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概念的界定

“政治小说”是“新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标签。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受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启发,认为此类作品关系重大:“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日本同样如此,“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 。1 可见,“政治小说”是先觉者对蒙昧民众的政治动员,形为小说,实为大道,因此最为他所看重。

再来看“哲理小说”和“科学小说” 。 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14号预告即将问世的《新小说》计划刊载的几类小说,其中包括“哲理科学小说”:

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

一、《共和国》 ,希腊大哲柏拉图著。

一、《华严界》 ,英国德麻摩里著。

一、《新社会》 ,日本矢野文雄著。

一、《世界未来记》 ,法国埃留著。

一、《月世界一周》 。

一、《空中旅行》 。

一、《海底旅行》 。2

在这里,政治乌托邦和科幻小说被视作同类,预示了此后几类小说标签的纠葛。接下来的第17号(10月2日)上,“哲理小说”与“科学小说”各自独立,分别对应《世界末日记》与《海底旅行》。3 据笔者所见,这是“科学小说”一词在汉语中首次独立出现,但此时读者尚未见到小说原文,难知究竟。稍后(11月14 日)问世的《新小说》保持了这一对应关系,“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分别在凡尔纳和弗拉马里翁的示范下正式与汉语读者见面,与梁氏“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交相辉映。4 到了1903年《新民丛报》第27 号上,此前在第14 号上被归入“哲理科学小说”的《新社会》,则变身为“理想小说”《极乐世界》。这可能是“理想小说”的首次出现。至此,与科幻小说相关的几种主要标签悉数登场。

看起来,在梁启超等人心中,作为小说类型标签的“哲理”“科学”“政治”“理想”等,并不具有严格的区隔功能,反而彼此相通,且都服务于新民大计,或者说,正是这一终极目的,使标签的悄然互换成为可能。

首先,“政治小说”与“理想小说”均源自对现实的不满,前者必然含有理想色彩和未来指向(如《新中国未来记》),后者也常含政治内容,如“理想小说” 《极乐世界》 ,“意欲破旧社会之一切制度,而行大同之法,思想雄奇,条理周密”5,也可视为一种政见的表达。又如,贝拉米的《百年一觉》于1905年被重译为《回头看》 ,于《绣像小说》发表时标为“政治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则标为“理想小说”。

其次,“理想小说”又与“科学小说”关系紧密。 “理想小说”不等于描写理想世界。 《新世界小说社报》告诉读者:“读《世界末日》,胜于读《五行志》 :一理想的,一非理想的也。”6威尔斯的《火星与地球之战争》也被《神州日报》标为“理想小说”7。包天笑所译的“理想小说”《千年后之世界》则被如此介绍:

……以高尚之理想,写惨恶社念(会)之堕落,以发见光明世界大旨……思想深邃,趣味浓郁,凡物理、心理、伦理学之精微,及宗教社会世界之观会(念),莫不应有尽有,诚为将来世界之大问题,为现在世界之大活剧也。8

外星入侵、世界末日、惨恶社会,均非理想世界。因此,当时的“理想小说”大约有两层意思:写作动机源于高尚的理想;写作方法为根据某些学理而推衍想象。其中,第二层意思已与今日的“科学幻想”相当接近,因为当时的种种学理都要开始经受“科学”洗礼,同时,缺少“科学”的未来理想世界也不可信。因此,“理想小说”又常与“科学小说”混用。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科学小说”《梦游二十一世纪》就被如此推荐:

我国谓极盛之世在已往,泰西谓极盛之世在未来。已往则不可复见,而志气因以不振;未来则亟欲其至,而希望因以愈浓。此中西强弱之所由判也。是书本希望未来之旨,摹拟后一世纪之进步……9

然则考以往,观今世,以逆料将来,其可知之数耶? 不可知之数耶? 无可知之事,有可知之理。据所已知,以测所未知,初非托诸虚诞也。10

当进化论成为公理,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就从追慕过去转向憧憬未来,《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作品才可能问世。至于揣度未来之法,当然只能依靠“科学”。 《新纪元》(1908)的作者就明确指出:

编小说的意欲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这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虽然就表面上看去是个科学小说,于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这部书,自然明白……11

如此看来,梁启超那只写了数回便夭折的“未来记”若真要一路讲下去,不同时变成“科学小说”的话,也会令人难以信服。

再次,“科学小说”与“哲理小说”本就从“哲理科学小说”分化而出,自然关系不浅。 “定一”就认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12小说林社亦视“科学小说”为“启智秘钥,阐理玄灯”13。

最后,“科学小说”与“政治小说”也彼此牵连。在邓毓怡看来,“政治小说”本是“科学小说”的一个子类:“科学小说:科学包括甚广,但如政治等,既自为一类,自宜特别出之。其余格致科学尚多。”14也有人期待凡尔纳的“科学小说” 《铁世界》能直接发挥政治动员的功能:“我刲之不痛、剐之不觉之支那人,以效虎伥狐媚于彼族者何心耶?” “吾支那人而尚有未死之心者乎? 亟读是书,以为前途之奋励焉可。”15

不仅如此,科学更是破除迷信、重塑国民理想之道,本就是政治议题中应有之义。 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押川春浪的“科学小说” 《空中飞艇》,它就被用来与中国的旧小说相比较:过去的小说作者喜好“道风流,说鬼神”,造成社会上“崇信鬼神之风潮”,此书则“以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二者合而成之” ,“吾尝评吾国小说,至所谓《封神》 、《唐传》野陋不堪之书,叹曰:不可及也。我国理学、道学者流,安能思想自由若此”。16 稍后,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出版,译者周树人也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17该书的广告宣称:“中国民之不肯研新理、设奇想者,在国民脑中全无科学感觉。是书即为科学小说,专启发国民新理想。”18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上的《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说得更加清楚明白:

思想犹光线也。无数之光线,范以聚光镜,则汇于一点;若以粗劣之质承之,则散漫而无所归宿。科学者,思想之聚光镜也。……循公例,明界说,精诚所至,金石可开。否则,以好奇之心,发为不规则之谬想,横溢无际,泛滥无归,如我国旧小说之所演述者,诚不足当格致之士一噱也。

……呜呼! 物理学之不明,生理学之不讲,心理学之不研究,乃长留此荒谬之思想于莽莽大地、膻膻群生间,其为进化之阻力也无疑。

……惟科学则与此等谬想实为大敌,实有不容并立之势。……以真理诘幻状,以实验捣虚情,虽举国若狂、万人同梦,而迎刃以解、涣然冰消。是故科学不发达则已,科学而发达,则一切无根据之思想,有不如风扫箨、如汤沃雪者哉?

……盖思想虽可以造世界,而世界之光明与黑暗,全视其出入于各科学为比例差。故同此思想之能力,在我国人所贻笑荒谬者,苟以科学之理求之,亦终有可达之目的。

……而今而后,倘科学大进,思想自由,得以改良小说者改良风俗,则将合四万万同胞,鼓舞欢欣于二十世纪之新中国也。予日望之矣。19

在万国争雄、不进则退的时代,国民应树立何种理想,已成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小说也有“理想”,但常荒诞不经、妄谈鬼神,荼毒人心,如今需要经受“科学”的改良,把有害的谬想变成有用的发明,哪吒的风火轮便可以变成现实中的轻气球。这种论调,不但在当时获得相当的共鸣20,亦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直到八十年后,《中国大百科全书》 (1986)还在强调:“科学幻想小说……所描述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这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21∙

正是这一核心问题的反复出现,使我们可以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概念尚未出现的清末,辨识出中国科幻小说事实上的萌发:当时的文化精英,已经开始要求用“科学/哲理”来重新安排“理想/幻想/梦想”,其行动带有政治性,指向则在于民族之“未来”。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新现象,其结果是,“哲理小说”“科学小说”“理想小说”“政治小说”等范畴多有重叠,存在着彼此过渡的通道。其中,梁启超大力提倡的“政治小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22,而前三者都可追溯到最早的“哲理科学小说”,并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分担了“政治小说”的功能。

当然,“政治小说”未必描写未来,“理想小说”可以大谈仙佛之乐23,“科学小说”也不一定要有幻想成分(如前已述及的《上下古今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标签,都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科幻小说”。实际上,在人们颇为随意的使用中,这些标签的含义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不断经受历史的检验与淘汰,发生着变异与组合。在这一过程中,以真实为追求的“科学”与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之间的相遇,提出了如何安置“幻想”因素的问题,这一因素逐渐浮现在名称上,最终在民国时期落实为“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概念。24

基于以上的辨析和以下几点考虑,本研究选定了“晚清科幻”一词。

第一,如前所述,采用任何其他概念,都一样存在着理论上的不完备。

第二,无须回避“后见之明”。事实上,若没有为“中国科幻”发明谱系的意识,研究者的目光将重新聚焦史料,提出的将是另一个学术问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应该搁置所有定见,通过谱系的发明,来重新打开对“科幻”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英文学界已日渐习惯于用Science Fiction来指称这些晚清作品。那檀( Nathaniel Isaacson)的这段话颇为有趣:

“ Science Fiction” ( kexue xiaoshuo) ,在中国出版行业中开始不断∙∙∙∙∙∙∙∙∙∙∙∙∙∙ ∙∙∙∙∙∙∙∙∙∙∙∙∙地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范畴被使用于特定的故事(大约1904 年) ,而这要早于英语出版物中对这一范畴的类似使用,可是人们却把Science Fiction这一类型在中国的出现归功于西方此类作品的翻译和引进,这倒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25

将20世纪初汉语中的“科学小说”直接与目前英语中已经稳定的SF对译,看似会遮蔽历史的复杂性,其实反而触及了事情“异乎寻常”的根源——只有在SF成熟后,才能识别出它在20世纪初中国的对应物。凡尔纳本人不知道自己是一名Science Fiction作家,却不妨碍他在今天被视为这一类型小说的最卓越代表。换言之,通过把凡尔纳的作品纳入或排除于SF的谱系,后世的研究者形塑着人们对SF的认知。26同样地,笔者认为:我们也不应该用现有的“科幻”定义去评断晚清的作品,而应该用这些作品来重新定义“科幻” 。从构词法上来看,“晚清科幻”的前置定语“晚清”已经蕴含了早期中国“科幻”的特异性方面,无须再用“科幻奇谭”等词来特别强调了。

下面提出本书的概念界定。

科幻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文学品种。中国古代有着壮丽恢宏的神话传说,也不乏偃师造人、奇肱国飞车等技术幻想故事,明代李渔也写过以西洋望远镜为情节驱动的才子佳人小说《十二楼》。近代之后,又有《荡寇志》(1853)这样将白人发明家植入宋代的水泊梁山,熔炼军事技术狂想与神魔斗法于一炉的故事。不过,“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诞生,却要等到甲午之后。在种族竞争的压力下,晚清的文化人开始接受认识世界的新方法:进化论史观、科学实证主义、使难见或不可见之物纷纷显形的各种奇“镜”、标准化和精确化的空洞的时空观等等。当现代新知开始对前科学时代的旧“幻想”进行规训和收编,并鼓励人们用新方法去探索“未知”时,“科学幻想”就此诞生。这些“未知”包括:未知的“时间” ,即“未来” ,其中那些由科技进步所许诺的美好未来尤其令人着迷;未知的“空间”,即地球上有待发现的“异域”和外星球,后者正从难以企及的神明世界蜕变为可征服的物理疆域;除了这两个外在的方面,当时种种以“科学”名义登场的“身—心”模型,也使探索者自身成为“未知”的认知对象,并激起了对“心”“灵魂”的种种想象。

总之,作为“科幻”标志性存在的,并非对技术发明的幻想,而是一种“现代”眼光对“未知”世界的探索。27 本书的考察对象,正是这样的探索过程在晚清小说中的表现。

1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80—681页;《自由书·文明普及之法》,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47页。

2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

3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第17号。

4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

5 《理想小说〈极乐世界〉》,《新民丛报》第27号。

6 《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社报》第6期,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7页。

7 1907年8月11日《神州日报》,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1303页。

8 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为《千年后之世界》所做的广告,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775页。引文中的两处校误由陈大康所做。

9 “上海商务印书馆新译各种书籍”,《新民丛报》第37号。

10 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梦游二十一世纪》译者“序”,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19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11 碧荷馆主人编:《新纪元》,贺圣遂校点,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438页。

12 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3号(原第15号)。

13 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的《车中美人》所附“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914页。

14 邓毓怡:《小说改良会叙例》,《经济丛编》第29号(光绪癸卯[1903]第9册)。

15 见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铁世界》书首包天笑所写的“译余赘言”;1903 年10 月10日《中外日报》“文明书局特别新书出版”广告。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20、639页。

16 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空中飞艇》书首译者“海天独啸子”所写“弁言”,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42页。

17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4页。

18 1903年2月7日《中外日报》所载“昌明公司出版新书”广告,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70页。

19 《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新世界小说社报》第2号(丙午[1906]六月廿五日)。

20 “惟我国人叙述笔墨,每至水穷山尽处,辄借神妖怪妄,以为转捩之机轴。西人则不然,彼惟善用科学之真理,以斡旋之。……而略无缥渺难信之谈,所以可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童杨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16页。

2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第353页。

22 据陈大康统计,1904—1908年,晚清小说单行本共出版629种,但标为“政治小说”的仅有7种。而笔者在查阅《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后发现,“哲理小说”似乎更少,仅见《世界末日记》《新黄粱》《铁窗红泪记》《我乃猫也》4种。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导言第69、72、97页,正文第543、901、1096、2188页。

23 1909年5月《扬子江小说报》第1期上,“隐梅”评论《神游》时说:“理想小说系空中楼阁,藉虚幻以影射真实,固结构殊难,而佳著亦鲜。……虽寥寥一短篇,凡帝王之尊、权臣之贵、豪商之富、仙佛之乐、禽兽之苦,境随天幻,道与天通。”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1766页。

24 此前,叶永烈、郭建中等研究者曾认为,汉语中“科学幻想小说”中的“幻想”,源自对俄语概念的翻译。郭建中还提出:“科幻小说”不符合Science Fiction的原意,它对1949 年之前的“科学小说”一词的替代,“极大地妨碍了这一科学时代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进而主张在今天重新使用“科学小说”这一“正确的译名”。但事实上,近代以来,“科学”与“幻想”在汉语中的纠缠过程并非如此简单。不妨举例说明:1930年12月25日,陈骏在《东方杂志》第27卷第24号上发表的《我们能否与行星通信》一文中已使用了“科学的幻想”一词;1931年8月15日,“查理斯”在《当代文艺》第2卷第2期的《大众小说论》一文中谈到了“科学空想小说”的概念;9月7日,天津《大公报》预告“科学理想巨片”《五十年后之新世界》即将上映。 “科学幻想”一词,至迟于1935年9月出版的《化学发达史》(黄素封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就已出现,其中第184页提到:诺贝尔希望设立高额奖金,“以便那般‘感到无从着手的困难’的科学幻想家,可以借他的资助而得贡献于人类”。该书的主要材料来自英国作家马许(Marsh)所著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emical Science一书。 1936年2月17日,天津《大公报》“话剧与电影”一栏介绍“新新影院定星期日演科学幻想片《五十年后之新世界》”;8月1日出版的《韦尔斯自传》(方土人、林淡秋译,上海:光明书局)一书中,威尔斯称《时间机器》是“我的最初科学的幻想曲”(第257页);1946年8月15日,《申报》报道《英著名作家威尔斯逝世》,其中引“路透社伦敦十三日电”,称“英国著名科学小说政治作家威尔斯……其一生著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科学幻想小说,社会小说及乌托邦之著作”。同日,天津《大公报》所载《一代文豪威尔斯逝世》一文也引了“中央社伦敦十三日路透电”报道:“威尔斯著有使世界惊奇之科学奇想小说,如《空中战争》等。”当时的不少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8月28日的《申报》又有“墨衢”的《一代文豪韦尔斯:最具鼓舞性的人物》一文:“……继‘The Time Machine’之后,他又写了幻想与科学小说若干种,如‘The In-visibleman’……”显然,“科学幻想小说”一词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出现,且很可能是在对英语而非俄语的翻译中生成的。参见叶永烈:《论科学文艺》,第93-94 页;郭建中:《关于SCIENCE FICTION的翻译问题》,《上海科技翻译》2004年第2期。

25 Nathaniel Isaacson, Celestial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7.

26 至今仍有评论家完全不认可把凡尔纳当作“科幻作家”,参见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第141页。

27 如果人们坚持以“科技”作为“科幻小说”的根本标志,就很容易导出“中国古代科幻”这样的概念。出于民族自尊,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些论者也确实曾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为来自西方的“科学小说”寻找对应物。例如,“侠人”认为:“且中国如《镜花缘》 《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定一”也宣称:“中国无科学小说,惟《镜花缘》一书足以当之。其中所载医方,皆发人之所未发,屡试屡效。……至其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周游列国,则多以《山海经》为本。”“瞻庐”甚至认为《春秋左传》的“葛庐知牛语,师旷识南风,是科学小说”。见《新小说》第2年第1、3号(原第13、15号)上的《小说丛话》;瞻庐:《小说与左传》,《申报》1933年5月14日,第4张第15版。但是,如笔者所论,晚清科幻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故事中是否出现了技术幻想或者这些幻想是否符合现代科学认知,而在于一种现代目光的生成及其与未知之物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