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人道的栖居

设计为人民服务

1928年，建筑师汉斯·梅耶（Hannes Meyer）接替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担任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就在前一年，格罗皮乌斯心中分量最重的建筑系才在包豪斯正式建立，由汉斯·梅耶出任建筑教授一职。为什么格罗皮乌斯会把“校长”这样一个关系包豪斯命运的职务交给一个思想极为“左倾”的青年设计师，到现在学者们也解释不清楚。但是，让梅耶出任“建筑教授”显然是因为他的设计研究在当时的欧洲具有前沿性，而他研究的对象正是“平民住宅”的设计问题。

在接任包豪斯的教职之前，对于建筑设计的改革，梅耶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观念：一个是他从英国学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设计理念；另一个，是他认为在建筑设计中应该体现一种协作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而这两个设计改革的观念都是为了解决工业化给社会下层带来的压迫和异化。总体上讲，梅耶对建筑设计的思考都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设计如何才能提高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汉斯·梅耶认为，设计应该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而不应该为奢侈服务。在他看来，包豪斯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改造资产阶级的设计文化，而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大众的需要是“一切设计行为的起点和目标”[2]。“人民”在汉斯·梅耶那里指的是广大的工人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梅耶早年就曾参加过德国的土地改革斗争，对当时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梅耶深有体会。他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工人阶级是未来新的、更加广泛的民主文化的希望。在包豪斯，梅耶还开设了一门叫作“平民住宅”（People’s Apartment）的建筑课程，其目的就是专门研究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在梅耶任职期间，包豪斯的建筑系协助格罗皮乌斯完成了德绍托滕地区的平民住宅设计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了现代设计运动的经典之作。

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之中，汉斯·梅耶并不是唯一关注大众住宅设计问题的人。现代设计史上三位最重要的大师——格罗皮乌斯、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都在大众住宅的设计问题上进行过深入的探索。而柯布西耶那篇最为著名的现代建筑宣言《走向新建筑》（第2版，1924），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普通人的住宅设计。柯布西耶的出发点是人类最为真实、朴素的需求，他认为“一切活人的原始本能就是找一个安身之所”，而“房屋是人类必需的产品”。在该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柯布西耶写道：“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就是这些！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切。这是个高尚的时代，人们抛弃了豪华壮丽。”他还将住宅问题与社会的稳定结合在一起：“住宅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社会的平衡决定于它。在这个革新的时期，建筑的首要任务是重新估计价值，重新估计住宅组成部分。”他认为：“社会的各个勤劳的阶级不再有合适的安身之所，工人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如果不解决住宅问题，社会可能会发生灾难。因此他提出“今天社会的动乱，关键是房子问题：建筑或革命！”[3]显然，在柯布西耶看来，住宅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如果生存问题受到了威胁，接下来的就是“革命”。而住宅建筑设计能够避免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图1-1）

为什么“大众住宅”的设计问题在20世纪初的时候显得那么迫切，甚至都和“革命”联系到了一起呢？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人、城市平民的激增，普通人的住宅问题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了。它曾经牵动过很多知识分子的神经，但当时最为激进的主张显然是恩格斯提出的。

在那篇著名的文章《论住宅问题》（第2版，1887）中，恩格斯写道：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4]

对于这个问题，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认为应该废除住宅租赁制，由工人以低息贷款的形式购买住宅，从而解决住宅问题。而奥地利经济学家艾米尔·扎克斯（Emil Sax）则提出了小宅子制、工人自助解决住宅问题、资本家帮助解决住宅问题和国家帮助解决住宅问题等办法。恩格斯对他们的办法逐一进行了批判，认为解决住宅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手上。恩格斯的说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在城市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为，从人道的角度讲，只有独立的住宅才更符合人的生存尊严。19世纪末德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在其所著的《伦理学体系》（1899）一书中就曾这样说：“过度拥挤的住宅条件危及了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幸福、道德和居住者的家庭感情。当一家人只占有一套房屋而与别的转租人和寄宿者合住时，真正的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5]而且，即使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时无法推翻，工人的住宅条件也是需要改善的，而旧时代的房屋设计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一样，比如北京，把四合院平均分配给人民，只会变成“大杂院”。这尽管比没有住宅要好，但毕竟不是一种真正合乎个体尊严的居住条件。）也就是说，恩格斯只是考虑到了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的城市和城市人口的日益激增等变量。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现实地解决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的人口这个问题，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呢？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者们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就是要设计一种新的工业化、标准化、预制构件的、低成本的“平民住宅”，这种设计样式完全是为普通人准备的。而他们所探索的平民住宅也就是我们今天遍布城乡各地的大众住宅的原型。

恩格斯提到的那些出了问题的城市——巴黎、柏林、维也纳——恰恰是产生了现代设计最重要的先驱者的那些城市。1908年，维也纳的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发表了他的战斗檄文《装饰与罪恶》，用一种雄辩的道德话语将现代建筑设计的语言进行了纯化。20世纪20年代初，他一度担任维也纳住房局首席建筑师，为普通群众设计了“霍伊堡地产”。格罗皮乌斯早在1909年就拟制了一个关于标准化和大量生产小型住宅，以及为这些建设方案筹措资金的可行办法的备忘录，后来，在汉斯·梅耶和包豪斯的建筑系的协助下，他主持完成了德绍托滕地区的平民住宅设计项目。彼德·贝伦斯（Peter Behrens）在1912年展出了他为柏林工会最低收入的工人阶层住房所设计的标准化家具。密斯虽然不问政治，却也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他对解决工人住宅设计问题的办法，1927年建成的维森霍夫公寓就是早期平民住宅设计中的一个典范（图1-2）。瑞士人柯布西耶在巴黎的平民住宅设想虽说一时不能如愿，却给现代设计运动指明了方向，《走向新建筑》也成了现代设计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无疑，平民住宅设计模式的产生与现代设计的先驱们对平民、大众、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平民住宅设计也参与了现代设计民主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传统的构建。这种传统也就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一书中所勾画的，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到格罗皮乌斯的思想传统。就像莫里斯说的那样，艺术不仅应该“取之于民”（by the people），也应该“用之于民”（for the people），艺术不应该只为少数人效劳。这种民主主义的艺术精神在20世纪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伴随着社会主义的信念汇集到20世纪初的设计乌托邦思潮中，一直影响着先锋设计运动。在佩夫斯纳看来，“普通人的住屋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有价值的对象”[6]正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民主的、平民化的设计理想在美国和北欧的现代设计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美国设计产品都有着浓厚的商业主义气息，这也是它们被许多批判消费社会的思想家所极力诟病之处。但是，美国设计的另一面就是平民化和大众化，如果没有这一点，美国的商业设计不会这么成功。美国的设计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民气质，因为它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有贵族的历史、“优雅生活”的历史。它的产品设计一开始对准的就是大众。美国设计史学者杰弗里·L.迈克尔（Jeffrey L.Meikle）就曾指出，有两次革命塑造了美国的历史和设计：一个是“工业革命”，另一个就是“美国大革命”。他认为，美国大革命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民主政治中生长出来的设计理想使得让所有的人过上幸福生活这一理想变得更为现实。[7]无疑，民主政治为美国设计的大众化提供了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基础。事实上，杰出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制度对于设计的影响。他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也留意观察了这个国家的艺术和文化，当然这种观察也是围绕着“民主”的主题展开的。1840年首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一书中写道，他发现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即“它们首先所要发展的，是使生活可以舒适的艺术，而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它们在习惯上以实用为主，使美居于其次。它们希望美的东西同时也要是实用的”。托克维尔发现，在贵族制度时代，艺术的追求是制作精美的制品，而且手艺人只对少数有产顾客服务。而在民主国家里，手艺人则通过“向大众廉价出售制品”使自己发财。要想让商品廉价，托克维尔说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设法找出最好、最快和最妙的生产办法；一是大量生产品质基本一样，但价格较低的制品。他说：“在民主国家，从业者的智力几乎全都用于这两个方面。”[8]

我们不得不佩服托克维尔的睿智，美国早期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设计史的发展证明了他卓越的洞察力。美国人的智力在托克维尔所谓第一个办法上的发展，最终成熟的结果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管理方法；至于第二个办法，福特车早年的发展就是明证。这一事实表明了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对设计的影响。在美国人素有的“美国梦”中，他们总是设想着当一种产品、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以后，如何降低其成本，让更多的人享有，从而使生活和工作更为便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美国梦”促成了20世纪初“福特T型车”和20世纪末“个人电脑”的出现。受大众化的设计理想和“美国梦”的影响，美国早期现代运动中产生的设计作品是平民化的、质朴的，无论是建筑还是产品设计都具有朴素、简洁的美感。鲁斯、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等欧洲的现代设计大师受美国早期现代设计的影响也很大。而以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为代表的北欧设计师把这种现代设计的平民化的理想与自然的、有机的设计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机现代主义设计。实际上，北欧国家对富于民主理想的现代设计的选择与其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建设福利国家的政治选择也有内在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平民住宅设计中蕴含的那种社会关怀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民之家”的概念一拍即合，社会民主党结合现代平民住宅设计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种社会性的住宅供应政策，这成为帮助其在1932年获得权力，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生涯的一个关键议题。[9]而这种民主主义的设计原则也在北欧的设计中从此生根。其特点在瑞典企业宜家的经营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其取材于自然、物美价廉的设计，我们在宜家的展厅和各种宣传材料上还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为大众设计”，它所选取的形象代言人也不是那些象征着“高尚生活”的明星，而是普通家庭中健康、开朗的男女和平民化的设计师。尽管宜家在中国的消费者定位不是最普通的打工族，而是向往现代物质生活且有些余资的白领，但这种设计文化的展示并不完全是商业噱头，它也是现代主义设计理想经过一个世纪渗透的自然结果。

无疑，作为现代主义设计的一部分，民主的设计传统在欧洲和美国是渗透到其设计文化骨髓中去的东西。但在中国，现代主义设计多被当作一种风格，其民主的、平民化的设计倾向从未被认真地思考。然而，对有着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平民化的设计主题仍旧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缺乏以平民大众作为对象的设计思考无疑是令人担忧的事情。柯布西耶在70多年前构想的平民住宅设计，比如塔楼，在今天的北京随处可见，他设想的未来都市景观与今天中国的城市面貌出入不大。现代主义的设计样式在当代中国似乎也得到了全面的胜利，我们的城市景观与勒·柯布西耶设想的未来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主义理想的真正胜利呢？显然不是，这只能说是一种景观形态意义上的胜利。“后现代”之风刮起之后，现代主义压抑、冷漠的形式受到了诟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并不高明，只不过是在“历史文脉”和“符号”上下了些功夫，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事实上，复古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形式主义，只不过像“装饰”这样被现代主义者否定过的词不再常用而已。如果说现代主义令人感到压抑的是设计师的主观意志和冷漠的形式，那么后现代主义令人感到压抑的则是滥俗的商业符号和对往昔风格的抄袭。“孟菲斯”和“阿莱西”的许多产品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成为西方社会少数精英彰显财富、身份和品位的符号，尽管它们风格独特、文脉悠长，却不堪实用，它们就像艺术品一样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是时尚画报和圈内人的谈资（图1-3、图1-4）。标榜“后现代”的设计师更愿意谈论文脉、符号、身份、时尚、欲望，绝口不提设计的平民化和民主问题。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大街上几乎可以看到从古典时代到后现代的整个西方建筑风格的演变史。甚至，凡是政府机关建筑，多是贴了贵重石材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后现代风格；凡是洗浴场所，清一色是金碧辉煌的罗马风格的建筑；就算是住满了普通人的塔楼，都能在上面发现和午餐肉一样颜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符号。问题是，这些抄来的西方建筑风格符号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属于谁家的“文脉”呢？一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兴建起来的，算是50年代建筑民族化思潮余绪的“续貂”之作，本来毫无创造性可言，却也搭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班车，一路高呼“地域化”“多元化”之类的口号。可惜了那些现代主义的大师们费尽心思研究出来的平民住宅样式，被当代设计师稍加变换，地产商就将它们用奢华的广告辞藻包装后推到了市场上，成了他们的摇钱树。对此，设计师乐得坐享其成，过起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日子。没有几个设计师真正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平民住宅设计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更没有人愿意反思，发出独立的批评声音。其后果就是，平民住宅的设计质量在许多地方都难以让人满意。当我们因为平民住宅的设计质量问题责备设计师的时候，设计师会很轻松地把责任推给开发商，说这是甲方的问题；而当问题转移到开发商那里时，开发商又会推给专业设计人员，说自己是外行，只管经营。于是，没有人承担责任，只剩下业主自叹“活该”了。

这种缺乏反思、唯利是图的“跟风”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存在于建筑设计领域，在其他的设计领域中同样明显。在商风鼓荡的今天，我们的设计师大都在挖空心思地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卖给客户、财富，却很少考虑使用者对设计的真实需求，以及设计对社会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其结果就是，当代设计缺乏对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平民需求、设计安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等的思考，从而也就失去了最可贵的创造力。设计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风格的创造，设计问题不是单纯的风格问题。风格也许会过时，但问题不一定过时。风格如同时尚，来去匆匆。如果我们的设计跟着流行的风格和时尚走，而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办法，那么，真正的“中国设计”就永无出头之日。设计没有自觉，设计师没有担负起他们应该担当的责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设计的悲哀。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所谓“真实的需求”在哪里？我想，我们只要暂时从“商业”和“欲望”的需求中抽出身来，到网络或报纸杂志上搜索一下跟设计、人工制品和公共环境有关的新闻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设计师应该关注而没有关注的。比如在包装设计领域，我们的设计师大都在外观的新奇独特上下功夫，却很少有人真正去关心包装设计的安全性和材料的循环利用方面的问题。我所谓的“安全性”并非指包装对于包装物的安全性，而是指对人的安全性。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药品包装的安全性问题。杭州一名3岁的幼女因误食母亲的避孕药而导致乳房肿大，甚至来了月经。从设计的角度看，药品包装设计的安全性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只要稍加检索相关的文献就会发现，儿童因误食成年人的药品而致病、致死的情况在国内外可谓屡见不鲜，国外许多设计师和设计团队都曾经研究过这一问题，而且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在关注。关于药品的包装，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安全，还应从老人、盲人和文盲的角度出发，考虑药品包装的安全性、易识别性和方便性等方面的问题。可惜我们很少发现中国设计师在这些方面的发明和创造，也许有人觉得找一个华佗时代的药瓶，以当代的设计语言改造一下，再用于现代药品的包装设计才是创造。许多不负责任的包装设计对环境污染的恶劣影响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比如各种豪华、高档、“气度非凡”的月饼盒，几乎每年都要受到公众、专家和各种媒体的声讨，甚至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但是设计师和商家却坚信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销售，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其后果是真正的“青山”因此变成了大片的“荒山”。有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投放在月饼包装上的费用高达25亿元，包装开销平均占月饼生产成本的30%以上。每生产1000万盒月饼，用于包装的耗材就需要砍伐400—600棵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木，这还不算包装中用到的金属、绸缎等材料。除了月饼，茶叶和酒类产品的包装上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另外，中国城市公共环境设计的安全性和人性化问题往往同样欠缺考虑。2007年，上海地铁的屏蔽门挤死了乘客，当时就有网友质疑，其设计是否经过严格论证。这种屏蔽门设计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连普通的市民都曾在出事前怀有疑虑，为什么号称“专业”的设计师就没有想到，或者就是置若罔闻吧！据说某些新建成的地铁站点竟然没有设置厕所，而且地铁入闸口小到轮椅使用者难以通过，楼梯扶杆都以年轻人的使用高度为标准，老人、小孩使用乏力。曾几何时，盲道作为一种无障碍设施铺遍了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但铺完之后，在盲道经过之处又竖起了路灯、绿化树、突出地面的暖气管道、井盖，甚至还有交通路障，有的盲道几经铺盖之后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砖”，设计师也许会说这并非设计的责任，但是一则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热帖却称其为“世界上最缺德的设计”！北京一家高档饭店的旋转门因为设计不合理又缺乏安全警示，挤死了出入其间的3岁儿童，毁掉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据说，此类事件并非唯一，小猫、小狗殒命其间已为不幸，弱小孩童命丧于此更为悲剧。公共环境设计中的环保问题同样很多。前几年是广场遍布中华，这几年是草坪遍地开花。这种草坪耗水量大，绿化效果却远不及同样面积的树木或本地草皮、花卉。若说前者是官员意志，后者，环境、景观和园林设计师则难辞其咎。还有很多“设计师”在忙着给汽车设计硬木家具，给手机镶金戴钻，找法师给产品输入佛光、护法加持……

写到这里，我想，也无须再多举例了。“真实的需求”在哪儿？就在我们身边。很明显，当代的中国设计界普遍缺乏一种基本的平民视角和人道关怀。事实上，我们如果检索专业文献，诸如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可持续设计、设计的人性化、为安全设计之类的概念阐述、设计方法和案例研究早就连篇累牍了，可是在设计实践中就是看不到普遍的响应和落实。除此之外，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农业、畜牧业、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又需要什么样的设计产品和工具，更是绝少设计师去关心。我认为，对设计而言，“真实”是明确的：比起“奢侈”，“朴素”是真实的；比起“美观”，“安全”是真实的；比起“客户”，“用户”是真实的；比起“排场”，“自然”是真实的；比起“长官意志”，“公众利益”是真实的。可是许多设计师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哦，是啊，要么这些荒唐事、悲惨事又从何而来！

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有一块以政治波普的形式呈现，集毛泽东书法而成的红底黑字的大牌子，上面写着“设计为人民服务”（图1-5）。学校还制作了许多印有这些字的T恤和纪念品，无论是国外的朋友还是学生都觉得很酷、很喜欢，但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块听其来很酷的招牌，更能够成为新一代设计师为之奋斗、实践的理想。平民化的、民主的设计立场的严重缺失，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健康发展必然是极为有害的。设计更应该关注真实的世界和人的真实需求。普通人的存在及其幸福永远都应该是设计学科的核心的问题。如果有权有钱的人不理解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谓“馈赠”的意义，不愿意让出一些“暴利”来馈赠给大众变为“福利”，设计师也只管做一个唯权、唯钱是从的小商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造势的“豪华盛宴”中，中国设计前途上的明灯会长久地闪耀吗？

（原文发表于《读书》，2007年第4期；《华中建筑》2007年第5期转载；收录于《旧锦翻新样：〈读书〉文化艺术评论精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