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法

第一种是比较法，就是比较读书。我们在找到做学问的感觉之前，常会有一种困惑：读完了几本书，还是摸不着头绪，发现不了问题，找不到题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收集材料，更谈不上去解决什么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试一试“比较读书法”。

比较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同中求异，二是异中求同。所谓同中求异，是就同一个专题或同一家作家作品，同时找几本研究著作来阅读，看这些不同的著作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找出观点上的相异之处。找到了不同的看法，就初步发现了问题。对同一个作家、同一篇作品，观点如果是截然对立的，那么肯定有一个是正确的，接近事实的；有一个或者是错误的，或者离事实比较远。这就需要你去思考和探索。两种相左的结论，如果是史实方面的问题，比如一本书说这个作家出生在某某年，另外一本书又说出生在另外一年，生卒年都有两种说法，肯定有一种是错的。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这就需要找材料来判断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两种说法肯定都会有一定的依据，究竟哪种依据是正确的呢？这又需要你去做考证、去判断。比如说，读文学史，可以找三种不同的《中国文学史》来对读，你如果对李白有兴趣，就看这三种文学史是怎么论述李白的，第一看它说什么，第二看它怎么说。读完了，肯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假如读选本，比如说读宋诗选，你把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找来，再找一二种别的宋诗选本拿来比较，看彼此在选目上有什么异同，哪些人选得多，哪些人选得少，选哪些不选哪些，这都是有讲究的，体现出编选者不同的价值观念。只要你善于去读，把两本书摆在一起，肯定能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储存在你的大脑里、笔记本上，积累多了，就可能成为论文的题目。有些问题，可能你一下子就可以解决，比如基本史实的问题，你可以多找几本工具书或者是研究成果来印证，看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对的；有些还需要你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读书，就是要从寻找问题开始。咱们读书是为了写书，为什么要写书？写书是为了解决问题。那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要发现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呢？那就只有读书。你用比较法读书，可能会发现问题。当然，比较读书，不是发现问题的唯一途径，却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我当年做张元幹研究的时候，就是因为读两种词选发现了问题。一本是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宋词选》。这两种词选，对张元幹的生卒年说法不一样，相差很大。我就找张元幹的集子来看，他的集子里头明确说到了哪一年多少岁，生年问题，原本是可以确定的，不应该出错。为什么会有一家出错了呢？大概是照搬前人的说法，前人弄错了，后来者就跟着错。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写文学史，上下几百年、几千年，著述者不可能把每一个作家都去考索一遍。如果把每一个作家都去考证一番，那从幼儿的时候做起，做到老也写不完一本文学史。这时候就必须参考别人的成果。别人错了，著述者也就跟着错。因而，做学问，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这是说同中求异，从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著作中去发现问题。

所谓异中求同，就是读理论书籍的时候，找出它们共同的指向，寻求一种共通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学习古代文学的，理论基础一开始并不很厚实，读理论著作时不容易把握它的精神实质、理论体系。为了深入切实掌握一种理论方法，可以“对读”不同的理论著作，比较其异同。我曾比较读过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书的异同，收获多多。要比较二者的异同，就要思考，思考后对原书的要义就容易记住和把握。同样的两本书，浮光掠影地各读一遍，远不如这样比较阅读的收获大。要做学问，必须熟读、精读、掌握几本“看家”的书[1]，吃透、弄懂书中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将书中的理论、精神、方法深入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去，这样会终身受用无穷。至于哪些书该精读，哪些书可以“看家”，那就因人而异了。人的素质不同、兴趣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追求。做学问的方式不同，对于书的要求也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