在实践中大量收集民歌，重视民俗学的研究工作，通过研究民间文学、民族诗歌，主张和颂扬世界主义。他那种历史的、总体的文学观对德国初期的文学题材与主题史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德国当代著名思想史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1945— ）在《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一书“前言”中指出：“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的历史始于1769年的那个时刻。当时赫尔德匆忙启程，航海赴法。”7他在法国结识了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并受到狄德罗世界观的影响。译者卫茂平也在“代译序”中写道：“但‘浪漫’的思维方式，或者‘浪漫主义的精神姿态’，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要素，存至今日。”8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赫尔德在德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18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文化传统影响下，赫尔德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巨著《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1784-1791）。“此书涉及许多国家的地理、历史、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及风俗习惯。作者试图从对各个国家的不同领域的分析、研究中抽象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9他的这种历史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导致了浪漫主义先驱、文艺理论家、语言学家弗利德里希·史雷格尔（1772-1829）在1789年提出“宇宙诗”（即:环宇诗）（Universalpoesie）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人类的感觉类似，心灵相通，诗的表达方式容或不一，但它的题材具普遍性，包含人类经验的共相，故探讨人类的心灵，便能发现一切文学的真相”10。他们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古典的诗歌形式是“机械的”，来自外部，浪漫的诗歌形式是“有机的”，是从题材中产生的。这些理论，尤其是关于“题材”的论述，都影响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批德国学者。他们从对民间文学语言为主的研究发展为对整个德国民俗学进行全面研究并形成热潮。这些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和学者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提倡个性解放，放纵主观幻想，追求神秘和奇异感。主要代表人物除弗利德里希·史雷格尔以外，还有奥古斯特·史雷格尔（1767-1845）、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阿西姆·冯·阿尔尼姆（1781-1831）、雅各布·格林（1785-1863）、威廉·格林（1786-1859）、沙米索（1781-1838）和维廉·豪夫（1802-1827）等。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蒂克的《民间童话集》对安徒生很有影响。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在大量收集整理民歌和童话的基础上出版的《儿童的奇异号角》（1806-1808）也影响颇大。但是“正如梅林所说，没有赫尔德尔这一民歌集（《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笔者注），也就不会产生浪漫派的著名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11。沙米索的童话体小说《彼德·史雷米尔奇异的故事》（1814）具有现实性和进步意义。豪夫受浪漫主义影响，擅长运用历史和民间材料编写童话，颇有声誉。尤其是格林兄弟在共同搜集，亲自记录民间故事、传说和童话的过程中，受到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采集民歌时观点的影响，竭力保持民间想象力的特色和口语风格，最终整理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即《格林童话集》（1812-1815），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财富。

格林兄弟自1806年起，根据流传于德国民间的传说、童话和神话（绝大部分出自黑森和哈瑙伯爵领地美因河、金齐希河地区）加工整理而成。他们“重点联系”了民间的讲故事的能人，如哈克斯特豪森和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家的“故事大妈”们，将其口述编辑成书。《格林童话集》共200余篇童话，被格林兄弟等人修订和整理过，因为在当时除了安徒生，尚未发现有原创的童话作品存在。即使有儿童读物和所谓的童话作品，那也不过是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翻版而已。这些童话无可争辩地具有文学传承和文学传统上的学术意义和贡献。但是过度解读也无科学上的必要性。因为童话和寓言不同，未必需要有寓意或说明一个道理。它更注重故事性，其中的对话和人物个性只要有吸引人的叙事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展示。格林童话和其他民间文学一样，通常也有共同的故事模式和人物类型。其正面人物常常是公主或善良的姑娘，继母和皇后往往是巫婆一类的坏女人；王子是能拯救灰姑娘一类女孩的英雄；猎人帮助弱小打败邪恶势力，是正义的代表等。书中永远充斥着恶魔的贪婪，巫术的威力和坏人的恶毒等相同的题材和主题。因为童话遵循的不是事理的逻辑，而是情感逻辑，所以其中的非现实成分会让阅读者学会思考真实的社会因素。其实，赫尔德在浪漫主义思潮中形成的注重民族性研究的传统，不仅对德国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使其成为德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艾希霍恩（1752-1827）和布特维克（1766-1828）的研究都是其回响。继后的科贝斯泰因（1797-1870）关于“破晓歌”的研究和盖尔维努斯（1805-1871）从历史角度来解说文学的主张，则是其余波。他们的努力虽然有的受到德国比较文学界的批评，但是对于主题学在德国的研究与发展，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这些作家不少也是学者和语言学家，他们侧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语言和文学问题，运用比较语言学的知识研究欧洲民间故事；发现它们平行发展，但有共同的渊源。他们起初研究的侧重点仅仅在于探索民间传统和神话故事等在神奇幻想和奇异情节方面的演变，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关注的已不再是相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统的主题、题材、情节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规律性问题，而是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探讨诸如友谊、时间、别离、自然、世外桃源和宿命观念等一些与神话传统、童话故事联系不那么密切的相关问题上。德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一开始就集中在那些往往支离破碎、传播不广的文学本体的产生和演变上，它发现一个故事总有大致相同但又有区别的若干说法，于是感到有必要进行比较，并大致描绘一个故事的系谱图”12。随着研究视域的扩大，必然要求学者对研究对象要有本质上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要有创新。于是在整理诸多碎片化、口耳相传采集而来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正本清源，系统研究，综合分析，并注重其影响接受时，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注意对比研究和影响接受的研究。因此，主题学开始时是通过对题材、主题的研究与比较文学产生了从逻辑到事实上的联系。学界也相继发表了“多得不可胜数”的博士论文和一些短论文。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泰依多尔·本菲（TheodorBenfey，1809-1881）撰写了《五卷书:印度寓言、童话和小故事》一书，其中对印度《五卷书》中的寓言、传说、故事进行的多种渠道和形式的世界播扬过程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主题学形成研究传统的重要参照。德国另一位学者约瑟夫·冯·戈莱斯（JosephvonGörres，1776-1848）的《德国民间故事书》是“比较文学史中研究主题流变的早期文献”13。他在书中对比分析了《尼伯龙根之歌》与北欧英雄传说的异同。这种学术研究主要倾向于探讨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描述轮廓，以及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发展变异。这就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得到广泛承认的流传论、借用论、题材迁徙论等。其研究成果包含在主题学（题材史）的研究中，以至于梵·第根在1931年评论道：“主题学……在德国发展极为迅速。在那些民间文学研究十分活跃的国家里，情形确是如此。只要主题学蓬勃发展，它就会对文人创作的文学发生深刻影响。”14

承其余绪，胡戈·封·梅茨（1846-1908）自1878年起独立主编的《比较文学杂志》，1887年停刊。梅茨属于在匈牙利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处于奥匈帝国（1867-1918）的一个多语种区域。他在德国进过莱比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1872年任新建的科洛斯堡大学的日耳曼文学史教授。“随着梅茨讲座中深入探讨的比较文学而来的专业杂志的创刊（1877）实际上是把自赫尔德和浪漫派以来所有迟疑不决的倡导汇集起来的第一次尝试，并以此作为组建这个学科（比较文学——笔者注）的基础。”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杂志的创刊客观上意味着德国以前主题学的研究传统被阻断。因为“这本杂志的立场和方向是明确的:典型的超国界方法。这在当时主要有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对单一语言文学研究中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严厉批评。”例如批评日耳曼文学史家科贝斯泰因的“破晓歌理论”有民族主义倾向；批评日耳曼历史学家、文学史家盖尔维努斯等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观点的误解。“另一方面，梅茨还强调指出‘世界主义的捉摸不透的各种理论与比较文学的理想完全不是一回事。’”16这本杂志的作者不乏国别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也有其他不同学科的代表人物。因此其内容也很广泛，文学比较、文学关系、翻译问题、民歌概况甚至民俗比较，乃至人类学民族志学等学科的比较等。自1881年6月起，该杂志单行本扉页上注明一点是“一本多语言的半月刊，涉及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涉及较高的翻译艺术，‘民俗学’、比较民歌概况以及类似的比较人类学和人种学学科”。17 由此可见，该杂志在19世纪后期虽然未将主题学的名称归入其中，但已将其研究的内容纳入比较文学范畴里了，而且成了当时德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热门。

梅茨的《比较文学杂志》停刊的前一年，马克思·科赫（1855-1931）在柏林创办了《比较文学史杂志》（1886-1910）。“他的探索带着19世纪末德国精神科学普遍发展中的有利因素，宣告了当时的德意志比较文学新时期的开端。”科赫曾为该杂志写了纲领性的《引论》，其宗旨“就是研究国际文学要更好地为本国文学服务”。例如他在《论德国诗歌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写道：“应当先看一下外国其他民族的韵律诗，诸如法国的、意大利的、伊斯帕尼亚的（伊比利亚半岛古名——笔者注），以及英国的、荷兰的，等等；这么做，是为了考察其他诗歌的源流是否与德国的诗歌有相同之处。”18他不仅指出莱辛《论戏剧历史与戏剧接受》（1754）是德国第一篇论述比较文学史的本质、任务和作用的论文，而且“还认为赫尔德的研究也显示出类似的端倪，着重指出赫尔德‘把文学本身理解为民族精神表现’的观点”19。科赫的这种重视民族诗歌研究和民族精神表现的学术思路是和赫尔德一脉相承的。除此以外，在他的论述和设想中，科赫“期望借助于可追溯到赫尔德的民歌研究，为促进民俗学的研究作出贡献；尤其在其他一些国家，民俗学‘已经成了独立的学科’。此外，他对传说研究和素材史（即题材史——笔者注）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由此可以看出，科赫已将主题学研究的内容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德国主题学是从科赫的研究开始进入德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亦即主题学在德国的诞生，是以科赫的研究为标志的。

这种观点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是有共识的。法国第一位比较文学教授、法国比较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约瑟夫·戴克斯特（1855-1900）即有类似的论述。1892年他受聘里昂大学主持题为“文艺复兴以后日耳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的讲座。他认为“比较文学滥觞于18世纪的德国”21，并“把赫尔德称为‘比较文学真正的创立者’”22。在戴克斯特看来，关键在于比较文学在德国的发展有一种特殊的辩证法基础。即“德国的不同观察方法既同本国利益有关，又关注国际文学状况，后者正是我们所要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特征。”23主题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之所以首先在德国发生，正是由于以赫尔德为首的德意志语言文学学者在既注重民族文学研究，又注重世界文学发展的双重视野之下，发现了比较文学这一兼容的交感区域，才使之成为可能。遗憾的是，虽然20世纪前后的比较文学界并不感谢德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产生过程的开创之功，但是在科赫《比较文学史杂志》1910年停刊后，德国要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尝试却举步维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比较文学学科专业难以确立，主题学研究则更难有立锥之地。

20世纪初的德国，比较文学遭到国别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以民族文学为己任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的拒绝。瑞士比较文学家路易·保尔·贝兹（1861-1904）则力挺其发展。争论一直持续到1903年，维也纳的耶利内克（1876-1903）在柏林发表了《比较文学书目》。该《书目》“更强调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及研究古代圣像的圣像学，并视之为题材史和主题史的进一步深化”24。虽然这一事实显示出比较文学实证主义思维方法的局限，但是主题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是和科赫的主张有了沟通，并得以延续。因为“德国比较文学专心经营的、‘毫无问题的题材史’同实证主义牵扯到一起”，已经成为他们的学术传统。德国语言学家、文学史家威廉·舍雷尔（1841-1886）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创始人。他既接受了雅各布·格林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又继承了盖尔维努斯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文学，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研究语言和文学。致使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在19世纪后期在德国十分流行。直至20世纪初，多所大学执教的德国文学史家均出自其门下。这种在日耳曼语言文学中将民族文学史整理得极其严谨的学风，也成为主题学研究能够在比较文学中安身立命的根基。

与日耳曼语言文学排斥德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相反，德国从事罗曼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却努力为比较文学正名。他们借助“罗曼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进行教学与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讲师爱德华·封·雅恩的努力值得记忆。他在1927年所作的就职演说中，“把比较文学说成‘无法绕过的要求’”25。1929年他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另一位不能忘记的奋斗者是1934年取得教授资格的图宾根大学高级讲师库尔特·魏斯。他直到退休一直从事罗曼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作为罗曼语言文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专家，他们的努力虽然未能使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德国学界真正立足，但是也给人一种包括主题学在内的德国比较文学传统没有断裂的感觉。之所以德国的罗曼语言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原因，是因为“同它的出发点有关，即从共同的源流出发，同时研究罗曼语族的各种语言和文化，它的与多种文学打交道，促使其走上超国界亦即比较文学研究之路”26。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即德国罗曼语言文学学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1886-1956）。“他的著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1948）（简称“欧拉”——笔者注）在文学史领域展现了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27从本质上说，德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走上比较文学之路和罗曼语言文学研究走上比较文学之路轨迹是一致的，即都是从同一语族的各种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发展到对多种文学形态的研究，包括涉及“素材”“主题”“神话”等方面的研究，从而进入比较文学领域。

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研究主要是在德语区的国别文学研究中展开的。它从梅茨的《比较文学杂志》时开始兴起，到科赫的《比较文学史杂志》时成为主要内容之一。“很重要的原因是，‘素材史’和‘主题史’在这以前就在德国受到注重实证主义的日耳曼文学的竭力推崇。处在开拓阶段的比较文学，只需把它看作研究模式吸收就是了。”28尽管主题学在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或隐或显的“潜行”状态，但是由于它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史学的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所以直到20世纪上半叶，依然受到德语区各国的日耳曼文学史家的钟情，以致一些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现代文学史家也很欣赏这种表现颇为顽强的学术传统，从而使主题学的相关研究理念能够在其他语言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也能立足发展。实际上直到20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主题学才开始凭借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向着积极、全面的方面转化。主题学终于在德国民俗学的孕育之下，在日耳曼语言文学中成长壮大，最后进入德国比较文学的大雅之堂。

事实确实如此，1929年至1937年间，法国学者保尔·梅克尔努力编辑了一套主题学丛书。1937年，德国学者沃尔夫·爱伯哈德编撰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尽管其中有偏颇的观点，但还是极有意义的。正如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马·法·基亚所说：“如果民间风俗已被格式化了，那么就要转到比较文学的领域了。”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弗伦泽尔（E.Frenzel）开始编纂文学主题词典，“形成了以比较为方向的主题学不可或缺的论坛”，成为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重要阵地。1962年，弗伦泽尔又出版了主题学研究专著《文学史的纵剖面》，它成了研究比较文学主题学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书。1966年，弗伦泽尔还出版了《题材与动机史》。这些涉及从民俗学切入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专论专著，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影响，主要有法国、瑞士、意大利和捷克等。法国以加斯东·帕里斯（1839-1903）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此类研究颇感兴趣。例如，伊索寓言或米利都人的笑话、民间故事或宗教寓意诗等，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蓝胡子》的故事是否还能觉察出是在传播雅利安人分散居住前虚构的一个古老太阳的神话等。另外，波西米亚（捷克）作家学者聂姆佐娃（1820-1862）作为民间传奇，童话故事的作者和研究者也有代表性。其童话故事基本上都是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二度创作，即使有个人的原创童话，也延续的是格林童话的风格。聂姆佐娃的《七只秃鹰》和格林的《六只天鹅》是内容相同的故事，主题都是妹妹忍辱负重救哥哥。在格林童话里人物主要有巫婆、国王、继母、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的作品里父母是普通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些受德国此类文本影响的作家和学者采取的研究策略大致相同，普遍是将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各种主题归纳合并为作品传统的单纯叙事要素，再进行新的组合，但并不改变其主要内容。以聂姆佐娃的童话为例，原作中的巫婆的威力、继母的恶毒等主题，变为普通母亲因嫌弃孩子的吵闹而说了“让你们全都变成秃雕”的话，于是原作中的六只天鹅就变成七只秃鹰了。由此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这种主题史的变化过程。此后，他们又着手考察浮士德、唐璜等民间传说题材的渊源及其流传的情况，考察民间文学怎样和何时进入“高级文学”，以及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等，从而使主题学研究日益深入。因此，韦斯坦因在自己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论述主题学时，强调指出：“这里我想重申，主题学从传统上讲被认为是一块德国的领地，因为它是在19世纪从德国的民俗学热潮中培育出来的一门学问。”30

由此可见，主题学发端于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的民间文学整理与研究，历经百余年，明显表现出发生学理论的历史主义特征。德国作家与学者出于振兴德国文学之目的，对丰富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童话进行了收集和编纂，发现其主题、题材、情节相同的传说，故事和童话会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品里反复出现，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就用比较的方法来对比，归纳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和流传演变过程，从而初步奠定了主题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客观上也丰富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

1 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从1618年打到1648年，共30年，从而得名。其为各种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冲突的结果，战场在德意志。

2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3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4 同上书，第131页。

5 [德]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4页。

6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7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8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9 丁建弘、李霞：《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10 张汉良：《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第22页。

11 丁建弘、李霞：《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12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字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13 刘介民：《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4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字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15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16 同上书，第15页。

17 同上书，第174页。

18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19 同上书，第18页。

20 同上书，第19页。

21 同上书，第20页。

22 同上书，第11页。

23 同上书，第21页。

24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25 同上书，第33页。

26 同上书，第34页。

27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8 同上书，第99-100页。

29 [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30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字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