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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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宫书陵部访“国宝”

日本皇宫内的汉籍收藏,集中于宫内厅书陵部。按照现时日本国民普遍的观念,这些都是皇家的私人图书,不列入日本成千上百个公家和私人藏书机构的行列。自大正年间(1912-1926)开始,由日本国家“文化财保护委员会”(1968年改组为内阁文化厅)审定的属于日本“国宝”的汉籍文献典籍已经有80余种,属于日本文化财的汉籍文献典籍已经有170余种,但宫内厅书陵部的唐钞宋刻,因为是“御物”,所以从来也不列入审定的范围之内。

日本宫内书厅陵部特藏的汉籍,是考察汉籍在日本流布的一个极珍贵的宝库。然而,日本宫禁内究竟收藏有多少汉籍?其版本源流与价值究竟如何?学术界仅有一鳞半爪的传闻而亲见者甚少。

从1985年春天起,我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部、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日本宫城女子大学日本文学部、日本文部省(旧称)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文部科学省等处,任职客座教授。由各方面提供帮助,得以多次访问宫内厅书陵部,获得十分丰富的收获。

我第一次访问宫内厅书陵部,是由国立京都大学介绍,特别是由当时的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高桥均(Takahashi Hitoshi)先生为之联络安排的。1985年8月的一天,东京特别热,我是前两天由京都大学赶到东京的。高桥均教授陪同我先在地处千代田区神田锦町的大修馆稍稍休息,这里离宫内厅书陵部已经不远。大修馆是日本著名的出版社之一。高桥先生与大修馆很熟,他们特别让我观看了正在修订的由著名的汉学家诸桥辙次(Morohashi Tetsuji)先生(1883-1982)领衔编辑的《大汉和辞典》工作室。这部文化巨著,还由镰田正(Kamada Tadashi)、米山寅太郎(Yoneyama Torataro)诸位参加,1963年首次由大修馆刊出,其学术声名,即刻蜚声学界。诸桥辙次,米山寅太郎都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汉籍研究家。自70年代以来,大修馆几乎每年对《大汉和辞典》修订再版,故有专门的修订工作室。工作间里有一个占据全室五分之四空间的工作平台,上面铺满了文稿。细看铺在桌子上的文稿,挖补填充之处甚多。满室肃静,静静中却有许多紧张感,但又让人觉得,一切紧迫而有条理。文稿浩瀚而堆放极为整齐,不像我曾经看见过有的编辑室,书籍报刊狼藉满屋,胡乱堆积至屋顶,在岌岌可危中躬身坐着勤劳的编辑。后来想起这个访书前这个小插曲,或许暗示了某些机缘。在宫内厅书陵部访书后不久,仍然是由高桥均教授安排,我有幸在静嘉堂文库拜见了这部《大汉和辞典》的编著者米山寅太郎先生。更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即1995年,由中日双方五十余位学者参加编著的《中日(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十卷的日文版,便是由大修馆出版的。期间我作为中国方面的主编之一(总主编周一良先生,王勇先生与我共同操理具体事务),多次出入大修馆,回想当年第一次到这里参观《大汉和辞典》修订现场,总有一种特别和悦的感觉。

当日9点钟,高桥教授和我在东京都的竹平町与大手町交界处,经过竹桥而到达平川门,对面便是深奥莫测的日本皇宫了。这里有皇家警卫队值岗。他们身穿黑色制服,银色领章,全副武装,在入口处让我们停步,问我们的来意,随即向我们提了些问题,经电话核实无误之后,便发给我们两个人每人一枚菊花佩章,作为通行证。跨进大门,方才喧嚣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无比寂静,走在发出沙沙声音的细石路上,四周是一片翠绿。我们身佩日本皇家的标志物“菊花”纹章,身边又不时有皇家骑警的摩托车轻轻地驶过,提醒我们当代的天皇就生活在这里,显得十分严肃且略略具有神秘感。我们最后越过莲花濠,走到一座外观平实无华的建筑面前——这就是宫内厅书陵部。在入口处再次被留步查问,所提的问题与刚才在平川门几乎是一样的,门岗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大概就是方才我们在平川门被查询的回答吧,这次要看看我们回答的是不是一样了。当入口处的先生认定我们就是刚才从平川门进来的那两个人时,问讯就结束了。严肃的气氛突然变得随和热情。我们被延请上二楼(翻新后的书陵部阅览室在一楼),先在会客室里小坐,喝了一杯咖啡,便进入了阅览室。负责我们这一次阅读的森(Mori)先生是一位皇族,他对我说:“先生是从大陆来的第一位读者,凡是我们已经编目的任何文献,先生都可以请求。”他递给我两支铅笔和纸,暗示我必须收起自己的文具。我递上已经准备好的书单,戴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用小车把书推出来。在阅读的间隙,森先生又把几种特殊装订的古籍拿出来,很谦虚地说是要向我“请教”,气氛甚为融洽。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皇家警备队对它的造访者这样严格地审查,随着时代的推进,在近二十年来日本社会在国际化潮流中变得松动起来。现在,书陵部的大楼已经翻新,变得很是气派,而皇苑的入门,也显得平静坦然,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了武装的保卫人员,入口处只有身着便服的和善的看门老人了。而且整个皇苑除了目前皇室成员的起居处之外,已经全部免费向全体国民开放,成为东京都内又一大休闲之处了。当然,到宫内厅书陵部阅览图书,还是需要事先联络,并大致地说明阅读的目的。

宫内厅书陵部以前称为“图书寮”。图书寮是701年(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根据“大宝令”而创建的。所谓的“寮”,在当时是作为中央一级的省的下辖机构。“大宝令”确定了天皇统治下以太政大臣为中心的八省中央官制。图书寮属于中务省(其职掌与中国唐代的尚书省略同),专门从事图书的收集、誊写与保存,以供中央各省查阅。724年,日本圣武天皇敕令“于图书寮所藏佛家及内外典籍、书法、屏风、障子、并杂图绘等,一物已上,自今以后,不得辄借亲王以下及庶民。若不奏闻而借者,本司科违敕罪”。自此以后一千余年间,图书寮的藏书便为历代天皇所独占。8世纪末,在日本惠美押胜(Emi-no-Oshikatsu)政乱时期,图书寮曾一度改称为“内史局”。至江户时代,又转隶由“藏人”管辖,藏人当时执掌宫内机密事务。1884年(明治十七年),日本采用近代官制,图书寮便移至宫内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行了全面政治机构的改革,宫内官职也有变动。1949年6月1日,图书寮正式移交宫内厅书陵部。

宫内厅是日本内阁中一个特别的职能部门,专事负责天皇家和宫廷事务,书陵部为宫内厅中管辖皇家文献典籍和历代陵墓陵园的一个专门机构,所以称之为“书陵”。其实,一般地说,自平安时代后期以来,日文习惯上把汉文中的“书”称之为“本”,“书店”就被称为“本屋”;而汉文的“书”的意义则指“书法”“写字”“书法作品”等,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但是日本知识分子仍然愿意按传统典雅的意义,如仿照成书于720年的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中经常所见的“一书曰”“又一书曰”那样的古例,把文献典籍称为“Syo”(书),而不称为“Hon”(本)。所以,日本皇家藏书机关把文献典籍称之为“书”,虽然不合日本习惯语文的意思,却内具汉文的典雅之趣。目前书陵部内设立有三个课(日本现代公务部门中的“课”,大致与中国政府中的“处”的建制和规模相等)。此即“编修课”“陵墓课”和“图书课”。编修课负责皇室起居注和实录;陵墓课负责历代陵墓调查和管理;图书课负责皇室公文和图书典籍文献的保管和整理,这里也就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皇室的汉籍保存之所了。

目前,宫内厅书陵部的汉籍收藏中已经公开的部分,依据我的调查,有唐人写本6种;宋人写本1种,宋刊本72种;元人写本5种,元刊本69种;明人写本30种,明刊本970余种。另有宋版《一切经》一部凡6263帖,明宫版《道藏经》一部凡4115帖,极为气派。此外,尚有朝鲜古刊高丽版汉籍100余种左右,以及许多自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的汉籍手写本,和自“五山版”以来的“和刊本”汉籍。

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汉籍的确切数字,并不完全知晓,因为其中尚有相当的汉籍还要供当今的天皇及其家族阅读披览。目前可以稽核的收藏,主要是由下列各部分组成的:(一)原东山御文库的旧藏,以及皇室手写本为主的历代禁内的图书,这些文献称之为“御所本”,目前公开的约有19426册;(二)原桂宫、伏见宫等亲王家藏书,其中属桂宫家本约有9720册,属伏见宫家本约有1666册;(三)原松冈、毛利德山等江户时代诸大名家(即诸侯)的图书,其中原属松冈家本有和书7550部凡12000册,原属德山家本有汉籍1088部凡20901册,原属纪伊德川家家老水野家本有国土书绘卷815册,原属土佐藩主山内家本有汉籍3763册;(四)原侯爵家、百爵家、子爵家等公家世袭的图书,其中有原属九条家本约为11889册,原属幕末摄政关白鹰司家本约为7069册,原属伯爵柳原家本约为3668册,原属白川家本约为1128册,原属壬生家本约为410册,原属子爵野宫家本约为932册,原属子爵庭天家本约为1812册;原属伯爵桥本家本1574册,原属子爵藤波家本约为436册,原属侯爵四条家本约为73册,原属子爵高辻家本汉籍949册,原属子爵土御门家本约为503册;(五)德川家康枫山官库的部分收藏,约有2000部凡30000册左右;(六)历代学者的藏书,如原属江户时代儒学家新井白石的和书汉籍凡343册,原属儒学家古贺精里、古贺侗庵、古贺茶溪的汉籍凡14876册,原属汉学家国分高胤的汉籍凡9712册等。

一般说来,凡图书文本上钤有“图书寮藏本”“内史局藏本”“藏人方藏本”“宫内省藏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印记者,皆属于宫内厅书陵部的收藏。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汉籍,虽然并不是每一种都是海内孤本,但大多数宋元刊本,还都具有文物与文献诸方面的价值。

中国版刻印刷虽然起源于唐代,但成为大宗生产的印刷物,毕竟是从宋代开始的。一般说来,宋刊本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在文献学方面,还是在文物学方面,它所具有的价值,历来是无可置疑的。宫内厅书陵部作为中国境外的一个特殊的汉籍藏书机构,所储宋刊本之宏富,已经显示出了它在汉籍流布史上的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宫内厅书陵部所蒐储的宋刊本,许多在中国国内已经逸失,这更显示出它在文化学术史上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