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国家构建的学术观点、本书的理论视角
各国在通往现代国家的道路上都需要应对相似的任务，构建相似的要素，分享共同的理念。与此同时，由于各国的历史经验不同，发展道路有别，因而呈现出具有国别性色彩的种种面向。
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前，中国属于“早熟国家”，长期处于传统国家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密和完善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正统思想为皇权统治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外来的现代性冲击下，中国的国家构建和制度能力危机彻底暴露出来。为了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社会各阶层开始寻求出路。无论是提倡改良或提倡革命，主张“中体西用”或“全盘西化”，他们的目标最终都是借鉴西方的模式，从军事、经济到政治、文化，希望以此构建一个类似于或等同于西方的现代国家，以构建新的合法性，对内协调好社会矛盾，对外抗衡西方列强。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首次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全面以西方为模板进行制度变革，可被视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启动。在迈向现代国家的百年历程中，复杂的国家转型始终是中国本土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所在，下面笔者将梳理出学界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研究的几种主要观点。
一、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国家构建的学术观点
张静在深入研究欧洲历史上国家构建的过程后认为，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看上去解决的是权力流动问题——权力从基层分割系统向中央流动，实质上是治理角色和治理关系的制度（规则）改变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不仅使国家成为一种象征主权的新组织，它还必须完成一种面向公共组织的性质变化，使自己成为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财产、为公共社会服务的国家组织。
张静指出，“国家”本身的性质变化——成为公共机构的角色、关系和原则转变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应制度以巩固这种变化，是国家政权建设成功集中权力的基本原因。公共机构这一角色以及与公民制度化关系所代表的公共性原则，是国家构建包含的规范性含义。因此，现代国家必须拥有一套完整的现代法治规则，并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43]
公共性是社会现代化转型对中国国家构建提出的要求，也是国家在要素构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但是，张静的公共性说只揭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内在实质和本质精神，具有较高的抽象层次，难以还原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影响因子和组成要素。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并非只是实现“民主化”，王绍光、马骏从财政的视角揭示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另一个要素。王绍光认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财政制度无疑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无论什么性质的现代国家，其活动都离不开财政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资金，制定政策实质上是在分配资金，实施政策也需要资金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筹集资金并进行支出固然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但更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问题。不同的财政制度一般都是与不同的国家治理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改变国家取钱、分钱和用钱的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家做事的方式。[44]
因此，财政制度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通过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建立一个有能力且负责任的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王绍光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两次意义深远的财政制度转型，它们改变了国家汲取和支出财政的方式，也促进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长。第一次财政制度转型是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45]第二次财政制度转型是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型。[46]前者使得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后者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使用财政资源的方式，而且从整体上重构了国家的收支管理。随着财政制度的成功转型，这些国家开始迈向现代国家，国家的权威、效率、回应和责任都与现代国家的财政方式密切相关。[47]
王绍光、马骏认为，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中国才逐步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随着1999年启动预算改革，中国开始迈向“预算国家”。不过，在建立预算国家的道路上，中国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不仅预算监督亟待加强，集中统一也需要继续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现代预算制度镶嵌进现有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逐步改变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决策与行为方式，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最终成熟做好铺垫。[48]
财政国家说解释并凸显出财政转型与现代国家构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然而，现代国家具有多重面向和复合要素，单一面向的揭示无法全面展现现代国家的基本面貌。
杨雪冬认为，中国国家构建的内涵有五要素：核心能动者、有效率的职业官员队伍、可持续的财政、全面的合法性和市民社会。[49]其中，核心能动者主要是指决策者和执行者，尤其是政党在现代政治中担当重要角色；有效率的职业官员队伍不仅能够适应社会分工深化对政治的需求，也能够适应国家的合理化；只有可持续的财政才能支持国家执行军事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只有全面的合法性才能支撑并维持民众对国家的信仰和支持；市民社会并非国家自身的制度组成，却是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与国家相互依存、相互参照。
杨雪冬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基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理性化和民主化。同时，国外学者关于现代国家构建运行的思考大都是以欧洲国家作为主要参照的，但是以欧洲单一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不能被盲目地理想化和普遍化，否则就会忽视非欧洲国家发展的独特性。
杨雪冬对西方国家构建理论有着较为辩证的认知，也涉及理论本土化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完成对于现代国家本土化理论的系统构建。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来说，仍有一些要素需要被纳入考量。例如，由于国家制度的“早熟”，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属于国家转型。中国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化和治国理政的经验，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研究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寻找答案。又如，后发国家的赶超和民族复兴的使命，使得在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中，组织绩效和治理绩效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甚至上升到被论证合法性的高度，这是评价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50]
二、本书的研究思路
通过对现代国家构建进行普遍性的历时梳理可以看出，现代国家构建是政治权力、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复杂过程。就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历程而言，在短短百余年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瓦解、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军阀混战、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这个构建过程很难通过单一的线索和面向完整地呈现出来。本书试图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现代国家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不同阶段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若干要素，并通过分析在不同发展阶段这些要素的状况考察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和特征。总体来说，包括“一个本质”“两组关系”“四重要素”，“一个本质”就是“党导国”特质，“两组关系”分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四重要素”是指国家能力要素、国家的组织要素（官僚机构）、国家的价值要系（合法性）和国家的社会要素（社会基础）。
已有的研究往往基于西方国家建设理论，从军事、官僚、财政、市民社会、民族主义等方向讨论现代国家建设，忽视了政党在中国现代国家中的作用。“党导国”体制无疑是中国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所在。
讨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党导国”体制的形成，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政党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导力量？第二，“党导国”式的国家构建，其核心特征是什么？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传统的政治体制难以应对共时性挑战，而政党能解决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问题，因而在20世纪初的第三世界地区的现代国家构建历程中，政党成为主要政治力量和核心能动者。
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政党一直是主要承担者。早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国家发轫时，孙中山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训国、以党治国”的构想，希望通过政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在诸多政党竞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逐渐成为力量较大的政党。国民党开始“以党治国”的尝试，但未能实现国家政权的有效下沉与权力的有效集中，无法改造各种社会势力（地主、军阀、财阀），没有及时汲取国家建设资源。同时，国民党“重军事，轻组织”，根本无法弥合派系冲突，遂沦为“弱势独裁党”，无法引领中国国家建设。相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成为核心能动者，原因在于其与社会基层建立紧密联系，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如以党支部为基础单元，建立层级严密、分工有序的组织体系，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与改革历程中，无论是国家政权的重建与官僚体系的建设、精英的吸收与转换，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建设，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高位推动，并以党的权威为保障。[51]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根据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重新界定执政党的作用，寻求更为有效的党政互动模式——“党的全面领导”[52]，强化了党对国家领导的制度基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因此，“党的领导”一直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最本质特征。
1.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自律性市场导致任何发展都受困于两组不同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国家必须回应社会大众为了社会组织与自然资源而行动的压力，代表普遍的、社会的利益对抗市场。另一方面，市场虽然具有压迫性，却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新文明由市场原则所形塑与组建，其存续有赖于市场本身的存续。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始终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驱力的结合体。”[53]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就是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促使国家权力运行理性化的进程。
2.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的历史进程。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会以其自身特点塑造出具有主体性、平等性、参与性的现代公民，催生出（或分离化）一个有别于政府运作的民间社会。这个非政府、自我运作的民间社会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基础部分，因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重要进程就是权力的集中和下沉与民间社会的发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网络公共论坛的出现，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新的样态。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规范现代国家的力量就来自社会。“社会力量的独立和成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原有权力格局，使党国一体的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向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国家和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三维权力结构转化；与此相对应，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结构，也从单一力量推动向多元力量推动转化，来自经济、社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要求与发展期望，逐渐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54]
第一，国家能力是中国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国家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公共权力不断渗透、国家与社会的资源交换以及相互联系日益频繁和紧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目标、意志和方案转化为现实的实践能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其一，政权的汲取能力。国家需要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特别是税收，以此从物质上确保国家职能的实现、国家机构的运转和国家意志的贯彻。其二，国家强制性能力。这涉及司法、执法和监狱等系统。在战争时期，它们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保障；在非战争时期，它们起着对内维持社会秩序、对外进行防卫和威慑的作用。其三，政府执行力。建立在稳定秩序下的中国现代国家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实现政府管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能力能够确保政府职能的发挥和政府意志的实现。政府执行力可以从日常事务的执行能力和重大政策的执行能力两个层面进行观察。
第二，发达的国家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员队伍是中国国家构建的组织要素。韦伯曾经对科层组织的官僚机构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以专业化、等级制、规范化、非人格化与技术化为特征的科层制组织能够确保组织运行的严密性、稳定性和理性化，而其中官僚集权的行政组织是科层制组织中的典型，是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55]有外国学者称传统社会时期的中国为“官僚制帝国”[56]。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建立了严密的官员选拔、流动、考核机制，由此形成的庞大官僚队伍成为沟通中央皇权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社会结构。1901年，中国启动现代国家建设，曾经服从于皇权统治并在社会转型中倒塌的官僚体制需要进行重新构建。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社会分工深化和国家权力的渗透，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层官僚机构重建变得日益重要，它不仅能够确保政治决策的快速有效执行，而且能够运用法制化、规范化的权力确保中国社会的秩序，满足中国现代社会的需求。
第三，合法性是中国国家构建的价值因素。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有三种：传统型、法理型和个人魅力型，历史上的合法性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不同程度的混合。在现代国家，合法性则依赖于政治权力的有效性。这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包括政府能否有效地对国家事务进行治理，同时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意识和情感支持。这就是中国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统治的稳定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的良性整合都必须建立在民众对政策、政府、政权的认可和支持的基础上。这既需要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加强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对民族的关爱，又需要符合民众对现代国家政府角色的期待。合法性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教化层面，还需要深入政府的实践作为中。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建设与党的合法性建设是高度同质的。因此，实现合法性需要以民为本，并辅之以党的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经济绩效等来源的国家政权合法性建设。
第四，民间社会是国家构建的社会要素。民间社会是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与政府组织，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民间力量。市场经济是它形成的基础。“当市场经济逐步解构并最终战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确立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时，公民社会也随之得以发展、壮大，逐步摆脱政治国家的宰制获得自己的活动领地，并最终强大到可以制衡政治国家的地步。”[57]更重要的是，源自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契约性关系会衍生出民间社会内在的契约性关系和公共精神，这种内在约束每个社会成员行为选择的公共精神和理性规则能够进一步促进民间社会的完善。无论是公共组织还是公共精神，民间社会的发育无疑是形塑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要素。其一，非政府、自主、合法的民间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发育能够扩大社会自主领域，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二，伴随而来的社会公共精神的发育能够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界定国家的职能，使之成为公民与社会的保护者、服务者和监督者。
综上，国家官僚机构、国家能力、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构件，这些构件是在参照西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国家构建的历史和现实中提取出来的。本书下面的章节将把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置于地方国家的研究单位中，历时性地分析在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这四个构件的建设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