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GE微访谈 探索“自由之道”的通识教育1
强世功
通识教育的缘起：无形学院和法律教育
Q：您何时开始关注通识教育问题？
A：在199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做老师的时候，我并没有思考过做老师意味着什么，当时是因为喜欢学术研究而留校当老师的。在我自己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中，我也关注法律共同体的问题，自然也关注法律知识、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内在关联。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我对教育的关注集中在法律教育领域，关注法律作为一种职业化的特殊知识的含义所在。换句话说，我关注的是专业教育。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是在一个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这里所说的“我们”，就是赵晓力老师所说的“无形学院”，大家是一起在北大的读书小组（福柯小组）中成长起来的。大约2000年之后，我们的阅读从福柯转向了施特劳斯，当然这有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背景。我注意到是李猛最先提出“公民教育”这个讲法。这个提法对我们学法律的可能有特别的意义。法律就奠基在“公民”概念上，但法律假定“公民”是天然的、给定的，而且是完全均值化、普遍化的。但我们没有考虑过“公民”是可以教育的、培养的，因而是不同的。如果公民不同，国家自然也就不同，好公民会构成好国家，坏公民就会构成坏国家。这应该是一个自然而言的道理。
但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好才能国家好。宪政体制设计好国家才能好。这当然是一个现代实证法的理念。可是如果大家熟悉柏拉图的《理想国》，应该知道好的宪法、好的政体恰恰是从社会风气中产生出来的，而社会风气的培养恰恰和教育直接关联。就像我们过去三十年，宪法文本的修改变化远远比不上社会风气的变化。由此，我对法律问题的思考，也就自然带入了对通识教育问题的思考。
Q：作为法学教授，法学院的职业教育对您思考通识教育是否有所帮助？
A：法学院的教学活动恰恰给我思考通识教育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
通常来说，本科生18岁左右进入大学，这是怎样一个对未来充满理想、对人生充满渴望、对意义充满疑惑的年龄！然而，我们的大学并没有提供文学和艺术的想象，历史的广阔天地，科学、哲学和宗教对无限的探索以及对经济、社会、政治复杂性的理解。一句话，法学院的教育并没有提供多少伟大的、超越的、精神的东西，而是在职业、工作、薪水和地位等功利性目标的直接诱导下，让他们开始背诵法条。
他们对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可能一无所知，但却要理解法理、宪法、刑法、民法、公司法，金融法等问题。而且他们很快就面临司法考试的压力，大多数法学院的学生很快就变成“刷书”“刷题”的机器，很少思考这些法条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什么，道理是什么，这些东西和历史、文化、哲学等有着怎样的关联。
大家可以平心静气想一想。一个人18岁就开始技术化、职业化的培养，22岁大学毕业就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律职场，开始从事律师工作。这难道不是一个职业技术专科学校吗？怎么配得上“大学”的称谓呢？他们在这四年中究竟学了哪些可以配得上称为“大学”的知识呢？
无论中文中的“大学”，还是英文中的university，其含义就在区别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法学院就是这样一所职业技术专科学校。正是我这些年在法学院从事法律教育的体验，让我对推动通识教育具有特别的感受。
通识教育的理念：自由之道与文明传统
Q：那么您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什么？
通识教育今天面临着许多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道德素质教育，有人理解为培养批判性思维，有人理解为拓展知识视野的广博教育。我希望取一个最大公约数，让这些不同主张之间寻找到最基本的共识。
通识教育的核心就在于启发人们探索“自由之道”。我之所以用“自由之道”而不是“自由”这个概念，是因为“自由”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我们的法律往往强调保护“自由”，包括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等，但这种“自由”和通识教育所说的“自由之道”有非常大的差异。
“自由之道”所说的“自由”，是一个人对生命有限性的思考，从而摆脱有限性的限制而进入无限领域。由此，自由之道就在于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所包含的不自由，从而探索如何摆脱这种必然性的限制而进入自由领域。而通识教育之所以强调“教育”，就意味着对这种迈向无限性的“自由之道”的探索不是通过宗教信仰的方式，也不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语言、对话、学习、交流、探索的方式，共同逼近这种自由之道。
我们所谓的“道德”，其最深的根基就来自自由之道。所谓批判性思维恰恰是依凭这种自由之道来批判流俗的意见，否则批判性思维就变成无所凭借的“反对思维”。而对自由之道的探索必须是在一个有限性的空间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都是围绕有限性生活展开的，因此对自由之道的探索不可能脱离广博而具体的专业知识。
Q：如果通识教育在于探索自由之道，那么通识教育从哪里开始呢？
A：既然是通过“教育”来探索自由之道，那首先就要尊重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就意味着有传授者和继承者。通识教育就意味着我们对自由之道的探索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这恰恰与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有根本的不同。
人类从古至今都在经历着对自由之道的探索，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的经典著作。之所以用“伟大”“经典”这两个词，就在于这些著作对自由之道的探索到达了一个非常的高度，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在不同的历史空间中，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探索这些自由之道，从而在轴心时代形成了不同的经典表达，并围绕这种经典表达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行为模式，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因此，通识教育必须从理解“文明”开始。
“文明”之所以区别于“野蛮”，就在于文明包含了超越有限性的无限性思考和探索，而“野蛮”就意味着局限在有限性的生命之中，缺乏对意义的探索。这种区别往往被人类比于人与动物的区别，主人和奴隶的区别，君子和小人的区别，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在探索自由之道的进程中形成伟大的经典著作，并按照这种经典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国家，我们才能称为“文明国家”，否则就是野蛮国家。
今天，我们之所以说西方文明，就在于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代，不断在传承和革新对自由之道的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的经典作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西方世界也就不能称为“文明”。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帝国，甚至伟大的国家，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探索自由之道的经典作品，也没有按照这些经典作品来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不能在这个意义上称为“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但提到“文明”这个概念，屈指可数。
Q：如果从文明入手，我们面临着西方文明和中国古典文明，那么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怎么体现出来呢？
A：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正是中国大学思考通识教育的关键。通识教育首先就要从认识文明问题入手，这就体现在课程划分的模块上。
目前，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划分，但大多是从知识的专业性质和功能意义上来划分。而我主张要从文明的角度来划分。因为“中国”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而且是文明意义上的“文明国家”。“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就因为从古至今围绕探索自由之道形成了伟大的经典传统。而这些伟大经典不但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塑造了整个东亚人的生活方式。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如果要在这个意义上称为文明国家，其文明的来源就在于中国文明。
所以，中国文明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而是全体东亚人的，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中国古人讲的“中国”和“夷狄”的划分，不是民族或种族身份的划分，而是文明的划分。我们在民族上是中国人，但我们是不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人？关键在于看我们对自由之道的思考和实践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文明经典的熏陶和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并践行中国文明探索自由之道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我们中国人对自由之道的理解和探索经历了巨大的转折，从中国古典文明的自由之道转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之道，以至于慢慢渗入西方古典文明的自由之道。今天许多中国学生对柏拉图的和亚里士多德的熟悉和认同程度，可能会超过对孔子和老子的熟悉和认同程度。面对中国古典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这两种对自由之道的思考传统，今天的中国人就需要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复杂性，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是这两种文明传统混合的产物，如果我们对这两种文明传统缺乏深入的思考，实际上就无法理解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和未来。
因此，我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计上，首先就划分两类知识体系：中国文明及其传统和西方文明及其传统。这两个划分就试图打破目前对知识专业的划分，不是按照哲学类、人文类或社科类来划分，不是把中国哲学课程和西方哲学课程放在一个模块中让学生理解什么是“哲学”，而是把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哲学之类课程放在一个“中国文明及其传统”的模块中，虽然这些课程包含了不同的专业和知识传承，但我希望都指向两个问题：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中国人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人生和世界的？这些不同的专业、学科都围绕三个共同的问题展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精神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做一个中国人？
通识教育的关键：“核心课程+”
Q：教务部目前（2015年底）一共建设了20多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为什么要建设这样的课程？
A：我们的通识教育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北大有很好的传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率先在专业课之外建设通选课，就是希望学生在专业课程的知识之外多选一些专业外的知识。后来，教务部明确规定了学生在专业课程之外必须选修其他专业的通选课程。北大目前已经建设了200多门这样的课程。这些通选课为今天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课程中有非常优秀的课程，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些核心课程主要就是从这些课程中选出来的。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课程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教的问题，就是老师的上课心态。由于老师都有自己的专业，并要面对专业院系的学生。他们会认为，专业院系的学生是他们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对专业具有持久热情的学生，因此他们对专业课非常重视，要求也非常严格，以体现他们的专业水准。可一旦这门课程变成了通选课，让他们面对非专业的学生。他们就觉得这些学生对课程仅仅是业余兴趣，或者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为了拿到学分，因此不需要很认真，讲一点常识性的东西就够了，如果有专业难度学生就听不懂。久而久之，这样的课程就变成了同学们说的“水课”。
其二，学的问题，就是学生的上课心态。学生一进大学就有专业划分，这样专业课程就变成了他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程，专业课学不好会影响他们将来找工作，影响他们在老师和同学心目中的形象。一个学生专业课没有学好，大家都会说他是“差学生”，可一门人人认同的通选课没有学好，没有人说他是“差学生”。在这种背景下，学生自然愿意在专业课程上花精力。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即使将来不从事法律职业，也要学好这些用不上的知识，因为他希望要一个好成绩，至少表明他是一个好学生。但对于通选课，尽管可能有兴趣，他也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和思考，因为他的时间被专业课或双学位占用了。即使认真学了一门课，可是通选课的课程缺乏体系性，就像杂货店一样，选了一门哲学类的，马上就要选一门自然科学的，由此他们的兴趣投入不可能通过课程获得持久的鼓励。结果，学生更多把通选课程看作是休息、放松、不需要严肃思考的兴趣课，甚至为了提高成绩的绩点，专门选一些没有知识难度的“水课”，或者给分非常高的“厚道”的课程。
教育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教学相长，但也会教学相损。这两种心态放在一起，长久下来就导致“通识教育”变成了“通俗教育”，甚至“劣币驱逐良币”。“水课”成了普遍受欢迎的课程；而如果课程有专业要求和阅读要求，选课的人数就大大下降。要摆脱这种结果，我们不能从要求学生开始，学生的心态实际上是我们老师，包括课程和大学文化导致的。因此，我认为，通识教育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必须让通选课摆脱“通俗教育”的现状。
最近这些年，全国不少大学都在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有不同的改革模式，有的建了独立的博雅学院，有的把院系打破，推倒重来，有的提出改革课程体系和学分结构等。而我在教务部负责通识教育之后，我提出的观点就是不喊口号，不搞虚的理念，不搞机构改革，不增加编制和人员。一句话，不折腾，从课程入手，一门一门建设核心课程。
大学的核心就是老师和课程，没有好的老师和好的课程，怎么折腾都没有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从教师、课程和研究入手。通识教育的关键就在于核心课程建设。如果用目前流行的“互联网+”这个口号，通识教育的关键就在于“核心课程 + ”。
核心课程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其他的机构改革、学分改革等等都是配套性的。如果没有好的核心课程，改来改去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在这一点上，北大的领导，从校长、副校长到教务部部长，都非常认同和支持。所以这几年来，其他高校都在大搞通识教育，但是我们北大一直很低调。我们之所以在通识教育上沉得住气，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流的老师，能够开出一流的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专业基础上超越专业的教育
Q：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通选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称之为“核心课程”？这些课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A：“核心课程”在性质上依然是通选课，不是专业必修课。但称之为“核心课程”包含了两层含义。
其一，就是要解决前面通选课面临的问题，改变教和学的态度。差不多每门课程我都和任课老师有各种形式的沟通，就是让老师们认识到目前的问题，改变教学态度。因此，你们从我们手边这13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就可以看出来，教师们对课程的准备非常认真，不是当作业余的通俗课程，而是当作和专业课程一样严格要求的课程。我对教学大纲都有硬性的要求，比如必须列出必读书目，而且要求具体到章节、页码，不能随随便便列一些参考书。打分必须有30%左右的成绩来自课程读书报告或者小论文，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求学生读书、写作而不是简单听一下。这些看起来是细节，但恰恰是通过这些细节让老师和学生对该课程有不同的态度和理解。
其二，涉及对通识教育本身的理解和构想。在专业课程之外，哪些知识或课程是大学生探索自由之道时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呢？因此，核心课程无疑要围绕自由之道这个问题展开。如果你的课程非常好，讲得好，也很受学生欢迎，但与思考和探索自由之道无关或者关系太远，那么也无法进入核心课程之中。这样一来，许多知识性、专业性的导论课程就被排除在外。而我们原来通选课的建设主要是从知识专业的角度，是为了弥补本专业的不足，拓宽知识视野，增加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而设计的各种导论性课程。因此，通识教育不是专业外的跨专业教育，而是专业基础之上的超越专业的教育。
正是按照这两个标准，我在几年前就开始探索和实验，目前这几十门课程，许多都是在长期实验基础上形成的，包括经典阅读、大班授课、小班讨论这些基本的模式，都是在实验中摸索出来的。这首先就要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大家共同推动通识教育。
事实上，北大早就有一大批优秀教师在探索通识教育，元培学院就是通识教育实验的产物，我要做的就是为大家提供各种便利和服务。应该说，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低调地进行探索，我们也关注其他高校的改革进展，也不断探索北大的通识教育模式。直到今年（2016年），在林建华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才正式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变成北大通识教育的核心工作，从而形成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北大模式。
Q：你不断强调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之间的区别，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通识课程不具有专业性？
A：目前人们往往倾向于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一种偏见。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专业之上的，所有的老师都要从专业训练中产生出来。脱离专业教育的通识教育就会变成我们所说的业余的通俗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必须从专业入手，但要在专业的基础上超越专业，通过专业的门径而进入对自由之道的探索。
比如说，进入自由之道有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路径，柏拉图和孔子可能思考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路径有根本的不同。如果一个老师缺乏对西方文明的系统训练，他甚至无法进入理解柏拉图的门径，又怎么可以通过教授柏拉图引导你进入柏拉图所开辟的探索自由之道呢？
因此，自由之道一开始看起来简单，孔子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懂一些，一些人在媒体上讲的孔子很有影响力。但是，当我们从一些简单问题不断深入下去，进入精微之处，就发现这些细微的差异和精妙的地方才展现出其真正的精神，才是真正高深的地方。而大学作为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就是要展现这种精微高深之处，而不能变成社会上的常识教育。
因此，“大学教育”必须区别于“大众教育”，后者要的是一些简单的常识，而只有前者才需要提供支撑这些常识的真正精微高深的知识。我们许多老师在社会上、在媒体上很流行，很有名，但在通识教育核心课上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因此，我希望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老师首先是专业院系中非常好的老师。一个专业领域非常出色的老师不一定能够成为核心课程的老师，但在专业中缺乏相应的学术水准（注意不是学术成果）而自认为能够成为合格的通识课程老师，我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目前不少大学中“思政课”“大英课”面临的问题就源于体制上将这些老师与专业院系相隔离，形成公共课程教研室，这很容易放松对相关老师严格的专业水准要求。这些老师缺乏学术成长的环境，也逐渐丧失了专业学术的要求和尊严，课程也就逐渐丧失了学术研究的滋养和支撑。
核心课程的教学法：经典阅读与问题思考
Q：现在通识教育的开展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方面，为什么在这些领域强调阅读经典文本呢？
A：在中国文明传统系列和西方文明传统系列中，我们强调阅读经典文本，通过经典文本的阅读和思考，领悟不同文明传统对自由之道的理解和探索，从而激励年轻的一代人思考探索中国未来的自由之道。这实际上也是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文明的未来之道。因此，通识教育不仅意味着文明的传承，而且包含了文明的创造和文明的更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换句话说，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国人应当探索如何为人类提供新的自由生存之道。我们中国人今天在核心价值问题上存在着模糊，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生存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出路。学术界、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辩论，其根源还在于我们如何从自由之道这个文明的根基去思考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和我们的生存意义。
因此，文明传统系列的课程主要集中在文史哲这些领域，这三个专业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专业理解路径和专业门槛的要求，但我希望在这些专业知识和专业路径之上，引导大家共同思考文明问题：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如何理解其生存处境、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的？从而引导我们现代人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对自由之道的思考。也许能让同学们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今天的世界格格不入，但依然能够保持同情之理解；或许能让同学们体会到自己在心灵深处是一个古人，从而找到生活的知音和生存的榜样。
Q：那么，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课程，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呢？
A：现代社会及其问题这个系列，主要依赖社会科学各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就是现代社会发展出来的，要理解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社会的自由之道，必须从这些专业入手。而要理解这些专业，也要借助经典阅读，因为这些专业是通过经典著作形成其基本的思考逻辑和脉络的。
但是，我希望这些课程不是专业院系中最专业的课程，因为专业院系中的这种专业课程是镶嵌在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中的，而希望专业院系能提供本专业中最基础的课程。换句话说，要从这些专业的基础课程入手，让学生理解这门专业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它的思维方式、逻辑假定和推理过程。但是，作为好的通识课程，这种专业基础课应当能够对这门知识本身提出批判，恰恰让学生看到这门知识只是专业分工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全部真相。通过这门专业来把握整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有其专业本身的限度。专业和知识的假定就意味着这门知识本身的局限性。
因此，我希望社会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老师既要能进入专业，又要能超出专业，从专业内部的问题出发对专业限度进行批判，而不是完全无视专业的外行批判。这才是社会科学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关键点。遗憾的是，我们目前不少专业课老师都有意无意持一种“专业帝国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自己的专业才称得上科学，才是真理，其他专业（尤其是人文学科）都是非科学的迷信。从而把社会纷乱的根源归结为专业不够或者专业不彻底，就像今天经济学很容易主张彻底的市场化，法学很容易主张不断累加的法条主义或形成司法无限扩张的迷信。
这种专业主义的僭妄本身就是缺乏通识教育的体现。我相信，一个系统接受通识教育的人在进入专业之后，都会对专业本身的限度持一种警惕和反思的态度。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只有专业领域中的优秀学者才能真正理解专业本身的限度，对专业持批判的、超越的态度，从而进行跨专业的思考和探索。
如果要跨出专业，就需要从问题入手，而不是像专业课程那样从知识传承入手。比如一门关于民主问题的课程，在哲学专业往往从政治哲学来思考，在政治学专业也要有政治科学的思考，而在法学专业可能变成了关于选举技术的制度设计。如果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恰恰是要跨出这些专业，让不同的专业之间进行对话，从而激活对原初问题的思考和想象：人类究竟为什么要民主？而这恰恰是批判性思考的出发点。再比如，一门宪法课，在法律专业中就是法条分析和判例分析，而在政治学专业就是宪政体制的分析，而在历史系可能就是宪法史的探讨。因此，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知识传统进行对话，从而不断展现这些专业知识本身的路径及其限度，建构一个相对整全的知识和理解。
通识联播：“传道授业的友爱共同体”
Q：前些天我们“通识联播”专门采访了今年（2016年）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法学院的张婉愉同学，她特别提到受您的法理学课程影响很大。您在法理学课程中是否采用了通识教育方法呢？
A：法理学课程虽然是我们法学院的专业基础课，但我这些年是按照通识教育理念来讲授的。重要的不在于具体知识的传授，而在于努力打开思考的视野，激发灵魂的觉醒，让同学们思考法律如何回应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从而激发法律人追求卓越的精神动力。
这个课堂上有很多优秀学生，张婉愉同学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这种优秀就体现在她思考的问题不局限于具体专业知识、不局限于未来的职业和工作，而是思考如何成就自己的人生。用她的话来说，课堂上阅读这些伟大的法理学著作有助于她思考“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和“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
不少同学也很喜欢这些经典作品，但他们往往是从专业的角度来阅读经典，阅读经典意味着他掌握了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知识。换句话说，经典阅读仅仅让他们掌握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知识和部门法中的专业知识没有层次的不同，只有种类的不同。而通识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经典有助于引导大家共同思考自由之道，思考人生意义，思考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而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反而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方便法门而已，无可无不可，所有的职业和工作不过是附着在人生上面的外衣。
当然，大学的国际化对通识教育有很大的冲击。我特别想提醒的是，大家不要关注这个奖学金在国际化背景下的“光鲜外表”，而要关注这个奖学金所推动的内在价值，即鼓励一个人服务于社会。罗德奖学金不是鼓励赚钱的，如果你想赚钱，大可不必关注这个奖学金。其实，一个人只要有服务社会大众的意愿，并以此作为人生的志向和生活方式，一辈子身体力行去做，那么，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实际上都是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只不过颁奖的不是罗德奖学金这个机构。天道酬勤，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所奖赏。希望所有的同学和张婉愉同学一样，在自己的有限人生中追求上天更高的奖赏。
Q：在推动通识教育中，您推动创办“通识联播”公众号的初衷是什么？
A：通识教育不仅需要课程，更需要一种能够改变教师和学生态度的大学文化。我前面说了，“大学”不同于“专科院校”的地方就在于，前者只需注重专业训练，而后者必须有通识教育作为支持。这不一定意味着专科院校不如大学，只是大家的定位不同。比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就是专科技术学院，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而大学要营造的文化就是围绕经典阅读和思考展开的通识教育文化。换句话说，这个校园中最重要的不是培养政治家、企业家，而是培养思想家、科学家，这才是真正衡量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所在。因为政治家和企业家不是大学培养的，是由国家培养出来的，在统计学上每个国家的大学都可以产生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和企业家，但不一定能培养出思想家和科学家。中国大学就是如此，我们产生了世界一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但还没有培养出一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要培养思想家和科学家，就需要大学校园文化，崇尚读书、思考，热爱自由，探求真理。而我们目前的校园文化崇尚的不是读书和思考，而是各种各样的职场规划，热爱的不是自由，而是早早变成职场的打工仔，甚至金钱的奴隶。从专业知识到社团活动，北大的商业气味很浓，学术风气不够。
因此，创办“通识联播”就是通过现代互联网传播手段，推广核心课程，通过课程、沙龙、讲座等系列学术活动让大家记得，大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我们在电视上、媒体上看到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课堂上与你进行交流、对话，共同探索真理，思考人生意义的老师。因此，“通识联播”的主人不是“学者”，不是“专家”，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老师”。通过这个平台，我希望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建构一个“读书共同体”“思考共同体”和“传道授业的友爱共同体”。
Q：您对“通识联播”公众号的未来有何期待？想对我们编辑和关注公众号的公众说些什么？
A：在创办通识联播的时候，我确立了两个原则。
第一就是学生主导。从主编到编辑，都是学生，而且编发什么样的文章，组织什么样的活动，我只给出目标要求，具体都由你们学生来办。
第二就是要体现通识教育的品味。从内容、活动、版式、配图等等，都要体现你们在接受通识教育之后形成的阅读旨趣和心灵品味。
应该说，我的想法都实现了，而且效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之所以确立这样两个原则，就是基于我对北大学生的了解和信任。这个校园无与伦比的地方就是永远不缺乏热爱自由的学生，不缺乏有创造力的学生，缺乏的可能是我们的大学能不能把他们的心灵引导向一个超拔的高度。这应该是我们通识教育的方向和使命。
我相信“通识联播”会越办越好。我不仅期待老师和学生来阅读，更期待学生的家长来阅读。因为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学校更期待家长的支持和配合。不要急功近利地强迫孩子们选择看起来好就业的专业，要相信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最终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让我们为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1 受访者所在院系：法学院；访谈时间：2016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