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创立过程

一些人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文化理论”问题持否定的认识和看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很少使用“文化”一词。黄力之教授等在对苏联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弗·让·凯勒主编的《文化的本质与历程》一书做了一个统计后指出：“全书在126处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及文明的论述，真正使用了‘文化’‘文明’概念的只有13处（约占10%），扣除‘文明’概念，‘文化’一语就用得更少了。”[6]胡海波、郭凤志指出：“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中，包含着丰富而又深邃的文化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大量地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文化’一词在《全集》中大约出现320次，其中29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论敌观点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且常常是与其他的词连用，如文化修养、文化水平、文化斗争等，真正单独使用文化一词的频率并不高。文化一词在《全集》中的分布状况是：25、48、49卷是0次，9、10、26、28、30、37、38、39、42、43、44卷是1次，15、27、31、34、50卷2次，17、40、46、47卷3次，11、24、36卷4次，4、5、13、14、29、33卷5次，8、32卷6次，20、35卷7次，3卷9次，18、22、23卷10次，16卷12次，1、6、12卷14次，2卷15次，21卷16次，7卷20次，41卷22次，19卷24次，45卷26次。这意味着，于当时的学术背景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存在着‘飞地’现象。”[7]

不过，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世人留下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的著述，“但是他们在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回答，他们也正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创立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8]因此，我们不应该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存在，而应该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创立过程。

（一）孕育萌芽阶段

从1836年18岁的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学习到1845年《神圣家族》出版的这段时期，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在柏林大学学习和生活期间的马克思、恩格斯曾表现出追求自由的哲学精神和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虽然青年黑格尔派自认为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但这种所谓“批判的批判”仍然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到后来，这个学派还通过创办《文学总汇报》，大肆散布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反对革命的民主主义，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9—11月合写了《神圣家族》，并于1845年2月出版了该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述了思辨结构的秘密、批判精神与群众的对立、物质生产是历史的诞生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标志着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已经接近了新世界观，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已处于提出的前夜。在世界观发生剧变的这一过程中，主要是马克思在自己撰写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对有关文化自由、文化批判、文化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阐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创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更是被我国学者视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祥地”[9]。

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论述了自然的优先性以及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性。他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10]“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同时，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依附关系，人不是普通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存在的“类存在物”，这种特殊方式就是以自然为前提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人对自然进行加工改造的文化创造活动，“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2]正是《手稿》阐述的人与自然一体的这一重要思想，正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

其次，《手稿》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内涵。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特征，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总是通过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对象性劳动作用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总是通过这种主客体统一的创造性活动使“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3]。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化的自然界”基本上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概念。“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论述虽然没有提及‘文化’，却是在深刻地讨论人的文化。他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实基础。”[14]

最后，《手稿》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辩证批判，确立了一种新型文化价值理念。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像黑格尔那样“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5]，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高度肯定了劳动对人文世界的创造性意义的同时，还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劳动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将其规定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四个基本类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之对立，“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16]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还得出了异化劳动必将导致类似于文化异化的结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7]而“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18]要消除这种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导致的文化异化现象，马克思强调必须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9]虽然马克思在此处所讲的共产主义还具有一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但他提出的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扬弃异化劳动、克服文化异化的重要思想，无疑是为未来人类社会描绘了一幅崭新发展蓝图、确立了一种新型文化理想。

（二）基本形成阶段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而且深入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从而彻底清算了他们以前文化信仰的旧哲学基础，实现了和以往文化史观的最为彻底的决裂，并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原理，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正式形成。之所以把《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得以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中通过深入批判旧哲学而实现了与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彻底决裂，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中通过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首先，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物质前提。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否认任何历史的物质前提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0]通过对人类生产活动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物质生产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人口的生产和繁衍，这也是历史的必要条件；在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过程中，不仅发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发生了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语言文字等精神生产成果逐步形成，人类文化得以产生。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前提的考察，使文化的主体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从而为把握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找到了现实的物质前提。

其次，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使我们认识到了精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1]随着社会分工和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类精神文化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真正的社会意义，“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22]虽然说人类精神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不能像唯心主义文化论者那样将其夸大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最终还是要受到社会实际生活的制约，“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3]

最后，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社会结构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一般进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是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劳动实现的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是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4]。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初步提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范畴，阐明了市民社会是国家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思想。“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5]因此，随着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基本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形态依次出现更替，人类精神文化也相应发生演变。“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6]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人类精神文化发展过程，正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做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三）公开问世阶段

虽然说《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极力阻挠，加上出版商对《形态》中所批判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情，致使这部著作的全文没有能够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与读者公开见面。直到1932年，《形态》全书才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第一部分第五卷。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并于1848年2月得以公开发表。“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27]因此，《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惊天动地的出生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公开问世的里程碑式文献。[28]

恩格斯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9]这一基本思想确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立论基础的，也确立了这一科学文化理论所强调的文化发展“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终极性解释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思想上也占据统治地位，一定的思想观念是对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会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随着以所有制关系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政治统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0]而且，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考察了“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精神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规律，驳斥了超阶级的文化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不存在所谓“超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是由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等精神文化终究是由其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社会因素在旧社会母体内部孕育萌发出来，导致新旧思想文化依次发生更替，“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31]所以，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已经比较详尽地论证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变化发展规律，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终创立夯实了立论的理论根基。

同时，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热情洋溢的语言，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通过现代化机器大工业生产，开拓了世界市场，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都要先进得多的科学文化，打破了民族文化的片面性、狭隘性和局限性，使人类精神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创造活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2]当然，作为一种批判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绝不会仅仅肯定资产阶级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起到的上述“非常革命的作用”，其思想中更为精彩的部分，主要体现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缺陷、弊端和不足作出了无情的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3]“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4]这使我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理念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核心思想以及资本主义文化对外殖民扩张的野蛮本性和伪善面目。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还阐明了世界历史境遇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5]这种每一个民族都被卷入到世界历史巨流中的一体化、整体化趋势，“就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现象。……从历史发展来看，《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历史’现象与今天人们所认为的‘全球化’现象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36]在对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作出了科学预见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交融问题作出了深刻阐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7]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广义角度来阐述“世界文学”的，他们强调的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一种“世界的文化”，即相当于现在人们热议的“全球化的文化”。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对世界历史境遇下各民族文化交融问题作了以上共时性的理论阐述之外，他们还对文化发展演进规律作了历时性的阐发，揭示了世界历史境遇下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38]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代之以一种更为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公有制，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为彻底的决裂，把教育同物质生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使“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即“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发生了彻底改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9]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揭示的世界历史境遇下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建设好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共产主义文化。