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历史文化悠久，自春秋战国时期便是有名的“胡地”，位于驰名的河套之地，是多个民族文化交流和汇聚的地方。“鄂尔多斯”既是地名，也是古老的蒙古族部族名称，该部长期守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墓，传承着丰厚的民间文化、祭祀文化和宫廷文化，尤其是由多种分支部落文化汇集而成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文化，是众多蒙古部族民间文化中的佼佼者。鄂尔多斯蒙古族的民间文化搜集整理活动已有近百年历史，其翻译出版活动对蒙古族民间文化的传播有重要意义，其故事研究是蒙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多民族民间故事研究走向世界的先驱。本章主要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百年来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以在前贤工作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文化和中国多民族民间故事学的研究工作。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与研究
一、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
早在1906年至1925年间，圣母圣心会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在前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城川地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从事传教活动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地的蒙古族民间文学，曾用芬兰—乌戈尔协会使用过的记音符号记录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资料，并于1937年由辅仁大学以《鄂尔多斯口头资料》为名刊行[16]，这份资料分为故事和传说、谚语、民歌等几个部分。其中的故事和传说部分共收录了66则文本，包括动物故事，如《聪明的兔子》《骆驼和老鼠》《青蛙》《狐狸和刺猬》等，它们多以游牧文化中常见的动物为主角，反映其生物特性并带有一定的社会讽刺意义；英雄故事，如《阿尔扎波尔扎罕》[17]《好汉温岱》等；幻想故事，如《驴耳朵皇帝》《青蛙儿子》等；宗教训谕故事，如《阿难陀》《目连救母》等；笑话，如《傻女婿》《傻媳妇》等；历史人物和风物传说，如《莫日根朝克图》《岳乐德尔玛工匠》等，其中还包含了一系列喇嘛故事。《鄂尔多斯口头资料》中的大部分故事至今仍然在鄂尔多斯及其他地区的蒙古族群众中流传，如《驴耳朵皇帝》《猪头卦师》《三十二个木头人》等，可见田清波当时搜集到的这些故事具有的生命力、普遍性和代表性，具有很高的故事学研究、蒙古历史文化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讲述、搜集和整理活动先后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1949—1957年的自发阶段，这一阶段在民间还盛行吟唱史诗、讲述故事，同时还有大量手抄本民间故事流传，如1980年代还在牧民家中发现保存的这一时期《丁郎寻父》《娜仁格日乐》等长篇故事手抄本；1958—1965年间政府文教系统有意识地参与引导阶段，这段时期组织翻译和选编了一批蒙古族民间故事，其中有不少故事文本即选自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1966—1976年的衰敝阶段，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刚刚开始就又停止，但民间仍有讲唱活动；1978—1989年，文化教育部门积极组织与民间传承复兴阶段；1990年至今，故事讲述渐趋弱化，搜集、翻译、出版在民间和政府组织工作中的比重加大。其中，第四和第五阶段留下较多资料，包括举办民间文艺讲演大赛、发行内部期刊、出版古籍文献等，如《乌审蒙古族民间故事集》[18]《鄂尔多斯民间故事》[19]《老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20]《鄂尔多斯史诗》[21]《鄂尔多斯民间采风》[22]《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23]《珍珠传说》[24]《斑马驹》[25]等。需要指出的是，钱世英、彤格乐等人的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具有故事搜集活动均以家庭为中心，搜集整理者均为蒙古族女性，故事均以汉文转写，故事集的出版属个人行为这样四个特点，倾注了整理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部分故事带有个人加工修改的痕迹，但大多都较好地保存了原汁原味，且一些民俗生活资料（非故事性）也进入了她们的记录中，如彤格乐详细记载鄂尔多斯蒙古族的儿童游戏羊拐的玩法，鄂尔多斯蒙古族中广泛流传的民歌《十根手指头》背后的故事《黑缎子坎肩》、蒙古族人的祭灶习俗等等[26]。另有一些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影音资料，如自1981年开始，鄂尔多斯多次举办民间文艺表演比赛，其中最近一次是2010年举办的民间故事讲演大赛，这些大赛均保留了故事讲述录音和文字记录资料，2010年的故事讲述大赛还保留了完整的影像资料。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翻译传播以田清波语音记录本《鄂尔多斯口头资料》为起点，1947年，田清波将《鄂尔多斯口头资料》译成法文，以《鄂尔多斯民间文学》为名发表[27]。1966年，日本人矶野富士子将此书译为《鄂尔多斯口碑集：蒙古的民间传说》，由平凡社出版[28]。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汉译本不断问世，包括郭永明搜集、整理、翻译的《鄂尔多斯民间故事》[29]和艾厚国搜集、整理、翻译的《鄂尔多斯民间故事》[30]。进入21世纪后，民族出版社乌云格日勒女士先后翻译了《洁白的珍珠》[31]《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32]《鄂托克民间故事》[33]等故事集。
值得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当地的蒙古族民间文化工作者曹纳木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自学方式，将田清波以拉丁文记录的《鄂尔多斯口头资料》和法文译本《鄂尔多斯民间文学》相对照，转译成蒙文，以其中篇幅最长的一则故事《阿尔扎波尔扎罕》的篇名作为故事集的名称出版[34]，并于1989年再版。此后，不少懂蒙文的学者都曾使用此书中的故事文本作为研究资料，鉴于其珍贵的研究价值，郝苏民先生曾拟将其译成汉语，并进行了部分工作。中央民族大学那木吉拉教授也已经组织吴双福、包银泉等蒙汉兼通的青年学者将蒙文转写本《阿尔扎波尔扎罕》译成汉文，故事部分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只是因各种原因，这些汉文译本均只能为有缘的研究者所用，并成为本研究所使用《阿尔扎波尔扎罕》的汉译资料。
经初步统计，自1905年至今，已搜集到1500余则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文本，近三分之一被译为汉文，这些故事对于了解和传播鄂尔多斯蒙古部族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研究区域内民间故事的流变历史和规律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据当地文化部门的调查统计和笔者的走访，当下仍然有不少故事家还活跃在鄂尔多斯地区，一些传统故事和新故事均有待田野调查，以被记录和保存。
二、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异域研究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1947年，田清波将《鄂尔多斯口头资料》译为《鄂尔多斯民间文学》（法文）之后，同为圣母圣心会神父的比利时裔美国学者H.塞瑞斯[35]精通英、法、汉、蒙等多种语言，他以此译本为研究对象，根据田清波等人提供的一系列相关故事资料，用法文写出长篇论文《〈鄂尔多斯蒙古民间文学〉评介》[36]，介绍了《鄂尔多斯民间文学》中的48则故事，并对其中的32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与蒙古国流传的同类型故事及俄国学者记录翻译的蒙古族故事、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如中国汉、藏民族及印度、卡尔梅克等地流传的同类型或有相近母题的故事进行比较。借助于田清波神父著《鄂尔多斯蒙语词典》及其他鄂尔多斯语言学研究资料，塞瑞斯从民俗学的角度将故事与当地流传的谚语和习语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部分母题和情节研究参考了德国人艾伯华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37]、中国蒙古族和汉族历史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了民间故事对于流传在当地的谚语、习语等所具有的解释功能、对历史的阐释功能、民间传说与蒙古史料的联系等。塞瑞斯认为，虽然鄂尔多斯的很多传说和故事的所有情节都源于汉藏民族的民间故事，但却是依照蒙古族人的价值观念重新阐释和改编，充分肯定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悠久的口头传统。
塞瑞斯在“结语”部分指出：“蒙古族的故事讲述人并不严格地遵守故事的形式。他们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故事，有时候把不同的故事主题组合到一起形成篇幅很长的故事，有时候把广泛流传的故事主题改编、重组成一个新的故事。”[38]无论是从近百年前的《鄂尔多斯民间文学》文本记录，还是从现当代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文本记录来看，这种特征都很明显。以故事家朝格日布（1902—1992）的故事搜集文本为例，不但有魔法故事与动物故事的复合，也有动物故事与生活故事的复合等。塞瑞斯高度评价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故事讲述人的能力，认为他们对古老主题的改编，体现出其讲故事艺术的成熟与兴盛，此为确论。
但是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大规模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之后，将鄂尔多斯民间故事与更多民族和国家的民间故事联系起来看，塞瑞斯研究论文中的某些观点就有待商榷了。塞瑞斯认为《鄂尔多斯民间文学》中的幽默故事与笑话远没有其中的童话故事和生活故事重要，从而得出“蒙古人并没有像汉族人那样表现出的对幽默故事的极大偏爱，他们更喜欢史诗式故事和童话故事”[39]这一结论，并分析其原因为“蒙古族人民与古老生活方式的联系，不同于汉族文化和文明的精细考究的原始状态，他们保留了原始而朴素的想象，更偏爱史诗和庄重题材，不喜欢汉族小说中常见的那种人为、过度的超自然力和笑点”[40]。从目前搜集到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来看，当地并不缺乏幽默故事与笑话，蒙古族尤其善于使用语言的谐音、多意来构织精美的笑话，广泛流传的巴拉根仓故事、莫尔根传说、机智儿童故事等，都极具代表性地呈现了这个民族对于幽默与笑话的认可和喜爱。但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尚未得到更深入广泛的研究之前，人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塞瑞斯当年难得的研究与论断。
德国著名蒙古学家、蒙古史诗专家海希西[41]也曾关注田清波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并向西方学者介绍了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情节类型情况，后又相继发表《杭锦旗（鄂尔多斯）母畜挑选庆祝活动唱词十二曲》[42]《〈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的鄂尔多斯手稿》[43]等关于鄂尔多斯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塞瑞斯整理出《鄂尔多斯所得蒙古文抄本目录》，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95卷第2期[44]，该《目录》介绍了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些故事抄本，如巴兰桑故事[45]、唐朝演义、乌龟的故事、兔子的故事、印度民间故事注释、李明先生之故事、施公案第1册、第7册及第18册、《三国演义》梗概等。塞瑞斯列出部分目录的简介，包括“聪明男孩的故事”“古时都格兴·格坚汗的故事”“如意彩饰”（包括乌龟、井府瞎乌龟、多羽鸟、小老鼠、妇人与狐狸的故事）、吉庆故事兴盛录、古时候一个年轻王子要让一只饥饿的雌虎吃了的故事、日光汗的故事、古代乌嫩汗的故事、大明皇帝修建北京城的传说、济颠弄秦桧等[46]。这份目录显示出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的故事至少与汉族史传文学、公案小说和佛教文学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甚至还包含在汉族产生却已经失传或者资料甚为缺乏的文学作品，如果这些资料能够为国内学者所用，结合现当代保留和流传下来的鄂尔多斯口传文学资料，将会对蒙古族文化形成、交流及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0年，海希西出版专著《个人和传统的诉说：鄂尔多斯故事家朝格日布（1912—1989）研究》，研究鄂尔多斯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所讲述的故事与鄂尔多斯传统文化的关系[47]，重点研究包括《米拉博格达》《阿尔扎波尔扎罕》《求子的老两口》《王外外的故事》等在内的13则故事。海希西是首个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故事家及其讲述的故事进行研究的学者，《个人和传统的诉说：鄂尔多斯故事家朝格日布（1912—1989）研究》也是首部对蒙古族故事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此前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只有少量论文从故事讲述人和他（她）讲述的故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进行探索，近12年后，才有国内各族学者将朝格日布作为一位有着丰富传统文化知识的故事传播者进行研究并发表相关成果。遗憾的是，这部德语专著至今仍未被译为英语、汉语或蒙语。
国外学者对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关注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其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方法在当时的故事学研究领域均处前列，如较早地使用语言学、历史学的方法记录，运用情节类型学、母题学及文化人类学等当时较为前沿的一些故事研究方法等，在当时的故事资料所及范围内，对鄂尔多斯民间故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和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国内研究
国内鄂尔多斯蒙古族故事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者多为蒙古族学者，其中“黄粱梦”“目连救母”“骑黑牛的少年”等著名故事类型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异文较早受到关注，动物故事中的狐狸故事也受到研究者重视。蒙古族学者陈岗龙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一系列蒙古族民间故事的研究论文，对蒙古族的“黄粱梦”型故事、“目连救母”故事、说唱文学《娜仁格日勒》[48]与汉文小说的关系等进行研究[49]，多次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为资料，包括鄂尔多斯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灵尸”故事、“黄粱梦”型的“人间四苦”故事等。陈岗龙博士的专著《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第三编“蒙古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的第六篇“蒙古族民间口传目连救母故事的比较研究”部分，主要是研究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的目连救母故事，所用资料为田清波搜集的文本和1984年伊克昭盟民族文学研究会与伊克昭盟民间文学研究会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化遗产》（第一辑）中的一则异文，他认为“鄂尔多斯地区口头流传的目连救母故事具有西藏和汉族传承的双重影响”[50]，并肯定了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的故事在思想性上呈现出“民众思想对佛教教义的颠覆”[51]。陈岗龙在对流传于蒙古族地区的说唱文学《娜仁格日勒的故事》进行研究时[52]，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的几则受《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影响形成的故事，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档案馆收藏的四种《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手抄本，重点对朝格日布讲述的《乌恩乌古勒格齐的故事》情节进行了比较研究，再次证明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民间故事在汉蒙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其故事文本丰富了《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口头文本特征的论证成果。郝苏民先生曾在《西蒙古民间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与敦煌变文抄卷〈孔子项託相问书〉及其藏文写卷》一文中指出，“骑黑牛的少年传”的两个蒙古文版本，一则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一则就来自中国鄂尔多斯，即郭永明搜集的手抄本，译为汉语后其名为“聪明的孩子”，但是郝先生指出“可以看出所谓鄂尔多斯的发现本，可能即为达氏[53]经过整理后的蒙文原文的再抄本，况且原标题也是‘骑黑牛的孩子’，而‘聪明的孩子’的标题显然是译述者郭永明迻改的”[54]。这一920A型故事实际上在鄂尔多斯民间口头流传的版本较多，如《洁白的珍珠》中的“莫日根特木讷”“鲁公的故事”，朝格日布讲述“国师鲁给夏日”等，均属于此类故事的异文，只是这些异文目前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诚如塞瑞斯所言，这些故事虽然在起源上与汉族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在流传过程已经有了十分鲜明的蒙古族文化特征，在叙事逻辑、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文化意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荣苏赫、赵永铣主编的4卷本《蒙古文学史》[55]的民间故事史部分，斯琴孟和、萨仁托雅所著《蒙古民间故事类型学导论》[56]，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有10余篇蒙古族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硕博士论文等均引用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资料[57]。这些研究表明，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在中国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与印度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北民族大学照日格图教授于1995年曾专门撰文《浅谈鄂尔多斯民间故事中的狐狸形象》[58]，对鄂尔多斯蒙古族中流传的众多狐狸故事进行研究。此后十余年，照日格图教授不断搜集和研究鄂尔多斯狐狸故事，于2008年出版《鄂尔多斯狐狸故事研究》一书[59]，这是首部专门对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民间故事进行学术研究的专著。该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上编为“论”，介绍了狐狸故事与狐狸形象的研究概况，对鄂尔多斯以狐狸为题材的民间故事进行分类，重点探讨狐狸形象的类型化问题，并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比较研究的视角，将这些故事与《聊斋志异》狐狸故事中的狐狸形象进行对比。下编为“文”，提供了37则鄂尔多斯地区狐狸故事的文本，该书的4个附录还提供了鄂尔多斯地区各种仪式中与狐狸有关的祝词、有关狐狸的经书等重要信息，对于鄂尔多斯狐狸文化研究和故事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年来，鄂尔多斯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民间文化，曾组织梳理当地蒙古族故事传承人的历史和现状。其中，仅鄂托克旗已逝故事传承人朝格日布的故事录音就有1200多分钟。2012年8月，鄂尔多斯举行“纪念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诞辰100年暨故事学术座谈会”，当地的文化工作者、故事家家属、当年的录音采录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学家对朝格日布故事的历史与现状从故事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讨论。仅就其研究成果而言，钟进文教授《刍议中国西北AT325魔法师斗智故事的相同相异性》、陈岗龙教授《简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故事类型》、江帆教授《蒙古族民间故事长河的“双子”灯塔——朝格日布与武德胜的故事特征比较》、林继富教授《朝格日布喇嘛故事研究》及笔者《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英雄故事——兼与蒙古英雄史诗比较》等论文初步展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在文本和传承人方面的丰富性和个性，涉及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中诸多未解决的问题，也说明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有很多值得开拓的领域。
中国故事学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学术规范和研究前景来看，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方面亟待弥补和加强。
首先，已有民间故事资料有待甄别，文本资料搜集对象有待扩大。由于历史原因，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有诸多问题，如故事讲述人、讲述语境、讲述时间等信息缺失，在记录和翻译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删减或增饰故事内容等。目前，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对象的范围较为狭小，主要是印刷文本研究，其中又以蒙古文文本为主，缺乏对活态的、田野调查资料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进行保存和研究，需要进一步广泛搜集活态的民间故事及其语境资料，包括杰出传承人讲述的故事、已经通过录音和笔录等方式记录下来但从未公开出版的故事、一些内部刊物中保留的故事等，还应关注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听众、地方文化精英等的历史记忆等，应在传统意义的“小文本”之外，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大文本”进行研究。
其次，故事文本和研究成果的汉译工作有待加强。目前，已经搜集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多以蒙古文出版，近年来，翻译工作较之从前大有推进，但故事的汉译工作存在不少问题。最为迫切的是，在已有的近500则汉译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中，有近50%的文本尚待公开出版，在已有的翻译文本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者的风格改写、移录、增饰和信息遗漏等问题，这些必然影响到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工作。
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的一个突出现状是，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以蒙古文为媒介公开发表，仅有少数学者在汉语期刊和专著中有所论述，而在普遍使用汉语作为学术研究媒介的中国民间故事学研究领域和以英语为世界学术交流通行语言的背景下，研究成果缺少汉译和英译的交流，必然对研究成果的传播不利，并导致研究的重复、影响有限等问题。作为蒙古族民间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研究也存在这种状况。虽然英、德、美、日等国的蒙古学家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文学较早就有所关注，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截至目前，故事研究的汉译成果很少，近年来，陈岗龙教授正组织翻译海希西、塞瑞斯等学者的成果，相信随着翻译工作的推进，今后的鄂尔多斯故事研究会越来越深入。
再次，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有待深入，以及与故事学研究的前沿接轨。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文本多作为资料性佐证散见于相关研究成果中，目前仅有三部专著和十数篇论文专门研究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这些研究成果中，有的与故事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得较为紧密，如塞瑞斯在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与当时的故事类型研究和母题研究等研究方法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和跨入21世纪之后，陈岗龙教授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也居于前沿，在民族文学交流、经典文学形象解读和审美分析方面，有新的进展。
在中国故事学近百年发展之后，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并未失去活力，而是更加完善并有待继续深入与扩展。以故事类型学研究为例，类型索引是类型学研究的起点与基础性工作，目前，新疆、青海、辽宁等地的蒙古族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均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有编纂成果，内蒙古地区的呼伦贝尔、阿拉善等地区的蒙古族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也已有编纂成果，但作为故事搜集历史最为悠久、游牧文化特征鲜明、故事藏量丰富的鄂尔多斯部蒙古族民间故事至今仍没有索引问世，其他如故事的传承人研究、叙事学研究、主题学研究等也均有待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阐释视角方面加以深入挖掘和拓展。总之，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既有珍贵的历史资料，又有丰富的当代文本，是故事学研究的一块沃土，更是民族文化传承、交流的典范；田清波在鄂尔多斯搜集的手抄本目录表明了历史上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已经深受汉族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在文化交流中很好地传承和涵化了不同来源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蒙古族文学传统；而当代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讲述的《王外外的故事》《乌嫩乌估勒格齐的故事》《张素马》等故事，表明其口头文化与明清以来的“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延续、保留了许多汉族口头文化中已失传的文学因子。凡此种种，都亟待精通蒙汉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学者关注，笔者不揣浅陋，希望能抛砖引玉。
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用为本研究文本资料的故事有两类，一是公开出版物。主要包括已经公开出版的汉译蒙古族民间故事[60]，汉译本的蒙古文原著本和部分蒙古文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集，其中部分故事集在研究过程中被翻译成汉语[61]；二是鄂尔多斯蒙古文民间文学期刊和内部资料。
公开出版的汉译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如下：
郭永明：《鄂尔多斯民间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钱世英搜集整理：《鄂尔多斯民间采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彤格乐搜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
赛音吉日嘎拉、哈斯其伦搜集整理，乌云格日勒、孟克译：《洁白的珍珠》，“鄂尔多斯古籍文献丛书”（汉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
白音其木格、策·哈斯毕力格图搜集整理，乌云格日勒译：《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鄂尔多斯古籍文献丛书”（汉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
扎·玛格苏尔扎布、仁钦道尔吉搜集整理，乌云格日勒译：《鄂托克民间故事》，民族出版社，2015年。
刊物包括：
《阿拉滕甘德尔》《乌审文艺》《乌仁都西》。
内部资料包括：
内蒙古民研会1980年编《鄂尔多斯民间故事》。
伊克昭盟语委内部1984年编印《阿拉坦嘎鲁海》。
郭永明1984年记录整理《鄂尔多斯文化遗产》（一）和《鄂尔多斯文化遗产》（四），其四即《故事家朝格日布故事集》的雏形。
蒙文故事集包括：
[比利时]田清波搜集、整理，曹纳木译：《阿尔扎波尔扎罕》，民族出版社，1982年。
特木尔等编：《珍珠传说》，“鄂尔多斯文化丛书”，民族出版社，2009年。
巴音其木格整理：《斑马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62]。
汉译未刊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集如下：
《阿尔扎波尔扎罕》《斑马驹》。
本研究主要通过ATU分类法对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流传的民间故事文本进行比较与分类，以民间故事传统的类型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世界性故事类型、本民族独特的故事类型及较难区分的故事类型进行辨析；从母题学和文学传播的视角，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中的融合性故事，在中国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及印度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探索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从叙事学和主题学的视角，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文学主题、文学形象、文化意义等进行考察；运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与鄂尔多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鄂尔多斯蒙古族讲述人与听众对自己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寄托与展演，在中国民间故事多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其精巧的叙事结构、优美的诗性语言，又是民间故事不可多得的口头文学范本，作为沉浸在她的文化之厚重、文学之绚美的汉族学人，有责任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的叙事魅力更加详细地展现在汉语学界，虽有力不可逮之处，但以至诚之心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