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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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社会保障是关乎民生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工作。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关于社会保障的内容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认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抵御社会风险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论述社会产品的分配问题时初步涉及了对劳动者的保障问题,社会养老与社会福利在其著作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认为对劳动者进行社会保障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1],是维系整个社会存在及发展的基础。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2]。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清晰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保障事业的资金来源,其实质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且是一种超额的价值剥削,社会保障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列宁提出“工人在年老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得享受国家保险,国家向资本家征收特别税作为这项支出的专用基金”[3]。列宁的论述体现出国家和雇主作为社会保险的主体,对社会保障的设想包括了国家保险、失业保障、社会保障缴费原则和保险的组织方式等几个方面。列宁的这种考虑,既是为了解决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的内忧外困的形势,保护十月革命胜利果实,从更深层次、更长远方面讲又是为了保障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权和生存安全。毛泽东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他认为社会保障的水平必须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社会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互相促进。毛泽东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在社会保障的模式上偏重于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资金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毛泽东对农村及农民非常关注,将农业的发展与对农民的保障结合起来,互相促进。

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保障成为各国政府与国民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社会保障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对社会保障的研究愈发广泛。社会保障事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国家深入、持续地开展社会保障工作,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产成了一定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基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保障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民政厅所管辖的社会保障的有关事务主要有:“关于卫生行政事项,关于赈灾、抚恤、保育及其他社会救济事项,关于劳资及佃业事项。”[4]根据以上概念界定及相关材料,本书认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是指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基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和生产力水平,为满足人民基本生活及战争需要而采取的社会措施的总称,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包括对灾民、难民的临时救助,对根据地贫困人口的救助,对社会脆弱群体的救助以及政府指导下的人民互助。社会优抚方面颁布了许多法令保障抗日军人、军属的利益。社会保险方面的成就体现在对工人以及雇工利益的维护,劳动立法的不断发展。社会福利涉及党政人员的社会福利,士绅名宿及教育等特殊人才的福利,妇女保健及婴幼儿保育。由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抗日根据地在医疗保障方面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逐步健全卫生防疫组织,开展防疫宣传活动,培训医护人员,改善医疗条件。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提出8年抗战的概念,随着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一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在众多的学术观点中,以王维礼教授和程舒伟教授为代表的东北学人首先提出并长期坚持、论证“十四年抗战”的观点。程舒伟教授在《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对抗日战争的历程进行了论证,强调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的抗日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端,是历史的客观事实。“十四年抗战”的观点,突出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落实中央关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精神,教育部组织历史专家进行认真研究,对教材修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教材修改要求“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应在课程教材中予以系统、准确体现”[5]。14年抗战的概念更加全面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抗战过程。本书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后勤保障工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将作为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和论述。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价值

社会保障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进行了论述,产品分配、社会养老、社会福利等内容在其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列宁立足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情况,更加深入地探讨社会保障理论,提出“凡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遭到失业的人,都由雇佣者和国家给予生活保障”,列宁对社会保障的设想包括国家保险、失业保障、社会保障缴费原则和保险的组织方式等。毛泽东的社会保障理论更加具体、更加具有针对性,体现了历史色彩和中国特色。本书立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史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综合研究,体现了毛泽东的社会保障理论发展的过程以及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虽然属于历史事件,但是对其进行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学范畴。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社会学的理论论述历史问题,把社会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的实践相结合,以史为鉴,为中国新时期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并且力图实现多学科的融合,从历史以外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更深刻的历史结论。另外本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工作系统、全面的论述,希望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的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好地指导社会保障的实践。

学术界关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研究侧重于这一时期的某一根据地的某项工作,系统、综合、具体的研究比较匮乏。本书试图运用比较史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系统分析,探讨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特点、作用以及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种全面、系统的论述与分析,描绘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社会保障的全貌,从而对其进行公正、客观的分析。同时这一领域与现实联系密切,具有可持续研究的空间和价值,希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以及社会保障的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研究这一选题在研究过中体现了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通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综合、系统性分析,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深化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其次,通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横向和纵向研究实现对这一学术问题研究的综合提升;最后,通过强化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保障政策的联系的研究,厘清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保障的整体结构,推动学术研究的建设性思考。总之,本书以史为据,梳理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发展演变;以史为基,把握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史为鉴,为当代社会保障的健康、持续发展注入理性。

(2)现实意义

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保障发展成为事关各国国民切身利益,并对许多国家的政党与政治家的前途产生重要影响的全球性的社会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社会保障成为举国上下乃至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十分关注的领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6]。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保障的目标具体化,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使人民更容易从中受益。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社会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认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2013年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7]习近平对于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8]。由此可见,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对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以及精准扶贫运动的开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认真研究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不仅能够洞悉这段历史的全貌,而且可以从中分析出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历史结论,并用这些基本的历史结论指导历史的发展,能够真正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虽然一定程度上是战时的社会措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战时特征,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有一定的区别,是一种区域性社会保障,处于过渡阶段,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但是在进行系统的梳理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社会保障措施由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逐渐发展为正式的制度安排,由单纯地为军事斗争服务转变为为边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服务,许多超越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经验呈现在我们面前。例如必须将民生工作与军政工作结合起来,并将民生工作放在首位,实事求是,根据社会形势调整方针、政策,同时对于社会保障工作必须强调群众参与的主体性。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教训,要注意社会保障的系统化发展,在强调社会保障中生存保障的基础上注重发展保障。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对了解历史上中国的社会保障有重要的价值,对于现阶段中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所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系统地、综合性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