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在现代大学讲坛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与之相配合的《中国文学史》，如林传甲、黄人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也很早就出版了[1]，然而，对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自觉，则要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才逐渐萌芽，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国内的许多高校的中文系，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了有早就确立的“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之外，又陆续增加了“文学原理”等课程。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借着这个思想、学术发展的大势，开始接触西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并试图运用这些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有关报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陆续出版的多种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目标和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即就文学史的编撰方面来说，在1962年7月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曾明确地提出：
次年，在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和费振刚主编，同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也开卷便说：
这些提法，都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对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普遍认识。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原有知人论世之法的传统。自19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界出现的诸多文艺批评方法和理论日益东渐。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即属于社会批评的一派。文学社会批评理论的概念，初由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提出。他主张“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4]。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成为其文学艺术社会批评中的基点。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客观的规律性，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也为揭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点和基本规律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5]按照这个观点，每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归根结底，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同时，文学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并受到上层建筑的政治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
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方法运用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发展演进过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贯穿整个研究的红线。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一章“唐代文学的繁荣”中，有一段对盛唐社会背景与文学关系的论述。曰：
一方面是国势的强大和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是在这种强盛繁荣的背后潜伏并不断加剧着的矛盾和危机，这就是盛唐诗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存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诗人们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应，并从不同的角度、创造性地推动了盛唐诗歌的发展进程。这个判断，是很有见地的。
然而，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中，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的运用，还不免简单和机械。例如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划分文学流派，用是否具有人民性来判断作品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等等，都是如此。还比如，在对某一时代文学发展的把握中，将社会政治现实的背景、思想学术的变化，与文学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也显得有些生硬。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谈到汉代辞赋的发展，指出：“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喻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7]又说：“随着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争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伟大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8]这些论述，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妥，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何以就会引起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进而带来辞赋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争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又何以会向统治阶级提出总结历史、“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的迫切要求，何以会有《史记》的出现，实际上都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随着方法论问题的日益被重视，重写文学史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文学史撰写的理论、观念、方法、形式和构架以及文学史学史等方面，学术界都曾作过很多讨论，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许多学者并未满足于怎样写文学史的讨论，而是更进一步开始了各自撰写文学史的有益尝试。比如，在通史方面，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多所学校参与修纂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程师千帆先生与程章灿先生撰写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等；在断代史或分体文学史方面，有江苏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系列著作、王钟陵先生的《中国中古诗歌史》、程千帆先生与吴新雷先生合撰的《两宋文学史》等等，应该说是很有成绩的。这些成绩，不但表现在对文学史研究的范围、性质、特点和文学史发展的阶段、线索的认识更加清晰（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如程千帆先生与吴新雷先生合撰《两宋文学史》等），研究的角度更具有个性化特色（如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程千帆先生与程章灿合撰《程氏汉语文学通史》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实际结合得更加自然、更加密切了。这种结合，使文学愈益回归本位，愈益回归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中。
袁行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说：
袁先生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在袁先生主编的这套文学史中，也不难看到他和其他分卷主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过，这些关于文学背景的论述，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设置在各卷各编的绪论部分，属于对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总体创作倾向的把握。
然而，文学史的发展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之下，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文学家们所受到的文学内部和外部背景因素的影响的程度，仍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才使得文学创作的发展异彩纷呈。所以，就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来看，对某一时期文学创作发展及其背景的宏观把握，应该建立在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及其相关背景的具体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之上。从关涉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若干具体问题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探索中国文学史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因，从而阐释和揭示在文学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学面貌和特点，或者能从新的研究层面更加贴近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所谓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史研究，具体地说，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来展开。因为，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还是研究的实际来看，这样做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史的总体面貌、特征以及发展演进的规律。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在于说明背景与文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而在于指出在多种纷繁复杂的背景因素中，究竟是哪些因素，从哪些方面，通过何种渠道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史的发展。文化背景的研究，从学理上说，属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之法，也与西方19世纪风行的社会历史学派的批评方法相近。在这种研究中既要十分注意思想文化背景对文学的影响，又不能将文学本身的特点湮没，而是要将其特点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兼采中西文学批评传统之长，而又尽去其弊。基于此，本书的撰写，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国文学的本身出发，从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实际出发，着眼于思想学术、时世政治、文士交往、书法绘画等文化背景因素与文学的关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作理论预设，不追求体系的完整和结构的整齐划一。本书的研究目的决定了在研究方法上，我也尽可能地努力把文艺学与文献学（包括目录学、哲学、史学以及其他文艺学之外的诸种方法）方法结合起来，以期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兹将本书的研究和思考略述如下：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其他思想学术融而未分，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必定是文化视域下的研究。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在研读《离骚》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它在思想艺术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离骚》的前半部分眷念追悔，悲愤怨嗟，萦回复沓，势不能隐，流露出对楚国前途与命运的深广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而后半则结想宏富，情境阔大，意象瑰丽，奇特绚烂，反映出诗人高远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及卓异不凡的才情。带来这种变化和将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的关键，就在于诗人的“退将复修吾初服”和“就重华而陈词”。正是通过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诗人才摆脱了心理上的困境，并由此给全诗的抒写带来了如上的重要变化。屈原之所以伟大，《楚辞》之所以不朽，不仅在于诗人抒写了自己虽“独穷困乎此时”，却仍然“忍而不能舍”的伟大的爱国情怀，而且，还在于诗中具体形象地展现了诗人忧怨徘徊的心理困境，以及其怎样试图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继续上下求索的全过程。那么，屈原何以会选择退修初服和陈词重华这两条途径？其背后是否还有更深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而这一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又是怎样影响了屈原的创作心态的呢？因撰第一章“屈原的心路历程及其文化背景”。
《九歌》是屈原最为瑰丽多彩的诗歌作品之一，历来对它的异说也最多。我在研读《九歌》时，联想到另一首奇特的诗歌：《天问》。《天问》一诗，是屈原观“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后，“因书其壁，何而问之”，给世人留下的杰作。这些壁画的内容，按王逸的说法，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既有“琦玮僪佹”的“天地山川神灵”，也有“古贤圣怪物行事”。然我们读《天问》，从混沌初开的洪荒时代，到屈原所处的楚国现实社会；从日月星辰何所来、天地山川何所安、何以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何以雄虺九首灵蛇吞象等自然现象，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上古三代以来先圣先王的世代递嬗和种种神奇传说，以及彭祖长寿、王亥服牛、梅伯受醢、箕子佯狂，乃至汤臣伊挚、楚令尹子文之贤、齐桓九合诸侯称霸天下、秦伯兄弟争犬、吴楚少女争桑等种种似真似幻、或庄或谐的传说和故事中，看到的却主要是“古贤圣怪物行事”，而几乎看不到“琦玮僪佹”的“天地山川神灵”。那么，王逸所说的“天地山川神灵”的图像若在屈原笔下呈现出来，会在哪里呢？因撰第二章“楚宗庙祠堂壁画与《九歌》的创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文体的起源和发展，往往有多方面的背景和原因，并经历过较长历史时段的发展演进。然而，在众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因素中，总有一些最直接、最重要的背景因素在起作用，而另一些因素则相对影响较小。如果我们能在研究中揭示出那些最重要的背景因素，那么，对我们进一步理清文体发展的来龙去脉，正确认识和评价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用说都是有益处的。
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二编“秦汉文学”（此卷主编李炳海）中，论述到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李炳海先生指出：“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11]在论述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时，李先生又说：“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12]这些关于汉大赋起源和创作背景的论述，很有代表性，当然也是很有道理的，然检讨汉大赋起源诸说，又感觉这些似乎很圆融的说法，并未能真正解决问题。于是，我从升高能赋入手，追寻由赋诗到隐语廋辞的创作，再到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的过程，发现这些游说进谏之辞已越来越接近汉大赋。遂撰第三章“战国纵横家与汉大赋的起源”。
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学理论，很难回避玄学与文学的关系。我对此也作过一些思考。
汉魏以降，人们越来越注意从性格、气质和才情等层面上考察和评价人物，并将这种理论和思维方式移用到其他许多方面。刘勰《文心雕龙》之论为文用心，也不能例外。从先秦诸子的以善恶论人性，到西汉淮南王的人性虚静自然说，东汉王充论人禀气而生，气有厚薄，人的操行和性格亦有差异，再到汉末魏初的唯才是举和魏晋、南朝清谈话题中的才性之辨，“才性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重视操行到重视才能、辨别才性，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所反映的，是士人人格的自觉和个性的凸显以及人对自身认识水平的提高。生活于齐梁之际的刘勰，不但对才性之辨的理论话题十分熟悉，而且将这种才性理论运用到其文章学理论的体系之中。由此来看刘勰的“风骨论”，所谓“风”，实源于“气”（从创作主体的先天禀赋、才性或性格、气质来说，是“气”），它指的应当是作家禀赋、性格和气质在作品中的自然呈现；而所谓“骨”，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和美学上的要求，是指的“文辞”应具有的准确和生动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具体说就是语言表达应准确畅达、简约雅正。合而论之，岂非风骨乎？因撰第四章“魏晋‘才性论’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论’”。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13]魏晋以来，虽对文章的认识大幅提高，认为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4]，然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之间，在绝大多数士人看来，“立德”“立功”仍是首先要追求的。刘勰同样如此。观《文心雕龙·程器》一篇，既非纯粹的作家道德品行论，也未涉及作家道德品行与创作的关系，实际是讨论从政与为文的关系。其主旨在于力倡“贵器用”与尚“骋绩”。而由此篇所论文人“不护细行”说，以及自东汉以来围绕此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士人自身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文人的自觉。当然，由于对文人不护细行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和局限，也就不免会影响到文学批评的正常开展。因撰第五章“《文心雕龙·程器》篇主旨和文人‘不护细行’的论辩”。
在文学史的撰著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即对某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大致都有宏观的论述，然这种背景因素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却又往往少有具体的论证。而在背景与文学之间，实际的情形要比我们最初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上文曾引述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中，对盛唐文学与社会背景关系的一段论述，大致谓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的发展繁荣与这种繁荣背后潜藏着的衰落的危机，是盛唐诗歌发展繁荣的政治社会背景。这是我所赞同的。然而，这一背景究竟怎样影响了盛唐诗歌的发展进程，同样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论证。
诚然，开元、天宝年间，仍是唐帝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这种鼎盛的背后存在并逐渐不断激化着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唐王朝统治集团主要是由门阀世族与庶族阶层共同构成的，在这二者之间，既有联合，也有矛盾和斗争。科举取士曾为下层士人进入仕途大开了方便之门，但在政治生活中，庶族出身的士人受豪门大族排斥的事也并不少见。再从唐王朝内部政治的变化看，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张九龄等相继执政，在朝政处置上已时有分歧和矛盾。开元十四年，张九龄罢相，被排斥出朝。开元十八年高力士排斥王毛仲，独揽大权。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为相。此时的唐玄宗已是“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15]，李林甫恩宠日甚，政局衰颓，殆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才智之士不为所用，也就是难免的了。[16]还有唐代的科举和铨选制度。进士及第，本已不易，及第又不能马上得官，而得官又多是就辟外府，到开元中期以后，就辟外府者又有多年不迁的，尤其是裴光庭做吏部尚书时，“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17]。这无疑也是造成才俊之士沉沦下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曾对盛唐时期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作过一番探究，发现被殷璠称为“河岳英灵”的王维、王昌龄等二十四位诗人，大都名位不显。殷璠是以风骨论诗的，然而他所赞赏的诗，实际上又多是士人们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作，以及迫于这种不得志的处境而另谋出路（如从军边塞）或暂求摆脱（如寄意山林）时的所得，而这些作品，恰恰又是在开元初至天宝中，即盛唐时期才出现的新的现象，也就是说，正是由这些作品构成了盛唐诗歌的宏大殿堂。正是由于诗人的上述经历及其创作，才将盛唐诗歌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所谓盛唐气象，实应重新认识。因撰第六章“盛唐的社会、政治与诗歌创作的繁荣”。
唐五代诗格中的“势”，与“比兴”“气”“风骨”“神韵”“境界”等许多术语和概念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其产生既有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等多种因素，运用范围又极广，内涵也就十分丰富，索解颇为不易。然若从兵家思想与文学的关系上去考察，则似可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势”在先秦通用“执”字，它具有种植（此亦被借用为“六艺”的“艺”）和地势两义，其引申遂有技艺、技巧和趋势、态势等含义，并运用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专门的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东汉以后，兵家的“势”论开始被书家和文论家们引入书法和文论之中，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认为诗有“四深”“三不同”，“势”即其中之一。同时，他又提出了“十七势”的概念。其取意似主要就来自兵家和书论。因撰第七章“兵家思想与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
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偃武修文，往往会在政治上采取一些稽古右文的措施，宋朝也不例外。然而，宋初大规模的文献编纂，却不仅仅是简单的稽古右文。比如宋初四大书的编纂，《太平御览》大致是出于宋太宗读书撰文的需要，承三国魏《皇览》以来类书之例而编，同时也是自宋太祖以来实行崇儒重文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苑英华》的编纂也略同于《太平御览》。但是，《太平广记》的编纂，就与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际的政局有很大的关系了。它实际上寓含着宋太宗利用道教神仙之说，以显示其皇位继承的合法性，并稳固其政权的用意和苦心。《册府元龟》的编纂更是不同于前三书，它是受到田锡的启发，要上承唐魏徵《群书治要》，以前代君臣为鉴戒，扬善惩恶，“用存典刑”为宗旨，具有纠正太宗朝图书编纂失之于博杂的意味。这四部大书的编纂，对有宋一代思想文化，当然也包括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撰第八章“宋初政治与‘四大书’的编纂”。
研究北宋文学，庆历、熙、丰和元祐党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自北宋庆历前后开始，北宋文坛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北宋党争，其文学创作自不免受其影响。即如被称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便为一显例。
梅尧臣一生仕宦不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庆历前后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首的新旧两派的斗争之中。在庆历党争中所处的尴尬地位，造成了他仕宦的不得意。他与范仲淹的矛盾，反映了双方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而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梅尧臣提倡《诗经》以来诗歌美刺的优良传统，主张诗歌创作应反映政治现实，这不仅使其以诗歌为形式直接介入和反映了北宋党争，而且在艺术上大量运用了托物讽喻和以议论为诗的手法，进而也就影响到其古拙简劲诗风的形成。一般所谓梅诗平淡的看法是不够完整和全面的，且梅诗风格的平淡，原与其唱和应酬多有关系。梅尧臣诗歌创作的远源是《诗》《骚》和汉魏古诗，近源则为韩诗。他也学习晚唐、中唐，但又跨越唐人，走得更远。同时，他受梅询和钱惟演的影响，对西昆派在艺术上的讲究锻炼并不一概反对，从而能以“西昆工夫”，造古拙简劲之境，对宋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撰第九章“北宋党争与梅尧臣的诗歌创作”。
与文学史紧密联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研究往往也存在着一个思想学术或政治的背景问题。比如，一些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些重要理论命题，它们的提出，就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追寻这些原因和背景，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其理论内涵和发展，对文学史的研究，无疑都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
“诗穷而后工”说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得很远。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的，则是欧阳修。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之说，到韩愈的志存诗书、搜奇抉怪和不平之鸣的议论，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无疑更进了一步。因为在欧阳修看来，诗所以能“穷者而后工”，不仅在于穷者能专一于文学创作和搜奇抉怪，更在于其在政治上既然不得志，不免“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于是“兴于怨刺”，“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18]，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里，“诗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首次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有意味的是，欧阳修早年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看法，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其具体指向的，那就是皆为梅尧臣而发。既然梅尧臣不遇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庆历前后在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首的新旧两派政治斗争中所处的尴尬地位造成的，是北宋党争影响的结果，而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论又专为梅尧臣而发，则此论的提出，无疑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因撰第十章“‘诗穷而后工’说的历史考察”。
宋代士人多集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于一身。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19]。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三苏”、陆游、朱熹、吕祖谦等等，皆是如此。即以欧阳修为例，他在经学、史学、金石、谱牒和文学等方面，皆成就突出，开风气之先，影响甚大。故研究欧阳修的文学，不能不关注他的思想学术。
在六经之中，欧阳修深于《易》《诗》和《春秋》。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认为《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实与其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少无所师，故能学出己见，无所束缚，大胆疑经。这不但为我们解释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一个切实的例证，而且对于研究他的文学创作，也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关于师古应师其意和事信言文观念的提出，还是对言简意深和言简而有法的强调，对纡徐婉转、平易畅达的文学创作风格的追求，都可以从其经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撰第十一章“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
与欧阳修同样，苏轼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对他思想学术的理解和把握。关于苏轼的思想，一般都认为是杂糅儒、释、道三家，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然仔细考察现存苏轼的全部著述，却会发现，苏轼思想中虽杂有儒、释、道三家的因素，但实际上释氏之说在其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并不能与儒、道两家相比，简单地说他的思想兼容儒、释、道三家，不符合苏轼思想学术的实际。秦观曾论道苏轼的思想学术。他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20]实已道出了苏轼思想的要害。所谓“性命自得”，就是援道入儒，儒道兼融，是“性命论”和“人情论”的统一。它贯注于苏轼一生的思想和言行，也深刻影响了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因撰第十二章“苏轼的思想学术与文学创作”。
在苏轼的一生中，“乌台诗案”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所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苏轼因作诗批评新法，不满和讥刺新党，至被纠弹抓捕，险失性命，这当然是一桩冤案，即所谓“以讽谏为诽谤也”。然我们今天重读那些被列入诗案的作品，重要的却不是要为东坡辩护，而是应客观分析，既指出其讽谏朝政、不满新党的一面，更应看到在讽谏、抨击背后所蕴含的，一位正直的士大夫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党争背景之下其自身矛盾复杂的心态。诗案中的作品，在苏轼诗歌的创作历程和宋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东坡乌台诗案”记录了一桩政治冤案，然客观上也为后人解读苏轼诗歌提供了相关“本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因撰第十三章“‘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乌台诗案’新论”。
与北宋党争对当日诗文创作的显著影响相比较，词之创作受党争影响，要隐晦、曲折得多。生活于新旧两党激烈斗争的北宋中后期的周邦彦，既于元丰中上《汴都赋》，颇颂新法，为宋神宗所赞赏，“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复于绍圣时为宋哲宗召见，重进《汴都赋》陈情，继则于新党执政时循资格而进，续有升迁（虽则此时新政已经变质），他对新法持拥护态度，对新党不无依附，大概是不用怀疑的；而元祐初他遭旧党排斥，至辗转外任，长达十年，自然也不可能没有怨望之心，故在其文学创作，主要是词作中，不能不有所反映。近人陈思撰《清真居士年谱》，已疑清真词别有寄托，罗忼烈先生则在其《周清真词时地考略》《周邦彦清真集笺》等论文和著作中，发前人所未发，明确指出周邦彦《忆旧游》（记愁横浅黛）、《瑞龙吟》（章台路）等词作的党争背景与情感寄托，而刘扬忠先生也曾指出，在为数近二百首的清真词中，多半都打入了作者的一种身世之感[21]。这些论述无疑都是很富有启发意义的。然我以为，党争对清真词创作的影响，既不宜强作比附，一一将其坐实，而仅仅指出清真词弦外具有“身世之感”似又还不够。可以说，除非确有文献依据可以考实者之外，党争之于清真词，主要地还是一种间接而非直接、隐晦而非显露的影响，而这表现在清真词的创作上，其表是写离别情思、羁旅哀愁，其里是写遭受不平、忧幽怨艾，典丽精工，沉郁顿挫。宋人王灼曾谓：“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22]贺铸非本书所论，以《离骚》拟清真词，从北宋中后期激烈的新旧党争之在清真词中能得到如此深婉曲折的反映来看，是并未夸张的。因撰第十四章“北宋党争与清真词的创作”。
若就历史的背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看，研究北宋文学最需注意的，当然是北宋党争了，而若研究南宋文学，宋、金关系则最需注意。
社会、政治等背景因素影响文学创作，有时并不是很直接的，个中尚有一中介问题，这个中介就是心态。以辛弃疾为例，他在南归后虽似属仕途顺利，但在他由江阴签判而一方帅臣乃至其后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在一些朝廷大臣和士人心目中，他仍不过是一位“归正人”或“忠义人”的身份，由此其所受到的一些或隐或显的轻视、排斥和沮抑，就不能不如阴云一般时时掠过其心头，给他本就因恢复之志难展而忧愁痛苦的心灵，抹上了一层阴影。这样，忧谗畏讥，隐忍怨艾，随着辛弃疾南归地位的逐渐提高，反倒愈益成为其较明显的一种心态，直至他被劾退居上饶。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末以在湖南建飞虎军事为直接诱因，辛弃疾被弹劾罢官，直至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重新被起用，他退居带湖长达十二年之久。这一时期，辛弃疾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不能不较前变得更为矛盾和复杂起来：一方面，他要努力用儒家进退出处的传统思想观念去化解心中的郁愤，适应退居的生活环境，所谓进退取适；另一方面，由于他梦寐以求的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愿望未曾改变，所以，他内心因遭谗毁摈斥所产生的痛苦，既不能完全免除，而其刚强自信的性格，又使他对恢复、对自己的东山再起，始终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而决不肯轻言放弃。总之，闲适旷放与忧世进取的杂糅，构成了辛弃疾带湖退居时期并不很和谐的心态。
辛弃疾在退居带湖十二年之后，于宋光宗绍熙三年春被重新起用，出任福建提刑，时已五十三岁。这次重出，不到三年，即于绍熙五年秋，由福建安抚使任落职。于是，又开始了他长达九年的退居瓢泉的生活，直到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夏第三次被起用，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然亦仅两年，便于开禧元年（1205）夏重又落职。开禧二年再召，次年即病卒。在辛弃疾晚年的这十五年中，就其仕途而言，可以说是数起数落；就其主要心态而言，则是进亦忧，退亦忧，无时而乐了。用辛弃疾自己的话说，就是“功名只道，无之不乐，那知有更堪忧”。因撰第十五章“辛弃疾南归后心态平议”。
以淳熙八年为界限，辛弃疾南归后的词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前期词作的数量只是后期的六分之一强，然而其时间跨度却与后期大约相当。它既是辛词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后期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在内容和手法、技巧与风格等方面，显示出与后期辛词的差异。
前已论之，辛弃疾在其南归前期的近二十年中，无论是身处下僚还是跻位帅臣，他所始终萦绕心头的都无非是恢复一事，无非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其词中一切的“愁”或“闲愁”，皆由此而生。只不过这种忧愁和悲哀，由于其“归正人”的身份和处事作风的刚强果毅，连带着所遭受到的一些无端的猜疑、谗毁和沮抑，表现在词的创作中，遂愈显沉重复杂而已。辛弃疾“归正人”的身份既然使其时时处在一种易于被猜疑的地位，时时处在一种忧谗畏讥的心态之中，那么他在词的创作中，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将其内心的忧愁怨艾更多地以比兴寄托之法、委婉曲折之笔出之，以避免无端的事非，因为在宋代不但作诗易于罹祸（如东坡“乌台诗案”等），作词有时也是难免获谴的（如胡铨、张元幹等）。辛弃疾这一时期词作的风格，时常以深婉细约的面目出现，而又在深婉细约之中透出一种清疏刚健之气来，实在与其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因而时时要以托志帷房的手法，或借伤春怨别来抒发其政治情怀，大有关系。因撰第十六章“辛弃疾南归前期的词作”。
文学选本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样式，批评家往往通过作品的编选来表达他们的文学观点和倾向。然有的时候，其编选与文学创作同样，并不仅仅受编选者的文学思想观念的支配，所表现的也不完全是其文学观念，而与政局和他们的思想学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在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注意到这种现象，因撰“南宋文化‘绍兴’与《宋文鉴》的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及其文学史意义”“《宋诗钞》的编纂及其诗学史意义”诸文。
《宋文鉴》的编纂宗旨是“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故其所谓“道”，实内涵丰富，并不仅限于理学一端；其所谓“治”，不仅限于北宋新旧党争的是非恩怨，还寓含着编者对国家社稷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其所谓“文”，也不只是论道议政之文，而是主张文质兼备、事辞相称，以选录名家名作为主，而兼及其他，注意保存文献，反映了编者对北宋文学发展整体面貌的认识。因此，《宋文鉴》既体现了吕祖谦以理学为宗而博杂、务实的思想学术倾向，更寄托了他期待南宋朝廷以此来承继、建构和发扬自北宋以来所形成和确立的以文为治、宽大仁厚的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的良苦用心。
“唐宋八大家”之名酝酿于宋，而成于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针对明复古派的观点，将道统与文统融合为一，明确提出“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的观点，进而认为能文与否取决于人的先天禀赋，文之工拙则取决于作者是否专一。这种对才性气质的强调，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对创作专一的重视，则成为其文章评点的理论依据。茅坤选文以古文为主，而体兼骈散，《唐宋八大家文钞》实是一部以古文为主而兼收四六的文章选本。茅坤的文章评点，从“本色论”出发，充分肯定了八家文的文学史地位。其具体的评点，重视对作品的感悟，多用知人论世和比较之法，并不只是提点照应、勾乙截住的标示。受《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影响，晚明以降，各种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选本层出不穷。通过自宋至清的众多文章选本尤其是茅坤所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反复不断的选择和印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一选本的出现，都使得人们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一步，唐宋八大家也是如此，尽管其编选宗旨或有不同。
在颇经历了一番世态炎凉之后，宋诗至清初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其诗学史地位的认定也终于出现转机。作为这种关注和转机的重要标志的，便是大型宋诗选本《宋诗钞》的编纂和流传。
关于《宋诗钞》的编纂及其相关问题，虽近年来关注渐多，然仍存在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明末清初江浙藏书之风与《宋诗钞》的编纂有密切关系。明末潘是仁所编《宋元诗集》对《宋诗钞》有重要影响。《宋诗钞》的编选，深寓家国民族之感，编者情怀博大，故于所选之人，最重名节、功业和学术，而于所选之诗，各种风格流派兼容并蓄。它的意义，主要是对清初宗宋诗风和唐宋诗之争论辩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宋诗，为确立宋诗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从观念和文献两方面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准备，并深刻影响了清诗发展的进程。
本书还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笔者与先师程千帆先生合撰的《“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也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出版》（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未收入《程千帆全集》），另一篇是笔者所撰《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史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前一篇由程先生列出提纲，笔者撰写成文，所论涉及盛世修书、《四库全书》修纂的功过等，属于书籍文化史的范围，收入此书，不只是以资纪念的缘故，或可与本书后三章所论相参。后一篇谈已故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撰的思想史意义。笔者自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曾在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长达十年之久，亲聆匡老教诲，这对自己学术的发展和学术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也收在这里，以明渊源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