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文学:中国文学史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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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九歌》之名谈起

《九歌》的名称,据《春秋左传》文公七年载晋郤缺谏赵宣子所引《尚书·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郤缺解释说:“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51]又据《吕氏春秋》卷五《仲夏纪·古乐》:“(禹)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高诱注曰:“九成,九变。昭,明。”[52]《史记·五帝本纪》:“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53]皆谓《九歌》是夏禹时创制的古乐,其功用和性质是纪功颂德,且曲调繁复多变,曲风近于雅丽。

然《山海经·大荒西经》却有另外的记载。其曰:“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郭璞注曰:“皆天帝乐名也,开登天而窃以下用之也。《开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谓《九歌》。’又曰:‘不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义具见于《归藏》。”[54]则认为《九歌》是启从天帝那得来的,且手段还不太光彩。《竹书纪年》中还有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55]的记载,又增加了《九韶》。这些记载都直接把启与天帝、《九歌》等联系起来,与至高无上的神灵联系了起来,这就给《九歌》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56]

屈原显然倾向于《山海经》的记载。他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57]“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58]又在《天问》中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59]皆以为《九歌》为启所创制使用。

而王逸则折中两说。曰:“启,禹子也。《九辩》《九歌》,禹乐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启能承先志,缵叙其业,育养品类。故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60]至南宋时朱熹作《楚辞集注》,既引洪氏之说,而在《楚辞辩证》中反又批评屈原、王逸等,认为:“《九辩》不见于经传,不可考。而《九歌》著于《虞书》《周礼》《左氏春秋》,其为舜禹之乐无疑。至屈子为《骚经》,乃有启《九辩》《九歌》之说,则其为误亦无疑。”[61]

其实,他们都未能完全理解屈原的用意。《山海经》与《楚辞》,从文化体系上看,同属南方楚文化一系。[62]屈原选择《山海经》中的说法,是完全合乎其思想逻辑和文化背景的,并非偶然。来自天庭的神奇背景和以颂美为主且灵活多变的音乐特色,似乎已预示了《九歌》的创作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