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恩师陈岱孙先生

□罗会文[11]

从1945年在昆明进西南联大经济学系一年级开始到1946年转入清华大学直至1949年毕业，我一直受教于陈先生。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和理论学习上的需要，曾与陈先生直接接触过两次。所有这一件件往事，在我眼前不断地掠过……

经济学概论是经济学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是由陈先生亲自讲授的。陈先生讲课不仅自己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且也要求和培养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我们这些学生在中学念书时，惯于死背定理、名词概念，刚进大学的门，还改不了这种学习方法。有的同学平时温习功课时，还是死记硬背笔记内容，对陈先生指定的英文参考书很少去阅读，或虽阅读了，也未能深入思考。在这样的学习方法下，不少同学在考试中吃了败仗。在经济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时，陈先生出的试题除了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还包括部分参考书中的内容。不仅如此，有的试题还要求学生发表个人的见解（这部分题占分比重大）。考试分数一公布，使人意外地发现不少同学没有及格，更使人吃惊的是，有一个同学的分数竟低到只有25分！从这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同学们醒悟了，认识到死记硬背的这套学习方法是不行的。也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真正地体会到要学有所得，必须多读书，要联系实际，做一番比较、分析、归纳，达到融会贯通的运作过程。陈先生通过经济学概论课传授了经济理论知识，但更重要而可贵的是，陈先生教给了我们学习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陈先生又是我们学习方法上的启蒙老师。

陈先生平时比较严肃，不多说话，不论站立或走路时，都腰板挺直，颇有一派绅士风度。不了解他的人，以为陈先生有架子，不易接近。但我和陈先生有两次直接接触后，在我心目中，陈先生却是一位平易近人、待人热情和蔼的人。第一次和陈先生接触是在1949年夏。当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研究室工作。为了研究各国税收和税制情况，研究室领导交给我搜集有关欧美各国的税收和税制资料的任务。为此，我到清华大学陈先生家，请求帮助。陈先生知道我的来意，并知道我是在搞研究工作，就勉励我要多读书和报纸杂志，要研究财税理论，并根据财税工作实践，开动脑筋，选定课题进行研究，以便为改进和提高财税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之后，他略加思索，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几本涉及税收和税制的英文书的书名及作者姓名。接着，又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的负责人，请他为我提供方便，准许我进书库查找并借出使用。因为得到陈先生这样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我顺利地把有关各国的税收和税制情况翻译整理出来并请陈先生审阅修改后交研究室领导。虽然这件事并不大，可是它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首先，陈先生对我的一番谆谆教导，他那慈爱的神情是我终生难忘的。其次，陈先生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即刻准确地写下了几本有关税收的书名及作者姓名，可见这些书陈先生曾经仔细地看过。这充分说明陈先生广览群书，知识渊博。最后，过去听说陈先生只埋头治学不问政治，通过这次接触，我感到陈先生不仅仅是因为出于师生之情帮助我完成任务，更确切而深一层的意义是，陈先生通过我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税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显示出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爱！这不是陈先生过问政治的具体表现吗？

30年后，在1979年夏，我从哈尔滨出差来北京，顺便带着财政学教学和科研中的一些问题到北京大学找陈先生请教。陈先生在他办公室接待了我。他给我泡了茶又让烟，把我当作客人一样。我向陈先生汇报了这30年的变动情况，和我近年来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情况。接着，我将带来的问题向陈先生陈述了一遍。陈先生听得很认真。当我把话说完后，陈先生系统地把我提出的问题归纳为几方面，并问我是不是这些方面。我点头表示认定。陈先生说：“好，我一个一个地为你安排解决。”（真敬佩陈先生当时已是将近80岁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和分析归纳的能力！）就这样，陈先生亲自安排了他系里的同志和我交谈，并送给我一些资料。

陈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教学和科研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他那为人师表的学者风度和高尚人格，他那待人诚恳亲切、热情的音容，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1998年1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